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迂夫（本文作者为淮北市第一中学离休教师）
一九四八年乃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之关键性的一年。
就在这一年的春季，国民党96军在济南重新组建，军长于兆龙，副军长兼141师师长肖续武。我因部队改编以及与肖续武的私人关系（肖任旅长时我为副旅长）任96军高参（上校），留肖师服务。所谓高参，除临时性派遣任务外，实无任何明确职务。因此部队编成南调徐州地区整训时，我未随部队前往，仍留住济南。当济南危急，南去徐州铁路中断，我始设法飞到徐州军部报到。这时96军驻在临城枣庄矿区，旋调陇海路新安镇，继之又调蚌埠防守。这时已届淮海战役前夕，“徐州剿总”捉襟见肘，调动所部拟集结徐州外围固守，黄伯韬兵团正在由连云港方向，沿陇海路向西移动，行至碾庄地区被阻。一日，我与肖续武师副师长王亚豪对坐闲谈。王为商震旧属，颇具旧军人的典型——军事经验虽丰富，而政治头脑则较简单。我与王亚豪正谈得兴浓，忽接上级指示，要各部悬灯结彩，鞭炮齐鸣，以庆祝碾庄大捷。王说：“这下可好了。”意谓黄伯韬兵团突出重围，予解放军以重创。我说：“看情况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王不以为然，认为黄伯韬兵团是有战斗力的，不会遭此下场。谈话就此结束。次日王亚豪一见我面就说：“算是叫高参参（猜）中了。黄伯韬兵团仅有一副官逃出，持黄伯韬名片，背面写着“黄伯韬尽忠报国”，要他向南京汇报。在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尔虞我诈，上下相欺，事实教育我，不得不看问题的反面。黄伯韬兵团被歼，徐州震惊。
碾庄战役后不久的一天，我和肖续武一同去军部见军长于兆龙。从军部出来，在军部对面饭店便餐，忽听楼梯间一片嘈杂的人声、沓沓的皮靴声，来的人在隔壁餐室就餐，两室仅一板墙相隔，故对方谈话声音很清楚，从来人半吞半吐、断续隐约的谈话声中，我判断徐州可能撤退。隔壁就餐人等可能是最后乘飞机离开徐州的。当晚我促肖师长去军部探听徐州消息。肖续武回来说：“徐州已撤退，部队正在向南移动，不日当可抵达蚌埠。”我说：“我明日去南京，否则打起仗来，我不但帮不了忙反会挡手绊脚。”肖又说：“这样大的兵力，杜聿明亲自来指挥撤退，你慌什么？”我说：“正是由他来指挥撤退，我才得快走。杜聿明怎么丢的东北，他现在还是怎么丢徐洲。撤退方法和步骤还不是老一套，携家带眷，一天走不了三十里。一、二日内解放军主力还未赶到，尚能且战且走；三、五日内解放军主力赶来，部队受阻，如第一天能突出重围则可，否则解放军包围日益巩固，休想再突围而去。最后弹尽粮绝，还不是束手被擒。那时去南京铁路中断，则蚌埠形同南京放出的断线风筝，想走也走不了了。如果杜聿明放弃徐州，带领部队昼夜兼程南来，倍道而进，少则三日，多则五天到达蚌埠，稍事休息，继续南撤，迅速渡江，以该股兵力加强江防，国民党或尚能苟延残喘以待时机，否则前途不堪设想。但杜之为人一贯高傲自大，目中无人，自以为是；一向是打主观主义的仗，从不考虑客观现实。所以他决不会舍前策以就后计。其命运若何，当可预卜。”肖续武对我上面一段话未表示同意，但也未加驳斥，只表示军令在身无可奈何耳。
淮海战役不幸而言中，96军因驻防蚌埠未在包围圈内得以逃脱，昼夜兼程撤到了长江北岸。这时蒋介石打内战的老本已经输光。96军已成为李延年兵团主力，防守浦口，以迎击当面进攻南京之敌，肖续武师又作为96军主力驻守浦镇，首当其冲。
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立法委员会议在南京召开。前96军军长廖运泽为国民党立法委员，特由香港来南京参加会议。廖带兵时期，系属国民党何应钦派。一九四七年96军在山东时，归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指挥，廖与王不合，故王耀武以司令官身分呈请撤换了廖运泽96军军长。廖运泽气愤之下南走香港，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肖续武乃廖运泽旧部，廖任军长时期，肖续武跟随任过团长多年，关系密切。廖运泽来南京后，闻肖续武驻师浦镇，故廖通知肖前往会晤。廖指示肖：“应认清形势，不能再跟国民党跑下去，要抓紧有利时机率部起义。”并指示其具体起义工作，要与朱子帆接洽，因朱在为第三野战军做地下工作。朱子帆亦国民党立法委员，同在南京参加会议。廖引肖与朱会面。肖续武并与朱子帆约定：有关起义的具体步骤与方法，另派员与朱洽谈。肖续武回师部后，当将廖运泽的指示以及与朱子帆会面等情——告我。肖续武下定决心后对我说：“我们确实不能再跟国民党糊里糊涂走下去，应与共产党接洽，率部起义，并与朱子帆约定你为我师起义代表，有关起义具体工作与朱子帆洽商。朱子帆现住介寿堂二楼（解放后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号，我在他的案头日历上写有‘任迂夫’三字，找到朱，看到你的名字是我的笔迹，即以我全权代表名义接受朱先生所交给的任务。你看，能办到的即可当场答应，如感觉困难，把问题带回来我们再研究。”
次日，我遵肖续武指示去介寿堂找朱子帆。在二楼按号码找到了朱的房间，但我没有贸然去叫门，因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的南京，特务活动频繁，行动不能不多加小心，以防意外。我先在走廊来回走了一趟，又在走廊两端看了看有没有可疑迹象。在我审视周围环境中，只发现离朱子帆住室不远的门口，挂有“任卓宣”的牌子。我知道这是大叛徒叶青住室（任亦立法委员，经常替国民党写文章骂共产党），别无其它异样，我才轻轻地敲了朱的房门，进屋后见有人正在与朱谈话，我就坐在一旁沙发上等候。等来人谈话后退出室外，我随即移坐到朱先生靠近处，见案历上写有“任迂夫”字样，是肖续武笔迹，当向朱自我介绍，说明来意。声称：“朱先生有什么指示，尽管对我说好了。能答复的立即答复，不能立即答复的我把问题带回去再作研究。”朱子帆当即对我说：“部队起义，既往不咎，且原职原待遇。立功还有赏。部队起义本身就是一功。这是共产党一贯政策。”接着又说：“部队起义时并不要求你们打，只要求你们让出阵地。”我一听，起义时要求并不过苛，暗自思付，部队处境，前有强大之解放军，后有大江，形势有利于起义。我随即答称：“能办到。”问朱先生：“还有什么条件？”朱又告我说：“在大军未渡江，部队未起义前，保护并掩护我进行工作。”我答：“当然可以，这是应该的。”朱子帆与我并约定联络信号以亲笔信为记。我回师部后，将朱子帆指示各项，向肖续武做了详细汇报。肖当即与我约定，部队由他亲自掌握，对朱子帆的保护和工作掩护由我负责。肖当即批给我银元二十个，作为活动费用，又批给我盖有141师关防空白证明用纸二十张，以备必要时应用。我与朱子帆之间的联系就从此开始。
在部队起义未行动之前，我对朱子帆的掩护工作，主要是护送交通和地下工作人员的渡江事宜。当时朱子帆的工作重点似在芜湖，但有时亦来南京。而芜湖一带江面，国民党军队严加封锁，尤以江北未设防，故江面断绝行人。每次朱先生的交通或联络人员，大都从芜湖方向来。我的护送原则，只要朱子帆派人前来，持有朱的亲笔信，来人行动和装束看不出什么问题，大都派勤务兵护送他（她）由下关码头渡江北去。如果是干部模样地下工作者，而服饰和行动有可疑处，为防万一起见，则由我亲自护送渡江，并送出国民党军队最后哨所。因为我当时感觉到，他（她）如遭意外，我也难逃脱干系，不得不多加防范。来人我从不问姓啥名谁，干什么工作（也无必要）。以沿途皆96军防地，故进行颇为顺利。
在此期间，肖续武和我还做过一件鲁莽而又冒险的工作，就是劝说军长于兆龙共同率部起义，未能实现，事出愚蠢，至今回忆尚有余悸。一天肖续武和我计议实现起义的步骤和方法，认为不借外力，不利用有利时机，贸然宣布起义是有危险的。必须在解放军渡江战斗一打响，立即将部队集合浦镇，防地亦自动让出，随即召集营以上官长到师部开会，宣称我们已被解放军包围，我们要起义，否则只有死路一条。那些思想和我们接近，愿意跟我们走的军官，叫他们回去掌握部队，听候命令。那些思想不和我们接近，估计可能不愿跟我们一路走的军官暂留师部。在集结队伍的同时，立即派我与解放军接洽，说明情况，请其派代表前来，处理起义善后事宜。那时解放军代表前来，生米已成熟饭，这些思想上不愿和我们同走一条路的军官，无可奈何，亦只有乖乖的和我们一同走。这一计划，肖续武和我认为稳妥可靠，切实可行，定会取得成功。我俩一时头脑不够冷静，肖师长提出要干我们就大干，我们要做于兆龙的起义工作，理由是：于兆龙对我们人情上还说得过去，因此我们要起义，不能瞒他；再者他与我们同样处境——前有强敌，后有大江，死路一条；三者，我师为96军主力，141师起义后他的军长也当不成。我又补充说：于兆龙旧意识甚浓，事母至孝，他有老母留在济南，济南解放后曾派专人前往探视。于任军长以来，不断的购置房产，不但在徐州置有房产，来南京后在南京城内湖北路又新购楼房一所，有道是贪财必恋命。最后决定由肖继武向于兆龙挑明起义关节，再由我去下说辞，动员于兆龙共同起义。肖续武对于兆龙起义关节打通后，次日，我到于兆龙长江北岸军部驻地。于兆龙并未住在军部，而是住在离军部不远，紧紧依靠长江岸边的一所小小的三合院内。房主人已搬走一空，只有于兆龙带副官一名、卫士数人居住。院外不远处柳树下系一机器橡胶小舟。小舟甚小，除驾驶员外仅能容身一、二人。心想此乃于兆龙关键时刻准备逃往江南所备。我经警卫传达后，于兆龙并未出迎，进屋只见他在室内，面带怒容，一片杀气。于兆龙生就一付三角眼，为人阴险狡猾、心毒手辣。我心想情况不妙，但既来之则安之，亦只有强自镇定，坦然入室。寒喧落座后，于第一句话问我：“你的家眷在什么地方？”我说：“在济南，因南来时铁路不通，未能来得及带走。”我又说：“听说钧座老母在济，济南解放后曾派人赴济探视，去人回南京否？老母可曾平安？”我说这话的潜台词是：你如对我不利，也应考虑到你老母的安全问题。这时我俩间的紧张气氛未见缓解。接着我再说下去：“与八路打交道，颇不容易，如果起义，共产党是否能相容还是一未知数。但我们考虑到当前的局势，更重要的是钧座当前处境——前有强敌，后有大江，一旦大军横渡长江，进攻南京，国防部令我军死守江北，以掩护南京撤退，那时钧座将何以处之！”于说：“你看应该怎样办？”我说：“那时如要我军撤过江去，无话可说，否则如要我军死守江北，牺性我军，掩护他等逃跑，我们应当起义。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样一来，我俩间的紧张气氛始见消逝，于兆龙的满面怒容已渐开绽。这时，我才进一步畅言，以鼓励其起义决心。
于兆龙静听我对当时局势和今后去向的详尽分析后，遂说：“那我准备起义，你就是我起义代表。回去收拾一下，回头派车去接你，搬来与我同住。”我深知于兆龙之为人，老奸巨猾、口是心非。上边一段话，虽打中其要害，使其听后动容，而率部起义绝非诚意，亦不过在万分不得已时——解放军包围之下时，可能派我为起义代表，与解放军接洽。如一旦退过江去，他一定将我首先干掉，以表示对“党国”的忠诚。当时我暗思脱身之计，随即说：“我与钧座同行止绝非良策，万一秘谋宣泄，那时把我从军部逮走，恐你也难摆脱干系。不如我单独另住一处，在情况紧急时，立即派车将我接来，按计划进行。在此期间如遭遇意外，在任何情况下，也绝不牵连你半点。如特务对你有所怀疑，你可把责任往我身上推，但你要侧面想方设法营救我。这样，我不仅有脱险的可能，且不致连累与你。否则可能同归于尽。”于兆龙闻听，这才眉开颜笑，以为我设身处地、真实地替他着想，殊不知乃我脱身之计。回师部后，当将见于兆龙以及对于谈话详细情节，一一向肖续武作了汇报。最后我对肖续武说：“于兆龙之为人及其对我们的关系，非你我可比，在人情上对我们来说尚过得去，但思想并不接近。如96军在江北被包围，有被歼灭的危险，他当然有起义可能；如部队调过江南，只要有一条路可走，有一线生机，根据情况判断，他决不会起义。那时恐对你我不利。故今后对于兆龙不仅我要多加小心，你也要严加注意。”
时至四月份，国民党知大势已去，故不得不弃战求和，派代表赴北平谈判，终以国民党非出自真心诚意，以致和谈破裂，时局日趋紧张。四月初旬的一天，忽见报载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会通过公布的一则公告：安徽省政府改组，发表张义纯为省政府主席，朱子帆为秘书长。我见报后，心想，朱子帆可能暂时要离开南京，必须立即找朱会晤，请朱在离开南京期间，指定继任联络人。在我刚要走出院门去找朱时，朱子帆恰好前来找我。我对朱说：“我正要去找你。”朱说：“你见报了？”我说：“已见报。”当邀朱回室内密谈。朱告我：“我需赴屯溪一行（当时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少则一周，多则十日，如届时不能回来，持我亲笔介绍信者即继任联络人。”并说：“现在时局紧急（意即大军不久就要渡江），如我不能按时返回南京，继任联络人又不能准时到达，在重要紧急时刻，你可亲至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找粟裕副司令员去联系，因为我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朱子帆与我别后，直至大军渡江南京解放，未再回南京，继任联络人亦未到来。直至上海解放后，报载朱子帆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始得到朱子帆消息，进行通信联系。
在与朱子帆别后的四月中旬（十五日左右），国民党军队发觉，浦口这一路並非解放军主攻方向，除留一个团防守江北虚张声势外，李延年兵团撤离浦口，96军乘登陆艇为机动部队，游弋芜湖一带江面，以备情况吃紧处应援。肖续武于部队临行时，要我随船同行。我告以朱子帆赴屯溪未归，继任联络人未到，我这时离开南京，与朱失掉联系是会误事的。肖告我：等与朱取得联系后迅速来前方。就这样，直至大军横渡长江，不仅朱子帆与我失掉联络，肖续武部亦与我失掉联系。我精神陷于极度紧张状态。
四月二十三日晚大军渡江，国民党留在江北的一个团，枪声一响即全部投降。二十四日上午南京解放。我这时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心如火燎，经多方询问，找到解放军南京警备司令部，当由值班参谋接见。经我说明情况，要求查明国民党96军现在何处？我为该军副军长兼师长肖续武起义代表，肖与我约定真心起义，请送我至该军当面呼唤肖师来归。值班人员告我：现在无法知晓，经向上级反映，改日告之。第二天我又至警备司令部问信，值班人告我：前方情况混乱，无从查明。又问我见报没有？宣（城）郎（溪）广（德）地区消灭国民党八个军，可有你军番号？我答：已见报了，没有96军番号。对方又说：那么这一部队可能逃出了包围圈，已无法查找。我当时极度不安的心情，亦只有安静下来。自怨自艾，诚乃“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深感事之不成，亦乃时也，运也。
六月初，见南京街头有军管会收容蒋军游散官兵的布告，我即按布告指示，前往收容站联系。收容站恰设在湖北路于兆龙新买的一幢楼里。当向负责人说明我的处境。该站负责人告我：“根据你所反映情况，不在我们收容之列，但你可留下住址，我们向上级反映请示处理。”不久，收容站通知我到下关解放军官训练团报到。在解训团期间，第三野战军高等俘虏管理处，有一位李科长（河北沧县人），曾先后两次到解训团找我谈话，了解肖续武率部起义情况，我如实相告。李科长最后一次谈话对我说：肖续武率部起义过程，已搞清楚了。
七月间，华东军事政治大学，需要一批军事工作人员，经与来人谈话后，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工作？我当时怀疑根据我个人具体历史情况，是否有我适当工作可做。来人对我说：“那你不必考虑。如参加工作，经一段时期的学习后，组织上是会根据你的特长分配适当工作的。”我又说：“我有家庭生活负担。”来人又说：“那亦不必担心，家属生活如确有困难，领导亦会实事求是地加以照顾。”故我于八月二日来到了华东军大教员研究班学习。
十月间，肖续武在三野高等俘虏管理处，打听到我在华东军大教研班学习，通知我，要我前往会面。我一到三野高俘处（傅厚岗国民党粮食部长徐堪的房子），一见肖续武身着解放军战士棉军服，面色蜡黄、消瘦，好似大病初愈，但我知肖素无疾病，身体健壮，不免引起了我种种怀疑。我责怪肖把部队带到那里去了？着我好盼！你如不回来，那不证明，你要起义，我为代表，全都是假话吗？肖续武说：“别提了，我们不是共同做过于兆龙的起义工作吗？大军渡江开始，96军在大渡口（安庆对岸）登陆。在部队南逃期间，我曾数次催于兆龙停止前进，准备起义。于兆龙这小子一直含糊其词‘前面再走走看’，直至部队逃到福州，脱离了解放军的包围圈，于兆龙便翻脸不认帐，拍案大骂：‘有人要率部投敌！南京留有什么人做代表！……。你看到了什么地方？乖乖的跟我走（登轮去台湾）没有事，否则，我非枪毙你不可！’我一看形势不妙，连夜将部队拉走向解放军靠拢，因在夜间，没有联络好，对面部队向我部开枪射击，我当即腹部中弹倒地。队伍因无人指挥，陷入混乱状态，复向来路奔去。这时于兆龙又率部尾追前来，部队在前后夹击下逃散（未逃散的亦做俘虏处理）。天明，二野部队打扫战场，发现我倒卧血泊中，经我说明原因，将我送野战医院治疗。二野只承认我们阵前投诚，不承认起义，理由是事前无联系。有关起义问题，二野无法处理，故转来三野处理。三野敌工部负责人迟迟未做肯定答复。经多方打听，才知你在军大学习，因此有关起义问题，特邀你前来对证。”这时，敌工部负责人从里屋走出，边走边说：“不要说了，一切都明白了。”我一看就是那位在解训团向我了解肖续武率部起义过程的李科长。
一九五〇年春，肖续武也转来华东军大教研班学习，不过不同队，我在一队，肖在四队。一九五一年春，华东军大结束，我分配到合肥第十六步兵学校任战术教员，步兵学校结束后调速成中学任文化教员，一九五五年转业地方中学任教师工作至今。肖续武则在军大结束后，分配南京军事学院任职，五六年转业到地方，任南京市教育局长至今。
廖运泽同志，于一九四九年春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立法委员会议和把肖续武介绍给朱子帆以后，仍返回香港为我党做地下工作。一九五二年返回大陆，回国后任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全国政协委员。
（一九八一年八月，淮北市政协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