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芜湖市政协
糟酱工人大罢工
二十年代的旧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芜湖的糟酱工人无时不在死亡线上挣扎。资本家为了赚钱，每到“淡季”就借口生意不好大量解雇工人。在资本家的残酷压榨下，工人们被迫向资本家借高利贷或流落街头，沦为乞丐。生活困苦，不堪忍受
一九二七年二月，北伐军到达芜湖后，市县迅速组织力量到糟酱业工人中宣传党的方针，启发工人们要敢于同资本家斗争，教育工人之间要团结，象兄弟般的相互帮助。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很快得到提高。年底即建立了糟酱业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徐铸新，委员有崔子先等。
党组织成立了，工人们有了主心骨，大家更齐心，更团结了，逐渐形成了一股战斗的力量，到一九二七年取得了糟酱工人罢工斗争的胜利。
这年七月里的一天，芜湖糟酱业的老板们召开了一个“店工酒会”，借口生意不好，要把一百零五名进步工人开除掉。党组织得到这个消息，首先召集党员开会研究对策，大家一致认为：资本家欺人太甚，我们不能软弱，要与他们斗一斗，不获胜利，决不甘休。接着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长街青年会召开了一个全体糟酱业工人大会，会上作出了四项决定：（一）坚决反对资方无理开除一百零五名工人；（二）要求增加工资；（三）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四）组织一个“防失业后援会”以资助被开除工人的生活。会上工人们情绪激昂，斗志旺盛，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第二天早饭后，全体糟酱工人在徐铸新、崔子先等人的带领下，包围了糟酱业同业公会。工人们高喊“劳工神圣！”“坚决要求八小时工作制！”“反对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等口号。吓得资本家紧闭大门，既不让工人代表进屋交涉，又不敢出面答话，躲在里面一筹莫展。工人们更加激怒，纷纷用石块、木棒砸门。资本家更加害怕，生怕遭到工人们的痛打；另一方面还不甘心失败，妄图拒绝工人们的合理要求，于是一个个如丧家之犬，狼狈地越墙逃跑了。工人们砸开门窗拥进公会时，资本家连影子也不见了。这时徐铸新和崔子先等同志又开了一个短会。接着宣布：今天工人们先回去，明天大家都不要上班给资本家做事，实行全业大罢工。工人们热烈鼓掌表示坚决拥护，高兴极了。
次日全市糟酱业工人没有一个人上班工作，每个工厂和作坊都静悄悄的。这样一来，急坏了老板，忙坏了工头，他们象热锅上的蚂蚁，一反平时气势汹汹的常态，到处找工人上班，却到处碰壁，连一个人也找不到；于是他们又玩弄起新的花招，到工人家甜言蜜语，用拉拢欺骗的方法，企图分化工人队伍，破坏罢工。由于工人们受到党的教育，懂得了团结的重要，识破了资本家的阴谋，谁也不信工头们的花言巧语，继续罢工。
资本家一个一个的花招都失败了，工人们齐心协力就是不复工。罢工狠狠地打击了资本家的气焰，使他们受到经济上的损失，最后只好乖乖地向工人们让步，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要求，经交涉形成了以下七条协议：1.每月工资六至八元的工人，月薪增加三元，每月工资八元以上的再加二元；2.水作工的工资除一般增薪外再另加二元；3.后场三坊大师傅每人每月加薪三元，下手工人每月增加二元；4.初学艺进店的徒工每月津贴大洋五角，次年一元，第三年三元；5.各职工常年工作应按十二个月算，每月工资均要照发；6.增加工资的日期自十五日起计算；7.恢复一百零五名被解雇工人的工作。罢工取得了成功，工人们扬眉吐气，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
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一方面锻炼了工人阶级，使他们更团结，更坚定；另一方面也锻炼了我们的党，为今后工人运动奠定了基础。
火柴厂工人大罢工
一九二〇年七月，徐士同等土豪劣绅创办了芜湖火柴厂。二百多名劳工怀着养家活口的心情涌进了该厂。然而工人们的美好愿望被残酷的现实所淹没，他们工资微薄，捐税繁杂，物价飞涨，资方高压，工头横行，到处是“茫茫的黑夜”。
一九二七年春，共产党员王绍虞受党的派遣来到芜湖。他首先和该厂工人宋筱垣交上了朋友，以后又广泛接触工人，广交朋友，在工人中宣传十月革命，大讲苏联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情况，说明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的道理。继而组织了工会。
该厂工会选出了七个委员，宋筱垣被推选为主席，王绍虞聘为秘书。工会成立后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先与资本家开展说理斗争，要求增加工资，即大车间工人的工资应该增加一倍，装盒车间工人的工资应增加六成。由三个工会委员，十二个工人代表组成了一个谈判组，并决定宋筱垣领头。
第二天，谈判组来到经理室，向经理徐士同提出上述要求，工人们在外面助威，并严词要求徐即速转告老板和董事们，在三天内给予答复。然而资本家却有意拖延，三天后借口要开董事会决定。为了有理、有利、有节地与资本家斗争，代表们表示，再等三天，若不答应，我们就不客气了。
但是这班吸血鬼，却诡计多端，他们商量定下了坏主意，用软拖和硬吓的两手来欺骗工人，派出探子在工人中活动，分化破坏工人们内部的团结，声言要抓为首分子来“杀鸡吓猴”。
由于工人斗争经验不足，被资本家一拖、二骗、三吓，搞了三个月未解决问题。到了九月份，有一天晚上，王绍虞和宋筱垣两人召集工人到二农开会，请李克农、甘天沐等党的干部作报告。他们着重讲了国际、国内形势，鼓励大家要团结，要坚持斗争，才会取得胜利等。这些讲话，大大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增强了胜利信心。工人们更加团结，斗志旺盛，一致要求采取有力措施。
十月里，工会日夜召开秘密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在王绍虞同志的建议下，果断地作出了罢工的决定。于是，罢工斗争开始了。按工会的部署，全体工人每天只按时到厂保护原料和机器，但不开机生产。车间大门紧闭，工人们用愤怒的眼光看着窗外的资方人员。罢工进行了三天，资本家既急又怕，请来了二百名警察和便衣侦探包围了工厂。一警官带领了一批人要绑架宋筱垣，说：“宋是共产党，煽动罢工闹事，今天要给点颜色看看。”并吓唬：“马上执行枪决”。警察的横蛮和暴行，使工人们怒气冲天，大家握着拳头，卡着腰，个个虎视眈耽，怒吼道：“谁敢动宋筱垣一根毛，我们就扒他的皮！”又向经理重申：“不加工资，不放宋师傅，我们决不复工！”罢工继续进行着。
在相持阶段，王绍虞同志通过内线了解到国民党驻军和地方当局存在着矛盾，他们之间相互拆台倾轧。于是找到了驻芜的国民党三十七军政治部主任蓝少弥，说明警察胡闹，乱抓人。蓝听后大发雷霆，大骂警官，遂释放宋筱垣。资本家也看到了工人力量大，心又齐，生怕把事情再闹大，也就自找台阶下，乘机圆场，同意了工会提出的要求。工人们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
通过这次斗争，大部份工人的生活有了一些好转。更重要的是，广大工人渐渐明白了生活之所以痛苦，完全是资本家的残酷剥削造成的。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战斗，与资本家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
罢工斗争的胜利，使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党在工人之中的威信大大提高。
黄包车工人第一次罢工
二十年代的芜湖街道狭窄，其交通工具主要是黄包车。据记载那时计有十多家车行，一千余辆黄包车。但这些车均为大大小小的资本家所掌握，工人们只得向资本家租用。起初每辆车的租价每十二小时是二十四个铜板，后来老板和警察所相勾结，玩花样增加牌照税；资本家又乘机增加租钱，因而同样的车子，相同的时间其租价激增到三十八至四十三个铜板，甚至更多。这样一来，工人们辛辛苦苦一天的劳动所得，往往连交租钱都不够，又怎能谈得上养家活口呢！工人们在苦水里煎熬着，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伸。
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列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一些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对工人们的遭遇深表同情。他们省吃俭用，接济工人，并且办起了工人业余夜校，教工人识字，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为罢工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九二二年的一段时间里，在“黄包车停车处”（现皖南供电局对面），一批进步学生经常召集工人开会，研究如何改变目前的现状，指出他们生活之所以如此之苦完全是资本家和警察所压迫剥削的结果；要翻身就要与这些骑在工人头上的吸血鬼斗。工人们从此心明眼亮，越来越心齐，越来越团结，最后商量决定：1.全市黄包车工人举行罢工；2.反对增加车租；3.成立劳动大会；4，罢工期间工人的生活由学生募捐来解决。按照会议决定，学生和工人代表来到警察所与所长交涉，要求立即答应工人们的要求。警察所长自恃有靠山，不但不接受，反而在“停车处”宣布戒严令，不准在此集会。这可把工人们气坏了。当时地下党活动中心的二农，即派学生胡金台等在工人中鼓动，提高大家的斗争信心。在这些进步学生的组织和策动下，一千余名工人宣布罢工，并举行示威游行。他们用白布做了一个大横匾，上书：“劳动大会”四个大字，拾着横匾，高呼着口号，排着整齐的队伍，雄纠纠地向警察所进发。到达后，又派出代表再次重申了反对增加车租和牌照税的要求。游行的工人则把警察所围得水泄不通、并在外面高呼口号助威。吓得所长惊慌失措，一面向工人发香烟打圆场，一面被迫召来车行老板大声斥责。
斗争取得初步成效，工人们并未感到满足，他们还要召开劳动大会，当工人们按计划前往大戏院（现大众电影院）召开劳动大会时，反动军阀马联甲却千方百计地妄图阻止工人们集会，把戏院大门锁上，并在门口的木牌上贴着一张“戒严期间禁止集会”的布告，旁边还站着几个持刀的守卫。工人们一见大怒，群情激昂，高呼“打倒军阀！”“劳工神圣！”等口号，一个进步学生挺身而出，气愤地撕毁了“布告”，砸碎了木牌。工人们拍手称快，扬眉吐气，吓得守卫目瞪口呆，仓惶逃走。其后，马联甲又派兵镇压，并出了一张通缉“暴徒”的布告来威胁工人。工人们识破了反动军阀虚张声势的把戏，不予理睬，反动军阀毫无办法。
罢工进行了三、四天，使全市交通中止。警察所长急的团团转，不得不向工人们让步，终于宣布“取消增加牌照税的决定”，把租价也降低到原来的标准。
（根据《芜湖工人运动史》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