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铜印世家诸葛氏考

　　（注：原文《寂寞千秋孰与从，古来大匠多拙工——芜湖铜印世家诸葛氏考》已发表在《书画世界》2004年12期）

　　我国印章艺术渊源流长，到了明代中叶由于石材的引进和广泛应用，印章以工匠刻制过渡到了文人篆刻的崭新时期。铜――作为印章的承传主体也随之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刻铜之法反倒被人忽略了。

　　有了文人的介入，从而使印章艺术到明清时达到了一个空前发展的高峰，并形成流派纷呈、风格多样的繁荣景象。明清之交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特殊时代，明末以来士大夫们皆以耽玩篆刻小技为乐，从一般的把玩古物到自己分朱布白，其间趣味盎然。印家各逞所长，在印材上多动脑筋，如切玉家江皓臣、刻竹印的杨褒、潘西凤、紫砂印的顾昕等。据明代张灏《承清馆印谱》中所录22位印人作品来看，有16人80多件铜印作品。由此可见明清印人多善治铜，同时也表明在石材广泛应用时期，还有很多印人并没有完全放弃以铜为载体的创作。如明末清初印人汪关刻“张炳樊印”、苏宣的“张长君”、“张灏之印”、吴良止的“采真堂印”等。他们从过去委托工匠刊刻到亲自设计、亲手操觚。这些印多系铸造成型后又经修饰，故线条含和中寓方劲，堪称精品，在流派篆刻发展的长卷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些刻铜印人又以皖人为多，从清初至清中期，最有影响的当属芜湖铜印世家诸葛氏。

　　根据已故皖籍版本目录学家刘慎旃先生介绍：“诸葛氏铜印世家，当时并不受重视，视同工师之流而非文人之作。因此，见于典籍资料甚少，且彼此间每多矛盾。”常见的典籍有这样几则，兹录如下。

　　其一，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四：“诸葛恭铜印。予旧藏铜印白文‘金丹’二字，款镌诸葛恭，不悉何许人。后读娄县陆于东文启诗序云：芜湖人诸葛永年，名祚，能镌铜章，炼铜炼钢皆自为之。精其业已三世，外人莫之传也。然则恭殆祚之上世欤？此印后为友人索去。”

　　其二，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集《萝窗小牍》、《骨董琐记》、《广印人传》：“诸葛祚，清。一作胙，误。字永年，一作子伦。乾隆时（1736~1795）安徽芜湖人。能镌铜章，炼铜炼钢皆自为之，世传其业，不传外人。”

　　其三，清冯承辉《历朝印识》卷一：“诸葛祚，号永年，芜湖人。《松江诗抄》永年能镌铜章，炼铜炼钢皆自为之，鹿（陆）文启有诗。”

　　其四，《篆刻字典》：“诸葛祚，字子伦，号永年，乾隆年间安徽芜湖人，与其兄弟纪、恭等皆善刻铜，精美绝伦。所治印章，工整秀丽，功力颇深。”

　　以上所述与方去疾先生在《明清篆刻流派印谱》中的论断基本吻合，从《中国玺印篆刻全集》中收录的诸葛氏6方铜印亦可得佐证。

　　据此可初步考证诸葛纪活动于清雍正、乾隆时期，诸葛祚、诸葛恭都活动于清乾隆时期，只是几人名号有些混乱。曾闻上海郭智庵先生有《铜印世家诸葛氏》一文，惜未读过，但其介绍的芜湖诸葛氏共计5人，姑且可以“拿来”引以为证：诸葛宽（康熙时人）、诸葛纪（立夫、雍正乾隆时人）、诸葛祚（永年、乾隆时人）诸葛禧（祚之兄弟行）、诸葛恭（寅安、嘉道时人）。

　　笔者曾收藏一方铜印，黄铜质。印面为直式长方形，横1.9cm、竖3.1cm，印台高1cm，提梁花钮，连钮高3.1cm。朱文“非宁静无以致远，非淡泊无以明志。”语出诸葛亮《诫子书》，字口深达0.15cm，笔画金石味颇浓。边款三行，行二字：“诸葛寅安篆。”笔意神韵俱佳，十分难得(如图)。通过实物不难看出，诸葛氏刻铜章，确有不传之秘。

　　在查阅嘉庆本《芜湖县志》时，笔者发现了两条极重要的线索。其一是《儒林外史》作者，全椒人吴敬梓，曾于乾隆十五年（1750）“居芜湖吉祥寺”期间广搜素材，“与诸葛祚结识”并引以为《儒林外史》中“郭铁笔”之人物原型（见第二十一回）；其二是“诸葛祚，字永年，工缪篆，镌铜章。用刀腕力深妙，苍老秀出，极得其趣。其鉴古亦有识。吴门沈宗伯确士为跋小笺，其赞美焉。”足以推翻诸葛祚成名单系娄县陆文启诗序之功，还有颇负文名的清诗人沈德源的大力宣传推介。沈氏乾隆四年（1739）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编选《古诗源》和唐、明、清三朝诗《别裁》。据清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将沈比做“托塔天王”，可见当时沈的地位影响极高。诸葛祚经他一赞赏题笺揄杨，身价自然陡增，这就是诸葛祚在其家族中名声显赫之原因所在。再则，在诸葛祚名号中，《芜湖县志》中并无“子伦”其名，依古人取名与字的关联关系可推断“子伦”为诸葛纪。鉴于诸葛宽已无确切作品流传，此暂不议。另杭州林乾良先生藏有一方“立夫诸葛柱”款之铜章，说明诸葛氏中还有诸葛柱，“立夫”非诸葛纪。通过上述推断诸葛柱约活动于清乾隆时期。

　　无独有偶，从清印人黄学圮道光十年（1830）所辑《东皋印人传》卷下，对诸葛禧的活动也做了较为精准的介绍，原稿中还附有印蜕，今只见得文本，兹录如下：“诸葛禧，号吉友，芜湖人，世善铜印，乾隆甲午春（1774）邑之西场司易祖瑜先生自京师归，以二小印赠先君。子其章法纯厚，得汉人遗意，后来游皋，客于苏氏之稽古山房，乡先生无不与之交焉。铜印传于芜湖，后之抚仿多不及者。”黄学圮是活动于清乾嘉道时期的较有名的如皋派印人，成此书时已年七十（按：历代考黄学圮生卒年不详，实际从《东皋印人传》序跋中可知大概），依其所说应非常中肯准确。另外，台湾王北岳先生藏有一方诸葛禧款的“对酒当歌”铜印。至此，对郭文进行必要修正，则诸葛氏延续之脉络可稍理清（见表）：

　　自印章以石质为材料之后，刻铜之法反倒被人忽略了。古代的铜印可刻可铸，本无定则。至唐宋元以后，也只有官家铸印还有些讲究。明末以来士大夫以耽玩篆刻小技为乐，从一般的古物把玩到自己分朱布白，期间趣味盎然。在此风气下，自然有许多印人参与。当他们热心于古铜印的发掘、考订、收藏时，有一方刻有自己姓名的铜印是颇能满足嗜奇之士的自炫心态的。如得铜印而易名的“汪东阳”、奚冈等。

　　印材的特殊只是一个方面，关键的是要看印章本身艺术水平如何！铜印的刻制中有许多不甚如人意的地方，比较突出的问题是铜质韧而粘，下刀不易，因此不能象在石质上那样，以冲刀刻出爽利锋锐的线条来。

　　遍检历代印家，动辄的印材独特自诩，但印艺水平实在令人气短。诸葛氏印就目前保存的作品看，工稳有至的“臣汪筠”印尽得汉铜印神韵。字间平实而气厚，就连两侧的图形装饰，细细品来，也都是凝重而具篆意，与文字形成和谐的呼应，为平实的印面打破对称的大块留红，形成变化，此印置之汉印中也毫不逊色。

　　另外如“马曰璐印”、“用拙存吾道”和“吴其铣印”等白文印，从造字构形上看，几乎就是汉铜印原物。再如“时还读我书”、“对酒当歌”细朱文印，圆转而安祥，放入近现代一些大家的作品中亦毫不逊色。至若“道邻”、“覃溪”两印，经过岁月磨蚀，线条显得肥浊软靡。而笔者收藏的这方多字印，用刀厚拙严谨，颇得浙宗切刀的浑厚朴拙。

　　综合以上论据，我们不难看出，诸葛氏的成名游艺，无不与特定的历史环境有关。诸葛氏以善刻铜印名天下，表面上看他们重操刻铜之业是追朔古法，探求前人遗则，其实也可能是重起炉灶，重新探索；其次“工整秀丽，章法纯厚，得汉人遗意”，通过铜都能精准地表达出来，这便是最关键的地方----印章本身的艺术水平所决定的。这些从本文所附几人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诸葛氏除了在创作上追求汉人遗韵外，更主要的是他们有揉铜为泥的精湛技艺。在印章的制作，钮饰上也极尽巧工之能事，精铸细雕。“炼铜钢皆自为之，世传其业，不传外人，所以件件都是精品，因而才能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中占得一席之地，同时也完成了从工匠到艺术家的升华。

　　那么，诸葛氏的铜印为什么能在芜湖得以发展并流传久远呢？这与芜湖所处的位置和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其发展的基础主要有两个。其一，芜湖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皖南地区矿产资源蘊藏丰富，优质原料取用便捷，又毗邻徽州，林木繁茂，燃料木炭取之不竭，自古冶金业就十分发达。再加长江巨埠，运输便利，使其成为理想的通商口岸。特别是宋代以来，手工业得以迅速发展，山东冶铁师濮七南迁至芜湖，开设过颇具规模的冶金作坊，并一直延续到明清，从而带动和发展了芜湖的冶金业。冶金工匠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练就了一套“会镂铁、去渣滓、看火色、掂分量、听声音、试硬脆、辨优劣”的过硬本领。这既是闻名遐迩的芜湖铁画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铜印得以延续发展的关键；其次，以手工作坊生产而闻名全国的芜湖冶金企业，加上以皖南山区、巢湖地区，以及淮河流域的米、粮、盐、木和多种农副产品在芜湖形成了上述产品流通交易的集散地——蜚声全国的四大米市之一，芜湖成为当时安徽的经济文化中心。经济的发展，带动和促进了文化的进步和繁荣。由于芜湖特定的环境，明季至清初流寓、聚集了一大批明朝的文士遗臣，其中不乏长于书法诗画者，加之明清篆刻流派发展的影响，文人墨客聚于一处，切磋诗画。如太平县人汤燕生，歙县方兆曾，僧人一雨、海涛、碧澄，姑孰画派创始人，世居芜湖的萧云从父子和新安画派创始人渐江等。他们为徽派印艺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珍贵而丰富的养料。芜湖诸葛氏的铜印艺术正是在上述基础上产生并历时百年之久的。

　　“寂寞千秋孰与从，古来大匠多拙工”。我想用这两句诗来为本文作结语，对诸葛氏来说是确切不过的了。由于历史传承的原因，芜湖诸葛氏手刻的铜印，多以落款来确认的，应远不止以上几枚，拙文旨在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相关资料。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七日重新整理-:

　　参考文献
1、《芜湖县志》清嘉庆本
2、《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俞剑华编著
3、《骨董琐记》邓之诚著
4、《历朝印识》清冯承辉著
5、《东皋印人传》清黄学屺编著
6、《广印人传》叶铭编著
7、《古玩指南全编》赵汝珍编著
8、《篆刻字典》（日）中西庚南编
9、《印迷丛话》林乾良著
10、《中国玺印篆刻全集》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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