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祖盛祥

  

  祖晨同志,原名祖茂林,化名李春亭、朱文淦、朱涛等,安徽宣城人,一九〇一年出生于宣城县油榨沟镇一个竹工的家庭里。祖晨同志少年时就胸怀坦荡,勤奋好学。一九一八年秋,他考进了设在芜湖的安徽省立第五中学。“五四”运动的浪潮蓬勃兴起,祖晨同志积极投入到这场火热的斗争之中,并立下了扫除妖孽,拯国救民的抱负。一九二二年初,祖晨同志参加共青团,并积极参加芜湖市人力车工人为反对军阀政府增加牌照捐和资本家增加车租的斗争。

  一九二五年夏,祖晨同志回到家乡宣城。当时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正在席卷东南各省,他发动学生和部分工农群众组织起支援“五卅”运动的“外交后援会”,在宣城、油榨、水阳等地设立检查站,抵制英日货物,销毁鸦片和绅士们用的烟具,打击投机奸商,组织募捐救济殉难志士家属;同时,组织反帝爱国游行,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游行的队伍高唱着歌曲:“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齐努力,用我们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勇敢上前,稳着脚步,要高举我们的旗帜。”这一行动,震动了宣城大地,奸商豪绅惶惶不安。开始,他们拉拢行贿,暗地送给祖晨同志一批钱,劝他远走他乡,遭到祖晨同志的坚决拒绝,于是奸商、豪绅和官厅互相勾结,伪宣城县地方审判厅开庭“审判”祖晨。开庭那天,法庭内外挤满了人群。祖晨同志大义凛然地站在法庭上。伪法官道:“私进民房,犯侵犯人权之罪;拦船查车,犯盗窃之罪;烧毁烟具,犯破坏私人生活之罪……。有此数罪,诛有余辜!”

  祖晨同志镇定而从容地驳斥道:“进私房,我们没收的是鸦片;强登轮船,我们是为了查禁日货。当今国难临头,贩鸦片,就是抽我们的筋,销日货,就是喝我们的血,凡有血性的人,对此能麻木不仁吗?请问,反帝救国,何罪之有?!”祖晨同志在法庭上侃侃而谈,义正辞严,法庭内外,顿时骚动起来,口号声连成一片:“誓死不当亡国奴!”“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士绅、法官、检查官们,见此情景,呆若木鸡,不知所措,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一九二五年秋,祖晨同志于厦门大学毕业后,东渡日本,到长崎医科大学读书。临别前,他写信给父亲表示了他的远大抱负。在日本,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日本特支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斗争。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开始了,他毅然放弃学业,于一九二七年初归回祖国,参加实际斗争,表现了大公无私的高贵品质。

  

  祖晨同志回国后,党安排他在上海作宣传工作。一九二七年三月间,又调他参加北伐,在张发奎所部的政治部工作。在那里他坚持我党的各项主张,扩大党在北伐军中的政治影响。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祖晨同志立即组织所部奋起抵制,不久接到党的指示,他率领在我党领导下的部分北伐军从武汉急行军,七天七夜赶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随军转战潮汕等地。后因战事不利,为保存有生力量,由党出资,他又重返日本,但学籍已被取消,只得又返回祖国。

  祖晨同志返回后,中共安徽临委派他到宣城建立党的组织。他一到宣城就和打入国民党县党部的秘密党员田道生同志取得联系,积极进行活动。不久,发展了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江涛(又名江干臣)入党,正式成立了党小组,接着又吸收了范用兴、戴云龙同志为党员,成立中共宣城县独立支部,祖晨同志任支部书记,负责全面工作。他带领支部成员发动工人,建立了店员、布业、肩舆、袜业等各行业工会,入会者达一千多人。同时,加强了学生和农民群众的工作,建立、健全了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组织,使宣城的革命斗争开展得热火朝天。一九二七年冬,省临委决定宣城成立中心县委,祖晨同志是县委主要成员之一(据范离同志回忆是县委书记)。县委成立后,及时召开了会议,贯彻了“八・七”会议精神,结合实际情况,把革命重点转移到农村。

  祖晨同志到宣城北乡,重点抓了油榨沟镇附近的农运工作。他经常白天以打鸟为掩护到附近农村作社会调查,晚上在镇上办农民夜校,和农民群众谈心交朋友。他善于运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和事例,启发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不多久,农民协会和赤卫队都先后组织起来,在斗争中逐步壮大。他带领大家开展了抗租抗债斗争,惩办了恶霸,开仓分粮,济苦救贫,农民们很受鼓舞。

  祖晨同志留学日本,国民党政府每年都要发给他一笔补助费。一天,他从宣城县领回留学生补助费二百块银元,走到北门时,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北风呼啸,寒气袭人,他看到路上一些穷人衣裳单薄,无米为炊,就用这笔钱沿途救济,走到了庙埠,二百元钱就全部散光了。

  过年了,按照当地习惯,家家都要在除夕这天写副对联贴在大门上,祖晨同志认为这是宣传人民的好机会,他写了许多词句新颖的对联,免费送给穷人。他父亲在油榨镇开了个小杂货店,店号“兴记”,他就以此二字为首,挥笔写了一副对联:“兴礼由义纠正世界,记仇雪耻誓复山河”。又在偏门上写了一联:“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他以此来号召人民,激励人民。

  祖晨同志重点抓北乡,但他也抽时间巡视和指导面上的工作,帮助大家解决斗争的难题,宣讲革命的前途和远景,增强大家必胜的信心。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宣城四乡的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相继建立了几个支部,大多数村庄都有党员在活动,抗租抗债斗争那时在酝酿之中。

  革命风暴的到来,引起了土豪劣绅和反动当局的惊恐。国民党宣城警察局到处搜捕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正月初二清晨,伪警察局派人到油榨来逮捕祖晨同志。祖晨同志还没有起床,听到打门的声音越来越急,觉得不对头,起来从门缝向外望,见警察已堵住了前门,即跑向后院,又遇到警察,问他:“祖晨在哪里?”他机智地回答:“他还没有起床,我去叫他。”说罢返身奔向母亲房间,打个招呼就上了楼,拔掉椽,掀开瓦,腾身上了屋,越毗邻数家屋脊,从胡家天井坠下,在邻居的帮助下,入夜到了乡下姐夫家。第二天鸡鸣,化装后由姐夫徐爱轩等护送至新河庄乘船到芜湖。那些家伙又砸门又开枪,到处搜查,但祖晨同志早已无影无踪了。路上他对送行的人说:“这次斗争暂时失败了,但革命的种子却播下了,它一定要发芽。告诉乡亲们,要坚持斗争,黑夜不会长久的,天总是要亮的。”确实,打那以后,宣城地区的革命斗争始终没有停息过。

  不久,党调他到上海,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在文化艺术界,团结进步作家,办报纸,写文章,反击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

  

  由于反动势力的猖獗,革命队伍内部少数不坚定分子的变节,山东省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省委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一九三一年初,祖晨同志受党中央之命,化名李春亭来到山东,在省委工作,据说是山东省委负责人之一。同年四月,他根据省委决定,去青岛进行恢复市委的工作,领导青岛人民继续进行草命斗争。

  祖晨同志来到这座具有光荣斗争历史的英雄城市后,首先深入到产业工人集中的区域——四方、沧口一带,联系失掉关系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实际考验,先后吸收了王良栋、武嘉澍和孙殿舜入党(孙以后脱党),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四方机厂宿舍南大院秘密成立了四方支部。支部成立后,立即向工人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发展新党员,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与此同时,祖晨同志又恢复和建立了沧口区宋哥庄小学党支部、青岛大学党支部。在党的基层组织迅速建立和恢复的基础上,经请示省委同意,正式成立中共青岛市委,并在无棣二路二十二号新生养蜂场设立市委机关。市委成立后,祖晨同志经常到工厂、学校和郊区农村,深入各阶层做社会调查,指导群众斗争,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壮大党的队伍。他先后在全市各处建立了工会、互济会、反日救国会和时事讨论会等群众组织。他还主办了《工人之家》和《大众》等刊物,宣传党的主张,登载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工人、学生运动的消息,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和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的实况,配合全市的罢工、罢课斗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进一步觊觎我山东。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处在反日前哨的青岛人民,对此群情鼎沸,怒不可遏。青岛大学当局却强调环境特殊,不允许学生进行任何反日爱国活动。祖晨同志亲赴青大,直接领导了青岛大学的抗日救亡活动,秘密散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州事变告全国民众书》,成立抗日救国会,募捐支援坚持在东北抗击日寇的义勇军,还发动了签名罢课运动,组织南下请愿团,这些活动大大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给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以沉重的打击。

  祖晨同志非常重视工人运动,积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日营铃木丝厂工人闹工潮,祖晨同志亲临铃木丝厂做调查,亲自写了《铃木丝厂工运指导和组织方法》的小册子,用以指导工人的斗争,并向全市的工人阶级介绍该厂工人反对日本资本家的斗争经验,使工人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

  一九三二年五月,日本富士纱厂厂主宣布自五日起,延长工人工作时间,加之厂主对工人的压迫变本加厉,有病不准歇工,动辄开除工人,因而引起工人的不满。全厂工人在党的领导下,于五月十九日举行了罢工。祖晨同志即刻赶到沧口,以宋哥庄小学为据点,指导沧口、四方十多个日营工厂的工人举行同情罢工,到处散发传单,揭穿日本资本家的阴谋诡计,迫使富士等纱厂的资本家给工人增加了工资,保证不随便延长工作时间,使罢工取得了初步胜利。

  由于祖晨同志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废寝忘食地从事革命,到一九三二年六月间,青岛市的党组织大部分均已恢复与发展起来,联系和发展的党员达八十一人,团员二十一人,工运、学运蓬勃发展,革命形势很好。

  当时统治青岛的国民党反动当局,伪市长沈鸿烈,公安局长余晋和等,对于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惶恐不安,召集狐群狗党进行策划,最后决定派遣特务高振东(又名高俊卿,一九五二年畏罪自杀)以大康纱厂工人身份,伪装积极,混入党内,暗中窃取党的地下组织活动情况,向反动当局密报。一九三二年五月底,中共山东省委决定调祖晨同志回省委工作,派李伟仁同志(原全总巡视员)接替他的工作。李伟仁同志到青岛的第五天(即五月三十一日)就被敌人逮捕。敌人在市委机关所在地新生蜂场搜出一些文件和宣传品。六月一日一大早,祖晨同志知道出事的消息以后,立即冒着危险去海泊桥通知有关同志迅速转移。特务高振东探知祖晨将要于六月一日上午十时在海桥水场和区委接头,便带领侦缉队按时前往该地逮捕了他。接着,市委其他同志也先后被捕,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

  

  环境的恶化,对于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来说,绝不能动摇革命的信仰,磨灭共产党人的钢铁意志。优秀的共产党员祖晨同志就是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不屈不挠战斗的一个典范。他自被调青岛的第一天起,就置白色恐怖于不顾,积极地投入到炽热的革命斗争之中。被捕后,在敌人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面前,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保持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八月八日,敌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将祖晨和其他几名同时被捕的同志砸上手铐脚镣,一道押往济南伪高等法院。途中,当他知道有人因为经不起考验,也因为缺乏斗争经验,在敌人的威逼下,承认了自己的党员身份和组织情况时,就抓住时机,避开押差,在火车上对同志们进行保持革命气节的教育,教给对敌斗争的方法和策略。他说:“在青岛,不论怎样承认的口供,到济南审讯时都要坚决推翻,就说在青岛口供是被逼胡说的,这样才有利于我们的斗争。”在他的教育与影响下,同志们坚强起来了,决心同敌人斗争到底。到济南后一概翻了供,弄得敌人手足无措。

  祖晨同志在济南监狱里,继续领导狱中难友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有一次,敌人派一个特务假装政治犯,到监狱侦察青岛案犯的情况。这个特务进屋后就大叫大嚷,发“牢骚”,“骂”国民党,祖晨同志察觉到他的气味不对,就故意和同志们为象棋的输赢问题,争吵得脸红脖子粗,大家都非常“生气”,几天不说话。过了三天,那个特务捞不到一点东西,只得悄悄地溜走了。敌人走后,大家又笑着照常说起话来。

  叛徒王洪九,在敌人的授意之下,来到狱中监视他们的行动。祖晨同志就约定大家,“狗”在的时候不说话,或者乘“狗”睡觉的时候用在地板、大腿上写字的办法互相谈心。

  祖晨同志对同志们非常关心。田海山同志(现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是个刚入狱不久的新难友,和他同押在一起,祖晨同志经常向他讲革命道理,教他唱国际歌,海山同志非常崇敬他。祖晨同志还团结同狱的其他蒙难者,抗议监狱当局的暴行,进行绝食斗争,还对可能出狱的同志交待怎样寻找组织和向党反映情况。

  由于长期做艰苦的地下工作,劳累过度,祖晨同志患上了肺结核病。被捕后,在敌人的摧残下,病情进一步恶化,有时饮食不进,呼吸困难,别人认为他生命垂危,但他始终乐观自信。有一次,他日夜咳嗽,大量咯血,病情十分危险,看守们把他抬到隔离室,纷纷议论他“不行了”,他听到了,就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不行了?我还活着,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活下去。”他是那样的坚定乐观。后来病情果然一天天好起来,他顽强地活下来了,继续和同志们一道坚持狱中斗争。

  一九三三年五月间,敌人把与祖晨同志关在同一个号房的陈文其同志送到第一“模范”监狱去了。祖晨同志知道文其的问题已被“判决”,一天,趁放风的时候,他站在高高的窗口向文其同志打着招呼,并在手上写字问他判了几年。当文其同志在地上写了“无期”两字时,他警惕地意料到敌人对他采取的手段将会更凶残。他写信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了家里,在信中劝告父母,不要为他过分难过,要看远些,干革命就会有牺牡。祖晨同志早在革命初期,就写信对父亲这样说过:“豺狼当道,道路崎岖,世间如此昏暗,中国如此沦落,男儿有血,岂能凭时事而不解救。人之生灵,岂能容得几个鼠贼之徒宰割虐杀乎!中国人非天生的奴隶,中国定有厚望,中国定有晨光。父亲啊!人间就是如此,斗!斗!斗!男儿的鲜血换得世间的公平,神州的黎明。”这是何等高尚的革命情操啊!祖晨同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八日早晨,乌云笼罩着泉城的上空,天色昏暗,细雨蒙蒙。凶残的敌人把魔爪伸进济南监狱里,嚎叫着来捉人了。被囚禁的英雄们从睡梦中醒过来,毫不畏惧。当看牢小丑们喊到李春亭的名字时,祖晨同志知道,最后的时刻来到了。他很平静地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出牢房。狱中的难友一齐涌向牢门。当他看到有的同志悲痛流泪望着自己,有的同志咬牙握拳怒视着敌人的时候,他不断地向大家点头,并大声向同志们告别说:“难友们,同志们,这没有什么关系,革命的细胞是新陈代谢的,永远死不完的,好好干下去吧!”这是多么响亮的声音,这是对后来人多么殷切的期望啊!汽车开往刑场的路上,他从容不迫,誓死如归,带领同时遇难的同志,沿途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

  这位无产阶级的不朽战士,就这样英勇地就义于济南泺口以西马家道口刑场,年仅三十三岁。祖晨同志虽然牺性了,但他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他的光辉名字和英雄事迹,永远载入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史册,流芳万世,永垂不朽。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