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最早的商会是芜湖商务总会。它成立于一九〇六年十月，这里指的是清政府农工商部批准立案、颁给关防的时间。实际上，它早在一九〇五年就成立了。《芜湖县志》说它是广肇公所、潮州会馆、砻坊公所、钱业公所、杂货公所、布业公所、米业公所、药业公所、烟业公所、染业公所、漕酱公所、当典公所、木业公所共十三帮“商董公同组织”，并由这些帮的商董“推举总、协理，延请文牍、坐办”。开办经费五千两银子也是他们捐助的。
芜湖商务总会会址在西门外花津桥路口，会厅是原广仁局房屋。广仁局是清光绪初年（一八七五年）成立起来的一个慈善机关，后因“经营不敷停办”，芜湖商务总会“以其地址适中”，就将会所定在这里，以后历经五十年时间都没有改变。解放以后，这里成为芜湖工商业联合会的办公处。
刚成立的芜湖商务总会，推举总理、协理各一人，理事若干人。第一任总理是李鸿章的侄子李仲浩。他是清政府的二品官，当时是芜湖招商局的总经理。他在芜湖，与其兄李伯行（清政府的一品官，当时任驻英公使），开有鼎玉当典、宝善长钱庄、恒泰钱庄等，并拥有很多的房地产，势力很大，是一个大官僚大买办。第一任协理为汤善福。关于此人，这里要多说几句。他一八六四年出生，原籍广东花县。他的父亲汤彪曾跟随洪秀全起义，后来成为太平军的一个下级军官。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失败后，汤彪带领全家老小跑到江苏溧水县定居下来，因家境十分贫穷，汤善福十三岁那年，就被他父亲托人送到镇江一个广东同乡开设的广发源米号去当学徒。几年以后，汤善福成了这个米号的得力伙计。一八八二年，镇江米市转移到芜湖，十九岁的汤善福奉店主之命来芜筹设广发源分号。这时，芜湖米粮业界正好发生一个事件，使汤善福从此名声大振，发迹起来。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江苏靖江县发生水灾，经江苏当局向清廷请准在芜湖购米数万石賑灾，并专门派了一个钦差大臣督办此事。賑灾米由芜湖米粮业供给，芜湖采运业则承担采办和运输等事。在运途中，一些船户捣鬼，他们偷去不少米粮，而掺入泥沙凑数。事被这个钦差大臣发觉，就将罪名加在粮商和采运商身上，声言将上奏朝廷，予以严惩，这引起了芜湖有关商人的极大恐慌，但谁也不敢出头与官府交涉此事，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请汤善福出面交涉。汤善福认为这是一个出人头地的好机会，就一口答应下来，但当场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代表身分，二是要有权有钱，否则另请高明。商人们接受了他的两个条件，一致推他为广潮两帮总董事，允许他便宜行事。于是汤善福便四处奔走，请客送礼，打通了种种关节，结果使一天云雾，全部消散，钦差大臣不但不追究米中掺杂泥沙事件，反而奏请朝廷嘉奖芜湖米粮业和采办业的商人们“采办有功”。这一来汤善福就成了芜湖商界的红人，在他赴京办事时，同行们又筹集万两银子，给他捐了一个四品顶戴。从此，他就步步高升，由广潮两帮总董事一跃而为芜湖全米业公所总董事，继而成为芜湖商务总会协理，又在一九〇八年升为总理。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芜湖商务总会奉令改名总商会后，汤善福被推为会长，历二十年时间不变。一九二八年，安徽省商业联合会成立，他又被推为第一任会长。但在他走马上任时，突然病倒，不久就在芜湖家中死去。
芜湖商务总会是全市商界的首脑机关，权力颇大。它可以代表商界与官府交涉；在驻芜军队就地筹集军饷时，代表商界讨价还价；商定芜湖进出货物的种类及其商品价格；后来它还成立过一个武装团体——商团，以“保护”各商家“免遭抢劫”。凡此种种所需费用，“都由在会各帮认捐”（见《芜湖县志》）。
芜湖商务总会的成立对全省各地的影响也很大。据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东方杂志》载：“安徽省于一九〇六年十月成立芜湖商务总会，到一九〇八年各埠商务总会、分会增至十二所，一九一一年增至三十三所。”（转引自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中国近代史》）它自身的发展更快，到一九一八年，芜湖“凡正当殷实商铺入会注册者，达七百五十余家。澛港、方村、清水河各镇均有分会”（见《芜湖县志》）。当时人们把芜湖商务总会称做全省商界“挂头牌的名旦”，是芜湖一带商界的“大本营”。
考察它之所以在全省挂头牌的原因有如下几点：首先，芜湖地处皖南大门，且在一八七六年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成为皖省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各地商人及民族资本家来这里设厂开店。据《芜湖县志》及解放后芜湖地委编写的《工厂三史综合材料》统计，芜湖当时商界共有八十二个行业，约计五千四百多家商店，其数量之多，可为皖省之冠。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家在芜湖投资创办的近代工矿企业在全省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载，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六年期间，全省共有十三家民族资本家经营的工矿企业，资本总额为一百二十八万元，而芜湖一地即有五家，资本总额为七十四万多元，占投资额的百分之五十九。这些正是芜湖商务总会在全省率先成立的首要条件。其次，芜湖米市的兴起和发展对芜湖商务总会的成立也有密切关系。一八八二年，芜湖米市形成。十二年后，芜湖米业公所成立，成为芜湖最早商业行会之一。米业的发达，促进了其它行业的形成和发展。芜湖商务总会初创时仅十三帮，起主导作用的是米帮的广肇公所和潮州会馆。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五日上海《新闻报》曾对此有过这样的评价：“芜湖商业之盛衰向以米市为转移，米市不振则各行业交易皆受其间接影响”，这话是一点不错的。最后，还应看到政治斗争对于芜湖商务总会的成立也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一九〇四年十二月，正值一八九四年《中美会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期满，中国各地人民和旅美华侨纷纷提出废除这一歧视、虐待华人的苛约，但遭到美国政府的拒绝。一九〇五年，由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铸提议，以两个月为限，如美不允修改条约，则予以抵制美货。曾铸还以个人名义致电汉口、宜昌、镇江、天津、重庆、烟台、南京、九江、福州、厦门、长沙、杭州、香港、苏州、汕头、芜湖等地商会，相约抵制美货。具有爱国传统的芜湖商民接电后立即响应。地方报纸加强了反美爱国运动的宣传，各商人、学生团体更通过了抵制美货的决议。芜湖商务总会正是在这一群众性的反帝运动中产生的，并发挥了较好的宣传组织作用。那时芜湖一般商民都能唱一首反帝爱国歌曲，并用以激励自己的斗志。这首歌曲的歌词是：“美禁华工，极恶极凶，六月十八，约期已终，凡遇美货，誓不购用，严禁买卖，慎无被动；始终坚持，不可放松，虎头蛇尾，非我同种。”
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拉拢，芜湖商务总会的负责人日益成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有几件事比较突出：一是在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九年间，汤善福曾积极地为安徽军阀倪嗣冲、马联甲筹借军饷，共计三十万两白银。为此，他们控制的省政府曾聘请汤善福为参议、顾问以作酬谢。二是一九一五年，汤善福与日本三菱公司驻芜机构勾结，盗卖了弋矶山北面为潮州人郑秉之所有的一块约五十亩的土地，作为日本人修筑码头的基地，地价一万余元，而汤只给郑几千元，其余都被汤吞没。这件事激起全市商民的公愤，纷纷提出控告，结果汤善福在军阀们的包庇下安然无事，而郑秉之等却以盗卖国土罪鎯铛下狱。三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学生们要求商会会长汤善福签字抵制日货，遭到拒绝。被蒋光慈称为“流氓加戏子”的汤善福被学生们打得头破血流，并乖乖地签字具结。正由于汤善福一伙人的媚日，“芜湖商店数百家登报脱离商会，正副会长汤玉泉（即汤善福）、邵侃如相继辞职。”（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五日上海《新闻报》）四是一九三〇年，芜湖中小商人因不满总商会的压制，组织了一个“商民协会”与它抗衡。双方“经常发生磨擦，使总商会大伤脑筋。国民党政府为着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命令撤销了商民协会，仅让两人参加总商会任执委。”（据芜湖工商界老人张台望回忆）“官府和阔佬穿着连裆裤”，芜湖商务总会，从此由它的上升阶段，日益趋向没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