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劳働大会与芜湖劳工会,是芜湖早期工人运动的一对孪生兄弟。它们是在一九二二年人力车夫大罢工的斗争中诞生的,开创了安徽现代工人运动史之先例,值得大书一笔。

  芜湖人力车夫大罢工

  芜湖人力车夫大罢工斗争发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见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我对于芜湖人力车夫罢工的感想》)。据参加组织这次大罢工的王持华回忆:三月某日,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学生薛卓汉、胡金台、王思(即王持华)等晚饭后散步到东门铁路埂,看见黄包车工人三、五个一群蹲在地上,发出低声怨叹:“日子真过不下去了,行里又加租了。”薛、胡二位都是皖北人,与黄包车夫语音相近,于是坐到一起,细说原因,才知车行老板因为警察所增加黄包车牌照税,将原先每辆车的租价每十二小时二十四个铜板激增到三十八至四十三个铜板。薛卓汉义愤填膺,当即报告学联,决定予以大力支援。具体办法:一是分区、分段组织黄包车工人实行大罢工;二是向教员、同学捐募现金,支持黄包车工人及其家属两天生活;三是推派代表向芜湖警察厅请愿;四是借歌舞台(现大众电影院地址)开“芜湖劳働大会”。各项办法决定后,薛卓汉、胡金台两同学深入工人群众当中,跟他们一道拉车,并帮助他们组成十多个小队,推定指挥及联络人,作好一切准备。三月二十一日,学联代表佘文烈、翟光炽、赵宗汉、王崇典、刘长青、张承猷、翟宗文、王思、秦朵、马寅寿和全身黄包车夫打扮的薛卓汉、胡金台以及工人代表一百多人赴警察厅请愿,提出四点要求,一是批准借歌舞台开大会;二是取消增收黄包车牌照税及车行加租;三是命令车行退回已收的新加车租;四是车行按照原租减少一成。警察厅长徐绍修表示除第二点可予考虑外,其他概不接受,尤其是不准开大会。他说:“戒严期间禁止任何集会,就是我不阻拦你们,‘帮办’也决不许可。何况你们要开的是什么‘劳働大会’,这样的名称我还没有听见过。不说别的,就是你们呈文上那个‘働’字,我就没有看见过。”这样相持很久,大家气愤地离开,临出门时二农一位同学吐了徐绍修一脸唾沫,说“看你的吧!”徐绍修十分恼火。第二天(三月二十二日),人力车夫大罢工按照预定计划举行。徐绍修慑于工人斗争的威力,不得不答应四点要求,于是罢工取得了胜利。

  芜湖劳恸大会与芜湖劳工会

  第二天清晨,大批的黄包车夫和学生大队在东门铁路埂上集会,临时进行混合编排,一队学生,一队工人。前锋和殿军都是学生。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着大会会场歌舞台前进。队前的“芜湖劳働大会”的旗帜,由学联代表、绰号“大炮”的翟宗文与黄包车工人代表扛着,一路呼喊口号,散发传单,并向市民宣传罢工原因。走到国货路出口(原名半边街)处,得知歌舞台已被军队占领,并贴有军务帮办禁止集会的布告。全队顿时愤怒异常,飞奔过去,一个学生撕下布告牌,朝地下一摔,用脚跺成两爿,军警个个呆若木鸡。大队人马,转向十三道门(在鸠江饭店地址)的广场上走去,这里是临时决定的会场,“芜湖劳働大会”就是在这里正式宣布召开的。会上,宣读了向警察厅提出的四点要求,通过了《芜湖劳働大会致全国工人通电》,并宣布成立“芜湖劳工会”,发表了《芜湖劳工会宣言》。宣言全文如下:

  我们承认:唯劳动者,才能有得吃,
  我们承认:唯劳动者,才有人权,
  我们承认:唯劳动者,才能谋人类的幸福,
  我们承认:唯劳动者,才能负创造社会的责任;
  我们是劳动者,我们的“吃”在哪里呢?
  我们是劳动者,我们的“人权”在哪里呢?
  我们是劳动者,我们深愧没有谋人类的幸福呵!
  我们是劳动者,我们惭愧未能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呵!
  我们如今醒了!
  我们觉得“吃”被人抢去了
  我们觉得“人权”被人剥夺去了!
  我们觉得,没有吃,没得人权,人类的幸福,社会的改造,是谈不到的,空肚子做不得事,“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已找到“物之主”、“债之头”了!
  我们觉得,吃人的血,要人性命的,都屹然立在我们面前。我们要保全我们的血,我们的性命,只有联合起来的一法。
  我们如今醒了!
  我们经过了千辛万苦总算被人吃剩的血,联合起来了!
  我们觉得这是我们的黎明之初,我们更希望有良心的人们帮助我们这种劫后的继续向吃人魔鬼宣战的劳动者;
  于是不得不郑重地宣言:
  (一)我们不甘被人剥夺我们的“吃”和“人权”,我们此后,大家联合了,得以保护我们的生命,成全我们的人格了;
  (二)我们知识太薄弱,能力太小,但我们希望能“造福人类和社会”;
  (三)我们愿尽力保护我们这个在荆棘丛里生长的小孩!
  我们的劳工会——以至于死,我们希望我们之外的劳动者,一致联合起来啊!
  (见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安庆《平议报社》所出《劳动纪念节特刊》第三版)

  在通过劳工会宣言后,人力车夫打扮的薛卓汉讲了话。他说:“今天开芜湖劳働大会,大家看到这个‘働’字吧,就是‘动’字加个站人旁。‘动’字加个站人旁嘛,就是告诉我们,这世界上的一切,没有我们劳工就不能推动;‘动’字加个站人旁嘛,也是要那些当官的、富贵的人要把我们劳工当人看待。这就是‘働’字的含义。”他的话,使人力车夫和四周围观的群众甚感惊奇和震动,在脑海中留下深刻印象。会议快结束时,马联甲派两营兵前来镇压。可是等他们到达广场时,大家已化整为零地散开了,只留下“空场”一块,让他们显示威风。

  斗争胜利的原因

  以人力车夫为主体、学生为先锋,芜湖劳働大会和芜湖劳工会宣布召开和成立,这是安徽现代工人运动史上的创举,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个市县曾有过先例。这次斗争胜利的原因,主要有三条。

  一是芜湖人力车夫反抗压迫和剥削的必然结果。据高语罕《芜湖劳动状况》一文说,芜湖人力车夫当时约有两千人,车子有六百余号,统归五、六家车行所管。车夫每天所得多则七、八百文、少则四、五百文,仅够维持一家老小性命之艰难延续。车行老板对于车夫,“只晓得要加钱,不计其他”,以致人力车夫“住的房子和猪圈差不多”,“穿的当然是破烂污糟的。……还有一些山东道上的朋友,没有地方睡,便在人家屋檐下安置他们的同我们一样可爱、可贵的身体了!”(一九二〇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六号《劳动节纪念号》)与其他行业工人相比,人力车夫所受歧视更多,所受压迫更深,所受剥削更重,因此反抗旧社会的意识也更强,几乎每次车行加价,都要激起一场斗争。这是芜湖劳働大会和劳工会产生的必要前提。

  二是“五四”以后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较早较好结合的结果。“五四”时期,芜湖学联及各校进步学生就与工人、尤其是人力车夫建立了良好关系。“五四”以后,芜湖学联及各校进步学生深入社会、深入工人,以办学的形式,与工人密切关系,灌输反帝反军阀的道理。一九二〇年“因为芜湖学生联合会和赭山省立第五中学的学生办了两个学校”,人力车夫及其子女“也有到那里去求学的了”;“二一年春在观音松(赭山脚下)成立了工读学校。二二年春又在电厂门口成立了工人夜校,参加学习的全部是工人尤其以黄包车夫为主”(见《芜湖市政协座谈会记录》)。据当时的学联主席周范文回忆,在这些学校里,一方面帮助工人学文化,另一方面“印过许多小册子,通过这些小册子向工人介绍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情况与马列主义学说”。同时一些学生如薛卓汉等“脱去长衫拉着黄包车,与车夫交朋友,在一起生活”,因此人力车夫阶级觉悟提高很快,“劳工神圣”、“工人力量大如天”、“工人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工人负改造社会责任”等观念渐渐地在头脑中扎下根来。这正是芜湖劳大会与芜湖劳工会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

  三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领导的结果。据朱蕴山回忆,“一九二一年在安庆、芜湖两地就已出现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记得与《评议报》发生关系的青年团员有:柯庆施、周新民、朱子帆、许继慎、薛卓汉、舒传贤、郑鼎(李云鹤)、王坦夫、宋伟年等”(《回忆“五四”运动前后在安徽的活动》)。而领导芜湖人力车夫大罢工取得胜利以及筹划召开芜湖劳恸大会与成立芜湖劳工会贡献最大的,则是青年团员薛卓汉。由此可见青年团组织在这次斗争中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