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步骐
一、幻想破灭，参加民盟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国共两党开始和谈，有识之士都切盼化干戈为玉帛，变分裂为统一，组织联合政府，同心同德，致国家于至治。而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残杀和平民主战士闻一多、李公朴，大举进犯解放区，公然发动内战。忧国忧民者，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国民党中的进步军政人员，也都感到迷惘和旁徨。我含着热泪阅读有关闻、李两人惨遭杀害的《大公报》报道，对于政局的美好幻想完全破灭，开始认识到向国民党反动派要求和平，无异与虎谋皮。爱国心、正义感的驱策，使我渐渐感悟到，如果死心塌地沿着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道路走下去，必然走向坟墓，自取灭亡。经反复思考，觉得自己既不愿跟国民党继续干违心的勾当，又没有勇气到解放区投身于火热的斗争。究竟何去何从？我认为参加仰慕已久、诚心向往的中国民主同盟，是我最好的选择。终于得到朱子帆、操竹友同志的介绍，于一九四六年秋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地下组织。与此同时，我又利用了人事关系取得了原国民党繁昌县县长的职位。
繁昌和芜湖相去咫尺，我利用职务的便利，经常来芜和操竹友、吕祖杰、俞锡恩、詹云青等同志接触，讨论时局的发展，传递解放战争和民主运动的动态。首先利用与原芜湖县长朱世珩的旧关系，为俞锡恩同志取得长春小学校长的职位，作为联络的据点。我和操竹友同志经常和当年的《复兴报》的编辑、记者中具有进步思想的沈敦义、任椿、项育中等保持联系，鼓励和促进他们注意新闻报导的态度与副刊文章的选择，尽量做到有利于民主革命，不利于反动独裁。操竹友同志还常常参加该报社论写作的研究讨论。记得该报有一次登了揭露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在“东北剿总”任内纵容他的在后勤部门负责的将领的重大贪污渎职事件的新闻报导，引起轩然大波。此外由俞锡恩、吕祖杰、詹云青等同志在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间在芜先后鼓动学生、群众所进行的反迫害、反饥饿的斗争活动，我虽有所闻，但未亲自参与，这里就不提了。
二、在繁昌的二三事
我受任繁昌县长后，先后罗致了才德较优的进步青年多人，如唐诗成、胡鲁焉（后改名郭因）、钱用、李一木、毛凤翥、唐修明、丁文南等。这些青年，由于思想活跃，言论激烈，态度幼稚，引起国民党县党部调查室专员王德厚及其他特务分子的注意和仇视。他们不但散布流言蜚语，甚至直接、间接地向我提出指控。我一面托词敷衍应付，一面邀集唐等谈话，进行批评教育，要求他们谨慎言行，指出他们的幼稚冒失之处。例如他们弄到《联共（布）党史》等书，竟在扉页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公开阅读，毫不介意地把书放在自己办公桌的案头。这些青年，先后都积极投身革命，如郭因同志大概四七年间就去香港参加民盟组织，以后回绩溪上山参加游击队；唐诗成与繁昌、泾县的游击队早有联系；毛凤翥也很早参加了歙县游击队；其他如唐修明，在泾县起义后即参加工作，解放后入了党，为党的事业做了不少工作。
我在繁昌县长任内，利用国民党反动组织特种会报会主席的职权，抵制了特务摧残革命力量的罪恶活动。两年之间，先后召开的数次会报会上，调查室专员王德厚三次提出杀害在押人员段豹子、纪子福、叶某等人（其他人员姓名记不起来），我都以证据不足，拒不同意，使其恶行不果。其次党的一个交通员汪某从上海来山区时被捕，我设词准其交保释放（“文革”期间有关方面对此人进行外调时，由我写了证明材料）。段、纪及其他原先由调查室抓来寄押在县看守所的八个人，当我调泾县交卸之前全部释放。国民党军历次入山“清剿”时掳来山区的民兵及所谓“嫌疑犯”，寄押在县看守所的为数甚多，一俟军队离县，我即嘱咐军法承审员全部当堂开释。当年党的一个负责干部罗义同志（解放初任芜湖市工业局副局长，现离休家居）被乡公所捕送县府，关押多时，乡长和参议员多次要求处决，我都婉词置之。最后转到县司法处，我授意法官汤大镳予以交保释放。罗获自由后，有些参议员对我大为不满。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县调查室企图援例组织特种行动队，以冀扩大特务组织，加强反动势力。我指示会计室，不予编造预算。调查专员王德厚改为要求在县自卫总队的建制下，划出一个排的名额交他作为行动队由他指挥，我坚决予以拒绝。
以上种种都使繁昌县的特务分子及地方的恶势力视我为眼中钉，他们便向上级控告我“剿匪不力”、“纵放共产分子”等等。安徽省府来电申斥。省府秘书长苏民（CC分子）建议撤我的职。由于我的人事关系，改调我去泾县。我到泾县，已是四八年的秋季。是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解放大军纷纷入关、南下，淮海战役序幕已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亡，只旦暮间耳。
三、泾川定策，朗桥起义知
四八年冬季，有一天，我接到操竹友同志从芜湖来的电话。他告诉我：“省保安第五旅旅长王汉昭即将率部进驻泾县，你可以和他交换意见，详细谈谈。”操的话，我是明白的。王汉昭是老友，他的政治态度我早已了解，这使我感到欣慰！当王到达时，我出城郊迎，执礼颇恭，相见甚欢。第二天晚上，我和汉昭单独晤谈，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他介绍了在南京见到了李宗仁，以及李宗仁当时的困难处境等情况，最后谈到有关起义与接应解放军渡江等问题。第二天夜里我们继续商谈，双方都没有其他人员参加。我们考虑到有必要尽快和皖南地区党的负责人胡明政委接触，我建议邀请在旌德城闲居的陈大镛同志前来，请他设法先行入山。汉昭赞同我的意见。第二天大镛如约到来，他告诉我们，他的打算和我们不谋而合。入山门径既已找到，这就奠定了我们起义计划的初步基础。
我们大约盘桓了半月左右，这时已近旧历岁暮，王汉昭部奉命调往绩溪、旌德驻防。我们安排了电报密码和电台呼号等通讯办法，送走王汉昭，陈大铺等。四九年初春，国民党暂编某师廖运哲部进驻泾县，不久也奉命开拔，接防的是192师刘兴汉所部。当我初次和刘兴汉见面时，感到惊异和不安的是，刘介绍和我见面的两个随从参谋，竟是我所熟知的两个臭名昭著的中统特务、CC分子熊子良和徐世良。熊当过泾县调查室专员、县党部书记长多年，后任繁昌县长，是我的前任；徐干泾县、南陵、宣城等县调查室专员多年。这两个家伙，都是共产党的叛徒，凶狠的特务。徐世良更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熊、徐和我见面时故作亲热姿态，寒暄一番后，便自我吹嘘，说自己如何如何为绥靖区司令官（指张世希）所器重，又如此这般地表示决心协助刘师长为深入“清剿”游击队效劳等等。我考虑到这两人的凶狠毒辣和对泾县各方面情况的了然，以及对我的政治倾向、关系等可能有所知情或怀疑，不能不认真予以对待，于是便指派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张汉三、军事科科长徐行南、财政科科长王文采等人对师部参谋处、副官处作有计划的联络，经常请两处的官佐吃酒、打牌，厮混得十分火热，渐渐致熊、徐于孤立的处境。这样一来，不但大大减轻了师部对县政府的压力，同时还给我提供了许多军事情报，重要的都发给王汉昭转告胡明政委。
这时淮海战役进入结束阶段，李宗仁接代“总统”之后，发出求和呼声，形势发展急转直下，长江两岸风云日紧。芜湖农工党组织派俞锡恩同志专程来泾，要我参加农工党，理由是：芜湖的民盟同志都参加农工党，我的工作，并入农工组织统一领导。中共已派了地下人员陈效安驻芜湖担任联络工作。俞随身带来密码和电台呼号，并要我经常和芜湖吕祖杰、储文朗所控制的电台互通情报。
为了便利与王汉昭每日的情况交换，经商定，修架泾、旌、绩三县的长途电话线路。这条电话线过去经常受游击区武工队的严重破环，久已不能使用。在决定陈大镛入山与胡明会见时，我提出要胡政委通知武工队，在全线修架完毕通话后，着意加以保护，胡接受了我的意见，所以这条线路得以畅通无阻。
四九年二、三月间，陈大镛和胡政委见面后，即安排了会见王汉昭。会见后王返绩溪军次，即来电告知，胡明政委已指定泾、旌、太边区游击队负责人洪林同志和我联系，并由洪派项育中（原复兴报记者）和唐诗成（当时的泾县县府助理秘书，与洪部有联系）担任联络员。越日，项育中来，我即委以县自卫总队部指导员名义，佩戴职员符号以资掩护。大约是四月初，得芜湖密电告知，解放大军可能在本月廿一日渡江。要我做好一切准备。我当即和王汉昭通话，约请陈大镛专程来郎桥镇和我会商有关行动的各项具体安排。翌日我以下乡视察为名，随带唐诗成、项育中等到达郎桥。陈大镛应约来到。晚间我们举行秘密会议，陈首先介绍他自己以及王汉昭与胡明、洪林等会见的情况，我也谈了对192师和熊子良、徐世良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会商结果，作了如下几项决定：（1）起义的地点定在郎桥，以便于和保五旅配合、策应；（2）草拟起义宣言，由唐诗成执笔；（3）派项育中即日返洪林部复命，并迅速转回县城以便与洪部会合迎接渡江大军。我回城后立即进行各项部署，密切注视192师的一切动态。这时胡鲁焉（即郭因）同志突然来泾。由于我们相知至深，开门见山，他把此行的深意一口道出。我十分钦佩他的知机知人，感谢他对我的关切，简单地透露了自己对待当前局面所持的态度请他放心。他和唐诗成细谈后，更是完全明白，留城两日即欣然赶回山区。
192师准备撤逃的消息，已经探知。四月十九日，师部急切要求征集大量民夫。我立即下令各乡镇集结所有自卫队限于二十日集中县城待命，同时派兵将眷属护送到旌德三溪镇。在隐约的炮声和紧张的气氛中，我和邻县——南陵、繁昌的廖天寿和张明两县长通了电话，要求他两人率部经泾县后撤，拟于见面时，劝说其参加起义。而他们不肯接受我们的邀约，改途撤退，结果张明所部狼狈溃散，自己仅以身免；廖天寿率部逃到宣城汉亭，对解放军进行顽抗，被当场击毙。
四月二十二日上午，192师开始撤逃。九时左右刘部的两个团和师部各处均已离城。该师谢学敏团奉命殿后，其任务是监视我所率领的全县地方武装，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胁迫我部改编为补充团，派徐世良任团长指挥节制。是时中共皖南地委所领导的沿江支队两个营，在支队副司令员李友白同志的率领下，自下坊渡河，由泾城北门袭击敌军。刘部前卫离城不远，听到枪声加速遁逃，殿后的谢团也就仓惶溃逃，首尾不能相顾，遗弃辎重和行李甚多，更无心顾及监视我部。李友白同志机智勇敢，用极少数兵力尾追敌军使之闻风丧胆。我部摆脱了殿后谢团的监视，也就解除了严重的威胁。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中，我自卫总队副总队长张汉三，凭借他对于山区地形的熟悉，十分沉着地指挥我部改由东南向山地小路缓缓后撤。黄昏到达巧峰宿营，立即命令架设电台，意图与王汉昭联络，却无法呼应对方。项育中返洪部后，原可在二十二日之前赶回县城，因被192师城防部队阻于城外，因此洪部的方位动向不明，无法接触。当夜我即派王植槐（原胡冲铺乡长）同唐诗成赶回县城。次日我们便到达郎桥镇。这时电台仍无法联络，王汉昭方面的情况完全不明。是夜李友白同志随带武装人员约三十人，由唐诗成等陪同来到郎桥镇。我与李友白同志一见如故，交谈至为融治。我们交换了彼此若干情况。
四月二十四日，我召集县府、总队部文武各级负贵人员和县所属各单位主管人员等举行起义大会。会上由我简短地说明了当前形势，指出国民党反动派腐败无能、祸国殃民的种种，以及我向往民主革命、摆脱反动政权、靠拢人民、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动机和目的，号召全体军政人员弃暗投明，步上革命的道路。接着我介绍了李友白同志并请他讲话。李同志首先对我们的义举表示热烈欢迎，对我的发言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赏，最后宣布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有关政策，提出了各项保证。与会人员由县府主任秘书周芷蘅代表发言，表示一致拥护起义行动，并愿随我为新政权继续效劳。会后由我和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联名签署散发了起义宣言，旋即集合随我起义的全县武装官兵共人枪七百余众，宣布了起义举动和部队改编的决定，全部武装人员当即编入沿江支队建制，交由李副司令员统一指挥。是日我偕李友白同志及所有人员返回县城，夜下榻于李同志驻处。在城数日先指派了唐诗成、王文采、袁德铭、左大锟等科秘多人负责办理移交和调拨粮秣，以应过境大军军需等事宜。所有县府及各有关单位的档案册籍、各类公物、各种设施，均完好无损；各地粮食积谷，——移交新政府。
数日之后的一个清晨，我跨上坐马，离开这座山城，踏上新的征途。“一鞭彩云辞旧地，万千思絮上新天”，这就是我当时心境的写照。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芜湖市政协供稿）
附注：本文作者现任芜湖市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