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恺帆
阿英同志，原名钱杏邨，安徽芜湖人。
我结识阿英同志，是在一九二六年。当时我以一个农村少年，从江北负笈至芜湖求学，考入芜湖大官山的民生中学。那时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清廷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芜湖为对外通商口岸之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双管齐下，军阀、买办、土豪、劣绅横行，洋行、教堂与教会学校林立。这所民生中学，是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之后，大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刻，由钱杏邨、宫乔岩（又名王少春，芜湖人）李克农（巢县炯炀河人）等同志，为了和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势力作斗争，凭着一股革命激情，依靠一些社会进步人士的支持，艰苦奋斗创立起来的。宫乔岩同志为该校校长。它在开展启蒙运动，传播革命思想，培养进步青年等方面，起过出色的作用。正是我到民生中学入学的这一年，阿英同志及宫乔岩、李克农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此这所学校在大革命前后。成了当地党组织的重要据点，为革命前的准备以及北伐军到达后建立政权组织，做了许多工作。直到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人事更迭，又经过一段艰苦的坚持，它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了。
我入学时，阿英同志在民生中学任国文教员，兼赭山的五中（后改七中）教员。一开始，钱先生（当时对阿英同志的称呼）那种对人极端热情、善于言谈和诲人不倦的态度，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时“五四”运动虽已过去数年，但我们在乡间读书，仍受文言文的严重束缚，而钱先生则是“五四”运动中的青年积极分子，所以他在民生中学，提倡白话文自然是不遗余力。记得有一次，我出于幼稚，还曾和他辩论，大意是说：你讲白话文好，文言文不好，我看文言文多少也还有点好处，比如打电报，用文言至少就可省点钱吧？钱先生微笑着耐心地给我们讲，不能仅从这一点去看问题，用白话代替文言，这是文化上的革命运动。当时在学校中，阿英同志不仅积极开展新文化运动，而且满腔热情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学说，告诉我们“普罗列塔利亚”、“布尔乔亚”等等新名词，我们听起来新鲜异常，心境大开。由于学校是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据点，它不仅传播革命思想，而且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组织学生参加“济难会”（后改为“互济会”）、（“芜湖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等革命组织，推动群众性的革命活动。当时学校在斗争中处境险恶，经常受到反动当局的监视和干扰，后来甚至受到国民党反动派所利用的流氓帮会的进攻。但宫、李及阿英同志等不畏强暴，积极组织领导群众跟军阀、土豪、劣绅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一次，几千学生和群众涌向街头，把贪污作弊的商会会长丁某揪出来游街示众，使其威风扫地。又有一次，组织群众揪斗北洋政府“猪仔国会”的“猪仔议员”，一天工夫就打了八家，可见群众运动声势之大。及至“四・一二”之后，蒋介石疯狂逮捕、公开杀戮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形势已万分危急，阿英同志才和宫乔岩同志、李克农同志等被迫澈出龙潭虎穴。他们在离开芜湖之后还受到敌人的一再追捕。
其时，阿英同志率领一组同志，取道皖北农村，历经艰险，徒步跋涉千里，去到武汉，在邓中夏同志领导下，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并参与筹备当年六月二十日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工作（阿英同志在大会秘书厅工作）。但到了七月中旬，武汉的国民党汪精卫无耻叛变了革命，阿英同志在极端艰苦中坚持到八一南昌起义之后，才又突破敌人的包围，转移到上海（当时党中央机关所在地）。旋即在党领导之下，发起组织了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据阿英同志在后来《哀悼李克农同志》一文中记述，他和克农同志“直到第二年，我们才在上海重逢，并一同在太阳社支部（称‘春野支部’）里过着党的生活，往往在深夜里一同到马路上写标语……”从这段简短的记述里，可以看到当时阿英同志等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的一个侧面。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李克农同志同后来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为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进行了出色的斗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后来董老在一九六二年悼念李克农同志的挽词中，曾赞誉克农同志为“能谋颇似房仆射，用间差同李左车”。到了一九三〇年，阿英同志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和领导工作，被选为常委，后又被选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一九三二年五月，党派阿英同志到电影界作领导工作，任党的电影小组成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阿英同志在上海坚守斗争岗位，积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曾任郭沫若同志主编的《救亡日报》的编委。并由几位热心朋友的支持，在“孤岛”上海成立了一个名为“风雨书屋”的出版机构，编印宣传抗战的《文献》月刊，阿英同志是这个刊物的主编。诚如他在一篇回忆录中所写：“那时，我们国家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最残酷的侵略，国民党已经一路溃逃到了重庆，八路军、新四军正艰苦地深入敌后，插进敌人的心脏，坚持斗争。敌后和沦陷区人民，特殊需要精神鼓励。”阿英同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努力去满足人民大众的这种“特殊需要”。他在《文献》杂志上第一次发表了毛主席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周年会上的讲话，并为一九三八年出版的《鲁迅全集》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他受党的委托，为传播和保存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以及党的其他重要革命文献（如方志敏同志的遗稿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但是，“因为刊载毛主席等我党领袖的言论著作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图片新闻，经常受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所谓地下组织的威胁……真是时时刻刻有查封逮捕的危险，时时刻刻在惊涛骇浪之中。”那时，阿英同志从一位同志处，得到了一批“用各种各样、大小不等、随手拾来的杂色纸所作的”一束画的照相原稿，内容是反映中国工农红军伟大长征斗争生活的，他便立即进行了编辑工作，排除各种困难，以《西行漫画》之名，由“风雨书屋”精印出版，并在书前附印了长征地图及纪事，迅速在上海及革命根据地流传，收到了鼓舞士气和振奋民心的积极效果。正因为如此，“书屋”不久就遭到查抄，人员也遭到了逮捕。直到二十年后的一九五八年，一位热心的读者在北京图书馆偶尔发现了这本珍贵的画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在同年底重印。又经过一段时间，到了一九六二年，以《长征画集》之名出版，也直到此时，方才弄清它的作者原来就是当年亲身参加了长征的黄镇同志（原籍安徽桐城人）。这是革命美术出版史上阿英同志一个宝贵的贡献。
在上述时期，阿英同志在上海还以魏如晦的笔名，写了《碧血花》等反映南明抗清斗争的历史剧，积极配合抗日斗争的宣传，并在上海等地广泛演出。
一九四一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上海局势进一步恶化，阿英同志遂率领全家离开上海，来到艰苦抗战的苏中、苏北敌后根据地，先后在新四军军部、一师及三师工作，直到抗战最后胜利。这一时期，在华中局的领导下，阿英同志认真宣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按照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在文艺、新闻、统战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一九四三年十月份，《盐阜日报》首次发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阿英同志亲自逐字逐句地细心校对。他所主编的杂志《江淮文化》、《新知识》以及《盐阜日报》副刊等，在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广泛的影响。当时敬爱的陈军长（陈毅同志）为广泛团结抗日民主人士，积极开展党的统战工作，曾亲自发起组织“湖海诗文社”，社中所作诗文，上述报刊即系主要发表园地。《新知识》上，并曾首次刊登陈老总的著名诗篇《梅岭三章》，一经问世，脸炙人口。一九四三年秋，阿英同志在苏北阜宁农村的豆油灯下，用毛边纸亲手抄录了陈老总在一九四二年以前所作的诗十六首及短文两篇，手订成册，题有“阿英手录”并盖有图章，送给了敬爱的陈老总。这一件珍贵的纪念品，可以说是陈毅同志最早的一本诗集，它为后来张茜同志编辑《陈毅诗词选集》提供了重要资料。这个宝贵的手抄本，听说至今仍珍藏在陈同志亲属手中。
在抗战胜利前夕，郭老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配合党内整风，为进入城市做些思想准备，阿英同志在苏北农村创作了著名的历史话剧《李闯王》，并亲自导演，由新四军三师八旅文工团在苏北各地演出，对广大干部群众起了积极的教育鼓舞作用。这个有很大影响的剧本，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产生的优秀剧作之一。
阿英同志的长子钱毅，时为新华社盐卓分社特派记者、《盐阜大众》副主编，是一位英姿勃勃的革命青年，在《盐阜日报》、《盐阜大众》报上发表过许多鼓舞人心的通讯报道，在《新知识》等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才气横溢的文章，后来在对敌斗争中英勇牺性。
抗战胜利后，阿英同志曾任华中文协常委、华中建设大学文学院院长。一九四六年，阿英同志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文委书记。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华东局及苏皖边区政府机关，随同我军主力于一九四六年秋北撤至山东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我们继续转移至烟台。四个月后，我又奉命带一部分机关人员及家属渡海转移至大连，后阿英同志任大连市委文委书记。在北撤山东直至大连这一段时间里，我和阿英同志经常接触。他那为革命辛勤钻研业务，亲自领导工厂文艺活动的实践，热情培养青年和帮助工农兵业余作者，特别是他严格要求自己，勇于自我批评的可贵精神，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阿英同志又是我国当代一位著名的收藏家，长期辛勤地收集保存大量图书、文物，特别是收集了丰富的有关近代文学的资料，孜孜不倦地进行整理和研究，为编写和学习中国近百年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这种勤奋的作风，犹如蜜蜂酿蜜，苦心经营，虽在戎马倥偬之际，亦坚持不辍。尤其是各解放区的所有报刊图书资料，他更是旁搜博集，十分重视。
一九四九年五月，阿英同志奉调至京，参加筹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工作。大会期间，他是华东代表团团长，大会常务主席团成员。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阿英同志在天津市工作，任市军管会文艺处处长，市文化局局长，及剧协主席，并曾在南开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兼任教授。一九五一年调中共中央华北局，任华北文联主席。一九五四年，阿英同志到中国文联工作，任党组成员，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等职。
阿英同志为党的革命文艺事业战斗了五十多年，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一生中的著述，包括文艺评论、小说史、戏剧史、美术史研究以及诗歌、小说、剧本、杂文、随笔等等，多达七十余种，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但是，这样一位热爱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老同志，却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摧残和迫害。一九六七年初，叛徒江青妄图掩盖她极端肮脏的历史，亲自跳出来公开诬陷阿英同志。接着叛徒陈伯达也怀着不可告人的卑鄙目的，亲自下达“手令”，抄走了阿英同志收藏的三十年代的大量有关资料和全部藏书、文物。这一系列的反动暴行，使阿英同志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在林贼肆虐及“四害”横行的日子里。我和阿英同志虽然天各一方，但拳拳之意，仍时萦于怀。一九七四年，我省一位原新四军老战士去京，曾去探望阿英同志，当时他卧病于斗室之中，深受“四人帮”之害，但老骥伏枥，壮志未衰，对外地故人，仍关怀备至。阿英同志曾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提供有关中苏边界问题的珍贵资料，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听到这些消息，使人深受鼓舞。其时，阿英同志有亲属出差经皖，亦承过访。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春回大地，喜溢人寰，阿英同志也欣然移住北京东直门外新居。虽癌症已至晚期，每日只能吸食少量稀粥，但他由于心情振奋，病情也曾一度有所好转。他满怀信心地扶病为有关单位及报刊积极查找资料，为揭批“四人帮”提供了有力的炮弹。不幸尔后病情恶化，终至不治，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七日逝世。噩耗传来，不胜悲痛和惋惜。回想全国解放之后，阿英同志曾多次表示希望能回安徽工作，对宫乔岩等老同志、老战友早年革命活动的史料，也曾不断热心采集，准备进行整理。我和阿英同志最后的一次接触，是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三届人大开会期间，阿英同志曾至寓所相访，仍怀回皖工作之愿。谁知自此一面，竟成永别，追念及此，不禁把笔泫然！阿英同志辛勤战斗的一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为了纪念这位革命文艺战线上的老战士，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双百”方针，繁荣和发展党的文艺事业，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服务！
（作者附记：本文为求表述准确起见，从中央文化部阿英同志治丧小组所撰悼词中引用了一些编年资料，特此说明。）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巡抚附：张恺帆(1908～1991)，安徽省无为县人。解放后任安徽省委常委，历任合肥市委书记、淮南矿区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