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其范
我的老家在安庆潜山县岭头镇黄岭街。祖父张开甲在清末做过江西省广信府的参将。父亲张庚甫在三湖县卡子（税务机关）里工作。母亲是个淳朴的家庭妇女。我兄弟姐妹共六人，大哥心远，1895年出生于广信县，二十五岁左右改名恨水。二哥心恒，三弟牧野，四弟朴野（现在河南新乡专科学校教书）。我名其范，六妹其伟。
父亲只读过两年私塾，仅能看懂便条，自己不能动笔，深受文化程度低、被人瞧不起的痛苦，对子女读书抓得很紧。大哥五周岁时，就进私塾读书。他天资聪颖，一年内便读完四书和一些杂文，能对简单的对联。一日，老师出了“九棵韭菜”的上联，大哥眨眨小眼，对出“十个石榴”的下联。父亲可乐了，叫妈妈午饭添做一碗虾仁炖鸡蛋，以奖励大哥。他常对我们说：“你们大哥五岁会对对子，大家要向他学习才好”。
随着父亲工作的调动，全家由广信迁居南昌。大哥进南昌大同中学读书，我在爱国小学读书，成绩都在前三名。大哥晚上补习英语，深夜还得看杂文，在好的词句上，打上红杠杠，书头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语；他还挤出时间练习写诗词，有时把编写的小说和故事，讲给我们听。
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提倡剪辫子，放小脚，大哥积极响应。一天中午，他从学校回家，右手拿着纸包，兴奋的面色略带着几分畏怯的表情。二哥眼快，惊呼道“大哥把辫子剪掉了！”母亲责怪大哥不男不女，成何体统。父亲却用支持的口吻说：“没关系，现在是文明社会了，拖着条长辫子，又脏又费事，剪得好。”由于父亲的称赞，大哥神态才自如了。
我六岁时，母亲按照传统习惯，给我缠小足。白天痛得动弹不得，晚上痛得睡不着觉，躲在被条内哭泣。大哥不顾母亲责骂，果断地将我的裹脚布解开撕掉，气着骂道：“这么残酷，你别害怕，好好睡觉。”第二天，母亲发觉了，责斥大哥，大哥反抗道：“大脚嫁不了人，我养她一辈子。”多亏父亲也从中圆场，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使我摆脱了缠足的痛苦。
1911年父亲因吊友人丧，染上时疫，三天内死去。这真是晴空霹雳，震动了我们一家。经济收入中断，生活没有着落。大哥才十六岁，也没有办法。母亲牵儿携女回到故乡潜山，靠祖父遗下的田产过活，承担着教养我们子女的重担。这时大哥失学在家，二哥外出当学徒，我寄养在外婆家，一家人劳燕分飞，实在凄怆。贫穷难不了大哥，他虽不能上学，却下定了自学的决心。他收拾一间破烂的小屋做书房，在门口自撰一副对联：“一间东倒西歪屋，几个南腔北调人”（母亲操湖北口音，我们讲南昌话）。靠南边的土窗子，放着一张旧方桌，满满堆着文具、书籍。窗子上头贴着一张刻苦学习的座右铭，勉励自己要勤奋学习。
炎夏，火辣的太阳晒得书房象一个蒸笼，大哥不顾炎暑酷热，整日伏在方桌上埋头苦读。入夜蚊虫叮咬，他穿上老布袜子抵挡。村上人笑他是“老夫子”，他一笑置之。
寒冬，北风呼啸着钻进墙缝，吹得油灯光摇摇晃晃，大哥穿着父亲的棉袍，拴上条腰带，蜷曲着身子，伏在桌上，写个不停。手冻僵了，用嘴呵一呵热气暖和一下，或站起来搓一搓再写。时光荏苒，就这样整整苦学三年，打下了扎实的汉文知识基础。
1915年大哥离开了家乡，走南闯北，演过戏、卖过药，过着飘泊流离的生活。1918年，他经友人郝耕仁（怀宁县石牌人）介绍，到芜湖《皖江报》当编辑。为时不久，又和友人去北平，先后担任过《益世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的记者和副刊编辑，结识了很多新闻界人士。有了固定薪金收入，生活稳定下来，他就开始创作长篇章回小说《春明外史》。接着陆续撰写《金粉世家》、《剑胆琴心》等小说，深得读者好评，销路很广。特别是《啼笑姻缘》，更是风靡一时。记得当时国民党有一个大官的姨太太，与书中女主角沈凤喜遭遇相同，顾影自怜，对作者产生崇拜，经常作诗，亲自送交我家佣人老王转给大哥。大哥把她当“疯子”看待。有一次，我开门接待了她，见她穿得挺阔绰，面庞清瘦，缺少血色。汽车停放在远处。她笑着问道：“你是张小姐吗？”我点头默认。她匆忙从提包里递给我一封信，转身就走。我笑着对大哥说：“好香的信呀！”大哥皱眉道：“又是那疯子的，你拿去看吧。”我好奇的拆开信，里面原来是一条洒满进口香粉的绸手帕，上面写着红色的情诗。我非常同情她的遭遇，大哥不以为然，仍然认为她是“疯子”。又隔了段时间，老王来后院告诉我：“那太太又来了，还给我拾块钱。她说明天要离开北京，特来送礼道别。”我接过一看乃是一只象牙杆子的毛笔，上面刻着“赠恨水先生”五个大字。大哥把它交给我保管，我一直珍藏到今天。
大哥爱护弟妹，十分关心弟妹们的学习。记得我从外婆家回来后，大哥教我作诗填词，并多次告诚我，莫放松数学课。他外出后，我常练习作文、写诗词寄给他修改。他曾寄给我一本《白香山词谱》，不幸湮没在“文化大革命”的恶浪里，至今仍然十分惋惜！
1920年，大哥在北平工作，薪金收入增加了，寄回五十元，要我到安庆考学校。乡下叔伯头脑封建，唆使母亲不让我进洋学堂。大哥多次来信，摆事实，讲道理，母亲才允许二哥送我去安庆考第一女师，因考试已结束，只得去芜湖第二女师，幸得录取，从此摆脱了封建家庭的束缚，走向新的生活。为纪念“五四节”，我们学生上街游行、演讲，劝阻商人不买日本货，将招商码头搜出的日货，堆在江边烧光。事后，我写信报告大哥，他回信大大夸奖我一番：“乡下姑娘，也有胆量革命，难得！难得！”他鼓励我更加积极地参加火热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5年，我考取北京女师大，大哥怕母亲挂念，遂把安庆的家，也搬来北京。全家十四口人，除二哥工作外，全依赖大哥生活。每个学期伊始，我们弟妹需缴一笔数字可观的学杂费（我读师大，两个弟弟读私立大学，妹妹读高中），都得大哥筹措。他从无怨言。遇到经济困难时，就叫老王打一两酒，买包花生米，借酒解闷而已。他这种爱护弟妹的情谊，我永远不能忘怀。
1926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母亲五十寿辰，我和妹妹陪老人到绒线胡同照相馆合影留念。正准备回家，不料街道戒严，禁止通行。我们正着急，大哥手持记者证，匆匆来接我们。途中，他哽着嗓子告诉我：“今天反动派要杀害李大钊先生。”他异常悲愤，泪水盈眶，有说不出的难受。
我家住在北京整整五年。大哥住北屋三间——卧室、会客室、写作室。写作室的窗子嵌着明亮的玻璃，窗外一棵古槐，一棵紫丁香，春天开着洁白清香的槐花，凋谢时落花铺满地面，像一条柔美的地毯。哥哥爱花，不让人践踏，一听我们推门声响，就立刻停笔招呼：“往旁边走，别踩着花。”啊！这洁白的槐花，象征着大哥坦白的胸怀。
妈妈嫂嫂和我姐妹，住在后进，院子里有棵高大的四季青，我们常聚在树下看书，做针线。有一次，后院的小门豁地推开，大哥边系裤带，边兴奋地说：“想到了，终于想到了。”原来他想好了小说上一个情节。母亲心疼地说：“你脑子日夜想个不停，连上厕所都在想，怎吃得消啊！”
大哥头脑灵活，思路广阔，提起笔来写作，犹如江河倾泻，滔滔不息。寒暑假期间，我和弟弟替他抄稿件，他写了两张，我们才誊写一张，累得满头大汗，还赶不上他的进度，积压许多稿子。这时大哥停住笔，叼着烟嘴笑嘻嘻地说：“歇会，歇会！”我和弟弟羞愧得相视而笑。
我在北师大二年级时，结识了桂惜秋，彼此处得来。惜秋出身穷苦，读书用功，爱好文学，大哥喜欢他，母亲虽持门户之见，经大哥再三开导，终于允许我俩订婚。结婚后，有孩子负担，大哥除经济上支援外，又帮助惜秋写作，使他写作小品文进步很快，投寄报刊，稿费收入很可观，这才摆脱了小家庭的困境。
1932年，农历五月初三日，大哥的爱女慰儿，因感染猩红热而死去。这孩子性情温柔，长得秀丽，出生八个月就跟我睡，我特别钟爱她。那时我怀孕第三个孩子，正待临产，当得知这一噩耗，那顾得自己健康，立即飞奔回家。家里大门紧闭，贴着“谢绝亲友探望”的纸条。我敲不开门，就在外面放声大哭。大哥呜咽着跑出来，接我进书房，又对哭一阵。不料惊动了白发老母，和卧病在床的嫂子，才抑制哭泣。大哥遭此丧痛，圆圆的脸，瘦成三角形，胡茬很长，显得苍老多了。
“九一八”事变，北平受波动，大哥怕母亲受惊，搬家到南京。我和二哥小妹，因工作关系仍留在北平。从此，和大哥相聚的机会少了。芦桥沟事变，日本鬼子打进北京城半个月光景，二哥病故，丢下寡嫂幼侄，情景凄凉。我和惜秋拖着两家十口人，逃到南京。适逢大哥病在床上，他见嫂侄戴孝，揣测二哥已死，足足痛哭一个多小时。叫二嫂、侄儿到床边，深切安慰，并替他们筹划今后的生活出路。
抗日的烽火，烧到南京外围，形势紧张，我们几家搬住安庆元宁巷。由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日寇长驱直入，安庆危急，只好搬到潜山岭头的老家。大哥坐着黄包车，脚边堆着满满一网篮书籍、稿件，手捧书夹子，沿途不断地记录。投宿高河饭店时，深夜还点着蜡烛，伏在箱子上写通讯，整理白天的笔记。可见他终生与笔墨为伴，绞尽了脑汁，饱尝了艰辛。
1938年，他奔赴“陪都”重庆，继续写作生涯。这期间，他写过《蜀道难》、《八十一梦》等小说。大哥曾向我谈起在重庆期间，毛主席赴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时，曾在南温泉召见他，并送给他一套灰布制服。前几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顾问何建明同志和大哥友人郝耕仁的女儿专程来访，他告诉我，在延安时，周总理曾评价恨水哥的《八十一梦》是进步书籍。大哥对党的关怀，常常谈起，深表感激之情。
抗战胜利，大哥定居北平。解放后，他寄给我《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孟姜女》、《磨镜记》等故事新编小说。
1955年，他来信说，不日将从合肥来安庆。我们全家高兴极了，接连几天，早晚都上车站迎接。终于盼来了。大哥发有银丝，面皮皱摺，显然衰老了。
大哥在1949年患脑溢血留下的后遗症，使他舌头僵化，言语不便，步履蹒跚。见此形象，我不禁暗地落泪。他在安庆住一星期，每天和惜秋叙述别后经过，谈论文学创作。又曾去迎江寺和月海方丈论证宝塔的历史，并在《安庆报》发表了《长日绵绵话安庆》的文章。大哥走的那天，惜秋拎着他简单的行李，我尾随在后面。至近圣街口，大哥回头对我说：“你回去，我有机会就回来！”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只好频频点头，痴立在街头，凝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才怅然回家。谁料这一别，竟成永诀了。
1964年前，大哥的来信，惯用小说笔调和诗的口吻，文字流畅，情意盎然。1964年后，写信渐渐词句不通，意思表达不清，我和惜秋已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
1967年，古历正月初七日，大哥永别了我们，时年七十三岁。惜秋曾为他写过悼亡诗，追叙他的生平。可惜悼诗在“文革”中丢失了！
（本文由安庆市政协供稿，张俨魁整理，作者是张恨水先生的妹妹，住安庆市元宁巷三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