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恒芳
编者按：常恒芳是老同盟会员，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役，北伐战争后曾任安徽宣慰使、国民党三十三军党代表等职。这是他在一九四七年的一篇讲话记录稿，文字上稍有整理。
光绪甲午年（1894年），中国同日本打仗，遭到惨败，接着就是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侵华、辛丑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那时候一般无知识的人，还在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但稍有知识的人，认为不变是不行了，因此国内就兴起一种革新运动。那时康有为、梁启超很有名。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失败后跑到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出了不少介绍外国情况的译本。这时候我虽在乡下读书，但却能看到进步书刊。这些书刊对人们的思想影响很大，继而就形成一种革命的行动。那时上海有黄克强、章士钊、章太炎，也不约而同地在那里活动。各省也有十个八个同志参加，大家都振作起来了。后来孙中山先生到日本，召集各省同志于一九〇五年成立了同盟会，其机关报为《民报》，用它来鼓吹革命。那时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那时梁启超等也在日本，他们不同意这主张，而主张君主立宪，所以革命的人称他们为改良主义者和保皇党。因此就分成了两派。我那时还不懂这些，直至读了卢骚的《民约论》，才认识到破坏旧的秩序就是革命。那时清政府通缉孙中山先生，赏格为十万元。赏这么多钱拿他，他当然就无法回到国内来工作。当时，实际在长江一带指导革命的是黄兴。
要说到本省革命，那时我们干革命，主要是凭着血气去干，并不十分明确革命的意义和目的。好在那时整个民气犹如大梦初醒，大家都感到受清廷的压迫，不能再容忍下去了，因此就有了组织，起来革命。那时秘密结社比较容易，因为清政府的一般官吏都怕事，发现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大都推着不问，也不敢上报。这一方面是怕被革命党知道了，自家性命难保，另一方面是报到上面也不会讨好，甚至还会丢了乌纱帽。所以在客观上有助于革命。
那时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一是投身幕府，一是投身学校，借以掩护革命工作。李光炯在湖南办旅湘公学，从事革命宣传，后来消息走漏，难以存身，于光绪乙已年（1905年）搬回芜湖，改校名为安徽公学。当时所聘的教员，都是主张革命的，最有名的要称刘师培。他是在上海因革命事泄，化名跑到芜湖来的。还有陈独秀等，也在里面任教。那时李光炯与吴挚甫先生，都与当时一班幕府官员有往来，他们就借着办学，从事革命。我那时跑去上学，当学生，因为我的国文较有根底，所以进入师范班，意思是想出来当教员。由于里面一般人都主张革命，于是就发起组织，发起者有柏烈武、陈独秀等。柏烈武原为秀才，后学于武备学堂，这时在里面教体操。我在师范班年龄稍大点，也参加了。那时参加的，大概只有三十多人，所订章则，主要是反对满清政府，推翻清廷统治。他们将章则拟好以后，字句中还要夹杂许多不相干的话，使人家看不出，以防泄漏。第一次开会在芜湖关帝庙，借烧香之名，宣读誓约，并在芜湖租了两间屋子，作为联络的中心点。我们在通信时，都用假名字，例如刘光汉改为金少甫（刘那时不过二十岁左右，在学校教历史和伦理学，出有国粹学报，学生受他启发的地方很多）。我们所组织的团体名叫“岳王会”，意思是崇拜岳王精忠报国的精神。陈独秀原已留学日本，现在回来除教书外，还办一种《安徽俗话报》，用语体文，内容侧重鼓吹革命。就在这年（1905年）冬季，从日本回来的吴旸谷将孙先生的和同盟会的一批革命书籍带了回来，大家读了干得就更有劲。我们创建的革命组织，就这样过了一学期。后来邓绳侯在安庆办了一个尚志学堂，要我去当训导主任，我也就去了，一面是教书，一面负着革命组织的使命。那时柏烈武跑到南京去当队官（相当于连长），赵伯先在里面当管带（相当于营长），后来赵调升标统（相当于团长），柏也就跟着升了一级。这时他们又联络了一些人。当时“岳王会”芜湖总会由陈独秀当会长，南京、安庆均为分部。柏烈武为南京分部长，我为安庆分部长。安庆分部仅二、三十个干部，于是我们又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叫“维新会”，其中象老三营的人，大概都在里面，“岳王会”起了领导作用。
这年秋天，我们感到要革命就非得有武力不可。那时清政府开始编练新军，总督所在地成了一镇（相当于师），原来的老军叫绿营，又叫巡防队。当时的武器均为戈矛，后来才有来福枪。人由营里挑选，好的可以当头目，作为新兵的干部。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也就进去了。那时上面有督练公所，没有教练官，其中有两个是从南京柏烈武那里来的，在他们帮助下，我被保送到新军的干部训练班，当了正目，底饷银为五两。当时我虽然是学员，但由于是岳王会分部长，仍可以起领导作用。那时象迎江寺的宝塔，大观亭后面的树林，都是我们开会的地方。五个干部训练班里，都有我们的同志。丙午年（1906年）下半年，有个寿县人叫孙少侯，学问很好，对革命也很热心，家里有钱有势。他到日本去后在同盟会内担任安徽支部长。那时湖北有个胡瑛，上海有个陈英士，孙少侯到南京后，就叫方植之回到安庆。他们的计划，是首先占领南京，要我们在这边也同时拿下安庆。我当时也就跟着干。未过多少天，消息传来，胡瑛在汉口被捕，孙少侯也在南京被捕。但孙少侯因为有孙家鼐的关系，不曾被杀，安庆幸未受到影响。丁未年（1907年）下学期，我们就毕业了，我考第三名，照规定，前三名都可以当排长，我也就当上了排长。当时成立的是骑兵营，而骑兵比步兵的要求更高，都是从步兵里挑选好的来充任的。那时军队不准驻民房，我们只得驻在安庆东门外殷公祠。
就在这时，发生了徐锡麟刺恩铭的壮举。当时浙江人徐锡麟任巡警学堂会办，他是浙江光复会会员，捐了道台的身分，分发到安徽来办警察学校。当时我“岳王会”里有个石人俊，大概徐在日本就认识他，所以这时徐把他请去任教。石人俊的武术很好，据说，他去日本读书的时候，日本有个大力士，在国内几乎是没有敌手的，有一次与石比武，居然为石所败，于是石人俊声誉益高。那时清廷驻安庆的新军，共有步、炮、骑三营，徐常请我们这些营长们吃饭，意在联络感情，到必要时可以帮助他。有个星期天，巡警学堂举行毕业典礼。我刚走到街上，就看到人们很惊慌，一打听说是有人在巡警学堂开了枪，政府定要搜查，于是赶忙跑到尚志学堂去打招呼，要他们那里的同志作好准备。这样一来，耽误了时间，城门闭了，不能出城。这时徐锡麟带领学生跑到军械所去抢子弹，但由于不能开锁，弄了好半天，被清军包围；头一天还来了两个学生，一个当时被打死。徐锡麟、马宗汉被捕，送到抚台衙门审讯，徐锡麟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结果遭到挖心惨死的酷刑。这时我们队里，有个孙师武，此人曾和我一同受过训，他因不满清官吏杜春林，想偷偷地枪杀他，但没有成功，后来又想个点子，扮着卖鸡蛋的样子，混进了抚台衙门，由于举止慌张而被捕，假辫子也弄掉了。这时他见到恩铭的妻子，就伪称是恩铭托梦给他，叫他杀掉杜春林的，因此，只是把他关起来，没有杀他。这样一来，我队里的人都害怕要受到牵连。因此，我便辞了职，意思是我走了，要是出了事，大家都可以往我头上推，不会再连累别人。这时是夏天，我就跑到怀远去，在粹华学校当教员。
下半年薛哲被派出当管带，写信要我回省会，我未答应。第二年，沿江一带新军去太湖会操，他们认为时机到了，于是又计划要干，惟新兵中我们的同志职务都很低，最大的也不过是个营长。薛哲是营长，但他们认为，他胆子向来小，不能胜任领导。炮兵督办吴介麟被撤后，炮兵里仅有个熊成基，于是他们就推熊为总司令。这时西太后、光绪帝都死了。事情发动以后，没有子弹，商议举火为记，可惜城门为城防队先布防了，薛哲不能开城门，城内的同志都被捕了，熊成基也跑到了怀远。因此我们元气大伤。在这期间，安庆方面并无其他组织，其主力全为“岳王会”的人。熊成基过怀远，我在那里也不干了，跑到一个亲戚家去，他在经济上帮助我，于是我得以赴日本留学。
在这中间，阜阳又组织了个“安仁会”，这是长江水师提督的儿子在日本留学参加了革命，回到阜阳后发起组织的。
自我离开安庆以后，岳王分会也就关了门，仅维新会在活动。陈独秀在徐锡麟刺恩铭事情以后，也跑到日本去苦学英文。孙少侯案子出了以后，柏烈武亦跑到东三省去了。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象孙中山、黄兴，也被日本人驱逐出境。我到东京后，因总理不在本部，仅由庶务长负责，其次为每省的评议员，当时我担任的就是安徽的评议员。那时《民报》亦告停刊。
孙先生出国进行革命活动，领导国内斗争的主要有黄克强、赵伯先。广州兵变，安徽的倪映典殉难；黄花岗之役，各省人都在那里，是有计划的争夺广州。赵伯先为总司令，黄克强为司令，进广州是黄克强自己领进去的。后遭到失败，赵伯先悲愤成疾，病逝于香港。
辛亥年（1911年）秋爆发了武昌起义。起义以后，清政府派荫昌、后来改派冯国璋来打。起初袁世凯已被清政府弃用，由于北洋军是袁一手训练的，这时他想用北洋军来打，不把袁请出来是指挥不了的。于是请袁出山。袁出来以后就授意冯国璋不要真打，意思是养着革命党，就可以保全他们自己的地位。南京攻下后，孙先生由美洲回到上海，后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黄克强为陆军总长。这时胡汉民在广州做都督，被调回成立临时参议院，我亦在内。这时大家准备向日本人借三百万元，在议会上却被黎元洪的人推翻了。接着就是南北议和，由汪精卫等做专使，满清投降，袁世凯被选为大总统，国都迁至北平。我即由此不干，回到南京《民生报》，兼办党内工作。
民国初年，大家都纷纷组党，我们成立和发展“同盟会”，袁世凯就策动一般人组织“宪政党”。我们以“同盟会”领导许多小党，一九一二年八月底，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宪政党”也包括许多小党，名为“进步党”，两党相对立。那年我负教育会的使命，到北京去，北方人一见到我的服装形色，就知我是“同盟会”人；我一下火车，黄包车夫就说，我拉你到党部去。“同盟会”的声誉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再说安徽的情况。第一任都督是孙少侯，他是同盟会安徽支部长。那时李光炯先生充任秘书长。我去办理党务，曾很秘密地跑到安庆去吸收许多新党员。因安徽支部长是孙少侯兼的，我就回到南京去主持《民生报》。当年夏季孙少侯去北京，柏烈武接任都督，组织第一军，还有第二军（在广东）、第三军（在广西），而以第一军势力最大，有四万人。孙少侯虽然做都督，因是空手人，所以不能持久。那时我在南京不愿回安庆，是因为柏讨厌洋学生（我也是洋学生）。他尽量拉拢旧官僚，因此我不愿与他多交。在一年之间，我因有别的事，只到安庆去过两次。民国二年，安庆已有五个党，国民党负责人是我，自由党负责人是程筱苏，民主党负责人是童懋轩，统一党负责人是陶苏民，共和党负责人是光升。
那时党的组织和现在不一样。各省支部是由本省党员选举的，不是上面派的。安徽的支部长原来是孙少侯，后来是我，副的是谢素谦（叔骞）、张济振（己振），他们也在日本留过学。国民党成立以后，许多小党都并入。这样，国民党在选举中就占了绝对多数。当时从形势看，国务总理应是宋教仁的，他自己也以内阁自居。民国二年（1913年）三月二十日，他从上海动身去北京，被袁世凯派人在车站刺死。国民党也知道不能同袁和平共处，一方面准备去北京开会竞选，一方面作军事的准备。到北京开会时，国民党每省举派两名代表，安徽由我和汪菊友（徽州人）二人为代表。当时国民党本来处于绝对多数，但有些人叛党，最痛心的要算孙少侯。他到北京后，就投降了袁世凯。当时这些人离党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直接宣布离党；一是跨党。都是被对方金钱收买的。这样，袁世凯的进步党便超过了半数，国民党在选举中遭到失败。但在参议院，国民党人仍占多数，选举结果，议长为张继。一九一三年五月，袁世凯向英国借二千五百万英磅，一来充实他们的军事，二来用作政治收买。那时北京的军警等一切都在他们手里，所以此案得以通过。
其时，我们的根据地在上海，我们发起讨袁运动，袁的罪状是杀害宋教仁和向英国滥借巨款。我们一宣布讨袁，袁世凯就将三省的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都撤了职。（他们曾通电反对大量借外债）二次革命由于主客观原因很快失败了。那时，安徽的倪嗣冲还驻在阜阳，约一旅人，于是我们就以寿县正阳关为根据地，与之对抗，结果我军被击败。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国会又派人到上海来找我们，声称政府对议员开会决不迫害。当时我们就回去试试看。过了几天，开会选议长，一连三次，选票都未过半数，毫无结果。执法监长陆建章同孙少侯商议，把议员中的国民党党员先捉起来，就说他们通敌，俟议长选出后，再将他们处理。这时安徽被捉的有四人，有我在内，因我是支部长。那次总共捉了八个人，即后来所讲的“八议员事件”。但我们并不是现行犯，议会里认为他们捉了我们是违法的，故全体向袁提出要求，说并没有证据，为何能捉他们呢？于是他们到处设法搜查证据。结果，搜出与安徽通的密电，他们未想到是我干的，都认为是寿县的某议员干的。第二天一早，将我们押至天津转塘沽。这时议会又知道了，又去向袁要求，于是又把我们解回天津，押在警察厅。这时赵秉钧为警备司令，陆建章为副司令。我们这些人是陆捉的，陆想借别人的刀，来杀掉我们。赵秉钧知道这回事，就非常不愿意。天津警察厅是赵的人，故对我们非常优待。
起初我们被捉，还有议员资格，现在算是没有了。在袁世凯未当选总统之前，不敢放我们，因为怕我们影响他的总统位置。现在他虽然选上了，但对被捉的议员还是有点不放心。他认为不重要的，才容许在天津警察厅取保释放。其中有三个，他认为是重要犯（有我在内），不能放，但又不愿不顾一切地把我们干掉。于是把我送到安徽倪嗣冲处。这时与我有关系的人，都出来设法营救，适王揖唐等都在北京。我被送到安庆押在军法处，后来那两人也解到安庆来了。这时有人在倪嗣冲面前说，大家都认为陆建章好杀人，这案该他办，他不杀却要你来杀，这是要你做三国时的黄祖。这样一来，他当然就不杀了。于是我们三人另住一间屋，每天四百钱的伙食，每顿四碗菜，而且我们自己添菜也可以，生活倒也不太苦。因为上层招呼优待，管理监狱的也乐得做人情，连书报也可以看。民国五年（1916年）六月，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接事，我们才出来，又恢复了议员的身份。起初我被送到安庆来的时候，是由浦口到安庆，夜里送执法处的，门上有锁，仅门板上留有小洞，可供内外人通话，里面共有六间小屋子，每间可睡七、八人，地下很潮湿。我进去以后，里面睡的人都起来了，和我说话，问我被押的情况。我告诉他们以后，他们对我都很亲切，吃、睡均让我上前，因此倒也不感到什么痛苦。可是到了优待的时候，我反而受了一些苦，因为单住一间屋，有炉子，守门的兵都来烤火；最讨厌的，就是他们夸耀自己同南军打仗是如何的奋勇，如何的挖人心吃，我听了非常难受。后来，褚、朱两个来了，我们三人在一块。大约看守的人，原来错认为把我另放一处，一定比别人更重要，所以看守我比别人还要严，特别给我戴上一个大脚镣，直到褚、朱来的时候，他们才知道上面对我们优待。他们两个都没有上镣，由于我已经上镣，因此也就没把我去掉。这样过了很久，后来托人转弯才去掉了脚镣。我被押了差不多有三年之久，看见杀掉的人很多，约有七、八十人，死得最磊落的，要算芜湖的聂春山，他死的时候，谈笑自若。当初我在牢里，对这些事还有笔记，后来弄掉了。
这几年中，最大的事，就是袁世凯做皇帝。我们虽然在监狱里，由于可以看报，所以很清楚。我还记得那时我做了篇文章，送到上海去发表。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倒台了。梁启超做了一篇反对文章，发表在日本人办的一家报纸上，我还记得那天的报纸涨到两毛钱一份，还买不到。起初蔡松坡（蔡锷）被调到北京去做将军，这时也出来了，到了云南，抓一部分武力；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李烈钧也跑出来了，李曾任云南讲武堂教官。这时蔡将军打四川，李领兵由云南出广西。当时以武力论，仍不敌袁，但那时反袁空气，日渐高涨。如龙继光曾被袁封为郡王，但他是岑春煊的人，经他一号召，他们当然就来了。岑春煊在肇庆设军务院。国民党有好些军人，都跑去了，因此力量很大。连袁世凯最亲信的部下也都动摇了，最先是袁派的陈宧，这时也被迫通电反对帝制。陈素为袁心腹，这一来，袁十分害怕，因此退了位，从此便一败不可收拾，直至忧惧而死。这一役，后来叫做护国之役。袁死后，段祺瑞等都出来了，推黎元洪进京任总统，重新组织一切。这时安徽的倪嗣冲未动，我们就在这时候被释放的。这是民国五年的事。（金白描、许大钧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