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蕴山
编者按：朱蕴山同志一九〇七年参加了徐锡麟在安庆刺恩铭的事件。从清朝末年反清开始，直到辛亥革命以后的反袁、反军阀，以及“四・一二”以后的反蒋革命斗争，朱老都参加了。朱老参加过岳王会、光复会、同盟会。下面的文章是朱老介绍“五四”前后他在安徽革命活动的片断。
“五四”运动已经六十年了。回忆“五四”前后的切身经历，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教益。
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内部发生分化。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批人，主张议会政治、政党内阁，与北洋系妥协，孙中山先生当时处于孤立，袁世凯利用同盟会内部的矛盾，攫取了大权。
袁世凯上台后，一心追求独裁专制，企图把封建君主制重新加在人民头上。他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步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废除《临时约法》，独揽军事、行政大权，颁布许多反动法令。对外秘密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出卖国家主权，换取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为了在地方布置他的心腹，袁下令罢免江西、湖南、安徽、广东四省都督，使北洋军阀倪嗣冲入皖，占领安庆。倪嗣冲、马联甲一伙与袁世凯紧密结合，伪造民意，推行帝制，互称君臣，丑态百出，激起安徽人民极大的义愤。
为了反对袁世凯和地方军阀推行帝制，一九一六年，我和段瑞兰、扬允中、沈子修等曾密谋在安庆举行武装起义。我先与段瑞兰筹资约二千元，设地下据点两处：一个设在酒馆“味莼园”，地点在安庆旧藩署前，我充经理（当时同志们叫“朱贵酒店”）；一个设在安庆大南门中药铺楼上，由允中负责。药铺储有炸弹，允中与上海方面接洽，约定旧历端阳节前一日运回手枪二十支，准备在端阳前夜间起义。计划首先纵火“味莼园”，趁救火混乱时，由警务处督察长翟少垣先将朱家珂（全省警务处长）扣押，把东署、南署和西北两署中下级警察，包括巡查一大队，共两千余人，集中起来，成立安徽讨袁军第一军。同时，将常恒芳、褚辅成从陆军监狱接出来（常恒芳与褚辅成在一九一三年同时在北京被捕，解交皖军法处，押于陆军监狱），组织安徽讨袁临时军政府，并决定以常恒芳为首，段瑞兰和我为副，管理全省军事、民政事务。同时，还制定北伐计划，训练和扩大军队，响应云南蔡锷讨袁义旗。不料事泄，倪嗣冲在武汉立即电皖警务处，于端阳节前一日先下手，缉拿我等归案。翟少垣是我的知己，得此消息后，夜半亲自送我两张出入城证，叫我迅速离去，我为了掩护同志，就把两张通行证给了瑞兰和子修，让他们迅速离去，我遭到了逮捕。他们出城后，正好在途中遇见允中从上海购买军火归来，也就一起返回上海避难去了。这次反袁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民主共和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改变的，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终于在全国一片声讨中下了台，忧惧成疾而死。倪嗣冲仓促由武汉逃回蚌埠。孙中山先生回国通电全国各省反对帝制，同时还电北京黎元洪，要求释放政治犯。皖同乡会和柏文蔚联名电皖，指名释放我和常恒芳，不久我就恢复了自由。
反动势力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但是实权操在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手中。北洋军阀与地方势力矛盾重重，政局十分紊乱。张勋认为这是大好时机，大造复辟舆论，在徐州召开“督军团”会议，组织军阀攻守同盟。倪嗣冲的反动势力在皖复起，他们大力搜捕革命党人。杨允中不幸在上海被捕，押解到蚌埠，英勇殉难。我接到芜湖赭山第五中学教员、陈独秀的密友刘希平由芜湖来信，催我速到他处避难。一九一七年二月初，我秘密来到芜湖，住在赭山第五中学。当时的校长潘仰山，尚起了掩护作用。刘希平在该校讲修身课，即现今的政治课，高语罕担任国文教员。他们提出筹备工读学校（即芜湖职业学校），要我担任驻校董事，借以掩护。同时还会见了李光炯、卢仲农、王肖山等人。大家一致认为，黑暗的统治局面甚长，这不仅是安徽一个地方的现象，当前的任务应该争取在学校机关长期埋头下去，从改革教育，培养青年入手，通过普及国民知识，提倡新文化，竭力而慎重地介绍新思潮，去提高青年们要有社会责任心的觉悟。做好这项工作，还应该大力提倡普及义务教育。
在大力做好普及教育，提高青年革命觉悟外，我和刘希平六月初还到了上海，去进一步推动反对倪嗣冲运动。在那里，我写了一本《燃犀录》，即“倪嗣冲祸皖记”，来揭露倪嗣冲祸皖的罪行。这份材料油印了一百多份，分寄京、津、沪、汉同乡会，呼吁他们一致起来救乡救皖。可惜原稿已经散失。当时倪嗣冲得知此事后，曾托颖州某倪家走狗以五千金和安顿高位向我贿买此书，被我严词拒绝。八月份刘希平返回安徽，我继续北上。来到北京后，我去北大找了陈独秀和胡适，还找了皖籍议员常恒芳等人，并和他们交换了对当时政局的看法，我告诉他们，我们想从教育青年入手，同时，发动皖籍军人去反对倪嗣冲的安武军等做法，这些意见都得到他们的支持。
一九一七年十月，广东护法军政府成立，推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我应鲁北平原混成旅胡翊儒和济南第一混成旅张克瑶的邀请，来到了山东，交换了反对安武军、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伐的意见。不久接到刘希平、卢仲农等人来信，催我速回芜湖，商量在皖西建立第三甲种农校。十一月初，我离开济南，路经芜湖，和刘希平一起来到安庆，会见李光炯等人。大家决定要我回皖西六安筹建三农。一九一八年九月，我和桂月峰来到六安正式筹建，得到当时县长李铭楚的支持，由县劝学所垫借三千元、各界捐助二千元作为开办费，借六安老赓飏书院旧址为校址，于当年冬筹建告竣。同时，我还筹备六安女子学校于城西，推但西平为筹备员，聘吾妻周佩隐为校长。当时倪嗣冲爪牙刘道章是“公益维持会”会长、省教育会会长，沈子修是教育会总干事。刘认为沈不是危险人物。如果沈子修担任校长，学校经费就比较容易解决。其次，霍山劣绅郭缉熙与刘道章有勾结，曾企图把农校设立在霍山县。子修是霍山县人，负有学望，可以协调地方之争，使学校在六安开办。这样，在筹备就绪后，我就报告省教职员联合会，提请省教育厅委二农校长沈子修担任三农校长。桂月峰担任学监，我任修身课。一九一九年春，三农正式开学。六安学生会于三月成立。学生会成立不久，就发表宣言，响应安徽全省学生会提出的教育基金独立运动。
安徽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是从芜湖第五中学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始，推动了反帝反军阀运动，实质上是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当时安徽社会方面，安庆、芜湖两地以进步的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为中心，组织了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和全省学生联合会。当时的文化运动有两股力量：一股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早期陈独秀在安徽芜湖长街创办过“科学图书社”，提倡新文化，普及科学知识，后来，陈独秀虽离开安徽，但是，他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早在一九一五年在安徽就已出现，安庆、芜湖两地先进人士和各校青年受了很大影响；另一股是以李光炯为代表的反清、反北洋系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化界人士。他们在文化界是很有号召力和影响的。陈，李两人早有深交，但是政见不同。在当时都是具有较大政治影响的人物。“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安徽各地广大青年，如安庆、芜湖、合肥、蚌埠、六安、寿县……，都纷纷起来响应北京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前，当时在北京的陈独秀和在安徽的刘希平、李光炯和我等都有联系。口信也不断频传。陈独秀在离开安徽时，曾说过：“我去搞全国性的运动，你们在安徽搞反军阀活动。”在某种意义上说，刘希平实际上是陈独秀在安徽的代表。当北京一发动，我等在安徽就积极推动，发表宣言，组织游行。在青年学生宣传动员下，工人、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和广大城镇居民也纷纷行动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反帝反军阀的力量。同时还开展群众性抵制日货的运动。在教育方面，还提出开展教育基金独立运动，提出经济公开和校务公议的具体改革方案。这些，对推动运动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当运动一旦深入，封建军阀、地方官僚就暴露出他们的凶恶面目。五月下旬，督军倪嗣冲、省长吕调元先后发布紧急命令和布告，开始镇压运动，扬言要“依法逮惩”，“决不姑宽”。最后倪嗣冲还下令解散学校，强令学生回籍。尽管运动受到镇压，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五四”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提倡“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教育了广大的安徽人民，通过斗争，提高了认识，明确了方向。
“五四”运动后，为了进一步推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安徽各公团和刘希平、李光炯、光明甫等提请我筹办《评议报》，兼任总主笔。经费由各学校筹集。通过《评议报》来评议当时的安徽政局，宣传革命思想，并积极支持全省教职员联合会和全省学生联合会，推动安徽省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运动。
安徽大批青年经过“五四”运动，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更迫切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较前更为普及。一九二一年在安庆、芜湖两地就已出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记得与《评议报》发生关系的青年团员有：柯庆施、周新民、朱子帆、许继慎、薛卓汉、舒传贤、郑鼎（李云鹤）、王坦夫、宋伟年等。
一九二一年六月，省议会按照军阀倪道烺（倪嗣冲的胞侄，凤阳关监督）、马联甲（安徽军务帮办兼皖南镇守使）的意图，拟削减已决定增加的教育经费，以扩大军费。六月二日，安庆各校师生派代表去议会请愿，竟被驱逐。数千名学生得此消息后前去支援。不料马联甲悍然下令毒打学生，打伤学生四十余名，其中学生姜高琦身受七刀，气息奄奄而死。校长光明甫带领学生直接与马联甲斗争，要求马联甲赔偿学生生命。这件事引起了全城舆论大哗，群情怒愤。不久即举行了有各界人士支援的万人示威游行。后经省参议会出面和解。马联甲自知理屈，逃回当时监军驻节的蚌埠。这件事同时也震惊了全国，得到全国各地的同情和支援。在这种情况下，省当局被迫同意教育经费由九十二万元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元。但是，凶手马联甲没有受到惩处。
姜案发生后，倪道烺与马联甲及国民党老右派管鹏合作，阴谋夺取政权。通过他们的爪牙刘道章、关芸农等，由倪道烺出三百万元，包办省议会，妄想推倪道烺为民选省长、管鹏为副省长，便于处理各学校风潮和扑灭学生运动。当时督军不能管辖学校，直接处理学生游行等事，只能是省长专理民政问题。我们当时决定各回原籍进行活动，反对贿选。李光炯和光明甫、史恕卿等回桐城，卢仲农和朱子帆等回无为，我和沈子修回六安。在贿选中捣毁选票拒，收集捏造选民假票的情况，公开揭露贿选内幕，并利用合法手段，向北洋政府控诉倪、马非法贿选罪状。倪、马无法，又以四十万元巨款贿买北洋政府内阁总理靳云鹏，任命倪道烺的老师李兆珍为安徽省长，希望接事后，下令召集贿选议员开会，控制安徽政局。安徽人民再次奋起斗争，拒不承认李兆珍为安徽省长。当时我们发动教职员和学生两千多人，背着行李睡卧江岸，把守城门，不许李兆珍下岸入城就职。李看此情况，化装成商人混入省长公署。当时安庆、芜湖两地立即举行“三罢”，进行游行示威，直捣公署。卫兵与学生发生冲突，还打伤二农教员王肖山，引起了群情怒愤。李兆珍慑于当时群愤，终于溜出省长公署逃跑了。驱李运动取得成功，安庆还举行万人庆祝大会。
在促进安庆“六二”学潮、反对倪道烺贿选省议会和拒绝李兆珍入皖的斗争中，《评议报》对推动安徽民族民主革命，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五四”运动前后我的亲身经历中可以看到：反帝反军阀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在“五四”运动以后，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学生（又名丘九）走上街头，起了宣传、动员、教育广大人民的作用，使工人、城镇居民、工商业者都行动起来、卷入到反帝反军阀的巨浪中去，形成一股巨大的斗争力量。它增强了革命党人领导、组织反帝反军阀斗争的决心。“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书籍更为普及，安徽出现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工人阶级走上了政治斗争舞台。这些都为建立马列主义政党打下思想和组织的基础。
总之，如今看来，六十年前“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提倡“民主和科学”的口号，至今仍闪耀着它的光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巡抚注：作者朱蕴山，中国人民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安徽六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