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兆木、天文
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芜湖发生了一起“势如潮涌，声若山崩”的反洋教暴动，这就是有名的“芜湖教案”。
芜湖教案是芜湖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芜湖，由于它的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富饶的物产，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五六年——一八六〇年）后，就日益为帝国主义各国所垂涎。为了打进这块腹地，法国政府先派出传教士，在清同治末年（一八七四年），占据江边鹤儿山上的一块土地建造起天主教堂，英、美等国继后也派出传教士在芜湖狮子山、花津桥等处建造起基督教堂。传教士来芜后，有的借传教为名，秘密地为其政府搜集芜湖及皖南各地的政治、经济情报。天主教堂的一些传教士更飞扬跋扈，他们竟勾结芜湖地方上的流氓、地痞，企图盗卖鹤儿山的全部地产和坟地。这些，都在芜湖人民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势力侵入芜湖。一些传教士感到有恃无恐，便积极协助他们的政府在江城风景区及要道口设立领事馆，划今日芜湖陶沟以北、弋矶山以南七百多亩土地为公共租界，强迫租界内的一些不满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居民搬迁，勒令租界内的穷苦百姓拆毁他们原先居住的“草屋及下等板屋”（《芜湖县志》）。在经济上，这些传教士积极提供芜湖一带的市场情报，协助本国商人向芜湖倾销大量商品，造成大批手工业工人破产。他们还为本国商轮深入长江及芜湖内河各地提供帮助，使外轮在芜湖一带自由航行经商，导致江城附近的大批挑夫和民船水手的失业。所有这些行径，都激起芜湖人民的极大愤怒。
愤怒的火山终于在一八九一年五月爆发了。这年五月十日，法国天主教堂两个华人修女要将一户居民家中的两个病儿（一个五岁，一个七岁）带回教堂，说是为了避免病菌的感染。而当时芜湖一带正有天主堂拐骗幼孩挖眼制药的传说。病儿的家长不肯，修女们硬要抱走，于是双方在路边争执了起来。路人见此情景，纷纷围上来指斥天主教堂拐骗幼孩，图谋不良，并自发地将这两个修女押送到县保甲局，要求惩办。保甲局一见事情牵涉到洋人，就采取踢皮球的办法将她们送到县署。法国天主堂传教士得到消息，立即赶赴县署交涉。知县王焕熙怕得罪洋人，于己不利，就当场将两修女释放，为此，江城人民“群情大愤”。五月十二日下午，又有一妇女到鹤儿山法国天主教堂，要求领回她寄养在该堂附设育婴堂内的小孩，遭到拒绝后，在教堂门前哭泣。一时人群拥集，数达五千人。他们主要是江边码头上的挑夫、民船水手、手工业工人、游勇及城市贫民。往日仇恨犹如汽油碰火，一点就着。他们在芜湖秘密组织哥老会的领导下，人人手执一小旗，要求当局立即驱逐传教士出芜湖。知县王焕熙闻讯，立即亲自率兵到场镇压，并拘捕一人，但仍无法制止愤怒的群众。英国驻芜领事见状不妙，即请驻芜湖的皖南道台成章派兵弹压。这时，激愤的人群已“由堂之东遍（边）将围墙推倒数丈，一拥而进。虽有饶守戎所带兵勇数十名在此弹压，究因寡不敌众，无从堵御。”“一时人如蚁聚，内外夹攻，不逾时四面火起，烈焰亘天，呼声动地。……在后众人又拥至（教会）女学堂及对面新造浴室，毁门拆屋，抢夺窗户，顷刻墙穿壁倒，变为瓦砾之场。而毗连洋关新造洋楼五幢以备西人居住者，又被纵火焚烧。”吓得三名洋教士从后门逃匿（以上引文见《益闻录》）。
当天傍晚，芜湖约有万人又拥向范罗山英领事公署前，道台成章急派兵镇压。群众又将海关及海关职员住宅“团团围住，其时海关西人在内，各持兵器抵敌，短兵相接，‘乱众’亦有受伤者。芜湖道台（时人习惯称呼皖南道台为芜湖道台——引者）出有告示，谓如系良民，便当归家安分；如仍滋闹，即系痞棍，当开枪相击。而众仍不畏惧，蜂屯蚁聚约有一万人。”暴动直到第二天天明，清朝两江总督（驻南京，管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刘坤一派来大批兵船及营勇，安徽抚台（即巡抚的别称）沈秉成下令开炮，在隆隆的炮声中群众才渐渐地散去（引文见《益闻录》）。以上就是芜湖教案的大体过程。
芜湖教案的消息传开后，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等省的几十个城市和广大乡村，凡有外国教会盘踞的地方，都先后发生了反教暴动。据《益闻录》载：安庆“民心浮动”，教堂和育婴堂遭到多人围攻；和县“纷纷哄闹”，群众围住教会，“群呼非烧即杀，霎时间愈聚愈多”。江苏“金陵忽然扰乱”，英国教会学堂“霎时间付诸一炬”。江西九江吴城镇“焚毁天主、耶稣各教堂”。湖北广济县千余人攻打武穴教堂，“武汉两岸，洋街洋堂，人人自危”。帝国主义统治中心的上海租界及徐家汇一带，也有攻击洋教的匿名揭帖。帝国主义者为此恐慌万分，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给美国国务院报告说：“所有外国在华可以出动的炮舰都出动完了”，“我们惧怕……，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转引自《美国侵华史》）芜湖教案拉开了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三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反洋教暴动的序幕，在近代中国反洋教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正因为这个教案的重要，英、法两国联合美、德、日、意、比、西、俄九国驻华公使向满清政府提出了抗议，这就是“九国抗议”。满清政府屈膝投降，派江苏候补道刘佐禹等赴芜湖英领事署道歉，并表示立即查办此事。其后，清政府又将皖南道道台成章及芜湖知县王焕熙以“疏于防范”的罪名，“撤任调省申饬”（《光绪政要》卷十七）；参加暴动的骨干分子王光金、傅有顺被指为“匪党”，不加审讯，即被斩决，并传首江宁、镇江、上海等地示众。对其他被捕的人“各按罪情轻重，分别监禁枷责”（同上书）。在“辑协邦交，绥靖地方”的名义下，令记名提督谭桂林管带“老湘后营”前往芜湖常年驻巡，以保护外国传教士及侨民。满清政府还又饬令江海关道聂缉槻与法总领事华格臬等“妥为筹商”教案善后事宜。在谈判中，法国天主堂教士借口教堂被焚，须重新修建，指定将包括芜湖风景区八角亭在内的全部鹤儿山地划旧教堂所有，聂缉槻表示同意。消息传开后，又激起了芜湖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贴出标语，呼出“国家土地虽尺寸，不能轻予割让”的口号，准备不惜流血，再次斗争。芜湖地方上一些有名士绅也联名上书，以“该山坟冢累累，太难迁移”为理由不予承认，坚决反对法国传教士的企图。法帝国主义分子，怕再次发生暴动，就不得不放弃霸占全部鹤儿山的野心，改向清政府勒索十三万两白银，作为教堂被焚的赔偿费，而原教堂的建造费才只四万两。法国天主堂传教士勒索到这笔赔偿费后，又在原址上建造了一座规模更大的教堂，这就是现在安徽机电学院左边的那座天主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