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志锷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江北游击支队扩编为新四军第七师，在其抗日根据地皖中地区的经济情况与当年红色区域相仿。在敌伪顽重重包围圈内，根据地分割为若干小块，从区到中心（师部以无为、巢南为中心）要过江、过封锁线；皖东到皖中要穿过敌人据点林立、岗哨密布的两条铁路。残酷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缺盐少布，部队冬天没有棉衣，生活极端艰苦。
皖中原是“天府之国”，粮食确实自给有余；但食盐、布匹、工业品、药品、日用品等奇缺，军需物资更是无从采购。虽然部队可以通过打据点、打伏击，从敌人那里缴获一些物资，可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一九四二年，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为了加强财经工作，打开封锁局面，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武装力量，及时制订了对外特种贸易政策。在七师政委曾希圣同志的要求下，决定抽调在华中党校学习的蔡辉去皖中开辟对外贸易（蔡辉于1939—1942年任江抗总办事处财经处长期间，开展苏南对上海贸易干得非常出色）。蔡辉同志从苏北盐城出发，步行一个多月，于同年十月到达无为。到任后，担任七师财经处副处长兼货管总局税务局长，先后在无为三官殿设立税务总局、开办大江银行和筹备对外贸易业务。
一九四三年秋，皖江贸易局正式成立，蔡辉任局长。贸易局的主要任务是对敌占区开展贸易，以满足我根据地民用、军用和建设根据地的物质需要，贸易方式为易货贸易（以物换物）。对外特种贸易由曾希圣同志亲自抓，联络部长段洛夫、社会部长唐晓光、财经处长叶进明具体领导贸易局的工作。师部相应地增建水上武工队（队长周云祥），负责水上治安并秘密护航。贸易局设在汤家沟西北的陈家湾（对外不公开），开辟无为二坝为对外商港，由李树华负责联系接待；汤家沟为开放商埠，镇上派了专人开设饭店（由赵以勤负责主持）和“集成号”商行（由沈益民老先生出面）。专门接待来往客商和进行贸易活动、收购运进来的各类货物（以盐为主）；对江芜湖设立联络点，由船帮头子杨大炎负责联系接待和货运。以上诸种，都以公开面目出现，广事招徕客商。
自我们公开号召物资交换、易货贸易、公平买卖之后，汤家沟顿时商业繁荣，曾有“小上海”之称。不仅肩挑背负的各路行商小贩多如过江之鲫，且资本雄厚的私商亦趋之若鹜（其中有不少是爱国商人）。当时，公私并举，各种形式的公司、商号尤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兹举其较有影响者简介于后：
（一）汇通公司。成立于大九四二年冬，地址设在上海成都路汉弥尔登大楼。经理朱玉龙出身是海关职员，办法较多，可算是神通广大了。他与蔡辉过去曾一起在江抗根据地沙洲县搞过贸易。当蔡辉到皖中后，就多方扶植、支持他建立汇通公司。公司业务是运过药品和军工物资。营业额虽不大，贵在雪里送炭，做得及时，最主要的是给汇通公司闯开了路子。例如，在上海采购时如何避宪、特的侦察监视，运输时如何瞒过海关检查；在长江水城航行时如何对付敌人等等，为嗣后开展的秘密贸易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使之少走弯路，避免风险。该公司于一九四四年秋结束，朱玉龙本人后来担任了中华物资公司采购主任。
（二）扬子江盐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一九四三年秋，在芜湖中山路设有办事处，内有我方人员进驻，接待来往革命同志。经理周云海夫妇组织了一支帆船队，从苏北盐、阜地区装运食盐经运河、长江辗转至皖江交换大米。本来在皖江就有小商贩与群众进行盐米交换，因系零星贸易，交换比例是照顾性的三斤大米换一斤食盐；但是扬子江盐运公司乃系大宗交易，皖江贸易局就规定比例为二比一。虽然换出比例压低了一些，但食盐市场一时竟为“扬子江”所垄断，因而盐运公司获利仍然极厚。同时，也的确解决了根据地的食盐问题。这种交易原是公私两利各有所获的，可借周云海好讲排场，挥金如土，一年后终为高利贷所压垮，其时公司已名存实亡了。不过芜湖办事处仍被作为我们的“接待站”而维持了一段时间。
（三）利记杂粮部。于一九四三年冬开始和我们进行微妙的通商。由我方代表汪宗汉（汪仑）派驻该部。经理汪子东早年留学日本，原系日商某洋行买办，为芜湖商界巨头，抗战开始后，曾任汪伪“军粮采购委员会”主任。利记杂粮部和日军后勤部“登部队”驻芜湖分队“吉村部队”直接挂钩，“登部队”派日人楠木驻汪处为顾问。我皖江贸易局由蔡辉冒着风险去芜湖和汪子东谈判，与他们签订合同，作了四条规定：所商定的物物交换的品种不得随便更动；不得临时增减数量；不能提早或推迟交货日期；不得任意改变交货地点。我们主要是考虑安全，防止因战争而受损失。我们发货以大米、烟叶、山货为主，他们来货以布匹、食盐、食糖、纸张、五金电器、医药和医疗器械为主；同时，合同还规定，每次要夹运30％的军用物资。由于交通上的方便，我们已积储多年的烟草、山货顿时成为畅销商品，换到了我们兵工厂急需的物资及大量布匹和高级纸张，除解决了新四军七师部队的穿着问题外，还支援了军部及兄弟部队，解决了必需品的供应问题。
一九四四年秋由皖江贸易局蔡辉出面，函邀汪子东和他们的顾问楠木同来江北我抗日根据地观光，商谈扩大贸易的问题。参加会谈的还有七师敌工部和皖江城工委的段洛夫、谭伟等。会谈进行了一天，颇有进展，对上述四条贸易规定有了新的补充，确定在皖南地区增辟交换点，扩大贸易额和增加换货品种。
在其观光、会谈期间，我们发现日本人楠木有厌战情绪，正在寻找靠山，准备后路。于是我们在商业往来比价中，压扣了一些财物送给楠木私人，楠木非常感激，表示愿意为我们作某种效劳。果然，当一九四四年冬日寇到无为东乡扫荡时，我方的王愚（即现省轻工局长王渔）、朱革（已故）、何东初（现为省文史馆馆员）等五位同志被俘，未暴露身份，组织上要蔡辉立即设法营救。蔡辉即当面交待楠木，要他立即去安庆日军本部，以该五人为“登部队”职员名义予以保释；楠木照办，该五同志遂获无条件释放。
一九四五年八月，波茨坦公告发表后，汪子东处除原有我方派去工作的汪宗汉外，师部对芜湖又派了工作人员，我们在贸易工作的基础上立即转变到：一、对敌顽开展受降的政治工作；二、抢运（不再是交换而是赠送）各项重要物资到根据地。楠木利用他的日军身份用小火轮抢运物资过江，大部分是军用物资及“吉村部队”的机、步枪和子弹，最后连小火轮也驶出停泊在淮阴根据地的码头上。随后经上级批准，楠木等一行二十多人随同皖江贸易局、七师联络部一起，于这年十月北撤（当时同行的还有石原皋、李宁等）到淮阴，复被转送军部。未久，楠木等全体日本官兵都参加了反战同盟组织。
（四）中华物资公司。成立于一九四四年秋，系公私合营性质，总资金计黄金四百两，公私各半。公方代表蔡志锷（原在独立旅搞贸易），为公司副经理；私方代表汪国华（原是美孚公司经纪人），为公司经理。芜湖办事处主任盛慕莱（公方），采购主任朱玉龙（公方），还有吴武汉亦系我方重要工作人员（不公开出面）。公司地址在上海吕班路30号汪伪海军部驻沪办事处内。汪伪海军部驻沪办事处主任叶树初、日军顾问松岗，预感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末日即将来临，而眼下却有利可图，即自愿和我们合作，调派了载重一千吨的军舰一艘，专供运输来往的物资。条件是从上海发货收运费30％，支付现金；从无为方面去货亦收运费30％，支付大米。发货表面上以布匹、食盐、焦炭、医疗器械和药品、五金为主；去货以大米、烟叶为主。每次大米到沪之后，由公司出面假八仙桥聚昌米行以平价出售（略低于市价）。
汪伪海军军舰进出吴淞口以及在长江上航行，不受关卡检查，通行无阻；抵二坝时在江心停泊，舰上人员一律不得上岸，由贸易局组织人力于夜间用驳船装卸货物。
由于叶树初、松岗等贪财，我们就将计就计利用汪伪海军军舰在航运上通行无阻的机会，购运军用物资；与此同时，我们又给汪伪海军军舰上人员一些额外的好处，以便我们夹运军工用品。此事由朱玉龙、吴武汉负责组织采购并包装，然后将这些炸药、雷管、工作母机、钢轨等夹在其他货物内运到根据地。接着又由盛慕莱贿通汪伪兵工厂厂长，卖给我们大批枪械毛坯及零部件，相机运出。同时，一九四五年春，蔡辉布置盛慕莱通过中医蔡玉堂在上海找到印钞票的技工过雪川，筹建造币工厂。当时中华物资公司将成套印钞机设备运至汤家沟，由上级委派过雪川为造币厂厂长，带领六十多个技术工人，在皖中建立了新四军第一个造币厂，印制和发行大江纸币，为抗日根据地的市场供应了货币，也为经济流通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另外，朱玉龙、吴武汉等在上海负责掩护来往革命同志（包括华东局领导同志），动员一批医生护士和技术人员进入解放区，所用经费均由公司利润支付。中华物资公司于一九四五年七月抗战胜利前夕结束。
（五）安源公司。石原皋（原系爱国民主人士，一九四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留学德国，抗战期间担任上海仙鹤草素药厂厂长。他与胡适是亲戚（胡的家属由石照顾住在上海），在科技界的熟人很多，并有广泛的上层社会关系。他的朋友汪伯威与根据地的孙仲德、程明远是好友，早年即帮助孙、程等做过革命工作。七师成立后，汪更积极地帮助我方搞物资。一九四四年夏，石和汪携带一批仙鹤草素止血药品资助七师，当由唐晓光接待，并由曾希圣同志接见，相见甚欢。曾希圣同志嘱附石要做对敌工作，还写了亲笔信交石转交上海唐寿民（唐为交通银行总经理，金融界巨头），劝他立功。唐欣然同意。恰好唐的内弟华士润（日本西京帝大经济系毕业，有抗日救国之心）又是石的朋友。石原皋有此背景，遂与友人卢方在上海组织安源公司，地址设在江西路同和古里7号，卢任总经理，石任芜湖分公司经理，专对七师进行贸易。
卢方利用日本人渊上，石原皋沟通目寇军队的关系，华士润又沟通三菱洋行上海营业部的主任，促使日商愿意以较为优惠的条件和我方交换物资。我们进的货有布匹、纱、食盐、西药、颜料、五金、钞票纸、焦炭等；由根据地运出的货仍以六米、烟叶为主，杂以皮苹、油脂、酒类为辅。石原皋根据蔡辉的意图，曾诱使日商迅速地大量交货；而我们则是缓慢地小批量地发货，这样既掌握了主卖权，又套取了大批物资。
华士润为抗目救国，曾谅慨解囊，先后资助约十万元，采购“违禁物资”如炸药、机械等存放在仙鹤草素药厂内，伺机运往七师。
此外，石原皋还争取团结了不少上层人士，如爱国民主人士姚惠泉、方庆咸、曹鸿翥、陈叔文和老科学家秉志等；并且还动员了细菌专家郭成周、医师孙艮生、张守智及机械、化工方面的技工和青年学生等数十人去七师工作。
回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一段时间，新四军七师的特种贸易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二师的枪械，七师的钱财”当时曾被传为美谈。实际上，军部机关的财政支出也大都是由七师从贸易上的盈余给以支援的。那时，七师抗日根据地内商品流通活跃，经济发展迅猛，加之轻征薄赋，人民安居乐业，群众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同时由于经济战线上的节节胜利，政治影响也随之不断扩大，党的统一战线获得了空前的巩固和发展，团结争取了更多的爱国志士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中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这个特种贸易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期间，仍然继续进行。在一九四八年前后很多人为此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坐牢，有的牺牲了生命。在“文化大革命”中，过去为七师搞过贸易工作的同志大多受到“批斗”，有的人甚至被迫害致死，烈士盛慕莱的墓碑亦被砸烂。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在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拔乱反正，这些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又重新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对当年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以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烈士们，我们将永远地景仰和怀念。
本文作者现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
巡抚附：新四军7师的贸易输送工作是十分成功的，借助芜湖地区独有的运输枢纽地利和商贾云集的商业环境，为敌后物资输送起到了非常好的掩护效果，而师长曾希圣也由此走上了坦荡仕途，直到解放后安徽省第一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