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大荒
我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三年间，由于名位利禄的思想作祟，不安于干老本行的中医，而甘心投敌，做了汉奸的爪牙。在这一阶段，历任汪记国民党（称汪记国民党，旨在别于蒋记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宣传科科长（当时的伪省党部不设部，宣传科等于宣传部）、伪安徽省芜湖清乡事务局秘书等伪职。对这一时期汪伪政权在安徽的党政活动情况，略知大概。
一、汪伪政权在安徽建党经过
自汪精卫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以后，由日寇操纵的傀儡——南京伪维新政府不得不改头换面。把伪中央政府主席的“宝座”让给汪精卫。汪本人一贯以国民党的正统派自居，同时领袖欲又极其强烈，所以到了南京以后，第一步就是重建国民党。于是留在沦陷区的一班落泊党棍都奔走若狂，弹冠相庆。以我所了解的安徽情况而言，首先是办理党员总登记以为重建党部的张本。在芜湖方面，主持这一工作的，是日伪特工芜湖站外围组织——“和平建国大同盟”的负责人过庭。总登记手续非常简单，只要填写一个登记表，就算承认了过去的党籍。个人是如此，集体更欢迎。于是三教九流、牛鬼蛇神都通过登记这一手续，摇身一变成为汪记国民党的“同志”。按照规定，全省要登记到三千至五千人，才足法定人数，才可以正式组设省、市县各级党部。但是当时的汪伪省会设在蚌埠，伪省长北洋余孽倪道烺是维新系的人，又有日寇海军在背后撑腰，因此不同意在蚌埠办理党员总登记。于是总登记的工作和活动，也只能局限于芜湖一隅。1939年秋，据说登记党员人数已足法定，遂在芜湖上二街组设“中国国民党安徽省执行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伪中央指派张拱辰（霍山人，改组派的走卒，自命为汪精卫的嫡系）、王震生（寿县人，美国某大学法学博士，抗战前在上海充律师，家庭出身是经营华茶出口的买办阶级。他是汪特丁默村的亲信，因此又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胡大刚（绩溪人，改组派，伪蚌埠新报社长）、林仰溪（六安人，一说合肥人，流氓出身，识字不多，言语粗野，因在沦陷后投身于丁默村的上海极司非而路76号特工总部，所以被派为汪伪安徽的省党部委员，同样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王耀庭（潜山人，上海正风文学院毕业，抗战前任中学教师）、潘寿恒（江苏人，职业特务，丁默村系统，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潘国俊（江苏人，职业特务，丁系，兼任伪中央社会部专员）、洪一鸣（合肥人，抗战前曾为缝纫工，嗣因参加蒋匪特务组织充大江报记者。芜湖沦陷，洪又参加日特西门11号，与伪站长庞道生狼狈为奸，洪因系“地头蛇”，故能助纣为虐，为日特广开财源，大事敲诈勒索。因而得到庞道生的力保，为地方势力的代表参加了伪省党部）等人为执委会的筹备委员。内部的组织形式是常务委员制，由张拱辰、王震生、林仰溪三人为常委，轮流驻会办公。常委以下，分设四科一室，四个科为总务、组织、宣传、社会服务科。科长由执委分兼，总干事代理。一室为会计室，主任是王震生的情妇陆某担任。我当时任宣传科总干事，代理科长，因而可以列席委员会会议。在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时，讨论事项，首先着重于与日寇驻军及特务机关的联系。其次则为调整芜湖市党部与积极扩建各县县党部，以充实力量，扩大影响。所谓省党部也就在这样粗制滥造下鸣锣开场了。但令人伤脑筋的事，却接踵而至。因为汪伪小朝廷虽在南京粉墨登场，并且打着“正统”国民党的旗号，大谈其汪记“三民主义”；无奈“太上皇”的日寇军方，似乎仍在偏爱其最忠顺的伪维新政府，“爱屋及乌”，对维新政府所打的一面五色旗，迟迟不肯更换。这就使干党务工作的人，无法自圆其说。既然堂乎其皇的组设了省党部，就必须举行纪念周，孙总理的遗像和遗嘱，可以画画写写，唯有“党旗”、“国旗”却不能乱挂，这就让宣传科的人挖空心思也想不出补救办法。为了奉行故事，就只好请大家朝着空白的墙壁行礼如仪。一直等到1940年初，伪中央才通令易帜。这所谓易帜，是有附加条件的。汪逆徇日寇意旨，在原来的“青天白日”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党、国旗上各加上一个狭长三角形的黄布条条，在黄布条上又用墨笔大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当时曾有人依稀附会地解释道：日本人是坚持要使用五色旗的，因为却不过汪精卫的面子，才允许换悬原来国民党的两面旗帜。但为了保留五色旗的实际意义，所以加上黄条黑字，如果合并起来看，仍然是红、黄、兰、白、黑五色俱备。同时又写上这六个字，则汪逆之反共活动，将更加旗帜鲜明，有进无退了。这种解释当然无案可稽，但亦有蛛丝马迹。我清楚的记得，在我们刚把这面非驴非马的怪旗扯上高竿，还不足一小时，就来了两个日寇宪兵，两个中国宪佐和一个翻译，气势凶凶地查问这面怪旗的来历。我因负责宣传科，就和他们接谈并将伪中央来令及附发旗帜式样交其阅看。但他们仍坚持说：“日本军方尚未奉到公事，纵然南京已经实行，芜湖还等一等。要我们马上把它落下来，否则，发生误会，自己负责。因事关重大，我只得又将这面怪旗落下来，过了半个多月，才获准公开悬挂。上面的黄布条条，直到迁蚌前夕才奉令取消。
二、伪省党部迁蚌和党政间的矛盾
当时的汪伪安徽行政中心是在偏处皖北的蚌埠，日寇的特务机关长樱庭也驻在那里。芜湖的特务机关曲长源（一般都称之为指导官）是县一级，伪省党部为省级机关，在等级观念上，不愿接受他的指挥监督。同时，这个特务机关曲长源，所偏爱的又是他一手组成的“大民会”和伪维新政府警政部领导的“青年团指导部”，现在，由于伪省党部成立，这些伪组织都停止了活动，这仿佛剪去了他的爪牙，所以他对伪党务工作也就由怀疑而变为厌恶。伪省党部由于这种不协调的情况弄得终日无公可办，各个科室的人员，上班以后不是下象棋，就是闲聊天。这种现象延续了几个月之久，不仅工作人员觉得无聊，即常执委之流也表示相当苦闷。因此，张拱辰不断奔走于京、蚌之间，寻求倪道烺的谅解，好把伪省党部迁移到蚌埠去。直到1940年秋，才得到倪的同意。迁蚌后的会址，被指定设在经一路特务机关隔壁一座大楼内。据当时的说法因蚌埠接近新四军的活动地区，省党部没有武装警卫，所以把我们安顿在特务机关的隔壁，以保障安全。等到我们住进去以后，始恍然大悟，所谓保障安全，只是骗人的鬼话而已。我们后进宿舍的平台上，就没有岗棚，日本哨兵日夜持枪守望，正对我们的办公大楼。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不能避开日本哨兵的耳目。我当时兼任伪蚌埠新报编辑，夜间回来得很迟，在经过院落时，日本哨兵总要高声呼叱，或者用手电筒照射。这明明是监视，哪里谈得上保卫呢？不过，自从迁到蚌埠以后，工作方面似有所开展，县级的党务组织纷纷成立，从而内部的矛盾也就突出地暴露出来了。因为三个常委都具有野心，都想扩充自已的实力，在内部则大抓科室，在外部则大抓县党部。张拱辰原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后为汪精卫的改组派，自居为汪派嫡系，更认为迁蚌之能以实现是他的大功，事事都想独揽大权。但绝大多数委员都是丁默村系统，怎样也斗他们不过。内部的四科一室，都未能抓到。各县的党部，张所提名的人员在委员会议上又多被否决。张在这种难堪的情势之下，只好不多过问党务，而长期呆在南京。王震生是丁系，在这一群委员中，只有他一个是镀金博士，同时手头的经济又比较活动，在不知不觉间，成了独霸之势。果然过了不久，就改为主委制，由王任主任委员，潘寿恒为书记长。也适在此时，伪安徽省政府改组（时间约在1941年初），伪省长倪道烺去职，高冠吾任伪省府主席。王震生有省党部做政治跳板，被任为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党政双跨。按常情说，王应该得心应手，举措自如，但自就职之日起，高、王之间就大闹磨擦。例如在省政会议上，对于各县县长的任免，照例是由民政厅长提名，主席会议通过。但高对王所提名的人选，却不付诸讨论，置之高阁。于是，王对高交议的人选也不附议，互相牵制。中间却便宜了一班要换要撤的伪县长，而急煞了一班奔走钻营的未来“县太爷”。又例如省府与民政厅本是比邻，虽然设有两道大门，但在内院却有便门可通，府、厅的人员经常往来联系。在倪任是如此，高任初期一仍旧贯。自高、王磨擦后，王竟雇工把便门堵塞，并告戒僚属不得向省府乱跑。这种越来越尖锐的矛盾，是有其政治根源的。因为高冠吾是维新系，与汪系很少渊源。高在维新政府时期，原任沦陷区第一肥缺的江苏省长。汪精卫登台以后，这块肥肉被李士群夺去。但高在抗战前，做过第十军的副军长，徐州镇守使，在所谓政治地位上不无号召作用，同时又有日寇的海军做后台，汪精卫自不能不予以安插，所以就调到安徽来了。可是安徽这个地盘逐鹿者又大有人在，据我所知，就有以中国的“戈培尔”自居的伪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伪中央组织部长褚民谊，伪中央社会部长丁默村等人。特别是褚民谊和林柏生，在高、王磨擦期间，都先后以视察党务为名，到过蚌埠，也都召集过伪省党部科长以上的人员作了个别谈话。根据这些迹象，高冠吾是疑忌王震生的，王震生确也准备打倒高冠吾。丁默村紧紧抓住伪省党部不放，并且安置了这许多人在内，当然别有打算。在这群犬争食、互相倾轧的情势下，局面越搞越僵。最显明的一个例子，就是伪芜湖市党部主任委员方建中（无为人，原来经营小米商，为一道地的市井纨挎）通过王震生和芜湖特工站的关系，搞到丁默村的一封“八行”，到蚌埠去活动芜湖县长。当时的伪芜湖县长胡延禧，高到任后本拟将其撤换，因钻营者太多，解决不易，故暂维现状。方建中到蚌，以为既持有中央当权派的介绍信，又有省党部和民政厅在撑腰，这个县长是稳可到手的。谁知到省以后，接连三次去谒见高冠吾，高都托辞未见。嗣又贿通高的亲信秘书赵华三，从中斡旋，才勉勉强强接见他。这一次不愉快的会见是有我在场的。因为我与伪省府的关系比较接近，又经常为高的眷属诊病，所以王震生一再要求我陪方一道去见高，以便拉得靠近些。可是，见面以后，高的态度很倨傲，和方谈了几句云淡风清的话，即端茶送客。当天下午，我又去高宅诊病，高笑着对我说：“你们王主任委员怎么会叫方某搞芜湖党务？这个人浮而不实，是个道地的纨绔子弟”云云。我听了后，知道方所活动的县长是无望了。于是把情况告知王震生。王听后大骂高不识抬举，并且表示一定要在省政会议上提出来和高碰一碰。结果是真的提出来了，但又被否决。于是府、厅之间裂痕愈来愈深。我于1942年离开伪省党部，也就是因为我和伪省府有关系，在他们的矛盾夹缝中被挤掉的。还有伪省府按月发给的党务补助费，也经常的推三阻四，故意留难，甚至把拨款书开发到外县去，使我们拿着一张空头支票，而不能及时兑现。本来当时的党务经费是按月由伪中央直接签发支付命令，向伪中储行支取的。这笔经费相当充裕。据林仰溪在一次纪念周上公开地对大家说：“我们的经费是有保障的，大家尽可安心工作。因为这笔钱是由特捐（鸦片税）项下拨来的，专款专用，不受地方财政的影响。”根据这种说法，似乎党部经费不成问题了，但由于一班执委个个明借暗欠挪用太多，同时内部冗员也不在少数，以致不得不争取省款的补助。伪省府付这笔款，既非甘愿故每有留难。
三、伪省党部的罪恶活动
汪伪政权积极开展党务工作，其目的所在是企图用国民党的老招牌来迷惑沦陷区的群众，巩固其反动政权。同时，在这一块老招牌的掩护下，大搞其所谓“和平、反共”宣传以麻醉人心，消磨民众抗日意识，进而遂行其出卖祖国的阴谋。这一种阴谋和目的是非常恶毒的，从下列一些事实，就不难举一反三。
伪安徽省党部当时的工作重点，首先是在沦陷区各市县积极设置党务机构，把触角伸展到腹地去，以扩大影响，充实力量。先后在芜湖、繁昌、宣城、合肥、寿县、滁县、嘉山、盱眙、望江、蚌埠、凤阳、含山等市、县，设置了市、县党部或特派员。其次是加强宣传。日寇的特务机关设有宣传委员会，其组成份子为伪省党部宣传科、伪省政府宣传科、伪蚌埠新报社、伪县教育局、文化馆等单位，实际受日寇特务机关宣传室的操纵。同时伪中央宣传部于每周颁发宣传要点，一切宣传活动，连同标语口号，必须按照宣传要点办理，不得稍有变更。我在职时，曾搞过两次最大的宣传活动。第一次是1941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在蚌埠南山公园召开了大会。到会的真正群众虽有数千人，但都是通过保甲长以不到会就不能领到户口米、盐来威胁，而被迫参加的。其余就是中、小学生、机关职员、工商团体，还有近郊“爱路村”的一些刀会组织，七拼八凑，号称万人。开会后，第一个讲话的就是日寇特务机关长樱庭，其次才是伪省长高冠吾。又一次是汪精卫效法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也搞了一个新国民运动。这个运动，一切以新生活运动为蓝本。不过还多一条，就是要沦陷区的人民，个个都得按照颁发的式样，穿着新国民服，尤其伪机关职员，要以新国民服为常礼服，不准穿长袍马褂、西装革履这些参差不齐的服装。这个运动，汪伪为了要把它推行得彻底，在中央设有总会，省设分会，市、县设支会，都有专职人员管理会务。但是有一特点，就是这个会的领导权属于行政部门，党务机构无权过问。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嗣据王震生和我谈，这个会是伪中央宣传部部长林柏生搞起来的。林因党务工作被丁默村把持住了，自己插不下手，为了培植干部，扩充实力，所以就搞了这样一个组织。由林自任总会会长，在省、县各设分支机构，而以各地方的行政长官为领导人。由于这个运动，除去伪省府门首添了一块大招牌而外，其它毫无表现（安徽是如此，其它地方，可能也差不多）。所以伪中央宣传部就要党部发动一次大活动，以促进这个运动的推行。因此又由伪党部领导召开了一个数千人的大会。会后由伪县教育局、文化馆合组宣传队和纠察队去街头宣传并劝导路人靠左边走，行路勿吸香烟，衣帽穿着要端正等等。在开会的当天倒也搞得热热闹闹，可第二天就烟消云散了。至于所谓新国民服，我只看见高冠吾做了一套，其它各厅、处、局长都没有穿过，人民群众就更不必谈了。
关于组织活动概况。据当时的说法，宣传和社会服务是党务工作的肢体，而组织活动则是党务工作的灵魂。所以组织科的一切活动，大部分是保密的。该科科长金石，为一职业小特务，是南京夫子庙“四十大弟兄”之一，行动异常诡秘。我们虽然和他们同一机关，对他的活动也不易了解。他除在纪念周上公开报告一点工作概况外，其他具体活动都讳莫如深。同时，该科有规定的机密费，由书记长室直接付给，不经过会计室，数目若干，用途如何，当然我们无法知道。不过他在外面奔走的时间多，做伏案工作的时间少，逐日都要到各机关、企业、学校、团体去吸收成员，发展组织。当时宣传队有个姓钱的女队员，是凤阳人，被他看中，就硬说她的行动可疑，调到组织科察看，而后将钱由一个普通的办事员而提拔为干事，在威胁利诱之下，终于和她同居。此人，上级对他十分信任，可见他是负有搞情报使命的。比如我亲身体验到，自己虽然堕落到出卖灵魂来当汉奸，但是机关领导和日寇特务机关仍旧是不太放心。如我由于兼任记者，对外界的接触较多，即使参加一次平常的宴会，或者偶然接触一两个圈外的朋友，也很快就会被书记长知道。我时常猜想是什么人在做这种工作呢？想来想去，只有金石和我最接近，我们两人同住一个宿舍，一举一动，都不能避开他的耳目，这些生活细节只有他知道得清楚。但在同时，组织科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这主要还是由于互相猜忌，一个不放心一个，上行下效，层层牵制所造成。按照省党部组织科的职权，除指导下级党部的组织活动外，一切人民团体的管辖，都在该科职权范围以内。无如当时却有一个特殊组织，名称是“安徽省社会运动委员会”，会址设在蚌埠大马路，主委是胡志宁。它的人事组织比伪省党部还庞大。它的活动内容是由组织人民团体到指导监督人民团体，从大体上看和组织科的工作是并行的。而实际上则是抢夺了组织科的权。因为这个会可以颁发“许可证”，而组织科就不能。所以在组织人民团体这一方面，组织科只好做做“社运会”的尾巴了。另外，就是发给党证的问题，也使组织科碰到意外的困难。因为党员总登记后，第一批三百多份党证，是由王震生亲自由南京带来的。第二批是因潘国俊去南京之便叫他回时带蚌。谁知潘在南京某舞厅吃醉了酒，和一日本兵争风吃醋被打得头破血流。恰巧第二批一百七十多份党证装在潘的皮包里，于纷乱中不知去向。过了很久，潘伤愈后回到蚌埠，谎称这批党证被重庆方面的特务偷去了。这样一说，潘是减轻了责任，但是那些登了记的党员却都吓得神魂不安，深恐自己的姓名、照片落到敌对方面会召来横祸。影响所及，使组织科的工作发生阻力。纵然机关职员在“非党员不得任职”的威胁下，勉勉强强履行了填表手续，但再也不肯交照片，弄得实无办法，只好临时以加盖本人指模来代替。
再次是社会服务活动。社会服务科也有一笔事业费，在芜湖和蚌埠各设有社会服务处，举办所谓社会事业。计有：流动图书车、义务诊疗所、专业介绍、贫苦救济（如米票冬衣等）、平民小学等这些事业，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干的社会福利工作，其实，则是道地的糖衣毒药。例如流动图书车，上面所有的书籍图画，都是宣传“大东亚共荣圈”、“中日共同体”以及恶毒地污蔑共产党的一些东西。通过它经常在街头巷尾的流动，也就把这些毒素广泛散播。又如平民小学，简直是“瞎扯淡”。随时随地集合几儿个街头流浪儿童，每人发一本识字课本，讲一遍、读一遍，就算上了课。而这课本的内容又是老一套的“和平反共”滥调。这不仅毒害了儿童的纯洁心灵，而且是盗用社会服务之名，在推行奴化教育。
伪省党部的罪恶活动，还不仅限于上述的范围。它因为在政治上暂时还不能搬掉高冠吾，不能达到其党、政一元化的目的，同时与它同一系统的“安徽省特工站”（设在蚌埠二马路天锡里，代号简称“天锡里”）在工作上又不能协调，（天锡里是拥有武装实力的，对伪省府说话，一是一，二是二，照例没有价还。而伪省党部则是一个空架子，任何事件，都是能说不能行），所以王震生一心想把特工站抓过来，凭借实力地位好和高冠吾一较长短。于是一再到南京活动，并拟具计划，在省党部添设调查统计科，专搞特工业务。不料，日寇特务机关认为，独立的特工站都设有日籍指导官或顾问官，如果这一工作划归省党部，就不便设置日籍人员，在工作上也就不放心，故坚决不同意。王震生这一罪恶计划，未能实现。但王是有政治野心的，这一炮打不响，就又想出一个主意。利用安徽省即将开始“清乡”的机会，通过伪中央清乡委员会的默许，在省府会议上提出设立“安徽省区长训练所”，轮流抽调沦陷区各市、县的区、乡镇长集中蚌埠受训。食宿学杂费均由受训人自理，不需要省库多大的负担，所以很容易地通过了。所址设于经一路伪省党部斜对面，所长由王震生兼任，授课教官是由民政厅、省党部各科科长分兼。课程内容是“清乡法令”、“和平建国文献”等等，最主要的是“精神讲话”这一门课，多半是由王震生、潘寿恒轮流担任。这个所的组织目的，除上述以倒高冠吾为中心外，还想通过这次集训吸收党务基层千部，以充实各县级组织和扩充私人势力。但是，只办了一期（三个月）即告结束。
四、奉迎孙总理肝脏的一幕
时间大概是1941年冬天，具体时日已记忆不清。有一天，突然接到伪中央宣传部的电令，要我们在第二天的下午，发动一次有万人以上的“奉迎总理肝脏去京（南京）奉安大会”，并要求越隆重越好。我当时只是从报纸上看到有孙中山总理病逝北京后，肝脏保存在协和医院。当汪伪在南京组织伪政权后，为了更进一步地欺骗群众，打出“国民党正统”的臭招牌，曾多次与日寇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交涉，要把总理的肝脏奉迎到南京中山陵安葬，并将派大员去北京奉迎。现在接到这个电令，才知道这件事已经交涉成功。奉迎专使是汪伪组织部长褚民谊，津浦路局还调了一列奉迎专车，沿途经过有伪省党部组织的地方，必须举行隆重集会，以表敬悼。在这一天下午三时许，通过工商团体、机关、学校、保甲等单位，在武装军警和便衣特务的压力之下，集合了男女老少数千人的队伍，由车站直排到天桥过去，在凛冽的寒风中鹄立等候。一直到天快黑时，专车才进站。首先是党、政、军、警的头目上车行礼，接着是日寇特务机关长樱庭上车行礼。随后就是褚民谊身穿燕尾礼服，左臂缠黑纱，双手捧着盛肝脏的玻璃方盒，缓步绕行月台一周，让参加的群众瞻礼，礼毕，即又登车南下。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