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原皋
我生也晚，无缘拜识陈独秀，朋辈中与陈独秀有关者，尚有数友健在。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同志，嘱我采访，不能却，乃探望诸友，写此材料。
吴葆萼同志是我中学时的老同学，年青时赴苏联留学，与陈独秀有过关系。一九七九年十月中旬，秋高气爽，我约方向明同志往泾县茂林村，探望故人。住二日，恋恋而别。
我问：“你是怎样认识陈独秀的？怎样赴苏联留学的？”
吴答：“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在芜湖）校长刘希平，国文教师高语罕与陈独秀的关系极为密切，可以说、刘、高二人是陈独秀当时在安徽的代理人。我一九一九年秋和蒋光慈同时毕业于第五中学，同赴沪进复旦大学，由于刘、高二位老师的函介，而认识了陈独秀。我后来又因陈独秀的关系而认识了沈泽民、郑太朴、张闻天等同志。我曾介绍沈泽民到安徽省立第五中学任数学教员。当时第三国际派到中国的马林同志，在上海陈望道家中办外国语学校，马林的秘书鲁人杨明斋，教授俄文，我同蒋光慈入外国语学校，补习俄文。一九二〇年，我和蒋光慈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是陈独秀的关系。一九二一年，我和蒋光慈赴苏联学习，也与陈有关。马林写了证明信，我们把它缝在衣服内，又自行筹措了一些零用钱就动身了。先乘船至日本长崎，与第三国际驻在长崎的机构取得联系，再换船至海参崴，沿途交通困难，约两个月才抵莫斯科。同行的人有刘士奇（即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韦漱园、曹靖华、蒋光慈等共计七人。在莫斯科车站住了三天才接上关系。不久，即进远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东方劳动大学）。校长是拉狄克。我记得入学那一天，正是十月革命三周年。我和蒋光慈、刘少奇、肖劲光、曹靖华、韦漱园同住一宿舍，任弼时住在隔壁的宿舍，当时任年龄最小，只有十八岁。”
我问：“刘少奇为什么要改名？”
吴答：“在远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我国学生，约计有四十余人，其中有一个广东人名叫卜士奇。所以刘改名了？”
我问：“你是怎样同马章禄、唐道海相遇的？”
吴答：“一九二二年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东方各国人民代表大会，借以抵制美国召开的太平洋会议。我和刘少奇、卜士奇三人在大会服务，刘搞总务，卜搞交际，我搞资料。马章禄、唐道海是参加会议的代表。老同学域外相逢，欣喜若狂。唐赠我银币三元，可以大吃数天了。”
我问：“你回国后，可曾遇见陈独秀？”
吴答：“我一九二三年同曹靖华等回国，抵满洲里而发病，在家休养数年，未曾与陈相见，但在一九二七和一九三七年曾与高语罕见过面。”
回芜湖，往访老同学马章禄、唐道海，他俩虽近八十，记忆力还佳。
我问：“请你俩谈一谈赴莫斯科参加东方各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经过。”
马、唐答：“一九二一年冬，周佛海到安徽挑选参加会议的代表，安徽全省学生联合会总会推选宋伟年、夏揆予和我俩，共计四人为代表。我们约于十月底到上海，见着陈独秀，他给我们每人五百元银币，办服装和旅费。我（唐）到天津做了一套皮的冬季中服，并买了一个大肚兜，将银元藏在肚兜内。在沪动身时，陈未给任何证件，叫我们到满洲里车站后，左手拿一块手帕，自然有人来接我们。我们约在十二月初从天津乘车到满洲里，下车后，我们左手拿了一块手帕，就有苏联驻满洲领事馆的姚翻译来接我们。我们由姚翻译设法，偷越国境，乘西伯利亚的火车，沿途停顿，直到一九二二年二月份才抵达莫斯科，在那里见到了老同学吴葆萼、蒋光慈。中国的代表团团长是张国焘，翻译是瞿秋白，还有许多省的代表。日本、朝鲜、蒙古、安南等国也有代表团。记得日人片山潜，韩人金奎植也参加了这次大会。瞿秋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报告。大会上，蒙古代表提出蒙古独立问题，我们和他省的代表进行反对，可是当时张国焘不顾我们的反对，拿团长的身分，赞成蒙古独立。他后来堕落成叛徒，背叛祖国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的。会后，我们仍取道西伯利亚回国。”
我从芜湖回合肥后，稍事休息，于十一月中旬赴蚌埠访问岳丹秋老友，岳兄知道陈独秀的事情较多。今将我俩的谈话摘要记录如下：
我问：“请你谈一谈老伯（岳丹秋之父岳相如）与陈独秀的关系？”
岳答：“先父农民出身，早年参加革命，加入了陈独秀秘密成立的‘岳王会’。一九〇八年十一月熊成基起义，先父在炮营范传甲部当弁目长（班长），参加起义。当时熊是炮营队官（连长），范是哨官（排长）。范殉难，先父逃出，仍与柏文蔚等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一九一二年安徽的反袁斗争失败，陈独秀即逃往日本。先父即流亡上海。一九一五陈独秀回国，住上海法租界嵩山路南口吉谊里二十一号二楼二底的砖木结构楼房。我家住在吉谊里二十号的一楼一底的砖木结构楼房。两家吡连。当时陈的原配高氏住在安庆老家，与陈住在一起的为高氏的同父异母妹高君曼，子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和女儿。延年、乔年比我大，松年比我小，那时约四、五岁，我常抱他。女儿的名字我忘了。陈延年因不满陈独秀和高君曼同居，常与陈独秀闹点纠纷。陈独秀应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哪一年我记不清了，时当夏末秋初，先父在家中为其饯行，陪客有张我华、袁子金、薜子祥等。我奔走侍候，听到陈独秀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同蔡先生约定，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街，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陈只身先赴北京，三个月后，高君曼、松年和幼女才到北京，陈延年、陈乔年两人仍住在吉谊里。一九二〇年初，陈独秀从北京回到上海，翌晨先父问他：‘你还到北京去吗？’陈说：‘我不去了。’回沪不久即搬至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这座房子是柏文蔚让给陈的。柏自己搬到新渔阳里八号。当时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等都住在新渔阳里。自陈迁居后，我家与陈的往来就较少了。”
我问：“陈独秀首先组织‘岳王会’，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及讨袁的斗争，为什么陈不参加同盟会？有人说，同盟会的成员大多数是官僚、地主的子弟，因此，陈不愿参加。你看此说对否？试将你的意见谈一谈。”
岳答：“根据父辈所谈，我认为陈独秀不参加同盟会的原因有二点：第一点，受章士钊的影响，章与陈的私交极好，曾协助章创办《甲寅杂志》。后来章士钊在任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时，《甲寅杂志》又重新复刊。章在复刊中，有一篇谈陈仲（即陈独秀）的文章，我记得有二句：‘回头之草不啮，弗峻之坡不上。’陈的个性确是如此。章士钊另文谈到他本人反对帮会因而不参加同盟会。陈独秀是反封建的战士，对于封建性的帮会，也是不赞成。陈之所以不参加同盟会，或与章的观点有相同之处。第二点，陈首创的‘岳王会’，以淮上健儿为骨干，自熊成基起义失败后，‘岳王会’无形解散。后来淮上健儿都参加了同盟会，以孙毓筠（孙少候）为皖省的首领。孙是同盟会安徽支部长，他是寿县孙家鼐族裔。世家子弟，有文才，善谈吐，少年倜傥，颇孚众望，陈独秀知其不能与孙抗衡，但陈自负甚高，不甘居牛后，虽然同盟会的组织不严密，纪律松懈，但仍有一些约束，于是陈以朋友的身分帮助革命，而不参加同盟会以保持个人的独立性。上述二点，是我的私见，不一定准确。”
我问：“陈独秀与章士钊的关系，你知道一些吗？”
岳答：“我不知道详情，略知一鳞半爪。章士钊在南京陆师学堂读书，因闹学潮，学校解散。章士钊乃赴日本，适陈也在东京。他们在日重逢，两人一道补习日文，又一道入明治大学华文班学习。日夕相处，情谊更笃。我记得在辛亥革命前，他俩同住在上海北站对过的界路高寿里某号灶披间，每月租金二元。当时经济非常困难，衣服夜间洗，白天穿，其艰苦可想而知。讨袁失败后，他俩复逃亡日本，穷得只有一件汗衫。陈佐章办《甲寅杂志》，主要是反袁的文章，嗣后回国即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了。但友谊犹在，不因思想、政见的殊异而来一个划清界限。一九三二年，陈在上海被捕入狱，章主动在法庭上替陈辩护，虽然章的话不能代表陈的思想，但友情可见。后来章在重庆，又曾约王葆斋同去江津探望陈独秀。”
我问：“请你谈一谈一九二○年陈独秀到广州办教育的情况。”
岳答：“据王葆斋生前谈，朱庆澜当广东省长时，有二十营老江防营，王葆斋是二十营的头头。陈炯明继朱庆澜当广东省长，朱将二十营交给陈炯明，做为陈的政治资本。因此，王葆斋与陈炯明的关系很好。陈炯明慕陈独秀之名，约陈去广东当教育厅长，陈于一九二〇年底到广州。当时广东有两部分势力，一部分是国民党的势力，一部分是反对党的势力。陈任厅长后，保守派群起反对，直至秋天，陈炯明觉得为难，乃找王葆斋相商。王皖人，曾在安庆武备学堂练兵班当过学兵，与陈素友善，王对陈说：‘广东人说你提倡共产、共妻，群起反对，他（炯明）受压力很大，你看怎么办？’陈笑曰：‘共产、共妻，是他们诬蔑之词，共产主义是一种最先进的政治思想。我不使他为难，决定辞职。’陈独秀就此离粤返沪。”
我问：“陈懂那几种外文？”
岳答：“陈懂英、日、法三种外文，我读过他节译的欧文的著作。”
我问：“陈被关押在南京牢狱的情况，你知道一些吗？”
岳答：“陈独秀在上海被逮捕后，关押在南京监狱，独住一小院，戴季陶、邵力子去看他。戴、邵是奉蒋介石之命去劝降，遭陈拒绝。戴问他需要什么？陈说，需要有关文史方面的书籍，并要求家属照顾他的生活。戴允许了。于是陈的第三夫人潘兰珍就到南京照顾他。”
我问：“陈有家业吗？”
岳答：“陈的继父是有名知府，置有家业。又在北京琉璃厂开设崇古斋古玩铺，在南京三牌楼置有房产。但陈独秀弃之如敝屣。”
在蚌住二日，往南京，访廖运泽先生。他是凤台廖家湾人。他的父辈参加反清、讨袁诸役，与陈是朋友。他本人是黄埔一期生，与陈也有关系，特访之。
我问：“请你谈一谈您家父辈与陈独秀的关系？”
廖答：“常闻先父辈说及陈独秀，借我年幼，今不复记忆。”
我问：“请你将记得起来的谈一些。”
廖答：“一九二七年二月某天上午，我到武昌安徽党务学校看望高语罕老师，谈了一阵，我欲告辞，高叫我不要走，留我吃午饭。告诉我，陈先生（独秀）今天中午也要来。我就没有走。在座吃便饭的有陈独秀、高一涵、常藩侯、周新民，王明、高语罕和我。饭毕，高语罕、王明和我三人在一间房子休息，陈独秀、高一涵、常藩侯、周新民四人在隔壁房间休息。王明要求高向陈说项，请陈安排他（王明）一个候补中央委员。高立刻到隔壁房间对陈讲，陈大声说：‘他只能剪报、贴报，那里能够当候补中央委员。’两个房间只有一板之隔，陈的话，我和王都听得很清楚。高回房间，如实地告诉王，王明很尴尬。陈是如此直爽地得罪了王明。后来王明极力反对陈，或与这次的事件有关。一九二七年二月我在武汉黄埔分校第四大队当队长，这个队有学员数干人。有一天我请陈检阅大队的操练。陈偕邓演达等到场检阅，对学员讲了话。主要内容是讲北伐时党指挥军队，战无不胜，现在是军队指挥党了。陈对邓演达说：‘要加强政治工作，改变这种不正常现象。’我仅记得上述二点，其余的事情，我回忆不起来了。”
在南京住三日即往沪，汪原放老友刚病愈出医院，身体甚弱，记忆力很差，经我提醒，谈了两个半天。摘记如下：
我问：“老孟翁（汪孟邹）几时认识陈独秀？”
汪答：“先父希颜和先叔孟邹与陈先生是年青时的朋友。先父和先叔，在‘戊成政变’后，即由家乡（绩溪）到南京进了陆师学堂。章士钊也在陆师学堂。陈先生在南京乡试期间，曾去陆师学堂看望过先父和先叔。因此陈也认识了章士钊先生。”
我问：“你是几时认识陈独秀的？”
汪答：“我十三岁（一九〇九年）到芜湖科学图书社当学徒时，陈先生早已住在书店的楼上，和严曙东厨师同住一房间。严厨师，桐城人，颇通文墨。芜湖各商店的厨师都是桐城人，这些人都找严厨师代写家信，因此，陈先生同他们也成了朋友，从那时起，他就与劳苦大众建立了感情。”
我问：“有人说，科学图书社陈独秀有股份，对吗？”
汪答：“科学图书社是先叔孟邹于一八九九年开设的，同乡前辈周栋臣、胡子承等有些股子。陈先生没有股子。陈先生在那里办过《安徽俗话报》而已。”
我问：“上海亚东图书馆是哪一年开设的？”
汪答：“亚东图书馆是一九一三年开设的。”
我问：“陈独秀办的《安徽俗话报》在科学图书社印刷发行，为什么《新青年》不在亚东图书馆印刷发行？”
汪答：“亚东是一九一三年开设的，是一个小店，在出版界没有多大名声。陈先生办《新青年》杂志时，原来是找亚东图书馆的，当时馆小，业务也较忙，先叔认为找一个稍有名的进步的书局印刷发行为好。上海群益书社，是湖南人陈子沛、陈子授兄弟俩办的。他俩留学日本，思想进步。芜湖科学社的图书、文具都是先叔亲自到沪采购的。先叔在沪时，都是住在群益书社。因此，和陈氏兄弟的交情很深。于是介绍陈先生在群益书社印刷发行《新青年》。一九二〇年迁沪出版的《新青年》是在法租界巡捕房对面自办的新青年社发行。”
我问：“陈独秀在亚东图书馆出过几部书？”
汪答：“陈先生出过《英文教科书》上、下两册，署名陈仲。在一九一四年或一九一五年又出过《字义类例》一本，是石印的，署名陈独秀。最后出《独秀文存》。”
我问：“《独秀文存》是怎样出版的？”
汪答：“我到北京帮胡适编《胡适文存》。分册和格式都是我干的。编好后带回上海付排。出版后，销路极好。于是陈先生决定也出《独秀文存》。陈先生在渔阳里二号家中，自己编好，我帮助他分册，一切都按照《胡适文存》的格式。出版后，销路更好。”
我问：“你是何时加入共产党？”
汪答：“我是一九二四年加入的，介绍人是陈乔年烈士。”
我问：“乃刚兄何时入共产党？”
汪答：“先兄是一九二五年加入的，介绍人是陈先生。”
我问：“你何时认识陈延年、陈乔年二烈士？”
汪答：“大约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之间，陈氏兄弟到上海进震旦大学读书。他们俩每逢星期天都到亚东图书馆来拿零用钱，这是陈先生招呼先叔孟邹的。我家与陈家的关系始终不断。因此，我和延年、乔年自然亲如兄弟了。尤其和乔年的情谊更好。”
我问：“你是何时到武汉的？”
汪答：“一九二七年一月高语罕打电报给我，叫我到汉口担任《民国日报》的编辑。我到汉口后，先担任国际版编辑，后来担任《民国日报》馆的经理。总经理是董老，总编辑是沈雁冰。在“七一五”以前，武汉的形势渐紧，反动派时常捉人。有一天陈独秀要我回到上海看一看情况，他是不是可以回上海。报馆的事交给毛泽民接手。我到上海了解了情况，先叔孟邹说不要紧，陈可以来上海。我立即赶回汉口，偕陈先生返沪。同阵有四人，即陈、我、陈啸青，还有一人记不起来了。陈化装病人，我们四人，包了一个房间，陈睡在上铺，那时天气已经很凉爽，大约是九月。在上海下船后，叫了一辆汽车，开到英租界新闸路某弄。住在友人家，友人的名字，我也记不起来了。后来，我去过三、四次，陈叫我不要再去，不要再干（退党），并对我说：‘你只要三次不参加组织活动，就是脱党了。’我就没有去过，后来他迁移，我就不知道他住到哪里去了。”
我问：“陈延年、乔年二烈士在上海牺牲的情况，你能告诉我一些吗？”
汪答：“一九二七年七月某日，当时上海主要领导人在北四川路底某处举行会议。陈延年在这次会议上仍被选为江苏省委书记。会后他留在屋内办公，到下午三时，因叛徒告密而被捕。他被捕后，虽受严刑，终不屈而牺牲。我那时还在汉口，详细情况我不知道。至于陈乔年被捕牺牲的情况，我是很清楚的。我陪陈先生回到上海后不久，陈乔年也回到上海。他叫我装灰色。有一天先叔急急跑来说：‘不好！不好！乔年被捕了！’乔年当时在爱文义路的一个学校里开会，手中拿着一本书，里面夹有重要文件，当场给巡捕房捉去了。先叔到许世英家，托他营救，许世英当时便先打电话到龙华，又写了信，可是毫无结果。不多天，乔年就成仁了！”
我问：“陈独秀被捕，关在南京，你去看过他吗？”
汪答：“陈先生关在南京后，先叔和我都去看过他。我去看他时，他是关在南京南仓巷对过河旁边的监狱，四个人住在一房间，上、下铺，陈住上铺，他坐在床铺上，垫一块板来写文章。我先后看过他数次，有一次，他叫我去找章士钊到南京看他。我回到上海，告诉章士钊，章马上到南京看他了。”
我问：“据说陈独秀关在单独小院，房间有许多书，你看到书籍吗？”
汪答：“我没有看到书籍，可能另有一小间，供他看书写字。可是我数次看他，他都是坐在上铺写东西。也可能，起初对他照顾，后来取消了。”
我问：“你是否知道陈的第三夫人潘兰珍的下落？”
汪答：“我不知道潘的下落。”
结束语
我年逾七十有五，诸友比我的年龄更大，所言所记，不免差错。以我所知，陈独秀不愧为追求真理的先驱，彻底反封建专制的战士，极力反对帝国主义的英雄，具有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美德。我们后死者，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一个弄清是非、衡量功过，对陈独秀重新正确评价，还他本来面目。
一九八O年二月
巡抚附：
石原皋（1905～1987），男，安徽绩溪石家村人，胡适的亲戚，出生于中药业世家，1924年北大生物系，1935年柏林大学生物学博士，建国后任芜湖市高级职业学校校长、芜湖市教育局长兼工业学校校长、皖南科学馆长、省工业厅处长、省科学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秋平反，任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