作者：程敷信
芜湖科学图书社创办于1903年，停业于1937年。在它存在的漫长岁月里，对芜湖和徽州地区新文化的传播和马列主义的宣传都作了一定的贡献。
科学图书社是绩溪人汪孟邹创办的。汪孟邹在开设该店之前，深感绩溪地处偏僻山区，对外交通完全依靠肩挑脚走。清廷废除科举之后，家乡开始兴办学校，购置课本文具都很困难。因而他想去芜湖办一书店，便利家乡学校图书文具的供应。他的这个想法，得到绩溪部分热心公益人士的赞同。随后他邀集了一千多元的股金（每股壹佰元），在芜湖长街徽州码头租了一间进深颇长的长条形店房，开设了科学图书社。
这个店开设之初，主要业务是经销学校课本和各项文具。为了便利绩溪的学校，还约定了两批挑伕，挑送书籍去绩溪。这些人不算店内职工，挑一次货算一次报酬。但允许他们同时给在芜谋生的绩溪同乡挑运行李、货物、捎带银钱和书信回家，这种代办业务由他们自行收费。他们每月都要来往绩溪、芜湖一次，人们称他们为“信客。”这个做法从清末一直延续到1932年芜屯公路通车后才逐渐停止。
汪孟邹开设了科学图书社后，锐意于传播新文化。除课本外，尽可能经销各地出版的有关新文化的书刊。又先后与在芜湖教育界和其他方面有名望的进步人士联系交往，其中有柏文蔚、苏曼殊、邓绳侯、鲍继唐、李光炯、陈独秀等人。陈独秀当时在“安徽公学”教书，并负责编辑《安徽俗话报》。这份报纸就是由科学图书社印刷发行。陈独秀也就住在该店楼上，并在该店搭伙食。
大约在1917年，汪孟邹为了采购图书文具的便利和图谋事业的发展，将科学图书社交给陈啸青负责经营，自己去上海，在公共租界牯岭路租了房子，开设亚东图书馆。这个店既作为科学图书社的“申庄”，又以出版商的面貌出版发行地图册和宣传孙中山主张的《建设杂志》、孙中山的早期著作《孙文学说》、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等书刊。后来又发展到出版发行经过认真校勘、分段标点的古典小说和各种新文艺书籍。业务有了发展之后，又在长沙路设立编辑部，在广东路设立发行所，逐渐成为一家中等的出版商。这里还要说明一下：对各种古典小说如《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书，进行校勘、分段并加标点然后出版发行的这种做法，是亚东图书馆首先做起的，并且做得很认真，深受各方面的好评。
1912年以后，芜湖的书店逐渐多起来了。除了两三家专售《论语》、《三字经》等等的老书店以外，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都先后在芜湖开设了分店。当时几家老书店不卖新书刊，几家大出版商的分店又只发售它们自己出版的书刊。科学图书社的经营方针却是独特的，除了和一般书店一样经营文具和课本以外，专门经销国内各地出版发行的新书刊。后来陈独秀等人在北京创办的《新青年》杂志，鲁迅创办的《语丝》杂志等等，芜湖就只有科学图书社独家经销。所以，它虽然只有一间方丈危楼的铺面，可是在芜湖的书业同行中却是最有影响的一家。
“五・四”运动期间，由于汪孟邹和各方面的友谊，以及科学图书社活跃的经营作风，该店成了芜湖教育界进步人士的聚会和活动场所。当时省立第五中学的刘希平、高语罕、民生中学的李克农、宫乔岩、钱杏邮（即阿英），还有省立第二农校、省立第二女师、公立职业学校等校的卢仲农、卢伯荪、王彼山等人，都经常出入科学图书社，在该店议论时局，交流意见，并委托该店职工办一些杂事。该店经理陈啸青，因为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中的各项活动，曾被警察局借端传讯并拘留过一次，后来是由汪孟邹来芜活动，委托明远电灯公司经理、芜湖商会会长吴兴周和其他人一起具保才得到释放的。
1923年是科学图书社开业二十周年纪念。许多先后与该店有过联系的进步人士和知名人士，写了些纪念性的文字寄来祝贺。该店选了四幅用镜框挂在招待客人的地方。这四幅是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北大教授）和蔡元培写的（是不是有蔡元培的，我的记忆有些模糊了，但其他三人是准确的。）陈独秀写的那幅字数较多，我记得头一句是：“芜湖长街方丈危楼的科学图书社，……。”后面讲到他住在该店楼上编印《安徽俗话报》，讲到该店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胡适写的只一句话：“给文化做了二十年的媒婆”。
开业二十周年纪念之后，陈啸青离开芜湖去上海亚东图书馆了，科学图书社的经理职务改由程远模担任。当时，有些在“五四”运动中活跃的进步人士如高语罕、李克农等人先后离芜，但也还有王筱山、卢仲农、钱杏邨等人仍留在芜湖。这些留在芜湖的进步人士和科学图书社的交往还是密切的。科学图书社的经营方针也没有变，照旧销售各地出版的新书刊。1925年以后，常常收到广东方面出版的书刊，其中不少是宣传孙中山学说和共产主义思想的。这些书刊到底是什么人介绍寄来的，科学图书社本身也不清楚。只是在收到后翻阅一遍，估计在当时军阀统治的局面下能勉强公开出售的就摆上柜台，否则便收藏起来。
1927年北伐军进展到长江流域以后，汉口长江书店不断地寄运大批书刊给科学图书社销售。长江书店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出版机构，陈独秀则是当时中共中央的总书记。还有个汪孟邹的侄子汪原放，那时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所以，当时科学图书社认为，长江书店主动寄运书刊给它销售是不足为奇的，便竭尽所能予以推销。这些书刊中有共产主义的入门书，如《共产主义ABC》，也有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当时这些书刊甚为风行，销售量很大。
在1926年才离开芜湖，不知去向的钱杏邨，也在北伐军到达芜湖时回到芜湖，并成了国民党县党部的负责人之一（据了解他当时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民党的。）他仍是过门必入，常常来到科学图书社，谈谈形势，翻翻书刊、告诉店里职工要注意什么。高语罕也回过芜湖一次，一到图书社就提着一个沉重的大皮包，寄存在该店。过了两天他又走了。
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前夕，有一天，钱杏邨呈现出一副焦急严肃的脸色走进科学图书社，找经理程远模作了密谈。他告诉程远模，时局将有剧烈变化，要程立即停止出售长江书店出版的所有书刊，并对这类书刊作出适当处置。随后又到店堂里看了一下，指指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和另外几种其他书局出版的书刊说：“这些也要收起来。”说完就匆匆地走了。当天晚上，科学图书社的全体职工通宵达旦，忙于捆扎书刊并于深夜运到绩溪同乡开设的信泰、义泰两家漆店收藏起来。
果然，一两天后的早晨，国民党芜湖县政府、公安局、戒严司令部联合派来了武装人员，把守了书社的前后门，进行了无处不翻的大搜查。因为事前有所准备，所以只查出几种其它书局出版的，搜查人员认为有问题，其实是关系不大的书刊。经理程远模当场被带走了，放回来后又连续被传讯了两次。经过请人说情、设宴请客才了结。事后了解，才知是深夜开始大逮捕，黎明后搜查科学图书社。至于钱杏邨，则在来该店打招呼的当天就化装离开芜湖了。
此后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科学图书社在经销书刊方面持谨慎态度，稍有妨碍的书刊则采取“卖熟不卖生”的做法，也就是说将可能发生问题的书刊收在橱内，向熟悉的顾客出售，不在柜台上公开卖。到1930年以后，又经销生活书店、开明书店和上海一些新办的小书店出版的书刊，并代订各种杂志。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文化围剿”的时期，进步书刊，动辄遭禁。但是上海“左翼作家联盟”编辑的《拓荒者》、《北斗》等文艺杂志，生活书店发行的《生活》、《新生》等政论性周刊，科学图书社都想方设法代售、代订，为芜湖广大读者阅读爱国进步书刊提供了方便。
七七事变，日寇侵华。同年十一月，开办了三十五年的芜湖科学图书社被迫停业了。
（本文作者系当年科学图书社职工，所述均其亲历。——编者注）一九八四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