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子佩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达到高潮的重要历史时期，我刚刚毕业于芜湖赭山中学，怀着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愤怒的心情，跑到武汉接受了大革命的洗礼。那年三月毛泽东同志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正在招考学员。我以一个普通青年学生的身份，考取了农讲所，参加学习，经历了四个月的革命锻炼，这是我毕生难忘的大事。现就我记忆所及，将武昌农讲所的大概情况，实事求是地叙述如下。
一所培养农运干部的革命学校
早在一九二四年七月到一九二五年底，彭湃、阮啸仙等同志先后在广州主办了一至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一九二六年五至九月，毛泽东同志在广州主持第六届农讲所。一九二七年初随着北伐军占领武汉，两湖的农运高涨起来。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又继广州农讲所之后，主办了武昌中央农讲所。所址在武昌旧街道斗极寅街附近。
中央农讲所的领导机构是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任常务委员，是主要负责人。由于当时国共合作，还有邓演达（国民党左派）、陈克文担任常务委员。招生办法是采取审查和考试。学生来源是来自各省，特别是湘、鄂、赣三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民、工人以及青年学生，其中学生超过半数。先后录取近千人。干部方面，有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如：周以栗同志任教务主任，夏明翰同志任秘书，恽代英、萧楚女、彭洱、方志敏、瞿秋白、陈荫林等同志都在农讲所讲过课，这就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了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还有邓演达、陈克文、施存统等也讲过课。
用马列主义武装学生
农讲所极端重视以马列主义教育和武装学生，经常组织学习《共产党宣言》，研究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教训，教唱《国际歌》等等。学生们在这样培养教育下，对革命事业，提高了热情，充满了信心。
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刚刚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亲自讲授了这篇文章。记得春光明媚的一天，他身穿长衫，精神焕发，站在讲台上，以革命的激情，生动的言语，大讲湖南农民运动。他运用马列主义理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几方面，精辟地分析了广大农民受压迫被剥削的痛苦情况，我们听了，对于万恶的农村封建势力，有了深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讲课时，满腔热情地赞扬农民起来斗争不法地主、土豪劣绅的革命行动“好得很”。记得他讲“好得很”的时候，声音洪亮，响彻了宽敞的大教室。我是一个普通中学的学生，平时只听文化课，还没有听过这样生动的马列主义阶级教育课。听过以后，启发教育很大，深深地认识到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以上，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是何等的重要啊！
毛泽东同志工作繁忙，但一有时间就深入群众，和学生亲切交谈，了解思想情况，随时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经常告诉同学们要努力消除自身航脏东西，准备为中国革命贡献一切。
恽代英同志以及他的讲课情况，给我印象也比较深刻。记得一九二三年我在芜湖赭山中学读书的时候，学校曾经聘请他来校讲演一次（因为那时他在宣城四师教书），讲题主要是关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一九二七年他在农讲所讲的也是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恽代英同志生活朴素，身穿灰布长衫，为了革命奔走，时常忘了理发。他虽是江苏人，但说的却是一口湖北腔调。他讲演或讲课，很受听众欢迎。记得他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特别是经济侵略情况，分析得非常透彻。他以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结合具体历史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破坏了中国关税自主，阻碍了工农业的发展，增加了工农大众的痛苦。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变本加厉，又对中国同时进行资本输出，在我们国家开设工厂、矿山、银行，建筑铁路，霸占租界，夺取内河航行权，搞军事侵略、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他们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鱼肉百姓，使中国人民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恽代英同志讲得义正词严，慷慨激昂，给群众以很大的感染，而对我的启发教育，尤为深刻。过去我也能讲讲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怎样侵略和侵略影响如何，却又很模糊。听了他的讲课，真正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因而大大加强了爱国主义思想。
在农讲所给我们讲过课的还有许多老师，他们讲课的内容，都记不清楚了。但是他们对我进行的马列主义教育，将永志不忘。毛泽东同志已经离开了人间，而他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则将青史传名，永垂不朽。其他如恽代英、萧楚女、彭湃、方志敏、瞿秋白等同志，也都为中国革命作出伟大的贡献，他们都在敌人的屠刀下英勇不屈，壮烈牺牲，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以上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我青年时代的老师，虽然为时不久，而受益无穷。惭愧的是：我辜负了老师的教育，对革命未能作出应有的贡献，今后唯待于有生之年，作继续不断的努力。
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
农讲所经常结合形势，组织学员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择其要者，简述于后：一次是配合外地农民协会，捉拿潜逃武汉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当时湖北省有个县的县知事，营私舞弊，欺压人民，贪污了地方经费几十万元，北伐战争之际，潜来武汉隐匿。后来被发现，农讲所派学生前往捉拿，勒令游街示众。该县知事在游街时，被迫边走边喊：“我是贪官污吏！，有罪！有罪！”威风扫地，丑态百出，有力地打击了贪污风气。
又一次是一九二七年三月蒋介石指使走狗杀害了江西赣州总工会领导人。接着，他又指使爪牙在南昌、九江、安庆等地捣毁了工会、农会和左派国民党省党部，打死打伤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安庆称为“三・二三”惨案）。蒋介石这种倒行逆施，令人发指。记得在四月的一天，农讲所全体师生齐集校园，为赣州等地死难烈士举行追悼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的滔天罪行。会后师生结队渡江，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请愿书，要求严惩蒋贼，以申法纪。
又一次是破获农讲所内的反动组织。当时蒋介石秘密派遣一个反动组织，打入农讲所内，主要搜集共产党情报，进行破坏活动。其中一个反动头目，还骗取了代课教师的头衔。不久，他们的行动被觉察了。记得有一天趁那个头目正在上课的时候，把许多同学组织和武装起来。一部分把守校门，一部分包围校室，一部分搜查寝室，一举破获了这个反动组织，逮捕了所有的反动分子，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活动。
以上这些政治斗争，有的我直接参加了。例如从武昌到汉口渡江请愿，我记得是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我们到国民政府请愿的，请愿的目的是要求严惩蒋介石。离开国民政府时，师生一致高呼“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口号声响彻云霄。有些斗争，虽未直接参加，也都是亲眼所见。参加这些现实的政治斗争，对学员的教育更加深刻。
从进行军事训练到参加武装斗争
农讲所实行军事编制，所内设有总队部，大队长是安徽桐城人杨树松同志。下设几个队部，聘有军事教官。学生们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每人发给汉阳造七九式步枪一支，每天进行军事训练，有时又到野外演习，夜晚只要听到紧急集合的军号声，学生们立刻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当时同学们学到了许多过硬的本领，成为一支能文能武的干部队伍。
自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革命形势，日益严重，各处暴乱，时有发生，这就迫使农讲所学生不得不从校内的军事训练投入到各地的武装斗争。如：参加镇压麻城反动的“红枪会”。当时湖北麻城的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地主武装，组织“红枪会”，发动暴乱。中共麻城县党组织和农协会，派人来武汉求援。农讲所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派出三百名武装同学，前往剿匪，当时我也亲身参加了这一战斗。记得那时国共合作的湖北省政府也派了警卫营到麻城协助剿匪。我们和警卫营及麻城农民武装配合作战。半个多月捣毁了匪巢多处，打死许多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和“红枪会”匪首，救出了不少干部和群众。因年代久远，已记不清数字。那时我是一个十八岁的文弱书生，平时缺乏尚武精神，不喜拿刀弄枪，只爱谈今论古。这次参加武装斗争，还是平生第一次。每日里行军数十里，身负行李枪弹八十斤，连长拿着盒子枪，跟在后面，有时渴得要命，还要走路。就这样，锻炼了身体和革命意志，同时也初步意识到武装斗争和中国革命的重要关系。
当我们正在麻城剿匪时，国民革命军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叛变革命，当时武汉处于紧张状态。农讲所又派学生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工人纠察队等在叶挺同志指挥下，一举粉碎了夏斗寅攻占武汉的阴谋。
农讲所的结束
夏斗寅的叛变，虽已平息，武汉转危为安，但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武汉国民政府内部的汪精卫又和蒋介石勾结起来，革命形势，岌岌可危。正在这个关键时候，一九二七年六月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了毕业典礼，记得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大意是勉励同学们回到各地开展农村大革命，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道路如何曲折，一定要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他语重心长，言犹在耳。后来事实证明，他的愿望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