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为
前言：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也很有价值。如近百年来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产生、发展和消亡的。那些典型人物、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虽然灭亡了，有的本人也死亡了，但事迹可以作为史料记载下来。
——摘自《周恩来同志1959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茶话会上的讲话》
引子
解放之前，清廷大臣李鸿章的后代有不少人在芜湖，那时芜湖的人们习惯称之为“李府”。当年，“李府”在芜湖·曾大量投资房地产，并经营一些工商业。于今，“李府”早已成为历史陈迹，但流传下来的一些轶事琐闻，今天看来，对研究李鸿章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李鸿章在清廷大臣中是位举足轻重的显赫人物。他一生效力清廷，对外卖国投降，对内镇压农民起义，是历史的罪人。这在我国近代史书中，已多有记述，本文不加评议。至于他提倡洋务运动，兴办一些军事工业和工商、航运事业，其出发点以及客观上对当时和以后的影响如何，仍有待历史学界作进一步探讨。我们现在所搜集、整理的，只是李鸿章家族在芜湖流散的一些事迹，且为史书所没有记载者。虽仅一鳞半爪，却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李府”这个封建大家族兴衰的真实情况，也可以从一个片段史迹，了解芜湖这个城市的发展历程。虽属旧事重温，却不无现实意义。
“李府”这个“玉堂金马”、“钟鸣鼎食”的封建大家族，因官高、权重、禄厚而聚敛了大量财富，其田地、房产、质铺、商号、公司遍布省内外，甚至在国外也有股票，存款。仅芜湖一地，业经查明核实的“李府”财产，也为数甚巨。就此概述“李府”在芜湖投资房地产的规模，并提供一些具体数字，借以窥见其财富的全貌，可以看到封建社会里、许多大官僚地主家庭的一个典型。
“李府”不是天生的，它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也有一个由发迹而兴盛到衰败的过程。它从晚清同治年代到民国初期，延续六、七十年之久。我们搜集到的轶事琐闻，也真实地反映了“李府”中形形色色人物的活动状况，其中有效忠清廷、“立功”沙场而飞黄腾达的；有怀才受抑、郁郁而殁的；也有承皇室殊恩鸩毒而死；为争夺经济利益而被暗杀的；更多的是买办、经商致富的富家翁，依恃巨额遗产而纵情花酒、腐化堕落的纨挎子弟；但也有因受时代潮流影响而出现与此相反的人物，那就是“李府”还有一些非常重视子女教育的家长，因而也培养出一些新的一代后人。其中不少在国内外受过高等教育，有的成为教授、专家、学者、工程师；有的是在政府机关、工矿企业担负重要职务；有的是侨居海外的爱国侨胞；有的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慷慨解囊、冒险支援人民革命事业的开明人士。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已经或者正在为祖国“四化”建设和统一大业做出积极贡献。这些史实生动地说明：由于新旧社会制度的不同，对“李府”后人来说，他们前途或结局也就迥然有别。这一历史经验，足以使人深省。
现在就搜集到的这些历史资料，编成本文。共分三个部分：一、“李府”世系简述；二、“李府”在芜湖的房地产；三、“李府”人物沉浮。这些笔墨，倘能稍补有关文史记载之阙遗，有助读者对近代史事之了解，那就是编写本文的愿望。
一、合肥“李府”世系简述
合肥“李府”世系是自李鸿章之父李文安叙起。李氏宗族字辈排列如次：“文章经国，家道永昌，勋荣世守，福寿成双。”李文安原配夫人李氏，同姓不宗，称李门李氏，原籍都是合肥。他们夫妇生六子，为章字辈，长子瀚章，次子鸿章、三子鹤章，四子蕴章，五子凤章、六子昭庆；孙二十八人，经字辈；曾孙四十一人，国字辈。女子在外。家字辈和道字辈很多，无从知其数，且散居海内外，难以考查。《清史稿》为他的子辈、立传的有四人：即鸿章、瀚章、鹤章、昭庆载其孙辈官职名者五人：为经方、经述、经迈（均鸿章子）：经羲（鹤章子）、经畲（瀚章子）。列世系简表于下：（为便于排列，将原表分为七部分，并加补注。）
附注：世系表中均按字辈取名，与各人当时通称的雅号、绰号对不上，如在芜湖的“五大人”，仲洁、仰尼，究竟在世系上是谁？除“漱兰堂、“通德堂”外，其他堂号究属哪一房？李玉良究竟是谁的儿子？还没有完全查清楚，有待校正。
这里对李文安夫妇略加记述。
李文安之父原姓许，过继李氏承桃，改姓李。世系辈份自“文”字始，而李鹤章墓志铭有云“祖本自许，桃李始昌”，可证。李文安老家在肥东撮镇以南十里的临河集，李鸿章发迹初期，就在老家盖了一两百间房子，门楼高大，人称“李府大屋”。另有南仓房、北仓房，每当夏秋新谷登场，农民二、三百人，为之堆谷进仓。还有一个典当铺。至李鸿章居高位享厚禄，子孙也多升官发财，分别住进大城市，老家自然逐渐冷落了。
“李府”老坟山在肥东店埠北二十里的小李河，也有大屋和仓房。光绪八年，鸿章之母死于武昌，其棺柩由瀚章以小火轮运回老坟山安葬。《清史稿》记载“李鸿章丁忧百日，促返天津任所，瀚章家居丁忧六年，复任湖广总督。”据说李母葬的是“风水福地”，叫做“金被盖牙床”，主子孙富贵。民间另有一种传说：“李府”葬“金被盖牙床”，老百姓却遭了殃。当年李瀚章葬母之时，正值稻子金黄、丰收在望季节，河汉水浅。载运李母棺柩的小轮经过巢湖至合肥，本来不能直达小李河，可巧及时下一场大雨，河水猛涨，泛滥成灾，轮船就顺利到达目的地，李母安了葬，可老百姓稻谷被淹、遭了殃，本来只是偶合的事，但也可以想见黎民百姓对于权贵的怨愤之情，真是“宰相合肥天下瘦！”
李文安曾任典狱长，后来官至刑部郎中。太平军兴，奉旨回合肥办团练。咸丰三年，太平军占领合肥后，“殁于乡”，遗命其子鹤章从戎。他死时，六个儿子只瀚章一人在江西做地方官，其余均末发迹。
“李府”之为官僚、地主、资本家三位一体的大家族大富豪，是在李鸿章任江苏巡抚兼五口通商督办时开始逐渐形成的。至李鸿章任北洋大臣入赞中枢，大办军工、交通、实业时期，便进而迅速发展起来。那些“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大企业，李鸿章的子侄，都分别参与经营，如经营招商局等，因而积累致富。这是旧社会“升官发财”的典型。官与财是形成“李府”这个大家族的两大支柱。
“李府”究竟有多少财产，这是难以搞清楚的事。以“李府”二十八个经字辈中不太富有的一家为例，即蕴章之子经达，他虽然财产不多，但也有租田一万多亩，在庐江城里有一条大街的楼房。再以四十一个国字辈中最差的李子嘉来说，也有租田一万三千亩，芜湖、上海还各有一幢楼房。其他几十家除拥有房地产外，还经营工商企业。倘若把这几十家大大小小的“李府”合成一个大“李府”来计算，其财产总数，就更惊人。然而这都是李文安死后的事。
“李府”老家附近的老百姓有一个关于李鸿章之母李门李氏夫人的传说，不妨借以了解这位处在“李府”重要地位的无名人物。
李母是贫寒出身的劳动妇女，身体健壮，一双大脚，脸上还有麻子，却精明贤惠，对子女管教起了重要作用。在她的子女面前，是一位好母亲。
据说李文安兄弟四人，其父是乡村塾师，教学之暇，常在村边散步。一天，他看见一个贫而丑的姑娘，挑一担水走在跳板上，压弯了跳板，这位塾师惊奇姑娘的“身份重”、有福气，便有意识地雇她来家挑水烧饭，希望让哪个儿子能娶到她。寒冬大雪，老塾师故意不给姑娘被子，让她睡在灶门边柴草铺上。一日清晨，他发现姑娘铺上有一件棉衣，便找来四个儿子询问那棉衣是谁的，文安只得承认说：“夜晚从书房回来，经过灶门前，见到姑娘没盖的，踡在草窝里，于心不忍，便脱下棉衣丢在草铺上给她御寒，并无他意。”不料老塾师一拍桌子，喝道：“这还了得！瓜田李下，败坏我家门风事小，破坏姑娘名节事大，没得说的，你非娶她不可！”文安只得遵父命，娶了这位大脚麻姑为妻，她就是李门李氏。后生六子，因此人说老塾师重德才、不重容貌，有眼力，一直作为佳话流传下来。
李母是农家妇女，确实能干，也有气魄，儿子官大，在她眼里还是孩子，不假词色。瀚章为两湖总督，鸿章为两广总督。瀚章先接李母住武昌总督署。以后几年，他兄弟俩连续互调四次，李母说：“你们只管调防，我是大安身不动。”《清史稿》有此记载，并说：李母“累年不移武昌官署，时以为荣。”一次，鸿章升任中堂，迎母来京，百官、命妇，夹道迎接，鸿章扶李母八抬大轿轿杠步行随侍。可巧李母两只大脚露出轿帘，那时汉人妇女以小脚为美，鸿章悄悄地扯扯轿帘遮住大脚，不料李母大怒，一拾脚踢开轿帘，说：“不孝的东西！你父亲不嫌我脚大，你到嫌起来了”！喝令“回轿，回老家！”吓得鸿章叩头赔罪不迭。这也是作为母教典故，流传民间的。有一次慈禧太后召见李母，她应答很得体。慈禧说：“你养了好儿子，有福气。”李母答道：“这是皇家的洪福，太后的恩典。”慈禧很高兴，也很感慨，亲笔题：“尔享子福，我做劳人”八个字赐给她。这个题词很符合慈禧的口吻，流露出叹亲子同治戴淳早死、恨亲侄光绪载湉不顺的心情。
二、概述“李府”在芜湖的房地产
从芜湖解放上溯的五十多年间，“李府”在芜湖的房地产，有一个由迅速发展到逐渐减少的过程。
光绪初年，芜湖成为通商口岸、到民国二十年之间，是它的发展扩大时期。在此期间，拥有大量房地产的有“李漱兰堂”，属李鸿章嫡子李经方房下；“李蔼吉堂”、“李志勤堂”、“李固本堂”大概分属李鸿章次子经述或经迈房下和李昭庆房下；“李通德堂”属李蕴章之子李经达的房下。还有“三大公馆”、“五大人公馆”在芜湖。“四大人公馆”在大通，也有大量房产。“钦差府”属“漱兰堂”。大房瀚章、三房鹤章、五房风章未查明在芜有无房地产。这些堂号掌管的房地产数量不等，以“漱兰堂”为最，“蔼吉堂”次之。其发展房地产的办法，先是向旧政府购买旧城郊的空地、荒山、荒滩，和购买私人的田园，可说是插草为标，成片划界。然后开辟街道、马路、兴建楼房，形成市区和住宅区；也有购私人房屋加以改建或拆除，构成整体；也有出租地皮给别人建房，住满若干年后收归“李府”所有。形式多样，发展迅速。
“李府”兴建房屋，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李府”自用的，有“公馆”、“钦差府”等深宅大院，走马楼房；有“大花园”，“景春花园”、“长春花园”、“柳春园”等楼台亭阁、规模宏大，气象不凡。一种是出租的市面房屋和住宅楼房，收取房租、地租。这两种房屋包括花园等，总的建筑面积究竟多少，已无法确切考查。但是，可以概括地说：芜湖旧城区以外的老市区，包括沿河南路、长街、二街、三街、渡春路、新芜路、中山路、吉和街、华盛街等地区的地皮房屋，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属“李府”所有。去年为建造中江桥所拆除的一批旧房屋，原来都是李蔼吉堂“五大人公馆”所在地。挖桥基时，民工挖出一只“金乌龟”以四元钱卖给货郎担，后被北门派出所民警追回，一称，十九市斤重，经鉴定不是金的，已交银行库存。这可能是“李蔼吉堂”的遗物，因而也可以证实“李府”房地产原来占有的广阔位置。
民国二十年以后，“李漱兰堂”主人李伯行离芜，不久死在大连，从此芜湖“李府”衰落，房地产便逐渐减少了。
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李府”后人坐吃山空，大量贱卖产业，以供挥霍，维持生活。其次是毁于天灾、战祸，特别严重的是日寇炮火的破坏；也有为市政建设所征用或被日寇、汉奸所占有、抗战胜利后作为敌产、逆产被没收的；还有为豪强侵占或大管家侵吞的。随着“李府”的衰落而不断递减的房地产，直到解放前夕，只有“李漱兰堂”还存有一小部分，而别的“堂”号几乎荡然无存了。
对于“李漱兰堂”执有的房地产，经过考查，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分述于下：
（甲）解放后“李漱兰堂”收取房、地租的情况：
据解放后为“李漱堂兰”收房租的吴宗愚老人说，房租标准是承袭租约的规定，解放后没有变动，大致是：一爿市面楼房上下两间，约五十平方米，每月租金三斗米（四十五市斤），房地税捐以及修缮费用，概由住户自负。“漱兰堂”此时每月共可收房租折合人民币约三千元。过去被占住、侵吞的房屋，大都收不到房租。还说：他的每月工资为两担米。他收的房租，交给“漱兰堂”帐房，出纳人员是于金林。
（乙）解放后，“李漱兰堂”房地产实存数：
解放后，“漱兰堂”有房屋276幢，地皮299.0189亩。这些房屋分布在芜湖市区二十八条街道和里巷。具体情况如下：（每幢都有门牌号码，从略）
①中山路69幢；②新芜路42幢；③集益里34幢④国货路24幢；⑤民生路21幢；⑥柳春园13幢；⑦公园巷11幢；⑧中二街7幢；⑨小戏园6幢；⑩仁德里3幢；⑪仁寿里6幢；⑫公安街3幢；⑬清和坊2幢；⑭管驿巷4幢；⑮胜利路4幢；⑯环塘路4幢；⑰双桐巷4幢；⑱西河街3幢；⑲华盛街2幢；⑳中菜市2幢；㉑十三道门2幢；㉒扶风里2幢；㉓泗关街2幢；㉔集贤里1幢；㉕河街1幢；㉖教导路1幢；㉗成觉庵1幢；㉘西内街2幢。
（丙）“漱兰堂”于解放后捐赠房地产兴办教育的情况：
捐赠经过：解放后，“漱兰堂”的主人已不在芜湖，五一年由“漱兰堂”总管周梦文作为该堂代理人，向芜湖市教育局局长石元皋申请，将这二百七十六幢房地产捐赠办学。几经协商，市教育局接受捐赠，兴办“中江中学”，接管了这批房地产，作为中江中学校产。五一年底，组成校董会负责管理，除60幢作为代管、房租收入汇往上海的“漱兰堂”后人外；其余216幢房租收入，作为学校经费。当时校董有范治农、黄梦飞、朱子帆、崔亮功等人。五三年七月，中江中学改为市立二中，成立校产清理处，同年八月开始办公，着手清理这批房地产，结算租金收入与开支帐目，到五六年十二月底，清理工作完成，五七年元月将此二百七十幢房地产，全部交市房地产管理局接管。
校产收支：五一年至五六年作为中江中学校产阶段，这二百七十六幢中二百一十六幢作校产的房地产五年总收支：地租收入59，108.35元，房租收入72，886.87元，房料变价收入6，512.26元，其它收入32，034.45元（如利息等），总计收入164，541.93元，全部支作中江中学经费。另外为“漱兰堂”代管的六十幢房产总收入30，184.16元，汇往上海“漱兰堂”后人，以及汇费、退押租等总支付15，703.69元，结余14，480.47元。（因五三年以后汇往上海的定额，每年为五百元，故有结余。）
一举两得：在校董会接管和校产清理处成立后，为清理这二百七十六幢房地产产权做了大量工作：（一）发现漏掉的房屋有四幢。（二）租地造房到期收回的八幢。（三）单位占用拨还的二幢。（四）新修翻建的一二四幢。（五）旧房倒塌折料变价的二十一幢。从上述清理情况来看，解放后，“漱兰堂”不但无力解决清查、收回房产等历史遗留的烦难问题，甚至正常的收取房地租也难以进行。捐赠办学，算是“李府”唯一的正确的处理办法，既有益于教育事业，也可以保住存留的房产。可谓公私两利。
“漱兰堂”这二七六幢房产，已无法查清其总间数和总建筑面积的实际数量了。但是，根据市房管局另外一幢属于“志勤堂”的房产档案，可以比照估算。这幢房产是上长街原一三六号，房屋共计三十六间，建筑面积为884.98平方米。以此为估算标准：平均每幢三十间总面积为八百平方米，即二七六幢合计房屋11，040间，总建筑面积220.800平方米（巡抚注：原文录入，估计为讹误，应该为20万平米以上。）。证以中江校董会平均每年房租收入为20，614.21元，以每平方米每月租金0.10元除之，得出的总面积与估算的大致相符。
上列各项具体数字，是从芜湖市档案馆专案文件中抄录的。这二百七十六幢房地产只不过是“李府”在芜湖房地产的极少极少的一小部分而已。由此可以想见其全盛时期在芜湖投资房地产的庞大规模。
三、“李府”人物沉浮
李伯行在芜大量投资房地产
李伯行就是李鸿章的长子经方，曾居芜湖，今日芜湖的六中校址、便是伯行所住的“钦差府”，或称“相府”。他在芜湖大量投资地产，“李漱兰堂”所经管的产业，便是他的财产。
《清史稿》三九・“李鸿章传”有云：“鸿章初以兄子经方为子，后生子：经述，赏四品京堂，袭候爵；经迈，侍郎。”现经核实，经方非如《清史稿》所云：“是其兄（瀚章）之子，”而是其六弟昭庆之长子。经方虽然过继给鸿章为嫡子，但没有按嫡子身份承袭鸿章受封的侯爵。光绪十二年正月，俄皇加冕，李鸿章充专使往贺，兼访德、法、英、美诸国、“陛辞，上念垂老远行，命其子经方、经述随行，所到礼遇逾等。”这次出使费时七个月，到八月始返京复命。这时李鸿章六十四岁，据此推算，经方才二十多岁，经述不过十七、八岁。经方随侍出国，史有记载，便是他的住所称“钦差府”的由来。因他娶了几位外国太太，养了两个混血儿，是否如人们所说，他曾任驻外公使呢？为了核实，遍查光绪年间驻外使节人员的记载，没有经方的姓名，可见他并未当过公使。但可能出任代办或使馆商务参赞之类官职，而《清史稿》对这类人员则略焉不详。据说，辛亥革命成功，清帝逊位后，经方困居海外，借债回国，这也为其未任公使的佐证。
经方未袭侯爵，倒便于从事“官督商营”的企事业。例如，“招商局”这个大轮船公司，在同治十三年由李鸿章倡办，先是官商合股，后是退还官股，改为官督商办。由于外轮侵挤，官而不督、商亦难办，经理中饱，不数年，仅存轮船三艘，航运事业濒于破产。约在光绪十年，经方增招商股，新旧股合为四百万两，赴英向盛昌轮船公司先后添购轮船共三十艘，重振招商局，直属以李鸿章为总督的直隶总督衙门监督，官为扶持，商负盈亏。光绪三十三年，又与英商太古、怡和两轮船公司订立三公司利益均等之约，抵制其他外轮侵挤，招商局营运业复振，曾远航外洋，直达欧美日本等港口。可见招商局后期实际上以经方经营为主。
民国初期，国民党政府以宋子文为代表，强行从经方手中接收招商局为官商合资经营，实际变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经方的姑表李性桃任招商局高级职员，为之办理资产帐表移交的工作。据说，经方为此气得生了一场大病。移交后，经方的侄子李国杰一直留任招商局轮船公司董事长职位，后来被判刑，三九年又被暗杀。
经方身材不高，晚年成为矮老头。他精通英语和其他外语，讨了七、八个小老婆，其中有两三个外国女人，一个是法国的（一说是德国的），一个是英国的，一个是日本的。只有英籍夫人随经方回国，长住上海。这位英籍夫人传闻是当时英国女王的侄女，称为公主，英国使臣来我国，经过上海，必先拜见公主。经方到处设有公馆，但经常与英籍夫人住在上海。据说他在大连别墅浇花时，因脑溢血而死。他曾预留遗嘱，每个夫人分给三十万银元。李家瑾之父李正斋曾去大连协助料理丧葬。经方死后，这位英籍夫人仍留居上海，抗日时回英，抗日一胜利就再回中国。这位公主对中国很有感情，她说这是她丈夫安息的国土，也是儿子乔治生长的地方，舍不得离开。解放前夕，由于年老无人照顾，才回英国去了。自从上海有了租界，英国便开始在租界架设“德律风”（即电话），后来成立英商上海电话公司，垄断全市电话业务，直到解放。经方的英籍夫人握有这个电话公司一部分股权。“李府”的后人多有见到这个夫人的，说她身材颀秀，仪态大方。会讲中国话，习惯中国道德礼仪。
经方在芜大量投资房地产是从光绪二年（一八七六）芜湖辟为通商口岸之时开始的。早在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二）开沿海五口通商，外轮已驶入长江。芜湖形成米市后，有大量米粮出口。所谓米粮出口，那时是指漕米聚散的口岸。其时田赋征银，以银购粮北运，谓之漕运，乃是皇家命脉，设大臣总理之。招商局成立后，享有漕运专利，独家经营，沿海路北运天津，这本是理所当然之事。可是外国轮船公司却提出无理抗议，要求分运，利益均沾，否则，即以侵挤相威胁，清廷只得屈从，并满足外商大量增加沿江沿海口岸的需要。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七月，李鸿章奉命与英方订立“烟台条约”，条款中原只包括增开大通、宜昌等九个通商口岸，但又应英人总税务司赫德之请，将芜湖增列为口岸之一。从此，外轮在芜湖设轮船码头，外商租地建仓库、货栈，直接卸货和装运了。这些码头、仓库、货栈，即成为租界。一时外轮码头分立于芜湖江沿，称为洋码头。此时以经方为主的“李府”便来到芜湖大量投资地产。
芜湖，原是皖南山货、米粮集散地，有青弋江、长江水运之便，很早就是一个重要水运商埠。明末即设部辖的芜湖关，崇祯年代，芜湖关年收关银至七万两。那时芜湖商业区只在南门湾沿河一带。现在那里还遗留米市、鱼市、薪市、花街、打铜、油坊、笆斗等行业性的街、巷名称。形成通商口岸以后，商业区逐渐移至长街，粮号、米厂则集中于江口一带。芜湖原来的军事、政治中心是在河南岸，那里还遗留有将军府、道台府之类的街道名称，以后才移至河北岸老城区。那时的老城郊外，则是棚户错落的一片荒野。“李府”来芜以后，圈买这大片荒野地皮，大量建造楼房店面。逐渐形成二街、三街、吉和街，沿河街、集益里和后来定名的中山路和新芜路等等成片、成条的商业区和住宅区。从此，芜湖市面迅速地扩展起来。“李府”也为自家建筑一批楼台第宅。“李府花园”，则成为芜湖游览胜地。现就搜寻所得的史迹，分述于后：
投资房地产：经方整顿后的招商局：在上海设总栈，芜湖也设立了行栈。栈，包括码头、仓库、办事机构。芜湖行栈，也由“李府”的李仰尼、或李忠吉任经理，说明“李府”各房也来到芜湖置房地产了。其中以“漱兰堂”的房地产为最多，遍布芜湖老市区各条街道；“蔼吉堂”、“志勤堂”次之，其房产在长街和弋江桥至中山桥河街一带，“固本堂”房地产在上二街、柳春园一带。
经方是亲自规划投资扩展芜湖老市区的房地产的。至民国十九年（一九三零年），他还开辟了中山路、北平路。他原拟将中山路建通至中山桥头的河沿（那时叫头道渡还没有中山桥），因须拆除几间旧民房，当时有一个在日本领事馆任中文文书的沈某，依靠日本人的势力，从中阻挠。经方亲自坐轿到沈家拜访，姓沈的说：“相爷开马路造市房是好事，只是那几间民房是小民生计所依，还请相爷高抬贵手。”经方不敢得罪他，只好将中山路南端修到现今的同庆楼转入二街接陡门巷口，形成现今国货路半边街的状况。同时建造沿路两侧的市房，形成中山路的新的市区。北平路接中山路至新市口，业已修通马路，只因民国二十年大水灾没有修建房屋，解放时的北平路两侧还是荒野。
开辟中山路是经方在芜湖的最后一次投资。由于国民党政局混乱，军阀混战，芜湖屡遭天灾人祸，经方便离开芜湖移居上海，“李府”中的其他后人亦大半离芜，各堂房地产概由管家经营。“漱兰堂”管家有蔡祥甫、蔡冰梅父子、杜华亭、唐粹亭、周梦文等；“固本堂”管家有高节之。这些大管家手下还有许多管家。后来这些大管家都发财致富，且一跃而成为社会头面人物、商业巨子。如在芜湖沦陷期间，民间就流传着“若要物价回，就杀蔡冰梅”的歌谣。“李府”日渐式微，它在芜湖的房地产所有权也就日渐丧失了。
“李府”花园：陶塘原为一片水草从生的水滩，水深处有小岛，水浅处有小洲，周围没有塘堤、道路和桥梁。开辟中山路之前，陶塘至江边沿北平路的方向，还是水洼、溪流、田野。今日的市府大厦，原是当年陶塘边的水滩。“李府”在大量投资房地产的同时，沿塘修桥，随坡筑路，环塘修建楼台亭阁，栽花植柳，堆假山，建亭榭。其中有“漱兰堂”的大花园、西花园；“蔼吉堂”的景春花园；“志勤堂”的长春花园；“固本堂”的柳春园，同藕香居、烟雨墩等建筑物参差错落，沿塘点缀，联成一个园林整体。花园大门，设在范罗山、新芜路的路口处，通向华盛街的“钦差府”，花园后门有渡春路至上二街，通向“三大人公馆”即在景春花园之内。一座座近水楼台，一处处花木庭园，波光烟雨，灯火月明，四时景色不同，均极一时之胜。据曾游者称：花园特色，是环塘种植玉兰花、莱莉花等花树，游人坐在花树之下，不移时落英满襟，暗香盈袖。可惜一毁于水灾，再毁于战乱，彻底毁于日寇炮火。名园遭劫，古迹成灰，这不能不说是古城芜湖的文物的一大损失。当年楼台亭阁的典雅称号，迄今犹作为街道之名而留存，仍可依稀想见其胜景之规模。
就“李府”大花园的具体变迁来说，北伐军江左军先锋第二十七军进驻芜湖，该军政治部曾设于陶塘烟雨墩。三一年水灾后，烟雨墩还完好无损。抗日之前，蔡冰梅首先占有大花园，开“绮陶轩”高级酒家，灯红酒绿，招妓佑饮，糟場了名胜。日寇侵占芜湖，沿塘楼台亭阁全毁，陶塘成为一湾臭水，仅存的“藕香居”那幢大楼房，被日寇占作“慰安所”，即随军妓院。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芜湖行政专员张威遐用一部分接收的敌伪物资修筑环塘路，疏浚塘泥，恢复为游览地。而大花园废墟则成为卖打卖唱卖药的场所。烟雨墩则搭起芦席长棚，开设酒馆，乌烟气。今目的镜湖公园，是解放后在陶塘废墟上扩展兴建起来的，真可谓：绮丽风光今胜背，明珠放彩媚江城。
经营小商业：“李府”经营新兴的官僚资本工商业多在津沪等沿海港口大城市，重点不在芜湖。即使这样大规模在芜湖投资房地产，只不过以余资游刃，为“归隐林下”“告老还乡”作准备而已。所以“李府”在芜湖没有经营什么大的工商业，只有一些小型的经营项目：
（1）开设典当铺，有源丰、源成、源庆三家，是芜湖典当业中规模最大的；还开设过“源德裕”砻坊，（2）李经方开设“芜湖利济轮船公司”，购有两三条小火轮，三四十艘木拖船，专航芜湖至合肥航线，两日对开一次，中途在巢县过夜，旨在便利“李府”租米、物资的运输；也经营客货运。以后这条航线也扩及大通、安庆。李正斋为会计和巢县分公司经理。有一次利济轮船在大通附近江面遇风浪倾覆，三十多乘客丧生，官司连年，赔损巨万，因而破产。（3）李慧龙开设一家保险公司，地址在今镜湖公园通二街路口的二街上，还开设慧记洋行，专营外国“五洋”商品。（4）开设“精精公司”下设“精精制冰厂”。还设滑冰场、弹子房等小游艺场所。
上述关于李府在芜大量投资房地产和经营商业的情况，也只是一个轮廓。
社会影响：“李府”是芜湖当时最大的朱门，其豪华铺张，纨绔子弟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影响了社会风气，造成了一大批依附、帮闲的寄生虫。“李府”的大小管家、跟班、听差、赌客、嫖友，往往依权仗势，假借名义，巧取豪夺。因而“李府”也就成为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有这样的一件传说：“五大人公馆”（即在今沿河路竹器社堆放竹木的场地。）广厦连云，铜环红漆大门，两旁石狮对立，门前大路两端还设立东、西辕门，白天市民可以通行，夜晚辕门关闭下锁，行人断绝，虽阻碍交通，群众敢怒而不敢言，但无敢犯禁者。有一次，清廷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麐夜间坐轿通过沿河大道，见辕门关闭不通，便问：“是什么衙门？”回说：“李五大人公馆。”彭说：“皇家官道，怎敢随便扎辕门！”“五大人”闻言，连夜把东西辕门拆掉了，市民称快。此事可能发生在光绪十四年。据《清史稿》三九卷“彭玉麐传”载：彭死在光绪十六年，十四年曾“扶病巡阅长江水师至安庆”，可能顺流而下到了芜湖。又载：彭玉麐“每出巡，侦官吏不法辄劾惩，甚者以军法斩之然后闻，故所至官吏危慄，民有枉，往往盼彭公来。”民间也有传说，孩子哭闹不止，父母道：‘彭大铁’来了！”孩子也就被吓得不敢哭。由此可见，彭刚直煞了“李府”威风，使五大人连夜拆除辕门，可见“李府”在人民心目中形成了一种威压。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芜湖早已旧貌焕新颜。“李府”那些旧楼房，已不适应时代需要，大都拆除、改建，代之而起的是林立栉比的高楼大厦；那些旧街道、旧马路，也扩建而为柏油路面、纵横笔直的宽广大道了。往事烟散，旧迹难寻，而“李府”在老市区投资的房地产，在客观上还留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李经方的两个混血儿——李厚甫与李子嘉
经方在“李府世系表”上有三个儿子，但为人所知的，只有长子李厚甫即国焘和三子李子嘉即国烋，俩兄弟都是经方和外籍夫人所生的混血儿。次子国熙生平不详，很可能早夭，因为李家后人多有称子嘉为二爷的。
关于李厚甫有这样一种传说：经方任驻英公使时，（按、任公使已查核不确，当是任驻英的别项职务）生了一个儿子，当时规定驻外使节生子要上报朝廷，朝廷则降旨赐赏。经方上报后，不巧，御赐赏品递到时，婴儿死了，退回赏品有冒渎朝廷之过，怎么办？正好，公使馆里德籍女佣人生了一子，经方便抱养过来，充为己子，领了赏。这个养子便是李厚甫。
这个传说似不可信，一则德国女佣人生的儿子是德国人，不能轻易地抱养过来；再则假子充赏，更有欺君之罪，不敢这么做。可能是经方与这个德国女佣人的私生子。所以厚甫之母未来中国，而厚甫也是寄养国外，将近二十岁才回国的。另外一个说法，厚甫是经方娶的法籍夫人生的。何者为真，“李府”后人亦莫衷一是。
厚甫回国时不会讲中国话，以后才逐步学会了。此子身材魁伟，长得象外国人，精明干练，常居上海，继承了经方的产业，曾任英人为总管的中国上海邮政局局长。无子，乃在昭庆房下过继一子。
厚甫没有住过芜湖，对他的事迹了解得不多。其弟子嘉经常住在芜湖，也死在芜湖，知道他生平的人就多了。
李子嘉是经方英籍夫人生的独子，从小就在上海长大，当然是娇生惯养的了，英文名字叫George，人们称谐音，叫他“小叫居子”，一头金色毛发，一身白色皮肤，高鼻、白眉、碧眼，身材细长，十分象英国人。他生于一九一零年，五三年死在芜湖，终年四十三岁。幼年在家里读书，聘有中文、英文家庭教师为他一人教学，幼跟其母学得一口好英语，中文欠通。由于娇生惯养，从小就任意胡作非为，十几岁即染上鸦片，狂嫖滥赌，挥霍无度。为避开他母亲的管束，不肯与母住在一起，日夜在外鬼混。经方看他不成器，分给他在含山县的租田一万三千亩，山场一片，芜湖河南岸一座恒丰仓楼房，上海一座定盘路定仪村四十二号三层楼房，不分给他动产。他母亲规定每月一号由李子嘉签名向指定的银行取现金五百元，作为零花，但不给他存折。这已经是一笔可观的财产了。据说这是给他小小的限制。然而正是这笔大财产，坑害了这个年轻人。
看看他在芜湖是怎样生活的。芜湖河南岸有一个“恒丰仓房”，是给他储存一万三千亩租稻的，有庄头为他经收经管。大约在他十七、八岁（即一九二八年）前后来到芜湖，他有公馆，有钱，帮闲的人趋之若鹜，他本有吸鸦片的嗜好，早就恨他母亲令他戒鸦片烟，一旦来到芜湖更是放荡无忌。芜湖那时的三街、集益里一带有“头排”“二排”“三排”的妓院集中区。由帮闲人等陪着大少爷沉溺于花天酒地，抱金拥玉，又染上了梅毒。不久，他娶了一个姓沈的年轻妓女为妻，这个妓女有文化，会弹风琴、唱歌。他家雇了一个娘姨伺候太太，一个厨师烧饭，一个厨师做酒菜，一个厨师买菜，还雇有五个男佣人跟班，养了五条狗，一条哈叭狗，四条狼狗。出门，跟班的牵着狗跟他跑。后来梅毒严重了，下身腐烂，不能行走了，出门就由两个跟班架着，四个跟班抬着。他常通宵赌博，每赌辄输，没有现金，就给几张田契。他也想做军官，花钱购置了一个团所需的军装，把“李府大花园“奉送给一个国民党驻军的高级军官，买了一个团长当。李厚甫在上海知道了，急忙派人来芜阻止，大管家蔡冰梅等想方设法，好不容易才把“李府大花园”要了回来。这样糜烂的生活，过不了几年，房产、田产几乎卖光了。一幢楼房几十石米就贱卖了，钱一到手，帮闲、赌棍、老鸨又聚拢来，伴他吃喝嫖赌，不几天钱一花精光，帮闲的就又走了。有个时期，他回到上海住，生活也是如此。在上海经过治疗，梅毒似乎好了一些，他住在那幢定盘路洋房里，沈姑娘一人住三楼，他住二楼，雇的八个佣人住在一楼。他似乎不通情理，从不去看望母亲，而他母亲倒时常来看望他。一次，母亲来了，坐在他的床沿上，不料那条小哈叭狗突然从床底下窜出来，一口咬了他母亲的小腿，母亲吓慌了，非常生气，他反而说：“这条狗好得很，从来不咬好人。”气得他母亲再也不来看他了。此后几年，家里下人看不过意，每年初一勒着他到母亲那里拜一次年。抗日时期，他的母亲不知寄多少信来芜湖，要求他来到身边一起生活。这些信，他的姑表李用张都看到过，母亲对他思念疼爱之情，跃然纸上，而他却无动于衷，连信也不回。
他在上海骑摩托车瞎逛，逛到哪里，车子就丢到哪里，英界巡捕知道车子是公主儿子的，总是寻找门牌号码送还，至于闯红灯，那更是不在话下。他有时打电话给大酒家订酒菜叫送到某里某弄某号，那是李厚甫的公馆，厚甫见到酒菜，知道是他兄弟干的，只好认帐付钱。他最后实在穷得混不下去了，找厚甫重新分家，说是父亲在日，分家不公。厚甫只得又拨给他在芜湖的“漱兰堂”两幢楼房。
他有钱时，倒也慷慨，李家瑾同志在上海读书时，原是住在亲戚家里，走读。他知道后一定要家瑾住到他家来。他说：“你不住到我家，是给李家丢人！”因此家瑾和子嘉在一起生活一两年。但是他在穷愁潦倒时，也不轻易向人伸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他没有财产了，生活困难，因为他英语好，曾经由他母亲托英人介绍他到武汉救济分署做翻译官，到差两三个月便不干了，他说：“我不能伺候别人。”
上海解放前夕，他母亲回英国去了。在此之前，他的田产已经卖完了，跟班的早已解雇，姓沈的夫人也不知下落了。他孑然一身，踯躅街头，在“李府”各家东吃一餐，西混一顿，苦挨到了五三年。
说来也很巧，左宗棠有个孙子名叫左巨生，也是和子嘉差不多的公子哥儿。原来娶的是“李府”的小姐，有幢楼房赔嫁，坐落在芜湖正横街一号。这位小姐远嫁湖南早死，左巨生也吸鸦片烟，在家乡湖南湘阴县生活潦倒，便携妾来芜继承原妻在芜湖的房产。这位左公子既吸鸦片，又好喝酒，东西卖光，上顿不接下顿，幸而他没有出售这幢楼房的权利，房子没有卖掉，总算有个固定住处。为了吸鸦片，他冬天把皮袍脱下卖钱，另买一件女大衣穿上御寒，外罩一件长衫，不伦不类，路人嗤之。正好李子嘉变卖厚甫以前拨给他的两幢楼房，得了几十石米，他便向李子嘉借了十石米救急，却一直未还。到了五三年子嘉实在没办法过日子，向左巨生讨这十石米，左巨生哪里有得还，便说：“你到我家来过吧！”于是李子嘉便住到左巨生家楼下一间破屋里，跟左在一起喝粥。在这样穷困潦倒情况下，李子嘉终于在这年冬天跳入陶塘自杀，被人救起后送到左巨生家那间破屋里。自杀未成，却得了伤寒病，卧榻不起，既无医药，又无人照料，不久便死了。还是上海李厚甫派人来芜收尸埋葬。李子嘉如此下场，当是聚敛创业者所始料不及的。“李府”内亲李用张谈到李子嘉之死，不胜感慨地说：“世人不要积财留给儿孙，要积德留给儿孙才是。”他说着还拿出一只怀表说：“这是经方用过的表，给了子嘉，子嘉嫌它不时新，和我父亲交换了一只手表，早先准得很，后来坏了，我还是保存着。”这只表很别致，圆形黑外壳，无锈迹，直径4.5公分，厚仅0.2公分，显得特别薄。机件也是黑色，镶蓝宝石，是瑞士产罕见的怀表。这恐怕是现存“钦差府”的唯一遗物了。折戟沉沙，亦可略窥前事。
芜湖沦陷时期的李慧龙
李慧龙是老四房李蕴章的曾孙、绰号“三胡子”人称三大人经钰的长孙。住在景春花园“三大人公馆”里，今芜湖八中，就是它的旧址。他自幼生长国外，留学奥地利，回国时还不会讲中国话，称呼妇女不论是否长辈，都喊“大姐”，后来学会了中国话，习惯于家乡生活。“李府”家字辈堂兄弟都喊慧龙大哥。慧龙一表人材，风度潇洒，当时人们认为他有“名公子”派头。
三七年“七・七”抗战开始后不久，芜湖先于南京陷落。李慧龙来不及逃走，便躲进美国教会开设的弋矶山医院，深居不出，外人鲜有知者。芜湖维持会成立，曾是国民党政府芜湖首任县知事朱绣封担任会长，出安民告示，发良民证，招徠逃亡，安定市面，为日寇效劳。三八年春，维持会改为芜湖自治会，朱仍为会长。并开始组织商会。朱绣封知道李慧龙躲在弋矶山医院，认为他是“李府”后裔，若让他担任商会会长，影响大，号召力强。于是请得日寇驻芜特务机关准允，便三番五次拉李慧龙下水。起初，李慧龙严词拒绝，后来敌不过朱绣封甘言劝诱，又慑于日寇的压力，终于出来担任了日伪商会会长。从一九三八年冬到一九四五年秋日寇投降，一直干了七年。
李慧龙任商会会长后，即请他的合肥老乡龚伦甫任副会长，商界推选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搞商会工作。李慧龙挂了会长名义，不管实际会务。他仍经营保险公司、精精制冰厂。和“慧记洋行”专营外货五洋交易。他曾娶了一位沦落娼门而年轻的姑娘名叫小美丽的做姨太太，终日逍遥玩乐。他曾任伪芜湖禁烟局局长，一度还同汪子东合伙开设“五芳斋”、“绿扬村”酒家。并与汪子东相勾结为日寇搜购军粮，直接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干了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
四三年，日寇华东派遣军经理部大举搜购军粮，日军七〇三六部队山本大尉、经理部代表林木重椿坐镇芜湖督办。他们与汪子东接治成立“力行社”，由汪子东任总社长；与李慧龙接治，成立“芜湖米粮统制委员会”（今芜湖市总工会大楼是其遗址），由李慧龙任会长，龚伦甫任副会长，各县设分社、分会，负责统购米粮交售日寇。李慧龙不懂日语，聘合肥同乡高正光做他的日语翻译。芜湖及附近各县米粮经此两家统购，大量资敌，米价高涨，民不聊生，引起市民愤恨。
这里附带说明一句，在另一份有关米粮统制的史料里，只讲到米粮统购由汪子东、龚伦甫分别负责，没有提到李慧龙。但我们采访时，则肯定是李慧龙负责米统会的。
米统会与日寇订的合同规定：日军购粮按售价付给现金——外汇券、黄金、五洋物资50％，储备券50％；而米统会购粮给卖粮的老百姓或米商的，则按卖价全部付储备券。米统会除米粮价差获利外，还有现金、物资的双重利润，而老百姓得到的只是一张纸券。国家遭殃、人民受害、唯利是图、莫此为甚！
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芜湖汪伪的县长、警察局长逃跑了，伪行政组织瓦解，警察局经费断绝，伪警察局督察长代理局长易谦找到李慧龙向商会索饷。李慧龙推辞说商会无此经费。易谦勃然大怒，骂道：“黄狗吃肉，黑狗遭殃！”举起手枪托，打得李慧龙头破血流，他只得悄悄囊括财宝携小美丽仓惶逃往香港去了。这个汉奸易谦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的团长，解放后才受到人民的正义惩罚，处以无期徒刑。
李慧龙到香港后，与德国商人合营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几年后就死了。小美丽现还健在，她的生活一直依赖这个德商供给。有一子名道洪，现为香港电影明星，大型的八三年日历印有的他的美术照片。他算是“李府”又一后起之秀吧？
“小侯爷”李玉良——一位开明人士
李玉良是芜湖“李府”“志勤堂”的主人，李鸿章的嫡系曾孙，可能就是经述的孙子，家字辈。他在芜湖长街有大批房地产；在合肥有大量田地和庄房。青少年时期住合肥，后来住上海茂名北路升平街集益里一幢楼房内。他有一个妹妹名家玉，原住苏州，死在上海。李玉良大约生在一九一六年，解放后也死在上海。
说李玉良可能是经述的孙子，只是一种推断。因为只有经述承袭李鸿章的侯爵，而李玉良幼年在合肥时，人称之为“小侯爷”。他家表亲李性桃一九一八年左右结婚，李玉良还是七、八岁的小孩，曾穿着侯爵的朝冠、朝服、朝靴、挂朝珠，骑高马，走在迎亲队伍前头、花轿后面、压轿。还有李鸿章在日本签署“马关条约”之前被刺时血染的一件黄马褂，一直保存在李玉良的家中，抗日时移藏在合肥乡间庄房，日寇窜进庄房抢掠时，搜出这件血衣，当即挂起来向之叩拜。现在这个黄马褂已不知下落。根据这两件史实，推断玉良为经述的孙子，是不会错的。但他的父亲是否就是经述长子国杰，则不能肯定，因为李玉良的父亲是个瞎子，而国杰不瞎。
据说李玉良之妹家玉曾经讲过：“我得心脏病，就是给瞎眼父亲吓的。”原来她的瞎眼父亲很精明，督促子女读书是很严的。常叫小兄妹俩背书给他听，错了就严厉责罚。她兄妹俩也调皮，想方设法欺骗瞎子。一次瞎子父亲叫家玉背《论语》，她把《孟子》拿给瞎子父亲，自己捧着《论语》看书背诵。她正在自鸣得意之际，瞎子父亲猛拍桌子，大喝一声：“欺父！打！”家玉受此意外惊吓，种下了后来心脏病的病根。她父亲虽双目失明，但坐在家里听到脚步声就知是谁来了，他住在上海还能领人逛马路、逛先施公司。
据说，李玉良小时又瘦又矮，因此不被父母欢喜，以致没有娶上名门淑女，只给配一个丫环名叫卞慧卿的为妻，家人只喊她姑娘，不称太太。李玉良除在家塾读书外，没进过学校，也没做过官。青少年时和一班堂兄弟延请武术教师习武，练就一身武功，年老时别人请他表演一手，他便拉开架式，浑身骨骼格格作响。他早就染上鸦片烟瘾，长期寓居上海，每年来一两次芜湖，提取“志勤堂”房租或变卖房地产，去一两次合肥，收取田租。土改时，他的总管李仰民被当地乡政府关押，要斗争这个二地主，玉良得知后，即与当时皖北行署秘书长郑葆真联系，郑秘书长当即写信给乡政府，说：“李家是开明地主”。李仰民被关押了三、四天便释放了，以后也没受到斗争。五三年人民政府发给李玉良六百万元救济款，（一说是六千万元，那时人民币还没以一元当万元折算）。省文史馆成立，李玉良一度任文史馆秘书之类的工作，后来任文史馆馆员，直到去世。
“小侯爷”为什么受到人民政府如此关怀优待，成为开明人士呢？原来是这样：在抗日时期，黄岩、郑葆真、程明远、蔡道和等共产党领导人在皖北开展革命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又与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他们的游击队经常或明或暗进出李玉良的庄园宿营，并取得米粮的支援；在上海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以李玉良茂名北路寓所为秘密联系点，还得到李玉良的金钱援助。“侯爷府”正好为掩护所，不易被发觉。他的表亲李用张曾谈到，解放后他在合肥曾会见李玉良三次，一次就在当时省政府委员蔡道和家里，李玉良那时就住在蔡家，并已戒了鸦片烟。据说，郑葆真对他讲：“你不把鸦片戒掉，我们不好办啊！”
李玉良死后，他的夫人卞慧卿还住在上海旧居，曾多次来芜变卖“志勤堂”房地产，绝大部分被卖完了，只有一处房产迄今还没处理好。据芜湖房地产管理局档案记载：“上长街114号（原136号）房产原属李鸿章曾孙李玉良所有。李玉良曾任省文史馆馆员，已故；其妻卞慧卿现住上海茂名北路升平街四十一弄三十一号，解放后经过国家登记，发给芜所字第456房产所有证，该房由“志勤堂”分别租给四户人家居住。总建筑面积884，98平方米，36间。文革期间，由政府接管，现在产权与租户有争议，已由法院审议，正在落实政策中。”
李玉良由“小侯爷”转变成开明人士，一直受到人民政府的优遇，充分说明：为国家和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出墙红杏日边栽——记李府一位爱家乡的姑娘李家缄
李家缄是李蕴章的重孙女，自幼生长在芜湖，现住香港，对故乡怀有深厚的感情。
蕴章的经历不详，只知道他双目失明，人称“四瞎子”，是李鸿章的四弟。他虽然眼睛瞎了，但非常精明，如造房子，他只绕地基走一圈，便能算出在这块空地上盖房子的砖瓦材料应需多少。且能设计出花园庭院来。蕴章有四子一女，第四子经达生三子：国柱、国檀、从衍。国檀一家移居芜湖，是为“李通德堂”。家缄便是国檀的小女儿。
家缄的祖父经达一家原住合肥，本人在外地做官，一次，他打电报要他的夫人携子女去住所。家缄的原先祖母便携儿带女，乘木船，经过巢湖，遇风船覆，全家葬身湖底。经达遭此变故之后，便移居庐江，建造一条街的房屋，人称“李府东街”。现今庐江县政府机关，便驻在这些大楼房里。他又在庐江乡下买田一万三、四千亩，续娶了太湖县赵氏、即鸿章填房赵夫人的内侄女为妻，赵家还有一个姑娘嫁给鹤章三子经馥。经达三十五岁死了，其夫人赵氏便携子女移居芜湖，可能因为“李府”房下人在芜湖较多，以图照应。如经方怜她寡居、子女年幼，便赠给她两幢楼房。一幢在华盛街，有六个门面；一幢在吉和街，即大安栈，抗战时，日寇占作“慰安所”，解放后，卖给芜湖市水利局。据李家瑾同志谈：“我们常到四老太太（赵氏夫人）家，总是招待茶饭。茶上三道，冬天吃菊花锅”。这在当时是不平常的生活。
经达早死，子女未成年，赵氏夫人又不识字，不能管教好子女，除国柱在上海任旧市政府秘书外，国檀，从衍都染上鸦片烟，常与李子嘉并卧共灯，吞云吐雾，唯不涉足烟花地，与子嘉微有不同。国檀喜诗文，但不懂生意经，曾花钱买了一轮船公司的挂名经理，结果还得赔钱。国檀的大姑父刘文魁，是张勋手下第一要人，任两淮盐运使，写信叫国檀、从衍兄弟俩去做官，他俩却不肯就。国檀说：“哪有在家快活”！自甘过着腐朽生活。后来国檀靠贱卖一些房产过活，钱一到手，就胡乱花掉。他的母亲管不住，还是经钰出面规定：“国檀无权变卖房、田、地产，由四太太经管”。从而延缓了家业的消亡。经钰留法，蓄东洋胡子，人称三大人，住三大人公馆，旧址即今市八中，为经达之三哥。
家缄的祖母赵氏夫人，尚能重视子女教育，曾以一年四佰块银元，聘请一位家庭教师为孙辈课读。后来家缄进了芜湖“务实女中”和“广益女中”读书。抗日开始，他们一家逃难，家缄独自来到上海，进了圣约翰大学，后来又转到北京辅仁大学。在这期间、国檀还节樽省烟寄点钱给家缄上大学。家缄自幼聪明，品学兼优，中文素养较好，还精通英语，成为“李府”数一数二的女大学毕业生。其兄家敬进了中央军校十三期，做到国民党的团级军官，曾参加赴印远征军与日寇作战。
家缄大学毕业后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沈桐荪结婚，随夫居香港，相夫经营工商业。她的丈夫抗战胜利后任香港英国航空公司高级职员。家缄先后两次回芜湖探亲、参观游览。受到了市政府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
家缄是爱祖国的，她夫妇都钦敬周总理。六十年代她把两个心爱的女儿送回上海进中学，接受祖国的教育；她近来还在芜湖想买一座房屋。她的父亲于72年、母亲于75年先后在芜逝世。她三哥家敬住芜，从六十年代起，就按月汇款给家敬贴补，迄未间断。她经常写信给她三哥说道：“近来我常想到小时芜湖故居，你可去怀旧过？抗战初，我告别芜湖的前晚，还独自去范罗山德夷四姐、德辉七姐住处，只见杨姨娘独自坐守家门。尚有我的母校务实女中在一个美丽的小岛上，附近的朴人医院在一个花园里，这些以往的景象，近年来常出现在梦中，醒来追忆，却把捉不住，又想不出在芜湖何地，令人怅惘。你如有空，不妨去找找那些地方，一个个寻寻看看，来信讲讲变迁情况，慰我乡思。”（作者查证，务实女中旧址，在今镜湖边市府大厦所在地，朴人医院旧址即今外事办）思乡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这次查寻到的“合肥李氏世系简表”就是家缄应李家敬之请寄来的。她信上说：“我对李鸿章曾祖的历史也不甚了解，二十多年前，一位姓王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同学从美国寄来一本《Friends Guests And Collleagues》中有这份简表，现影印一份寄给你，也好让你知道你的出身。”（书的译名《朋友、客人和同僚》）
我们对李家缄了解不全面，只记到这里，最后用首俚诗向这位远居香港、眷念故乡的芜湖姑娘致意吧！
烟雨墩前寻旧事，
波光云影共徘徊；
春风芳草年年绿，
出墙红杏日边栽。
李鹤章解甲归商
在芜湖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卫仲藩老教授、曾在“李府”实即李鹤章家担任过家庭教师。卫老是继古文家马通伯教鹤章之孙国松，国筠之后、教其曾孙家英、家原等读书的。卫老谈到李鹤章，并出示他珍藏的马通伯著《抱润轩文集》中的“李鹤章墓志铭”一文。观其内容，比《清史稿》“李鹤章传”为详实，并且发现铭文中流露出鹤章与鸿章兄弟之间的矛盾及其怨愤之情，为《清史稿》所不道，为外人所不知者。这是一份研究李鸿章、了解这个大家族内幕的珍贵史料。我们以这篇墓志铭为主，结合《清史稿》的李鸿章、李鹤章、洪秀全、曾国藩、曾国荃等传记，概述李鹤章解甲归商的真相，以饷读者。
鹤章字季荃，是“李府”的成员之一，算是第三号人物。他的两个哥哥瀚章、鸿章旌节相望，煊赫一时，而他虽然“战功显著”，却默默无闻以殁。他虽成巨万富翁，但也掩饰不了功名失意的郁闷和怨愤。解甲归商这一行动，便透露出他这种稳忍未发的心情。《清史稿》鹤章传说是“伤发乃告归”，只是记表面之事而己，没有道出解甲的原因及其背景。
《清史稿》李鹤章传是简略的。说他死于光绪五年，不确。他的墓志铭说：“光绪六年卒，享年五十六岁。”这应该是不错的。由此推知：他生于道光五年（1825年）。比鸿章小两岁。他在二十六岁时（咸丰元年即1851年），才补上合肥县学生员。此前屡试不第，连个秀才也没考取。而鸿章己于二十四岁时（道光二十七年即1837年）就中了进士，是“李府”唯一的进士。鹤章于是愤而弃文，“究心经世之学”。时值胡以晃率太平军沿江北进取庐州之际，他便在乡“部勒丁壮、自卫”，从此踏上经武之路。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占领庐州前夕，鹤章率众曾乘黑夜杀了“谋内应”的义民夏金堂。此时，鹤章之父李文安任刑部郎中，也奉旨回乡练团勇，“鹤章率众三百人归之”，抗御太平军。不久李文安“殁于乡”。鹤章墓铭有云：“刑部齑志，教子即戎。”说明李文安遗命要鹤章与太平军继续作战，完成他未竟之志。于是鹤章率部从官军规复庐州，被太平军杀得大败，只身逃往定远，在合肥不能立足。此时侍郎昌贡基为安微团练大臣，奏调鸿章为助，鸿章自荐于巡抚福济，授以兵，与太平军在巢县、含山作战，屡不利，乡绅纠责。鸿章无以自容，乃与鹤章同走江西赣州，依长兄李瀚章的楚军，他们的六弟李昭庆也早在楚军。后来尾随太平军的湘军也赶到江西，湘军头子曾国藩驻建昌，很赏识他们兄弟，授鸿章福建延津邵道，留军赞画；夸鹤章为“将才”，派随湘军攻安庆，曾参与“夺菱湖贼垒战役”，师久无功，仍回江西随瀚章“备兵赣南，领赣兵三千助防剿”。
以上经历，是鹤章、鸿章屡受太平军挫败，仓惶奔走，依人幕下的十年。接着便是同治元年组建淮军，他兄弟俩的处境从此就大不一样，仅以两年的时间，便踏着屠杀太平军的血迹，走上飞黄腾达的仕途，开始为“李府”这个封建大家族创造条件，树起官与财两大支柱。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率湘军逼进江宁，谋夺天京。而忠王李秀成早于咸丰十年闰三月占领苏州，继而占领杭州，此时正进军上海，前锋己占浦东罗店，逼近县城，拟夺取出海口，使苏、杭、沪联成一体，拱卫天京。但此时清廷在苏南却无兵无帅，形势危急。曾国藩在此战局垂危时刻，急奏荐李鸿章募率淮勇保上海、复苏杭。随即租赁洋人小火轮、借洋人之兵力，护载淮军至上海；又急调鹤章率江西骑兵四百，增募淮勇千人，绕淮扬里下河，穿过太平军千里防线抵沪，与鸿章会师。昭庆也率部随淮军来上海参战。鹤章至上海，“总淮军营务”，“入赞军幕，出护诸将”，成为淮军主要将领，鸿章倚为左右手。
这里简述鹤章参与苏南的几次重要战役，表明他“树绩甚伟，劳成不有”、愤而解甲归商的真实原因；并藉以了解忠王李秀成忠于天朝、鞠躬尽瘁、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和苏州之失，非战之过的客观情况。这是从清人写的鹤章墓志铭中反映出的真实情况，堪为研究天朝兴亡史的参考。
鹤章仗洋枪、洋炮、洋轮之装备，借洋兵之力，在沪郊新桥，首建“奇功”。当时鸿章为解上海之围，兵分两路，一取嘉定，以美国人华尔率领的“常胜军”为主力先锋，淮军殿后；一取苏州，以鹤章率领南路淮军，配以淮、扬水师，出新桥，由江阴近窥无锡；北路为湘军，由原太平军降将程学启率领，也出新桥，由昆山攻苏州。程学启到新桥，被太平军围之数十重，太平军并分兵越新桥攻上海。同治元年四月，鸿章急督鹤章率七营淮军驰援新桥，适天大雨，鸿章意明晨进攻，鹤章主谋说：“天雨贼懈，急击，勿失。”鸿章从之，遂乘大雨之夜，袭击新桥，太平军猝不及防，全线溃退，上海解危。此役迫使太平军不能夺取上海了，是战略性的破坏。淮军初抵沪，“外国人见其朴陋，辄笑之”，“新桥大捷，外人惊叹，淮军之威始振。”
接着鹤章领南路淮军由江阴进攻无锡，同治元年十二月，战于太仓城下，太平军守将会王蔡元隆诈降，鹤章将入城，中伏，弹伤股，差点送了命。他带伤奋战七日，占领太仓城。再进战于顾山，太平军连营数十里，伏兵河侧，鹤章先使洋兵“常胜军”及淮，扬水师，“毁其舟，平其垒。”淮军继进，夺占了江阴。此役为进攻无锡、与程学启会攻苏州，扫清了道路，展开了与忠王大战的序幕。
忠王李秀成占领苏、杭以后，东南财赋，尽归天朝，开创了太平天国振兴的新局面。同治二年五月，曾国荃率湘军攻占雨花台，围困天京，天王急诏勒令忠王率苏州精税，入卫天京，忠王仓促会师，号称六十万，于同年五月末，进攻雨花台湘军，鏖战四十六个日日夜夜，终于失败，而此际淮军乃节节取胜，已兵临苏州城下了。同治二年八月，忠王率纳王郜永宽等五王统水陆大军十万，以归顺的美将白齐文率轮船大炮为前驱，驰援苏州，与李鹤章大战于苏州北郊要隘大桥角，“鹤章以连珠喷筒破之”。忠王之子于此役战死，全军溃败。九月，忠王又集合大军十万援苏州，鹤章不敢战，连营八寨于大桥角拒守、牵制，而鸿章督程学启湘军，乘隙直取苏州，忠王乃入城与慕王谭绍光固守。无奈守城的以纳王部永宽为首的八大将领暗通淮军，邀官请赏，刺杀幕王谭绍光，率众十万，开城出降，忠王脱险，自太平门回天京，苏州遂陷于淮军之手。而这八员降将亦被程学启杀于筵席之上，后来程学启亦被太平军击毙于嘉兴。同年十一月，鹤章攻占无锡。至此，太平军在苏南只存一常州，而曾国荃湘军已合围天京。忠王一身系太平天国之安危，苏州决战乃天朝存亡之关键，他在短短五个月内，组织近百万大军，连续发动三次大血战，真是了不起的人物。若非天王掣肘，八将叛降，忠王焉能失利？
苏州战役后，清廷论功行赏，鸿章授江苏巡抚，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又兼五口通商督办。而鹤章呢？只授甘肃甘凉道。原因是：鸿章为避嫌、沽名，只顾自己高升，不顾鹤章上进，“叙功先推他将，奏言臣弟不敢阑功。”因此鹤章赏不符功。清廷为此下诏，说：“李鹤章随其兄在军，战功甚伟，徒以兄弟故，赏不答劳，其刻日平常州、江宁，速议诸将功，赏无所遗。”鹤章对只授边省的甘凉道，难免郁闷，见到此诏，“益感激、思自效。”引军冒雪趋常州，拼死作战，冀图上赏。同治三年四月，鹤章擒杀守将护王陈书坤，攻克常州。但是他不能参与攻取天京战役，无“平江宁”功，仍然赏有所遗，还是甘凉道。这也要怪李鸿章，苏州陷落后，“廷议江宁久未下，促鸿章会攻。”鸿章为报答曾国藩推荐之恩，以江宁破在旦夕，托辞延师”，屯兵不进。曾国荃也不愿淮军来争这块“肥肉”，攻益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攻陷天京，军独占“平江宁”全功。鸿章为自己升官铺道路，把鹤章最后一次邀赏的机会又给断送了。鹤章在淮军与曾国荃在湘军地位、军功相似，曾国荃以平江宁功，“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赐名威毅，赏双眼花翎。”比之甘凉道，诚有天壤之别，不能不引起鹤章心怀怨愤，形成他与鸿章之间的矛盾，因此鹤章始终不赴甘肃就任甘凉道。
同治四年，曾国落又督师北上剿捻，为鹤章开去甘凉道，留军随行。鹤章随军至苏北运河口的清江浦，“以伤发，乃告归，遂不出。”时年四十岁，正在有为之时，如果不存隐恨，没有矛盾，他是不会弃经武功名之素志的。太仓城下受伤后，一直拼死作战，从未言病，“伤发”乃托辞而己。这不是臆测，有下列事实为证：一是告归后自号“浮槎山人”；二是死后二十年始立碑铭。
鹤章回到合肥老家，自号“浮槎山人”，“亦时出游都会，稍经商业，致巨万。”他过了十六年的归商生活便死去了，葬于合肥东南许贵村之野，当时未立墓碑。后来由其子经羲“巡抚公”命子国松具鹤章行状，请其业师马通伯撰写墓志铭，待经羲任总督后，于鹤章死后多年方立了刻有这篇铭文的墓碑。这是什么原因呢？
先看墓铭志。它首先指出：“李文忠公以淮勇战江苏，于时佐军治而躬战以成其绩者，公也。”这是说李鸿章的功名爵禄，是李鹤章拼命打出来的，而自己却“劳成不有”。墓志铭进一步说：“淮军诸将起偏裨、膺疆寄尤显者十许人，大抵皆公旧部，而公顾落落。”看到部下都官高爵显，虽说落落大方，毫不介意，其实是落落寡欢的。仅此两节己经婉约地的说出鹤章心存怨愤以及其子孙对此不平之意。不仅如此，铭文还道出鹤章的心头隐恨。
铭文云：“暨暨我公，树绩自躬，劳成不有，校古俦双范蠡弃越，遨游海江。”表面看来，这节铭文是以鹤章解甲归商，来和范蠡弃越王勾践、邀游五湖、经商致富、人称“陶朱公”的故事相比。这很相似，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深入地推敲一下，问题就出来了，就出在“范蠡弃越”这句上。这里用被范蠡抛弃的心狠手辣的越王勾践来隐射谁呢？隐射清朝皇帝吗？当然不敢，而鹤章自号“浮槎山人”也就否定了这一点。而且也说明鹤章确是以“陶朱公”自况的。再看鹤章自号“浮槎山人”的用意。合肥附近是有一座浮槎山，因地取名，这意思很自然；浮槎在古代神话里是仙舟，荡这种仙舟便可到达海上仙山，这层意思很典雅，也与范蠡荡舟五湖相合；但还有一层用意，他引用了《西厢记》咏黄河的一句词意：“润洛阳千种花，灌梁园万顷田，也曾浮槎到日月边。”这就委婉曲折地说出自己的”显赫战功”，己经上达朝廷，皇帝和太后都是知道，像是浮槎到日月边一样。寓隐恨何等之深，感皇恩又何等之切！弃越当然不是隐射清廷了。那么究竞隐射谁呢？当然只有隐射他二哥鸿章，以泄掩没功名之恨。这篇铭文符合史实与鹤章本意，不是其后人杜撰。可见所谓“诗书礼义之家，世代簪缨之族”的“李府”兄弟子侄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不管什么高官盛名，任凭什么伦常道德，也掩盖不住名利之争，甚至死后也要表露出来。
李鸿章比鹤章晚死十一年，这块含有隐射之意的墓碑，在李鸿章生前当然不能立，这就是鹤章死后二十年才为立碑的主要原因。
李鸿章之所以抑制鹤章，是否有难言之隐？是否顾忌到在清廷“汉将不可信”的严防下，不这样办会危及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初登仕途的李鸿章能不顾及吗？《清史稿》评他“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亦可见其为人。后来，他官高权重，鹤章之子经羲便出任云贵总督。其时英军于高黎贡山架炮、侵缅，夺我片马地区，经羲曾全力与英军抗争。此或为鸿章稍补前衍之意吧？书此，作为全面了解“李府”主要人物精神面貌之助。
李昭庆早死之谜
李昭庆是李鸿章一奶同胞的六弟，是“李府”名不传扬的重要人物，《清史稿》卷四一有他的传。传云：“昭庆初在楚军。”大约比鹤章略早些时候依长兄瀚章于赣南，随即从曾国藩湘军。同治元年九月，昭庆遵曾国荃令，“带五营自芜潮北渡援无为，以保皖南各军粮道，旋领五营驻守无为庐江。”“李鸿章率淮军抵上海，昭庆调往淮军”，“解常熟围，克嘉兴。”这一阶段，昭庆无军功受赏的记载。同治四年，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在无为庐江的昭庆“统武毅，忠朴等五营从之。”并“总理营务。”不久，李鸿章接替曾国藩统兵剿捻，昭庆驰骋转战鲁、豫、鄂、皖间，围歼东捻的会战中，昭庆“分守滩上，黄林庄、韩庄、八牌”一线，独当一方面，与刘铭传、刘秉璋等提督地位相同。捻平，论赏，昭庆“记名盐运使”。可见昭庆军功不亚于鹤章，赏则过之。他于“同治十二年卒”，惟无年令多大的记载。我们推知：因昭庆行六，估计此鸿章小十至十二、三岁，故死时约在三十七、八岁上下，实为早死。
昭庆是死于非命的，我们在采访“李府”佚事过程中，常常听到有关昭庆早死的叙述。个别细节或有出入，整个故事却是相同的。“李府”曾孙李家敬同志也谈过：“幼年听母亲讲过六大人死于非命”的事。现在把生长在合肥临河集“李府”老家附近的张世贵、高庆国退休老人和省政协委员李家瑾三位所说的，综合原话于下：
李昭庆人称“六大人”。一次，李鸿章带他上朝，慈禧太后看到昭庆，很喜欢，留住宫中游宴，鸿章表面千恩万谢，不敢辞，内心却忐忑不安。昭庆被留住宫中七日。一出宫回府，鸿章即命昭庆速回合肥老家。过了一些时候，慈禧见到鸿章，便命再带昭庆入宫，鸿章奏辞，说昭庆已在原籍合肥病死。一面令昭庆潜居避祸。稍后，载湉师傅翁同和发觉昭庆未死，鸿章获知，惧泄密于慈禧，乃密令昭庆饮“鹤顶红”毒酒自杀。说是：“天威莫测，人言可畏，事到于今，你不死，我们李家将有灭门大祸，你死，李家才能得救。”昭庆迫于情势，只得从命含悲自杀了。傅说，翁是常熟人，任户部时讥鸿章“宰相合肥天下瘦”，鸿章反讥翁“司农常熟世间荒”，故有隙，惧泄密。（此说可能是附会）
起初我们听到这样说，曾有过怀疑，鸿章怎么能带昭庆上朝呢？经查阅《清史稿》，才了解到昭庆“平捻军功卓著”，又知道李鸿章在同治七年七月“平西捻功成”，“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八月入觐，赐紫禁城骑马。”既查明有这次入觐情况，相信在同治七年或八年间，鸿章率平捻有功将领，包括昭庆在内上朝陛见，是可能的，慈禧听政，对鸿章示以殊荣，对其弟昭庆特加恩宠，留宫游宴，也是可能的。至于牵扯、附会宫廷糜烂生活，代有传闻，何况当时慈禧寡居也在三十七、八岁左右，自然要引起暗猜、揣测。至于昭庆何能自杀于被宠幸的四年之后呢？当是潜居合肥，在同治十二年，始被翁同和发现之故，因此这个传说，确有很大的真实性。
为了寻求核实，发现以下三点佐证。
（1）鸿章在五十岁以前还能生儿育女之时，为什么急于以昭庆长子经方过继为己子呢？李家瑾说的原因和我们原就设想的一样。那就是鸿章以昭庆长子经方为己子承袭爵禄，作为昭庆自杀的交换条件，符合情理。
（2）照旧社会嫡子继承制度，鸿章必须以兄子过继，如长兄无子，也只能以二弟三弟等之子循序取之。在鸿章兄弟皆有子的情况下，决不能迳以六弟之子继承。所以《清史稿》记为“初以兄子经方为子，后生子经述、经迈。”这是按旧制惯例误写的。但恰恰可以证明，鸿章违旧制而以经方为子，是有隐情的。这个隐情，就是迫使昭庆自杀。
（三）以鸿章为避嫌而抑制鹤章封赏的事来对比，昭庆留宫事件，则严重得多，不只要避嫌，而是要避祸，李鸿章为避嫌牺牲鹤章前途，为避祸牺牲昭庆生命，则是势在必然。这三点佐证，使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在今天看来，凡是涉嫌案件，可以依法辩驳、抗争。按理昭庆获嫌，应当搞个水落石出，但是在清王朝黑暗统治下，在家长专制的“李府”里，纲常伦理，是不可抗拒的权威，辩驳，欲盖弥彰；抗争，自速其祸。“莫须有”即足以迫使昭庆死于非命，何况还有留宫七日的事实？昭庆只有一死了之。
昭庆三十多岁早死是史实。虽然有上述死因，但毕竟来自民间和李氏后人的传说，于史无据。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把它当作“李府”的轶事，名以“李昭庆早死之谜”为妥。
李国松“雄财而文”
“李府”这个大家族在旧时代，对子女就学、读书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于今年四月二十日，走访曾担任过“李府”家庭教师的卫仲藩老教授，向他请教这个问题，承他谈了一些回忆。由于卫老年事己高，我们不便随时插问，只就他谈话要点，结合有关史料加以补注，整理成篇。他的谈话加有引号，或插注，以示郑重。
卫老首先说：“我今虚年八十五岁，一九二五年前后，先在合肥“李府”李国芬家任家庭教师六年，然后在上海“李府”李国松家任家庭教师两年，共达八年之久，专给这两家的孩子教国文。国芬、国松都是李鹤章的孙子，学生则是其曾孙。
“我在国芬家任教时，还有一位教师卜家铸（己故）教英文，我们两人分上下午讲课，因此我还有半天时间在合肥县立女子中学和教会办的三育中学兼课。
“在李国芬家我们两位教师只教一名学生，即国芬之子李家源，他到十七岁时死了。在李国松家，教其子李家英，及其男女孙各一人，国松和他胞弟国筠都是举人，国松没做过官，国筠做过巡按使。（注：他俩是李经羲之子）
“李国芬有三个姨太太，正室是南陵著名藏书家徐积余之女，知书识礼，生子家源，请我们两位教师教他一人，姨太太生有三子，另请一位丁老师教他们三人。‘李府’对待嫡庶子女，是有很大区别的。
“国芬雄财无文，在他家教课的内容由我自订，讲四书、五经；国松是举人，懂文墨，他指定讲诗经、左传，还要教家英等三人学诗。我教学诗的方法，先教他们对对子，由两字对、三字对进而四字对、五字对，然后讲诗的格律，再学作诗。
“他们家子女跟我们求学，是为先打好基础，然后进中学的。后来这几个学生在中学读书，因语文有了基础，学习成绩都比较好。”
卫老还说到鹤章“长子天钺按察使衔江苏道，次子经羲广西巡抚（注：后任云贵总督）三子经馥记名道。鹤章之孙国蘅曾任合肥商会会长，国芬读书不成，在合肥有绰号叫三糙子。”（注：天钺即经楞）
经推知卫老在“李府”教书时间，是一九二二——一九二九年，即民国十一年——十八年。卫老二十二——二十七岁在合肥李国芬家执教，二十八——二十九岁在上海李国松家执教。已是距今五十五年前的往事了。
我们请问卫老：“‘李府’对家庭教师待遇如何？”
卫老说：“在合肥国芬家，每位教师一年束修二百块银元，在上海国松家，我一人每年束修八百块银元。每月另有理发、洗澡、医药等费五块银元，每年三节都有节礼。另外，宿食都在李家，日供三餐，教师独开一席，一般是四菜一汤，很讲究。开饭时，有一位老家人侍候，端菜添饭。国松家侍膳的老家人，曾是经羲的侍从，国芬正室夫人出自名门徐家，懂得尊师重道，每隔个把月，她便特制一份佳肴敬师。”
据此合算，“李府”为教一两个子孙读书，仅每年供应所聘教师生活待遇、就要花费银元两千元左右，足见“李府”为使其子孙打下进中学的基础，获取功名，是不惜花费巨资的。不过，在民国年代小学教育不发达的情况下，家塾、私塾，无论城市、农村，都是存在的，只是规模不及“李府”而己。
卫老还说：“‘李府’对家庭教师是很尊重的。讲课在书房，里面藏书很多，挂有很多名人字画，记得有一幅曾国荃书写的对联。确是书香气浓。（注：光绪二年，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比年大旱，灾连数省，国荃告贷诸行省，并劝捐赈济。鹤章曾应捐巨款，受表扬。此对联当是国荃书赠鹤章的，不是书给国松的，卫老说的有来历。）书房没有闲杂人打扰，专有一个书童，听候使唤。学生重礼貌，进入书房先称呼“先生”，行礼，然后就坐，展开书卷。退出书房，也要尊称“先生”，得到允许，才恭谨退走，从不失礼。
每年开学，举行的仪式尤为隆重，堂上设“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红烛高烧，香烟缭绕，铺设红地毯，家长肃立在前，教师肃立在中间，学生肃立在教师后面两边，爆竹鸣放，便一齐向先师孔子牌位行三跪九叩首大礼，然后学生向教师行跪拜礼，最后家长向教师拱手恳托，教督从严。记得家源调皮，曾受过体罚，家英规距，没有挨过教鞭。”
卫老还提到：“远在光绪年间，李经羲曾聘请一位名宿到合肥府中为家庭教师，即桐城派古文家马其昶，号通伯。他教的学生即经羲之子国松、国筠。”卫老说：“马通伯在‘李府’教书八年，曾为李家编纂镌版翻印很多古籍，合称《集虚草堂丛书》其中有木版《桃花扇》等珍本。可惜“李府”藏书大都散失，只有一些大图书馆还藏有这部丛书，可以查考。后来通伯去北京任清史馆编修，《清史稿》中“文苑传”，大都是他撰写的。通伯晚年把自己的文章编印成一部《抱润轩文集》。”
谈到这里，我们问到李国松为人如何？卫老出示他的尊翁《卫钝叟墓志铭》影印一帧，是大书画家吴昌硕篆额，江西派诗人、少年时与谭嗣同等齐名、号称“四大公子”之一的义宁陈三立撰文，合肥举人书法家张远书丹。铭文中记有卫钝叟与李国松的一段宾主关系。铭文有云：“李君国松，雄财而文。”还提到国松兼营典当业、有云：“日积月累，卒至高贳。”结合卫老所说任家庭教师情况来看，这几句铭文，可以说明李国松不但熟谙诗文，重视子孙教育，而且是善于经商致富的人物。
李国杰死于蓝衣社之手
李国杰是经述的长子，李鸿章亲生血系的嫡孙，号伟侯，袭乃父经述所承袭的李鸿章侯爵。生平不详，只知道他长住上海，民国时期，任招商局轮船公司董事长。光绪末季，招商局经营管理以经方为主。民国初期，国民党政府以宋子文为代表从经方手中，强行接管了招商局等情况，已见前文所述，现在又从李国杰事迹中了解到招商局被国民党政府强行接管的缘由。略述于下。
据说，李国杰在任招商局董事长期间，因“出卖六栈问题”被国民党政府查处，并派赵铁桥接管了招商总局，而且李国杰被判徒刑，监外执行。六栈问题发生的时间和案情内容，目前难以查考，不过我们可以知道，出卖六栈就是出卖上海的一处码头、货栈给另一家轮船公司，很可能是一家外国公司，这确实不是小问题。国民党政府以此为借口，从经方手中接管了招商局。
不料国民党政府此举，引起了王亚樵不平，派人把接管大员赵铁桥暗杀了。王亚樵在上海专门搞暗杀，他先是暗杀清廷的王公，后专门刺杀国民党要人，是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死对头。不料，王亚樵此举却为李国杰种下了杀身的祸根。
赵铁桥被暗杀后，国民党特务机构“蓝衣社”要进行报复，在上海沦陷于日寇之前，李国杰住在英租界，又有保镖，戒备严密，“蓝衣社”难以下手。上海沦陷后，国民党全面撤走，国杰放松了警惕，终于在三九年正月初一出外拜年之际，被潜留的“蓝衣社”暗杀了。一说当场被击毙在马路上，一说国杰刚乘车出门即被枪击重伤，抬到房里，流血过多，口不能言，以手示夫人速取箱子里的云南白药救急，夫人心慌手乱找不到，来不及抢救而死在家里。还有一说，李国杰当汉奸，被“蓝衣社”暗杀。我们为此访问了李家瑾同志，他说：“当时我在上海，他死在马路上，我亲眼看的。他不曾当汉奸，是因国民党的的报复而死于‘蓝衣社’之手。”
无论怎样说，李国杰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则是事实。
编后记：编写本文，是在芜湖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持下进行的。在编写期间，得到了民革芜湖市委，以及市档案局、教育局、房地产管理处的大力支持，并承蒙“李府”后人李家瑾、李家敬和“李府”内亲李用张三同志，安徽师范大学卫仲藩、卜之琦、黄绮文三位学者和退休老同志郭键行、张世贵、吴宗愚诸人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宝贵的意见，统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一九八四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