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清末和袁世凯称帝时期，万春圩区的农民就进行过英勇的抗租斗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斗争就更加激烈了。这是有原因的。那时，万春圩区已被三十六家大地主霸占，号称“三十六家公司”，共占地六万八千余亩，其中最大的地主是陈华庭，身兼六家公司大老板。三十六家公司合谋压榨农民很厉害，增加春秋两租便是一例。公司原规定春租每亩只缴十个铜板，后规定改缴小麦二十八斤；秋租由原先的每亩十三斤稻增加到一百四十斤至一百六十斤。除此而外，还增添了名目繁多的杂租：一是小租，每一百四十斤要加十四斤，作为狗腿子的报酬；二是大秤，与普通十六两秤比，每一百斤要多五至十斤；三是鸡租，每年秋收地主到各家斛稻，佃户照例要送鸡若干只；四是酒租，地主收租到哪里，哪里的佃户便要几家合办酒席招待；五是过庄费，即佃户租田前，须交一笔办理登记的手续费。更有高利贷如稻债、麦债、菜子债以及印子钱，利息达到本洋的一倍甚至十倍。残酷的剥削弄得佃户虽劳动终年，仍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遇有灾年，景况更惨，不得不携儿带女，流落他乡。这不能不激起万春圩区农民的奋起抗争。二十年代初，几乎每年都有农民抗租事件发生。一九二七年初，北伐军第六军到达芜湖后，农民的斗争达到了高潮。这一年春季，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万春圩区的农民在圩区中心地点——祠山庙召开万春圩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出席的有芜湖各界代表及农民共万人，声势非常浩大。大会当场选出七人为区农协委员。此后，区农协根据圩区原有布局，分设十二乡，每乡设立一个乡农民协会，并按各乡需要设立了十二个农民武装自卫团，每个自卫团购买自卫步枪十支，因此，农民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区农协机关设在清水河马王庙，门上贴有对联一副，上联是“为十二乡苦佃农争取解放”，下联是“对卅六家大地主抵抗苛租”。这年秋收，大地主陈华庭首先出马，不通过农协公评，直接向农民收租，并且颗粒不让。此事被苏子乡农协主任委员阻止，陈华庭非法将他捕送到县里关押。这激起了万春圩区广大农民的公愤，立刻聚集数百人，由区农协主任委员带领，到芜湖城游行示威，并向县政府投递状子，控告陈华庭“勒收苛租，破坏农协”。这时芜湖县已被蒋介石控制，但县政府慑于农民的反抗声势，不得不释放苏子乡农协主委，作出“由农协会公评”的裁决，抗租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随着国民党统治的暂时稳固，芜湖县政府对农民的压迫日益加紧，于是地主又“乘反动的潮流向农民反攻”（见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硕夫《关于巡视工作的报告》），农民运动在高压下，一度低落。为此中国共产党安徽省临时委员会又派出党员深入到万春圩区，以坚持不妥协的六七十户佃户为工作重点对象，开始组织由我党直接领导的农民协会，继续坚持并扩大一九二七年秋收后的抗租斗争。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省临委暨万春圩区党组织拟定了《万顷湖农民暴动宣传大纲》，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一样地压迫农民，拉夫、封船、田亩捐、附加税、强占民房、勒索军饷。更且利用农贼占领农会，敲诈农民，新军阀强似旧军阀”；宣传大纲还指出：“法律解决是欺骗的——现在的法律是地主资产阶级、资本家的法律”，“唯一的出路，就是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在回答怎样做土地革命这一问题时，宣传大纲明确地写道：“就是杀地主绅士及官吏，夺取武装，没收土地，建立农协政权——一切政权归农协。”“共产党是工农解放唯一的领导者”。同时省临委和万春圩区党组织还拟定了《万顷湖目前工作行动政纲》，主要内容是组织农协，吸收党员，成立农民革命指挥部，没收地主土地，举行农民暴动。暴动前夕，党还成立了农民暴动委员会，指定五个党员担任暴动委员，积极筹谋一切事宜。但由于当时不少“农民的情绪已经低落，而且陷于法律解决的幻想中”（引自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四日郭士杰给中央的报告），特别是省临委的工作指导思想存在着较严重的左倾盲动主义，所以万春圩（万顷湖）农民暴动刚一开始就被敌人镇压了下去。
万春圩农民并不因失败而气馁，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又在一九三〇年五月间发起了抗租风潮，并在童家坝秘密地组织了农民协会，下设宣传、组织和书记三部。农协成立后，首先展开宣传和组织活动，召开农民会议，由农协负责人演讲鼓动，内容是：“农民生活不好过，田地是我们农民开垦的，为什么都是东家霸占了呢？而且每亩缴租很重，还有小租及大秤四厘，动员农民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农民要团结起来，进行抗租等等”（据童兴发、符秉南、胡德胜、胡昌长回忆）。全圩区很快就有二千多人参加了农协。这时，党也积极活动，根据农协会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表现，“党员在里面找了几个同志”，“成立了两个支部”，以指导这场斗争（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芜湖特委给省委报告》第三号）。一九三〇年秋收后，地主的二东家气势汹汹来收租，农民一致抗租不缴。为造成巨大声势，农协公开组织“喊冤会”，号召万春圩区的农民都集中到清水镇开会，会上喊出“打倒土豪劣绅”、“打倒重利盘剥”的口号，提出“罢租”的主张，并在圩区各地游行示威。“喊冤”活动，使三十六家公司异常害怕，纷纷到芜湖县政府告状。芜湖县政府分别于九月十八、二十八以及十月六日贴出布告，强令“各佃户照章纳租”，“倘敢结队游行，蓄意扰害治安，定予依法严惩不贷”；并派军队到圩区弹压，逮捕了农协的十余名骨干分子，农协领导人的父亲也因儿子远走而被五花大绑游圩示众。在残酷的镇压下，这次以“喊冤”形式的抗租斗争遭到失败。但不少农民仍坚持斗争不息，当三十六家公司纷纷雇船前往收租时，“不料仍有愍不畏法之徒，竟敢实行扣船，逼迫农民抗租”（一九三〇年十月六日芜湖《工商日报》）。
一九四五年左右，新四军七师派孙刚等同志由无为来到万春圩区，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之后，陆续得到发展，到一九四九年芜湖解放前夕，圩区已有窑头、大闸、方家局、王𤰙、祠山、龙安保、童坝七个党支部，党员有一百三十余人。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又成立万春区工委，由芜（湖）当（涂）宣（城）高（淳）大工委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南滩农民群众五百余人，在一九四七年六月的一个下午，有组织地抢粮，几个小时，钟义魁、裴玉宝、赵士建三大公司仓库的囤粮就被抢得精光。其他地方也闻风响应，万春圩区霎时形成一个大规模的抢粮风潮，与南京、上海等地反饥饿、反压迫的斗争遥相呼应。圩区各党组织还印发传单、张贴标语，揭穿国民党政府的反革命宣传。党组织还搜集驻在王𤰙附近的国民党二十军的情报，通过我方设在这里的电台，向江北上级党组织报告；在农民中广泛组织反美反蒋小组；并积极建立武装，开展武装斗争，许多同志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有张成年、王中春、范冠群、汪维和等。
万春圩区的农民斗争，在几十年中此起彼伏，不断发展，在芜湖革命斗争史册上占有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