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莹（左）和蓝苹（江青）合影
作者：孙栋华，本文转自http://www.wuhuzx.gov.cn/sjzl/wszl/8316759.html
最初的人生觉醒——逃婚的童养媳
1913年3月8日，在芜湖石桥港（现名花津路）一户姓喻的人家，出生了一个小女孩，她本名喻志华，后来当她踏上左翼文艺运动舞台的时候，取名王莹。
王莹的家庭是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父亲叫喻友仁，又名喻跃甫，母亲姓王。他们都进过洋学堂，受到新式教育。从学校毕业之后，父亲到离芜湖不远的一个小县城教书，母亲就在当地小学堂带课。祖父母和他们住在一起，全家人过着平静的日子。
王莹小时候，就受到过最初的艺术启蒙教育。5岁那年，父亲在南京亚细亚火油公司谋到了一个稽查的位置，王莹随父母亲搬到了南京，不久就进了小学读书。以后两年里，父亲职位不断升迁，收入增加，家境好转，但母亲的身体却逐渐垮下来。王莹7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不久，父亲搬了家，娶了后妻郑氏。由于同后母的关系不好，次年，王莹被父亲送回芜湖，同祖父母共同生活。王莹随即进了圣爱小学读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位于周家山（现长江路与劳动路交口），管教很严，离县城又很远，学生与外界是完全隔绝的，过着死气沉沉的生活。
1923年之后，王莹小学毕业了。这时她的父亲从南京回到芜湖，做主将她送给一个陶姓人家做童养媳。他由于在南京的职务干得不得意，决定到上海谋发展，自己开公司。为此，他还在亲友中间招募了一笔股资，陶家这时也投入了若干股金。
陶家是一个殷实人家，在下长街上开了绸缎店和广货店，是长街上数一数二的两爿大店。1926年的春季，王莹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于是陶家就同意她继续读书。
二女师是清末民初安徽几位爱国进步的教育家创办的新式学堂。王莹从一个死水般的教会学校，一踏进二女师这个师生思想活跃的新学校，一开始是不适应的。她的作文水平较高，但性格孤独，与同学关系不睦，她又长了疥疮，大家也嫌弃她。她背下向好朋友掉眼泪。当时，学校聘请了一批青年教师，把进步思想带上了课堂。阿英（即钱杏邨）那时也在二女师教课，他教英语和历史，讲课十分生动，常常离开教科书，介绍鲁迅先生著作，介绍全国各地和芜湖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情况，并且鼓励学生不要读死书，而要关心社会，关心人生。这些激起了王莹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愿望。她后来回忆自己这段生活经历时说：“参加革命前，受阿英先生的影响甚大”。社会上的风云变幻给王莹带来了更大的冲击。自光绪二年（1876年）芜湖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医生、海员等等纷至沓来，建教堂、办学校、开医院、筑码头，坚船利炮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引发了尖锐的东西文化冲突。由于交通便捷，商业繁荣，人口稠密，芜湖也是新兴革命家、思想家关注的一块热土。自辛亥革命以后，一大批先进的人们，都曾先后在芜湖发表演讲，兴办学校，出版书刊，组织工运学运，发展党团组织等等，把这个古老的江城搅动得热气腾腾。王莹进入二女师前后，多少次反帝反封建的游行示威，人如潮涌，在长街上陶家门前走过，罢工罢市罢课沸沸扬扬，成为课堂上、街巷里议论的热点。王莹年轻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
从学校回到陶家，王莹犹如掉进了一口枯井，她的婆婆管教很严，不准她参加学校的各种社会活动，还要她在学校织毛线手套卖钱，在家里，她也是半个仆人，要操持家务，服侍小姑子、小叔子。更使王莹的命运雪上加霜的是，她的父亲在上海办的公司垮了，陶家的投资有去无回，王莹成了替罪羊，受尽了恶言恶语、冷言冷语，日子更加难过了。
最使王莹感到绝望并促使她决心逃离陶家而走向新生之路的，是她的未婚夫的堕落。王莹到陶家时，她的未婚夫在教会学校圣雅各中学读书，两颗年轻的心逐渐靠近。但王莹的婆婆怕以后儿子只听老婆的话而冷落了自己和弟弟妹妹，所以提防他们接近并教唆儿子要给王莹一点“怕矩”。她的未婚夫便慢慢疏远王莹了。当时，圣雅各中学爆发了收回教育权的爱国斗争，进步学生提出了废止早晚祷告，并且在晚祈祷时，撕毁圣经，奋力跺脚，掀起了反帝爱国学潮。王莹的未婚夫不仅置身事外，毫无热情，而且还染上了恶习，抽鸦片，逛妓女院。王莹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她再也待不下去了。她来到了好朋友汪授华家，说：“我俩能不能出去闯一闯？我再也不能忍耐牢狱一般生活了。到外面总是有办法的，比在牢房里好。”并一再央求汪授华跟她一道走。但汪刚生孩子不久，无法同行，就婉拒了她。
几天后，王莹逃出了陶家，在外祖母的帮助下，乘大轮溯江而上，到达汉口，投奔舅母。从此，她踏上了社会，开始了人生的新一页。
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挣脱军阀的魔爪
王莹在舅母家住了几天之后，又转道长沙，通过表姐夫的关系，进入湘雅医院附设高级护士学校学习，将名字喻志华改为王次男，不久又改为王克勤。由于她经历过生活的坎坷和进步思潮的熏陶，人也长得较高，所以显得比较成熟，很快融入班上同学之中。但平静的校园生活很快就结束了。北伐军节节胜利，逼近长沙，社会上弥漫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不少学校成立了学生自治会，组织反帝反封建的示威游行。湘雅护校这座教会学校，行动自然慢了一拍，但王莹却勇敢地跨出校门，参加了学运。进步学生在湘雅护校对面的雅礼大学礼堂，组织了一次演出，引起了轰动，连外国人也去看了。演出的话剧描写的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被卖到豪绅家做丫头，不堪主人一家的虐待凌辱打骂，挣脱牢笼，逃奔自由的悲惨而英勇的故事。王莹就扮演了那个农民的女儿。这是她第一次登台表演，面对几百双眼睛，不免有些胆怯心慌。但想到自己的经历，同剧中的角色，就自然而然地化为一体了。演出结束时，观众长时间鼓掌，议论，久久不能平静。王莹这次小试身手，把自己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通过舞台，表达了出去。在这之后，王莹和同学们一起，常常参加校际间的各种革命活动，成了一名活跃分子。? 不久，马日事变爆发，长沙街头流淌着工农大众和进步青年的热血，王莹所认识的一些进步学生，被抓的抓，被杀的杀，有的潜入地下，有的远走他乡，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被镇压下去，湘雅护校也陷于停顿状态。王莹和一位好友因为参加过学生运动，也处于危险境地，因此便离开长沙，到武汉一家医院去做看护。在武汉，王莹继续同一些革命青年接触，还冒险为他们送信到长沙，传递消息。曾经一起参加过学生运动的同学，也经常给她写信，谈论革命，抨击军阀。这些信被军阀查获了，就抓了几位同学，追查王莹的下落，经过湘雅医院院长的保释，被抓的同学才被释放。一位王莹的好友匆匆从长沙赶到武汉，把这些情况告诉了王莹，并且说：“湖南情况相当混乱，看到稍有可疑的人就抓就杀，他们到处找你。武汉离长沙太近了，在这里也有危险，你赶快逃得远远的吧！”
王莹匆匆收拾了行装，在一位在中国开展革命活动的朝鲜青年带领下，搭乘江轮东下，逃脱了军阀伸向她的魔爪。经过实际斗争的初步锻炼，王莹已经成长起来了。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时期，有的颓唐，有的转向，也有的还在继续战斗。王莹怀着追求进步的信念，向着当时革命青年汇集的上海进发。
踏上左翼影剧道路——崭露头角的文艺明星?——“尼姑主义者”
1927年秋，王莹来到上海。她先在浦东一个小镇的小学教书，约半年时间，经过一位革命青年介绍，进了中国济难会。济难会是中国共产党联合进步人士发起组织的群众团体，主要任务是营救被反动派逮捕的革命者，并筹款救济他们的家属。
王莹加入济难会以后，与其他两位女同志一道住机关做掩护，帮助传递信件、文稿。当时，阿英、郁达夫正在帮助济难会编印半月刊《白华》，太阳社的孟超、蒋光慈以及创造社的华汉（阳翰笙）等人也经常出入济难会。王莹因此认识了一大批革命青年作家，并且自称为太阳社的小妹妹。王莹与老师阿英相遇，再次直接受到他的教诲，使这个初次踏入繁华大都市的女孩子的人生第一步，就迈得稳当、扎实。在济难会两位异姓姐姐的帮助下，经过阿英、华汉的介绍，王莹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少年党员。
1928年春，王莹考上了上海艺术大学。当年12月，法电工人举行大罢工，上海艺大的学生支援罢工工人。12月8日，国民党政府与法租界巡捕房勾结，在课堂上捕去男女学生、教师43人，王莹也在其中。他们被关在巡捕房里，被剥去衣服灌自来水，晚上就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同学们都冻得大喊大叫。王莹这时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定；她将当时流行的一首歌曲改动，唱道：“我不是在人类中间偏偏来爱你……”鼓舞大家的斗志。经过党组织和正义律师的营救，王莹等人先后被释放了。但上海艺术大学从此陷入停顿，不久就解散了。此后，王莹先后在复旦大学暑期班、中国公学、暨南大学等校继续读书。
1929年秋，根据党的指示和斗争的需要，由夏衍、阿英、郑伯奇等人提出并发起组织了上海艺术剧社。在中国话剧舞台上，艺术剧社第一次实践了无产阶级戏剧的理论，取得了最初的经验，为后来蓬勃开展的左翼革命戏剧运动奠定了基础。艺术剧社以文化界的党员为核心，团结了一批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和爱好戏剧的文艺青年，有八九十人。王莹积极参加了艺术剧社的活动，从此踏上了左翼戏剧、电影生涯的道路。艺术剧社于1930年1月初，在宁波同乡会举行了第一次公演，王莹主演了《炭坑夫》。以后，又和其他同志参加了移动剧团、联合剧团，到店员工人同乐会、纱厂、学校以及南京、南通等地演出。在艺术剧社被封之后，王莹又先后在辛酉剧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四十年代剧社等，演出了很多剧目。在左翼戏剧舞台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显现了她的艺术才能。由于舞台演出的时空限制，当时又无技术手段加以保存，因此，现在我们已无法复原王莹的演技和效果，但可以从同时代人的叙述中去加以感受。王莹说过：“我的舞台演出的次数最多的是《妒》，最拿手的也是《妒》”。《妒》是一出只有两个演员的独幕长剧，与王莹演对手戏的是素有“千面人”之称的表演艺术家袁牧之。看过《妒》的演出的赵丹后来回忆说：“我们都被这两位演员如此细腻的交流，如此强烈的节奏，如此翻肠倒肚的相互折磨的情景，也就是被他俩的高超演技完全征服住了”，“台下观众鸦雀无声，然后‘哗’地爆发了一阵雷声。我真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曾经与王莹同台演出过《酒后》的潘孑农说：“王莹的演技朴质自然，没有斧凿痕迹，吐词略带安徽乡音，富于生活气息”，“这位才华横溢的演员，摒弃了那种容易流于矫揉造作的形式演技，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角色天真无邪的内心世界，突出了清新绚丽的喜剧风格。欣赏王莹的演出，总感到是一种莫大的艺术享受”。
1932年，夏衍、阿英、郑伯奇等人，经过党的批准，以明星影片公司剧本顾问的名义，进入电影界。不久，党的电影小组成立，确立了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电影小组为各影片公司编写了一批反帝反封建的剧本，积极组织影评，组织输送一批左翼文艺工作者到各影片公司中去。王莹这时进了明星影片公司。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王莹主演了3部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思想意义的影片。第一部是《女性的呐喊》，第一次在中国银幕上展示了中国工人的生活，展示了最受剥削、最受压迫的包身工——“罐装了的劳动力”的非人遭遇，表现了她们的觉醒。第二部是《铁板红泪落》，第一次强烈地暴露了旧中国农村中地方土豪的罪恶和农民被压迫的痛苦，第一次大胆和勇敢地描写了中国农民起来同地方武装势力的斗争。这是当时农村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在中国电影中的曲折反映。第三部是《同仇》，通过一个家庭伦理故事，巧妙地宣传了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思想。这些影片从拍摄到放映，都遭到国民党电影检查机构的阻挠和查禁，检查官说看了“心惊肉跳”，横加删剪。但对当时泛滥在银幕上的荒诞恐怖、打闹搞笑的习气，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因而受到观众的广泛注意和好评，更得到左翼影评的鼓励和支持。王莹虽然是初次从戏剧舞台登上银幕，缺乏在摄影镜头前的表演经验，但她对艺术严肃认真，刻苦磨炼，因而得到了《铁板红泪落》的导演、素以排戏要求十分严格的洪深的赞扬。王莹为左翼电影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演出和拍电影之余，王莹还在报刊上开始发表文章。《沙仑》、《现代》、《东方》、《妇女生活》、《明星》、《申报·自由谈》等都常刊出她的散文和诗歌。这一时期，她的散文如《春雨》、《旧居》、《剪秋罗》（一组3篇）等，主要是抒情小品，风格清新，感情真挚，文辞优美，显示了高雅的品味和深厚的修养。除了抒发个人的人生体验之外，她也十分关注穷苦大众的生活和命运，笔底常常流露出对他们的关心和同情。如在《南通归途》中，她写了深夜里背负重物的挑夫们悲痛沉重的呼喊，写了因为没有钱交“走路捐”而被推倒在地的穿着褴褛的乡村姑娘，发出了“资本家和某某才是强盗”的斥责。王莹还注意用笔记录自己创造角色的过程，如《反光板下的一周间》等。一个在舞台和银幕上崭露头角的年轻女孩，又在报刊上频频发表作品，很快就引起了观众和读者的注意。有的报刊评论说，“本来文坛和影坛漫不相关，文电交流似由王莹开其端”，有的称她为“文艺明星”，有的认为由于“她有独特的风格，在文学上戏剧上的成就”，因此是一位“未来型”的明星，是“中国电影进展的一种路标”。1933年8月，王莹到济南、青岛拍戏，当地报纸还出专刊加以介绍。
面对声名鹊起、地位改变、收入增多，王莹并没有在灯红酒绿之中迷失自我。她保持了一个革命者的清醒和自觉。她几次搬家，居住的都是廉价的石库门房间或白俄开设的公寓，房间里一床一桌两把椅子，一只皮箱，上面堆放着几本鲁迅、屠格涅夫的作品，过着清贫的生活。这与当时某些年轻女明星的生活和情趣真有天壤之别。夏衍评价她说：王莹“关心的不是名誉地位，而是怎样才能更好地用文艺这一武器来为革命服务。这就是王莹魂牵梦萦的一种精神境界”。王莹平时慎于交友，来往的也多是进步青年，很少参加纯交际性的应酬活动。有一个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多次追求王莹，都被婉拒。有一次他请王莹看戏，王莹回绝了。第二天，他就将为王莹买的戏票寄给了她，戏票上画着戏院里坐着一个以泪洗面的人，旁边空了一座位。还有一个姓吴的青年，追求王莹而不能如愿，就写了一篇《上海的忧郁》，描写了他诚惶诚恐的心情。王莹当时风华正茂，才艺双全，却如此高洁、自律，确为一般人所不理解。不知谁送给王莹一个雅号：“尼姑主义者”。这很快传开了，成为王莹持身清白的印证。
跳出黑暗的电影圈——东渡留学经历的风雨
1934年春节，王莹的好朋友、明星影片公司演员艾霞自杀了！艾霞自杀前，找到王莹想倾诉内心的郁闷和痛苦，但王莹因为拍摄《同仇》，正在化妆，就答应她拍完这个镜头后约她谈，不料艾霞当天下午就自杀了。消息传来，王莹十分震惊，也很内疚，她接连写了《没有和艾霞说最后一句话》和《跳出黑暗的电影圈》，悼念这位因为多次受到欺骗而对人生已经绝望的朋友，激愤地喊道：我们“同是被生活抛进了这黑暗的电影圈”。有人抓住这句话做文章，大肆宣扬有“侮辱电影界的嫌疑”，威胁说“要有所表示”。明星公司是一个保守势力十分顽固的地方，一些老派明星对艾霞、王莹很歧视，王莹主演的电影卖座率不如符合小市民口味的凶杀片、言情片之类，又受到老板的冷落，王莹在明星公司感到很压抑。艾霞之死，促使王莹下决心脱离明星公司。她想继续读书、深造。经过夏衍等人的批准，3月8日，王莹东渡日本留学。
王莹到东京之后，进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这所学校是日本著名教育家松本龟次郎创办的，它的课程内容、尤其是日语教材，主要是根据中国留学生特点编写的，秋瑾、鲁迅、周恩来以及我国学术界一些著名人物，都在这里读过书。王莹住在离学校较远的东京丰岛区一个低价的公寓里，每天上午到校上课，下午回到住所自习，洗衣、做饭、读书、写信。公寓里还住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和日本青年。同王莹住在一起的日本姑娘草野姐妹俩，是因为反对家族专制统治而跑到社会上自食其力的青年。她们同王莹很快就熟识了，五一劳动节来临之前，她们还教王莹唱日文五一劳动节歌。
王莹每天来往于学校与公寓之间，很少与外界接触，怕引起注意，惹出是非。但平静的日子很快就被打破了。5月9日晚，几名记者突然来访。5月11日，《大阪朝日新闻》、《京津日日新闻》等几家报纸，同时发表了王莹来日的消息，配发了照片。日本PCL摄影场找上门来，邀请她加入。王莹与当时正在东京的欧阳予倩商量对策，决定用“不会说日语”、“厌倦了电影生活”为由加以拒绝。接着，日本外务省天羽情报官亲自出面，邀请王莹在东京日比谷山水楼开恳谈会，日本最大的3家影片公司日活、PCL、松竹的名演员出席作陪。日本多家报纸大加宣传，配发照片，特别恶劣的是把恳谈会上根本未涉及的“拍片”话题端出来，说什么给王莹确定了村松梢风为指导教师，拍一部以东北义勇军司令员的女儿与日本关东军军官恋爱为题材的“中日亲善”影片，“以订正日本人错误的中国观”、报酬为1500元等等。
消息传出，引起极大震动。当时，中日关系极为敏感。日本军国主义已占领了我国东三省，并扶植了溥仪傀儡政权，日本国内弥漫着侵华气氛，而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更是十分高涨。王莹是否拍片，已经远远不是个人行动了。因此，不少留学生找到王莹进行质问，加以警告。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一片大哗。六七月间，《申报》电影附刊、《时事新报》、《电声周刊》等10余家报刊先后刊登这则“惊人消息”及相关评论，有的转发日报通讯，有的提出警告，王莹在国内的朋友如英子（即王任之）等人则将王莹来信在报上公开，说明真相，代为答辩。王莹在信中说：“为了担忧着剧本的内容会牵涉到祖国的不利方面，虽然报酬很丰，也断然拒绝了”，表明“头可断，人格不可屈！钱，算得了什么呢？”接着王莹又直接写了长文寄到国内发表，郑重地表示：“我不做所谓亲善之类的影片，不是为了别人说不对，或是怕不能回国，而是我自己明白，这是非常不对和无耻的事情！我明白，这不仅是简单的、我个人的毁誉，而是牵连着全民族的毁誉的！”王莹还在文章中大声疾呼：“对于那些真正的在每一秒钟都活着出卖江山出卖民族利益‘英雄们’，能够不放松的严重的注意才好！”
事实胜于雄辩，历时3个月的拍片事件终于平息下去了。王莹为避免干扰，同草野姐妹一道搬了家。日本特高课的警探一时失去监视目标，便到处寻找，找到之后公然派一名老年妇女警探盯着王莹，坐在她房间里，寸步不离，前后半个月之久才撤离。
到9月份，国内几家报纸又无中生有，传出“住在日本的王莹已经有经济来源了，每月能领到庚款委员会特种补助费100元”。当时日本的庚款使用权具体掌握在外务省对外文化事业局手中。所谓王莹能够领到特种补助费，又被与“拍片”联系起来，再次引起社会关注。王莹很快来信在报上予以澄清：“庚款本来是中国的款子，但为了弱国的缘故，实权完全操在日本人的手里。自己为了一点不愉快的所谓拍戏谣诼，写了一点没有顾忌的稿子，此后，相当于这庚款绝了缘的”，“近来日本正是大忙着战争演习的非常时期，在乌烟瘴气中，想起了亲爱的祖国的时候……渐渐的计算着一下，山河是失去了多少了呢？”正在此时，艺华影片公司导演史东山等人到日本考察电影。回国后，史东山发表文章说，经过我的观察，“看她生活状况的简陋，照东京的生活程度估计起来，确不像是有100元以上收入的。看她的苦干精神，唯恐表示钦佩之不及”。终于，这一次风波也很快平静了。? 王莹在学习期间，参观过筑地小剧场，观看日本剧人排演。10月初，她拜访了著名文学家秋田雨雀先生，向他请教有关近两年日本戏剧的趋向、中日戏剧演出的差别等等。秋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特地向王莹了解一·二八的情况。当他听到中国民众被杀害的真正事实，听到东方图书馆以及一切文化机关差不多都被毁了的时候，他叹息着愤恨地说：“日本的军阀是在发狂了！”临别时，秋田抄录了一首俄国民谣《深深的伏尔加河流》赠给王莹，还合影留念。王莹写了《秋田雨雀访见记》寄回国内发表。这实质上是王莹通过秋田之口，对日本军阀的一次谴责。她身在异国，处境凶险，却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再一次表现出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
11月，王莹接到国内友人来信，邀请她拍一部新片。于是王莹于12月11日回到上海。
主演《自由神》——因“怪西人案”被诱捕?——受到鲁迅批评的“县长太太”——同金山结为革命夫妻
王莹归国后，立即投入到左翼戏剧、电影的演出活动之中。同时，也因为1935年5月发生的“怪西人案”而被诱捕，在组织的营救和她的机智、勇敢斗争下才得以获释，重返银幕和舞台。
王莹首先参加演出的是话剧《回春之曲》和《水银灯下》。这次演出在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自从1930年代初，国民党在加紧对红色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加紧了文化围剿。左翼文化运动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左翼剧联适时改变战略战术，把分散到学校、工厂、农村的小团体移动演出，集中为有一定规模的正规剧团，到大剧场演出，从而建立自己的剧场艺术，同时把疏散在电影界的一些知名演员联合到一起，实现话剧界与电影界的联合，表明了剧联有力量作阵地战了。1935年春节期间，以上海舞台协会名义演出的《回春之曲》及《水银灯下》，都是田汉编写的，剧情反映了一·二八上海抗战的现实，情节巧妙，富有浪漫主义的传奇性。全剧在“杀啊，前进，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雄壮呼喊声中闭幕。导演团有应云卫、万籁天、孙师毅、袁牧之，参加演出的有舞台和银幕上的明星：金焰、王人美、袁牧之、胡萍、刘琼、赵丹、郑君里等等，可谓极一时之盛。王莹扮演了教师黄碧如。当时的剧评写道：“王莹的声带的确很好，念的台词在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到，而且清晰。不过有一个缺点：南京式芜湖的土音太重，往往如‘讲’字读成了‘简’字，倒也并不十分难听”。其后不久，在这次演出阵营的基础上，组成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为我国话剧史上极为重要的演出团体。
接着，王莹进入电通影片公司，主演了电影《自由神》。电通影片公司是1934年春天在党的电影小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短短一年时间就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两部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思想意义的影片，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影片中的插曲《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广为流行，成为风靡一时的救亡歌曲。新中国建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自由神》由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影片通过一个小资产阶级妇女的经历，再现了从五四运动到一·二八上海抗战这一段很长的历史，生动地表现了妇女为争取独立自由和民主解放而斗争的主题，有着真实的历史概括和时代精神。有的评论将影片概括为“反封建反侵略也反玩弄，不从父不从夫更不从子！”“从五四到今天，一部中国妇女自觉史，从默片到声片，一部中国影坛划期作！”电通公司对《自由神》和王莹的宣传是十分重视和到位的。电通出版的《电通半月画报》仅仅只存在了半年时间，出版发行了11期，其中有3期封面为王莹，另有3期为介绍《自由神》的特辑，或有王莹的文章。由于该刊物印刷技术先进，图片清晰，发行量大，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和关注，对影片的宣传发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莹主演了主人翁陈行素，受到了普遍的好评，认为“女主角王莹在这部影片中的成绩，较她以往的作品，有很惊人的进步。她把剧中人陈行素的个性，完全表现了出来，更能很细心地把剧中人应有的动作及感情变化都表现出来。她已做到忘记了自己而尽量表现那剧中人的地步。每个细小的部分都没有疏忽过去。”在影片公演期间，每天下午6时半，王莹随电通歌唱团到广播电台播唱该片插曲《自由神之歌》和《摇篮曲》，王莹主唱的《自由神之歌》由百代唱片公司灌制了唱片发行。玉莹还发表了《为自由》一文，写出了她拍摄《自由神》的感受：“那女主人正和全盛的武汉时代一样，我自己又穿上了雄姿赳赳的兵服，和那时的妇女一样，艰苦地和男子们同样地背负起时代的巨艰了。不过，这第二次是在演戏。在饰过这一幕时，引起了我多少怀旧的感情，我的一些中学时代的可爱的朋友们，此刻有的过早做了枪下的牺牲品，有些是蜷伏在牢笼般的家庭里，度着无聊的没有希望的生活……在整个民气消沉的今天，尤其是几重压迫下的妇女们，你是一个人，一个堂堂的人，我们要努力，为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我们要向敌人拼命！”在影片中，导演司徒慧敏巧妙地将1927年广州起义的纪录片镜头与故事剪辑在一起，增加了影片的时代感和战斗性。这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察觉了。由于电通本来就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赤色大本营，所以此后加紧了对“电通”的迫害，甚至直接派特务挎着**在电通“办公”、“开会”。加以经济困难，电通不久就宣告结束了。
王莹在拍摄《自由神》期间，不幸被国民党特务诱捕。那是193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怪西人案”。因为国民党军统特务拘捕了一名外国谍报人员，在审讯时，他一言不发，特务连他的姓名、年龄甚至国籍都无法弄清，因此此案被称为“怪西人案”。有一天王莹刚从摄影场回到住地，就被诱捕到特务机关。原来特务们早就注意到一名与“怪西人案”有联系的文化人，与王莹常有来往，而王莹又同夏衍经常接触，所以想从王莹那儿探听夏衍地址，进而拘捕夏衍。特务头子戴笠亲自提审了王莹。王莹勇敢而机智地同特务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吵大闹，绝食，当着特务的面打电话直呼沈端先（即夏衍）之名，询问“沈端先现在住址”。这是以前所未有的做法。加上她接连几天未到摄影场拍片，接电话的人立即明白她已经“出事”（被捕）了。在此前后，党组织开始了营救活动，如在报纸上披露消息，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向特务机关施加压力，又联络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出面保释。经过一个多星期时间，特务们未能从王莹口中得到任何信息，只得悻悻地把她释放了。王莹出特务机关之后，立即机警地与夏衍等人在黄浦江上的小电船里会面，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夏衍综合其他渠道来的消息，立即隐蔽起来，并通过朋友放风说“到北平去了”，躲过了军统伸向他的魔爪。不久，王莹第二次被捕，被关了三四天，特务们又未从她的口中得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只得把她放了。
电通公司解散后，王莹继续活跃在舞台上。当时，著名导演欧阳予倩为暨南大学执导法国作家勒内·福舒瓦的喜剧《油漆未干》，剧本以法国式的风趣和英国式的幽默，对贪婪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对纯真的爱情给予了热情的歌颂，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寓意。欧阳导演邀请王莹参演。演员还有舒绣文、李丽莲、左明、舒湮等人。他们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家俄国菜馆楼上租了一间房子作为排演场，导演和演员整天聚集在一起，大家完全是尽义务，连午饭和晚饭都是自掏腰包。正式演出在北京路金城大戏院（现黄浦剧场）进行，首轮票价1元，超过外国电影票价，竟两天日夜共4场，场场客满。这是学校剧团首次闯进大电影院，为以后话剧在商业性剧场正式公演打开了门路。当时报上评论一致认为演出是成功的。
10月初，业余剧人协会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了第二次公演，剧目是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王莹扮演了县长太太，金山饰演假钦差，顾而已、施超、郑君里、叶露茜、蓝苹（即江青）等人均参加了演出。有报纸评论说：这部作品虽然已经发表了100年了，但它的“时代意义，直到现在还依旧保留着的”。这次演出“是针对着目前中国的病状”，“业余剧人对社会服务的精神，始终是勇敢的、清醒的。”鲁迅先生应邀观看了演出之后，请人将意见转告排演者，对人物性格的理解、道具的设置、服装的搭配等等，都提出了“热忱的、负责的指导意见”，对王莹扮演的县长太太的扮相，鲁迅觉得不够妥当，他说：“县长的妻子必定是个丑妇，所以和女儿争风才有喜剧的效果。如果像业余所演出的那样俊扮，就和作者的本意大有差别了”。
就在排演《钦差大臣》期间，王莹与金山相识，开始相恋。金山常去王莹在电通公司的宿舍，发现她总是独自在屋内阅读很厚的翻译作品，生活也是相当简朴的。王莹还介绍《贵族之家》、《罗亭》、《简·爱自传》等作品让金山阅读。不久，王莹搬出电通公司，金山帮她搬家。前后搬过3次，最后在金神父路（今瑞金路）广慈医院附近的一位朋友家的3楼上落脚。这时，王莹与金山在革命的演剧生涯中走到一起，开始共同生活了。
主演《赛金花》的风波——直面张道藩的斗争
1936年4月，夏衍在《文学》第6卷第4号上发表了7场话剧《赛金花》。当年11月，上海四十年代剧社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了公演。次年2月，在南京国民大剧院演出时，被国民党政府查禁。由于在上一年的“怪西人案”中正是王莹及时向夏衍通风报信，使他躲过了特务的追踪，藏匿在一个白俄开的公寓里3个月之久，才创作出《赛金花》；由于在排演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王莹与蓝苹争演主角的纷争；由于在南京演出时，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率人大闹剧场捣乱，王莹挺身而出直面抗争，因而王莹与《赛金花》一连串的戏外戏，在中国话剧史上是值得一提的事情。
这部话剧发表和演出的时候，正是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并妄图灭亡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外向侵略者步步退让，对内实行高压政策，而民情激昂，举国鼎沸，要求抗日救国和惩办汉奸的呼声日益高涨。由于《赛金花》是一个讽喻性质的剧本，“想以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国境以内的国防为主题”，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报刊上连续发表评介文章、座谈会纪要、创作过程、戏剧背景、乃至赛金花本事等等，颇有声势。但这部戏公演以来，文艺界对它的评价一直有较大的分歧。王莹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剧中人颇合个性，且以剧之反帝意义，故乐尽力为之”，因而出演了主人公赛金花。
剧本发表之后，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筹备排演。这时，发生了谁演主角的争议。一部分人推荐王莹，另一部分人推荐蓝苹，相持不下。剧团同时又在报纸上刊登了征求赛金花演员的广告。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有关人员的联络、沟通，最终业余剧人协会另排一个剧本，而由王莹、金山等人另组了一个四十年代剧社，正式排演《赛金花》。导演团由尤兢（于伶）、史东山、洪深、石凌鹤、孙师毅、应云卫、司徒慧敏、欧阳予倩等组成，执行导演洪深、于伶，王莹饰赛金花，金山饰李鸿章，演员还有王献斋、梅熹、刘琼等60余人。当时报章评价导演与演员队伍为“珠联璧合，并不多见”。11月19日，四十年代剧社在金城大戏院公演，按约连演6天，每天日夜两场，期间租界工部局曾借故扣留布景，演出一度暂时中止。报纸评价说：“饰赛金花之王莹，为银幕上灿烂之明星，于舞台经验亦极丰富，其面部之团圆轮廓，与真赛金花略似，且能以眉语，颇有传神之妙”。王莹虽然表示“惜于妓女对嫖客之心理，无从而知，并亦无从体验之为憾耳”，但却将赛金花作为妓女的风流妖媚和作为“赛二爷”的洒脱干练，表演得惟妙惟肖，恰如其分，一时引起了上海滩的轰动。经王莹等人提议，剧团将演出的收入，一部分捐给抗日部队绥远义勇军，另捐了一部分给远在古城北京的晚境凄凉、贫病交加的赛金花。
1937年2月，四十年代剧社到达南京，在国民大剧院演出《赛金花》时，发生了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策划和指挥歹徒大闹剧场、王莹等人挺身英勇斗争的一幕，使《赛金花》的演出平添了几分悲壮的色彩。当时每天日夜两场，观众踊跃，座无虚席，使得正在放映的由张道藩亲自编剧、中国电影制片厂花巨资拍摄、大吹大擂的电影《密电码》的上座率大幅下降。这种情况惊动了张道藩。在演出的最后一晚，他组织指挥了10余人，分坐楼上楼下四处看戏。戏演到中途时，这伙人忽然大吵大闹，高声叫骂：“演这戏的人是汉奸，看这戏的人是亡国奴！”剧场内顿时乱作一团。剧场经理和金山、王莹等人在后台紧急商议后，由王莹冒着危险到前台向观众解说：演出是经过批准的，有意见请批评指正，不愿看的可以退票，并高声询问：“戏是否要演下去？”当时台下观众情绪激动，一致要求继续演，于是重新启幕演出。但几分钟后，张道藩亲率打手、特务，冲到台前，把茶杯、橘皮、痰盂掷到台上，再次引起场内混乱。这时王莹又到台前大声劝说观众安静，厉声指责捣乱分子，表示“不要看戏的请向票房退票”，台下观众仍要求演出，并表示对捣乱分子不满，会同在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宪兵把张道藩等人赶出了剧场，保证了全剧演到结束。几天后，国民党社会局颁令查禁，《赛金花》的演出最终被扼杀了。
在南京演出期间，报社记者多次采访王莹，“她总是很自谦地说请不要为她个人宣传”。后来记者在后台无意中发现了王莹写的《关于赛金花》一文，“也不管她许可不许可，就拿来给她发表出来了”。王莹在文章中说：“在这祖国濒于危亡、敌人的铁蹄和枪炮扫遍了整个华北，进而谋取华南华中，在这无耻汉奸们卑劣地出卖民族利益最活跃的时期，以反汉奸为中心的《赛金花》，能在舞台上与热诚观众们见面，该是十分高兴和可喜的事吧。”说明王莹把演出《赛金花》与抗日救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再次表现出她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影剧之外的斗争生活——活跃的社会活动家
王莹不仅积极参加左翼影剧活动，在舞台和银幕上成功地塑造了多个人物形象，而且投身到群众性的实际革命活动之中，冒着被捕坐牢的危险，与敌人展开斗争。1930年3至4月间，王莹参加在英租界的群众示威游行，被英巡捕房拘捕，关进租界里的英国监狱。她面对面与英籍警察展开了斗争。在被关了近一个月之后，终于获释。1930年8月，王莹和一些同志到中国公学以看戏为名，出席一个群众性的反帝会议，正在后台帮助学生演员化妆，突然冲进几名中国警察，将王莹等人拘捕，押送到江湾路工部局巡捕房。王莹被关进女拘留室里，大声抗议，说“到学校看戏绝不算犯罪”。警察局因为无法拿出任何证据，结果将他们关了四五天，只得交保释放了。王莹作为一个影剧明星、文艺作家，有着一定的社会影响，也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比常人更多一重危险，但她坚持不断地参加各种斗争活动，充分表现了革命的坚定性和大无畏精神，这是当时一般明星之类人物所无法比拟的。
王莹还积极参加其他社会活动，在舞台和银幕之外，也是十分活跃的。例如1937年3月，王莹与夏衍、阿英、石凌鹤、于伶、孙师毅、章泯等人，联合发起举办上海各话剧团春节联合公演，四十年代剧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光明剧社、中国旅行剧团等参加演出，3月26日至4月10日，在卡尔登戏院连续公演曹禺、田汉、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理、奥斯托洛夫斯基等中外戏剧家的名作，赵丹、郑君里、舒绣文、金山、王莹、刘琼、沈西苓、宋之的等一大批著名演员、导演都参与其事。这次演出成为集中优势兵力，跟黑暗统治势力作斗争，引导大家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次动员和检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田汉把它命名为“第一戏剧节”。又如1937年4月，王莹在得知女作家白薇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又生了重病之后，就约同其他18名社会知名妇女，包括作家、记者、演员、翻译、企业家如沈兹九、郁风、董竹君、陈波儿、关露、蓝苹等人，联名发起为白薇募款。募款缘起发表之后，上海及南北各大城市，以及远及马来亚、安南（今越南）、新加坡的工人、学生、宗教界人士等等，纷纷寄款资助，总数达600余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钱款，终于使白薇能够住进医院，病体转危为安。
通过这些社会活动，王莹的生活天地已经超越了艺术创造的范围，而在多方面发挥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演剧二队的中坚力量——辗转山野农村的艰险旅程
1937年爆发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全国性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序幕，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开始了。王莹作为一名爱国者，一名影剧演员，一名社会活动家，在党的领导下，以戏剧为武器，把舞台当战场，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抗战戏剧宣传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王莹生平中最熠熠闪光的一段经历。
卢沟桥头中国守军奋起反击制造事端的日本侵略军的消息，次日传到上海，传遍全中国。中国人民群情激奋，抗日救亡运动空前迅速地开展起来了。7月15日，中国剧作者协会决定组织创作、演出3幕话剧《保卫卢沟桥》。参加剧本创作的有夏衍、崔嵬、马彦祥、阿英、冼星海、周巍峙等近30人。上海各剧团、电影公司演员近100人担任演员和剧务工作。8月7日起，在南市蓬莱大戏院演出，日夜两场，其间还加演临时场，来容纳拥挤在剧场门前的观众，欢迎刚归国的郭沫若和刚出狱的七君子。当时，上海已临战事前夕，租界里的居民不敢出来，城里的居民也都惶惶不安。盛夏骄阳下的蓬莱大戏院里，暑气灼热逼人，狭小的后台上，演职员拥挤得难以转身，王莹和大家一样，情绪高昂，连续演出，直到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演出才告一段落。
8月15日，中国剧作者协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组织抗日救亡宣传队。王莹所在的上海话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简称演剧二队）是最早组建起来离开上海，出发到外地进行戏剧抗日宣传的。
演剧二队共14人，队长洪深，副队长金山，演员有王莹、冼星海、田方、颜一烟、张季纯等人，王莹并负责全队的文字和通讯工作。他们预定工作时间为40天，到河北、山西、绥远的战区和附近地带，给前方的军队和城乡的民众演出，鼓励抗敌情绪，激励民气，并将沿途中的见闻，为《抗战》3日刊写通讯报道。出发的前一晚，14个人在金山王莹家会齐。郭沫若赶来送行，并题写了队旗。14个人庄严宣誓：“我们14个人同生共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誓死不屈！”洪深宣布了全队纪律：移动中各人自己管行李；对外只有团体行动无个人行动；拒绝一切宴会；演剧不卖票，生活自筹，每人每天发1毛钱，一个月发3元钱。冼星海的母亲和王莹的祖母前来送行，两位老人热泪滚滚，拉着他们的手久久不愿放开。王莹强笑着安慰她们：“我们40天后就会回来和你们再见的。快得很，难过些什么呢？”
8月20日清晨，演剧二队每人背一个小包，由徐家汇小河浜坐民船到达青浦，雇到了一只粪船，向苏州进发。沿途不远的前方，时时传来隆隆的炮声，有8架日军轰炸机在天空飞过，还在他们的小船上盘旋一圈才飞走。烈日当头，酷暑难当，船中臭气熏人，金山、田方等人轮流上岸背纤，开始了他们抗战戏剧宣传的艰险而光荣的旅途。
8月22日清晨，演剧二队抵达苏州，稍作休整。洪深亲自找地方绅士借得20元。当晚，全体队员与吴县各界抗敌后援会举行联席座谈会。这是他们离开上海后第一次开展的宣传工作。会上，后援会的几位负责人当场表示，立即学习演剧二队采取移动演剧的方式，一两天内就到四乡去工作。说明演剧二队的宣传工作很快就取得了实效。
在苏州，王莹写了《从上海到苏州》一文，寄往上海发表，报道了演剧二队最初的活动情况。这是王莹在演剧二队离别上海之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王莹特意写到冼星海将写给母亲的信给她看。冼星海在信中对母亲说：“你平时恨东洋人，我们现在是去帮助军队打倒东洋人，你应该欢喜。每个人都不要自己的儿子去打仗，敌人还会杀得完吗？”王莹接着加了一段话：“几个月的时间一瞬眼就过去的，我们回到上海，敌人就打得一个也没有了，那时我们要一块儿高兴地吃一顿饭，喝一盅酒”，以胜利的重逢来宽慰老人的心。
8月23日晚，演剧二队到达南京，住在下关交通饭店。由于从上海出发时，行色匆匆，来不及做充分的准备，因此在南京稍作停留时，演剧二队抓紧时间进行补救工作。首先是改编了4个剧本。王莹在《别后》一文中写道：“当时，因演剧的环境不同，观众的对象不同，工作的目的不同，因此，过去在上海时的一切舞台的技术和演出的方法、剧本的选择，在这儿都不适用了”。演剧二队选择和创作了直接反映抗战救亡，充分揭露日本侵略军残暴罪行，唤起民众积极投身打击侵略者的剧本，以短小紧凑、时效性强的独幕剧为主，对多幕剧也改编为适合战地、乡野露天演出的独立成篇的街头剧，如《九一八以来》、《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死里求生》。其次是请一位尹先生讲解关于避炸弹、防毒、防空、救护等等军事知识，另外还筹集了一笔经费。? 在徐州，演剧二队正式开始了救亡宣传活动。当时，日军的飞机不断飞临徐州及周边县城轰炸，他们常常在警报声中匆匆躲避。8月29日到达的当晚，他们就到广播电台进行播音宣传，王莹以圆润的女中音演唱了《卢沟桥》：“卢沟桥的石狮子多少头？咿呀嗬——”接着几天里，演剧二队在徐州东郊的东贺村及铜山县石桥村连续演出多场。在东贺村的打麦场上，用4辆大车上面铺上了门板和木条，搭成了一个约20平方米的简易舞台，演剧二队和当地小学教师同台演出，合唱救亡歌曲。王莹连续参加两个节目的演出，一是《九一八以来》，一是《放下你的鞭子》，从方圆20余里赶来的农民和当地驻军近4000人将舞台围得水泄不通，树上、屋顶上、墙头上都站满了人，群情激奋，口号声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雄壮歌声，在徐淮大地上传播得很远很远。
演出结束后，王莹同几位女演员一起，到农家去访问。这是她离开大城市大舞台后，真正接触农民的开始。王莹后来在文章中说：“在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我们开始接触了农民、士兵和一般的人民大众……我们是真正的站在土地上了，慢慢地，也就试着在这土地上生根和发芽，和着这属于土地的一部分人民，溶合在一起。”
9月初到10月初，演剧二队沿着陇海路进行宣传活动。在开封，在洛阳，在郑州，学校、军营、剧场、街头、乡村，到处是他们的舞台；连续多日一天连演3场，一场总是四五个节目，还有演讲、教唱歌曲等等。一有空闲时间，就认真地排练，在剧本中加进当地的现实内容，增加演出效果。在郑州，演剧二队在火车站候车时，发现群众抓住了一个汉奸，就不顾尖厉的警报声中敌机在头顶盘旋，立即编成一个幕表戏，连维持秩序的警察也自告奋勇担任角色。警报刚一结束，就敲起锣鼓，在广场上演出了一个抓汉奸的活报剧。在开封，组织了有1800多人参加的盛大的救亡歌咏大会，王莹独唱了《卢沟桥》、《大刀好》。在各地的演出宣传，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和信心。在洛阳军营中，演出一结束，士兵们就纷纷向上级提出要求上前线杀敌。在郑州演出时，不少观众把手中的东西砸向台上剧中的日本鬼子，在王莹饰演《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香姐时，又有不少观众向她扔银元铜钱，援助“香姐”。在各场演出中，有的戏群众演员多，观众就踊跃参加，分不清谁是演员谁是观众，台上台下相互呼应，分不清是演戏还是现实生活，口号声响成一片，救亡歌曲声此起彼伏，每一场演出都是一次动员和宣誓。演员们都十分劳累，王莹和不少队员嗓子都哑了，但情绪高涨，坚持着尽最大的努力接连演出了一场又一场。
在紧张的演出间隙中，王莹抓紧时间采写稿件。10月1日在郑州发出的稿件《我们可以放心了》，记录了演剧二队在洛阳演出宣传中的许多动人情景，记录了民众和士兵立誓奋勇杀敌、抗战到底的民族怒吼，与演剧宣传同样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人心的作用。
演遍武汉剧场、街头——周恩来的报告和“十六字团训”——在日寇轰炸中与死神擦肩而过
1937年10月3日，演剧二队到达汉口。淞沪抗战开始以来，南京日益危急，大批文化人纷纷汇集到了武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形成了全国军民团结抗日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因此武汉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了。演剧二队一到汉口，就积极投入到抗日戏剧宣传活动之中。10月6日，国民党省市党部召开了100余人出席的来汉文化人招待会，金山、王莹应邀出席，王莹被提名请发言，介绍了演剧二队由沪出发以来的宣传活动情况，受到重视和赞誉。从次日起，演剧二队就连续公演，常常一天日夜2场，有时一天3场，不仅演遍了天声、美成、中山公园体育场、青年会等等剧场舞台，而且活跃在江岸、大智门景家台、特三区江边、龙王庙、桥口、孙中山铜象前等街头巷尾；不仅演出了《保卫祖国》等原有的大戏或小戏，而且根据战争正在深入发展、每个人应当以怎样的精神状态来对待民族劫难的现实迫切问题，创作演出了《飞将军》、《米》两个独幕戏，提出了令广大观众共同思考的问题；不仅采用了固定场所演出的方式，而且创造了“流动舞台”的形式，用卡车搭成简易的舞台，在大街小巷不断移动演出，扩大了观众范围，取得了更强的宣传效果；不仅在武汉三镇的城市中演出，而且背起背包，出发到武汉东部的黄石、大冶、石灰窑、盛洪乡等工矿区和北部的安陆、花园等农村、山区演出；不仅进行戏剧宣传，教唱歌曲，开展演讲等等，而且在深更半夜收听战况广播，清晨编写壁报在街头张贴……当时的新闻界评论说：演剧二队在各地演出，“无不收获最大之效果，深得各地民众之欢迎，成为救亡演剧之模范队伍”，“队员几无一日之休息，此种坚苦卓绝之精神，尤为武汉人士之敬佩”。
王莹在演剧二队充分发挥了骨干作用。在武汉的舞台和街头，在大冶的工矿区和安陆的农村，王莹都参加了每一场的演出。在排新戏《飞将军》时，她饰演了空军军人的妻子庄毅贞，并且发表了《试演庄毅贞的感想》。她的社会影响和活动范围也远远超出了演剧二队之外。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群众集会上，王莹被推选朗诵长诗《我们的祭礼》作为祭文，这种走出文艺沙龙，在千百群众面前进行诗的朗诵，在中国诗歌史上还是首创，被茅盾誉为“新诗的再解放运动”。在群众歌咏大会上，王莹担任独唱演员。1937年底，全国有18个戏剧团体，全国几乎超过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戏剧人才，都集中在武汉。根据中共长江局的指示，阳翰笙、田汉、洪深等人组织戏剧界举行为华北义勇军筹款联合公演，演出田汉编剧、洪深导演的《最后的胜利》，有10多个团体，100余名演员参加演出，王莹和金山担任了主演。演出规模之大，轰动效应之广，为武汉戏剧史上前所未有。这次活动促成了戏剧界抗日统一战线的组成。演出结束之后，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正式成立，王莹先后被推选为筹备委员和理事。在此后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过程中，王莹是发起人之一。1938年，《抗战文艺》创刊，王莹同许多知名作家、社会活动家一起，被聘为特约执笔人。在中国电影制片厂组织的《放下你的鞭子》演出比赛中，金山、王莹的组合演出，风格深沉细腻，被誉为“文鞭子”，获得了第一名……总之，王莹全身心地投入到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之中，她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表现为满腔热情地工作，无疑成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杰出代表之一。
1938年元月底，演剧二队在安陆演出时，接到中国电影制片厂拍摄《最后一滴血》的邀请，决定全队一分为二，又补充了一些新队员，洪深率甲队继续宣传，金山、田方率乙队回汉口拍电影。2月2日下午，演剧二队在安陆作最后一场演出，王莹演出了《逃难到安陆》，观众六七千人之多，大部分是即将上前线的官兵。当天气温骤降，极为寒冷，凛冽的寒风在旷野肆虐，四面通风的舞台上身着春秋戏装的演员们冻得全身发抖，但王莹和队员们精神抖擞，认真演出。台下的观众受到感染，坚持看完。次日，士兵开赴前线，王莹和队员们在操场上冒着飘飞的大雪，高唱救亡歌曲为他们壮行，直到几千士兵全部踏上征途。
2月4日，金山、田方、王莹等人回到了武汉。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开始拍摄《最后一滴血》，这是一部抗日救亡影片，金山导演，田方和王莹分饰男女主人公。由于当时只有一个摄影棚，一台摄像机，白天拍别的片子，夜间才轮到拍《最后一滴血》，王莹等人每天下午6时进厂，第二天早晨6时回宿舍，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又开始准备下午的活动。午饭后，就接着工作了：演戏、教课、辅导排戏、去伤兵医院慰问等等。有时来不及卸去话剧的妆，就又走进了摄影棚。就这样连续劳累了几个月，但由于种种原因，影片未能拍完而中止了。
1938年春夏之交，王莹认识了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两次聆听了他的教诲，思想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一次是3月27日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高瞻远瞩的讲话，他说：“全国的文艺家们，空前地团结起来……象征着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可以凝固地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希望作家多多取材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反映敌人的残暴、民众的热烈动员，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他要求文学家到各战场、各内地，深入人民生活，继承祖先遗留下来的优秀文艺传统，并且与世界进步的文艺联系起来，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有辉煌的地位！第二次是在拍摄《最后一滴血》期间，一大清晨，王莹等人刚从摄影棚回到宿舍，周恩来就来到二队驻地，给队员们讲话。他坐在队员的地铺上，热情地称呼大家为“同志”，与队员们交谈。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战争的性质，指出了当前的任务，特别强调了演剧队工作的重大意义。最后还亲切地说：有什么困难就向我提出来，随时设法为大家解决。周恩来的两次讲话，使王莹加深了对党的统一战线的认识，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提高了对深入乡村民间演戏的自觉性，对党所领导的根据地也更加向往了。当时，有一本名为《抗战中的陕北》的书，在演剧二队流传。冼星海在日记中写道：“读过一次就感到很兴奋。看他们一班革命青年在节衣缩食去干革命工作……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中国革命的发祥地……”此后不久，演剧二队的冼星海和田方、颜一烟、熊塞声等队员经过党的批准和安排，先后奔赴延安。王莹和金山也十分想去延安。当时金山是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文艺小组成员，组长是周恩来的秘书吴奚如。周恩来知道金山、王莹的想法之后，在一次见到金山时，明确指示他和王莹应当留在国统区继续做好戏剧宣传工作，因此，王莹未能成行。
1938年4月，王莹参与集体创作了3幕话剧《台儿庄》。那是台儿庄大捷之后，4月7日晚，武汉三镇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有四五十万人参加。长江两岸，爆竹声、口号声、唱歌声响彻云霄。王莹同一批作家、戏剧家参加游行归来，已是深夜，激动的情绪无法平静，于是又组成了一个创作集体，有王莹、舒群、楼适夷、锡金、罗烽、罗荪6人参加，决定创作3幕剧《台儿庄》。经过分头准备，很快写出初稿，由集体讨论定稿。曾经有人提议写一点恋爱故事，作为剧本的油膏或润滑剂，但王莹坚持反对这种写法，得到了大家的支持，所以剧本中没有任何恋爱情节。贺绿汀谱写了主题歌，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选择确定了几首日本民间小调。创本正在创作中，《新华日报》就刊出了新书预告，接着读书生活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汉口、广州、重庆同时发行，全国不少话剧团体将它搬上了舞台。
就在台儿庄大捷不久，王莹再次与从五战区来到武汉出版《津浦北线血战记》的著名诗人臧克家相见了。在此之前的4月1日，王莹曾介绍冼星海认识了臧克家。冼星海告诉臧克家：“法国朋友要我选一首自己喜爱的诗谱一支曲子，我选用了你的《老马》寄去了”。两人谈了很久，彼此感到有合作的可能。这一次相见时，王莹向臧克家提出，请他介绍演剧二队到五战区去开展演剧宣传活动。臧克家当时挂名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秘书，正在武汉组建一个五战区文化工作团，便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很快，李宗仁、白崇禧邀请金山、王莹的请柬就送到了演剧二队。金山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批准了金山、王莹及演剧二队的行动计划，并且又一次对金山进行了统一战线的教育。最后，一字一句地说了16个字：“工作紧张，生活严肃，态度灰色，经济清楚”。所谓灰色，就是既要坚持党的原则立场即抗战到底的立场，又不要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言行必须十分谨慎而恰当。后来，为了便于在公开场合宣传运用，将“灰色”改为“纯正”，即“工作紧张，生活严肃，态度纯正，经济清楚”，就成了演剧二队的团训，一直规范和指导着该队全部的活动。
1938年6月，金山、王莹率领演剧二队到达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潢川，开始了在战区和游击区的演剧宣传活动。以后他们随着军队由河南而安徽，由安徽而湖北，辗转各地，足迹踏遍了豫东南、皖西北和鄂北的山野、农村、城镇。白天每到一处，不管是山坡、土庙、打谷场、村头街巷，放下背包，几笔勾勒出戏剧人物脸谱，换上简易戏装，就拉场子招呼观众，不卖票，不募捐，“左手锣，右手鼓，手拿锣鼓来唱歌”，农民三三两两围拢过来，一场演完，不脱戏装，就赶往另一个地点，有时一天连演六七场。有一次在河南，为上前线的一个师军队演出，突遭暴雨，队员们在雷鸣电闪中演得更投入，深深地激励了士兵。所演出的剧目，内容随着时事的变化而变换，形式上吸收了不少民间文艺的东西，非常吸引观众。一有空闲时间，便访问农民和士兵，宣传抗日救亡，或者帮助各地爱好戏剧的青年组建移动剧团。夜晚，不管是学校、庙宇、祠堂、乡公所、农家院场，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休息，远远近近的犬吠声和枪炮声常常把他们惊醒。连续多日的行军，一个个晒得黑黝黝的，只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了。农民赞叹他们说：“演剧队的人都是属马的，日行千里，夜走八百，站在那儿闭闭眼就是睡了一觉。”王莹同演剧二队全体队员一样，身背简单行装，跋山涉水，日晒夜露，走一路演一路宣传一路，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精神。她多次对田一文等队员们说：要贪求上海的生活享受，只有放弃战斗！要回到那个不夜城，只有在鬼子的指挥刀下演戏！就在这样艰险、劳累的流动宣传中，王莹写出了《白崇禧将军会见记》一文，记录了臧克家领着她和金山，在战地某小镇上会见白崇禧的经过，为演剧二队的活动，留下了一段史证。在战区宣传时，王莹多次经历过死亡的危险。最危险的一次是9月26日，在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宋埠，演剧二队同政治部演剧四队、六队打算联合公演《台儿庄》，下午2时，60多人正在装台，日寇27架重型轰炸机突然窜临上空，来不及疏散的队员们只能在简易的舞台下隐蔽，刹那间，炸弹密如雨下，爆炸声如晴天霹雳震耳欲聋，房倒屋塌，烟雾弥漫，气浪裹挟着树枝、尘土、碎砖、断瓦横飞而来，盖满全身，密集的机关枪猛烈地扫射，宋埠上空升腾着黑色的烟柱，久久不散。王莹和死神擦肩而过，但身边两名队员负了伤，六队一名队员当场牺牲了，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根道具绳子。面对艰难险阻，面对死亡威胁，王莹从未动摇，从未退缩，经受住了考验，思想得到了升华。她后来在美国写的《别后》一文中深情地写道：“如果说，那些戏剧、音乐，及所有文化艺术界的同仁们，在抗战中，走到乡村和前线，是给农民和士兵们带去了美丽、色彩、文化和诗的话，那么，农民和士兵们，给予我们的，则是更丰富、更充实的人生教育，和一首以他们鲜血所写成的更动人更悲壮的诗了！”
《台儿庄之战》的创作和演出——苏联《消息报》对王莹的报道
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自河南潢川沿着商城撤向湖北麻城、宋埠、花园、随县、枣阳，直到襄樊、光化（老河口），武汉失去北部屏障，日益危急，演剧二队与大批文化人不得不离开队伍，返回武汉。在此之前，李宗仁、白崇禧曾向金山、王莹表示，希望他们到广西桂林去办文化宣传事业，并愿意出路费请演剧二队到南洋群岛去向华侨宣传抗日救亡运动。金山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得到了他的指示和批准。因此，返回武汉赴桂林前，金山和王莹向周恩来辞行。周恩来亲自挑选了自己的照片以及他和邓颖超的合影，送给他们，并亲笔题字“金山王莹同志留念”，签上他和邓颖超的名字，以表示对金山、王莹这对革命夫妻的赞赏和鼓励。演剧二队人员做了一些调整，作了适当准备，就启程了。
1938年10月中旬，演剧二队抵达桂林。由于我党认真贯彻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新桂系和蒋介石之间矛盾重重的形势下，做好李、白工作，使得广西形成了相对民主的气氛。在南京、上海、广州、武汉陷落之后，大批进步文化人汇集到了桂林，这个原来只有7万多人口的小城，很快发展成为三、四十万人口的南方文化中心，报刊社数十家，戏剧团体70余个（其中话剧团体40余个），文化人上千名，各种抗战宣传和募捐活动广泛开展起来了。演剧二队虽然只停留了4个多月，主要是筹备出国事宜，但仍然像往常一样，积极地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他们或者本队单独演出，或者与其他剧团联合演出，在城中及乡村共演出20余场。
演剧二队刚到桂林时，住在旅馆里。王莹除了演戏还要同广西上层人士和文化、新闻界打交道。虽然她素来厌恶一般性的交际活动，但为了适应环境，不得不穿旗袍、烫头发，参加一些社会交往。不久，演剧二队为了拍摄出国宣传的生活纪录片，从城中搬到一个叫园背村的乡村，生活条件很差，全队只住两间房，十几个人挤在一间窄小的屋子里，睡在潮湿的地上，大家身上都长了虱子，王莹也是如此。但她不以为苦，听任大家作为新闻笑谈。
在桂林时，王莹又多次经历危险，一次又一次侥幸躲过一死。那是日机大规模轰炸桂林时，王莹等人的住处，离被炸的地方，几次只有几步远，日寇飞机茫无目标，疯狂乱投，燃烧弹密如雨下，桂林这座不设防的城市，顿时一片火海。王莹并不掩饰自己的害怕，在巨大的爆炸声中连连“哎呀”直叫。但她的意志并未丝毫消减，反而增加了对暴敌的仇恨和打击日寇的决心。在《成长与死灭》一文中，她讽刺日本侵略者说：“最滑稽的是炸弹与传单同时下来，传单的内容也是看了使人觉得日阀到了穷途末路极端荒谬和无聊，而传单上画的日本人，和我们漫画所画的日寇完全一样，真是太无耻了。”她还十分痛惜地谈到音乐家张曙的遇难，她写道：“因为张君是极熟识的友人，所以心里一直地感到不安和难受，仇恨真是报不完的啊！”
在桂林，王莹又一次参加创作、演出了以台儿庄胜利为题材的话剧，即5幕话剧《台儿庄之战》。1938年12月，演剧二队在连续公演期间，主持儿童保育院的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等人找到演剧二队，要求他们为募捐前方将士寒衣及儿童保育院基金再举行公演。演剧二队经过集体商讨之后，考虑到同以往从不卖票不同，这一次将以售票的方式募集捐款，因此决定编写一部新戏上演，首选题材就是台儿庄大捷。大家商定了一个5幕话剧的框架，推定王莹、金山、眭知微、刘丹青4人执笔。当时演剧二队正在做出国宣传的准备，时间十分紧张，必须在短短的7天之内完成剧本，才能有时间排练和演出。白天4个人忙于各自的工作，难得坐下来，总是在夜深人静之后，才能埋头在一盏昏黄的灯光下，任初冬的冷风从窗外吹到发冷的脊背上，连续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推敲每一段故事、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写出初稿之后，演剧二队召开了剧本座谈会，艾青、林林、夏衍、杨朔、孙师毅、盛成等著名作家、学者出席，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丽尼未到会，送来了书面意见。日籍反战人士鹿地亘、绿川芳子帮助翻译了日文歌曲和日本军语。1939年1月13日至17日，演剧二队在桂林新华大戏院公演《台儿庄之战》。首演式上郭德洁致开幕词。公演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募捐了一大笔款项，《广西日报》出版专刊，连续多日发表文章加以宣传。王莹演出了剧中人物大妞妞，受到了好评。
1939年1月底，王莹在一次记者交谊会上，报告了演剧二队工作情况，引起了与会的苏联《消息报》特派记者卡尔曼的极大兴趣。卡尔曼是上一年10月来华采访的，已拍摄了1万多英尺我国军民英勇抗日的影片，寄回本国，在莫斯科和许多国家的电影院放映，还发表了不少文章，报道了我国的抗战情况。他多次上前线采访，为了拍摄日本侵略军进犯武汉的暴行，他坚持到武汉沦陷前一天才撤离。认识了王莹之后，卡尔曼采访了她。3月7日，卡尔曼在《消息报》的三八妇女节专号上，发表了通讯《中国的妇女》，其中对王莹作了长篇介绍：“电影女明星、女作家和演剧家王莹小姐，是中国救亡剧团的组织者和积极活动者之一……这位伟大的著名女演剧家放弃了中国电影女明星的地位和最高的报酬，到各城市、乡村以及军队里去做艰苦的宣传工作……她的救亡演剧队此刻正在广西工作着。”卡尔曼还转达了王莹对苏联妇女的致意：“请对我们的姐妹们——贵国的伟大妇女——代致热烈的敬意。我们的中国妇女们，为了战胜敌人，准备着贡献自己所有的力量。我们一定会胜利。”
2月4日，演剧二队更名为中国救亡剧团（简称中救），金山、王莹分任正、副队长，又补充了一些新队员。在当地报纸的中国救亡剧团出国纪念特辑上，王莹发表了《离别了战斗的中国》，抒发自己对祖国依依惜别的深情，表达了继续为祖国的抗战而努力奋斗的决心。3月7日，中救从桂林出发，取道湖南衡阳，广东韶关、曲江，抵达香港。王莹将途中会见张发奎、与军队联欢、在曲江种树等等，写成了《征途》一文发表，记录了中救最初的行程。
各方瞩目的“王莹热”——轰动香港的中救义演
1939年3月下旬，王莹和金山率领中救一行20余人，抵达香港。他们将稍作停留，置办服装道具，办理出国手续，然后远赴南洋，对华侨进行抗战宣传和募捐，支援祖国的抗战。
王莹等人一到香港，欢迎的浪潮就汹涌起来。在廖承志、潘汉年、夏衍等地下党领导人的安排下，从4月7日起，文化、艺术、新闻、教育、青年、妇女各界爱国组织和香港同胞，先后举行了盛大欢迎会，蔡楚生、欧阳予倩、金仲华、刘庆萱等知名人士发表演说，许多报刊刊登了消息、专访，介绍金山、王莹自抗战爆发以来，在20个月中，率领一支演出队伍，辗转于苏、豫、皖、鄂、湘、桂的山野农村、城市街头、前沿阵地，先后演出740余场，为宣传抗战做出的巨大贡献，赞扬他们“是从抗战中锻炼出来的珍贵的宝贝！”
王莹一到香港，就引发一股王莹热，因为抗战前她的“明星和作家”的声名就远播，抗战以来历尽艰险，出生入死的经历，又极具传奇色彩。香港《工商日报》、《星岛晚报》、《世界电影周刊》等报刊多次发表对她的专访，介绍她的经历，评价“她已经不是一名电影女明星，而是从万里长征中走来的一个新生的女战士”，“在温婉之中，透出一派刚健气概”。在欢迎会上或招待会上，总是安排她发表演说，宾客的目光也常常集中到她身上，并且热烈鼓掌请她讲话。王莹在演说中，介绍祖国的抗战情况，谈到战火中妇女的悲惨遭遇、青年的忘我工作、士兵的杀敌故事，想起危难中的祖国和不屈不挠的父老乡亲，情不自禁声泪俱下。真挚的情感，感染了每一位同胞。欢迎会、招待会于是开成了控诉会、誓师会。
当时的香港，歌舞升平，灯红酒绿，一切仿佛离战争都很遥远。金山、王莹带领的这支明星艺人组成的队伍，与周围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为中救一直严格地执行周恩来指示的16字团训，纪律严格，生活严肃，而无一般文艺团体的浮华松散气息。王莹自觉遵守纪律，平时和大家一样过着俭朴的生活，衣着简单，集体住宿，谢绝一切与工作无关的公私宴请，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去了。一些报刊对中救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更加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关注。
在等待办理出国手续期间，中救筹备举行盛大的义演活动。这经过了曲折斗争。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阴谋发动太平洋战争，英、美、法等国采取绥靖政策，企图搞“东方慕尼黑”。港英当局一方面屈从于日本的压力，另一方面又把抗战宣传视为中共的地下活动，因而以种种借口多方留难，阻挠演出。中救通过何香凝先生担任名誉主席的香港妇女筹赈会出面主办，终于获得了港英政府的批准。
5月的香港，天空密云低垂，时而豪雨如注，时而云散天开，火辣辣的太阳直射水淋淋的大地，空气潮湿而闷热。在短短的时间里，中救赶排了《民族万岁》、《台儿庄之春》（即《台儿庄之战》）两出5幕大戏和《保卫祖国》一组4个小戏。排戏往往从早排到晚，又从晚上排到次日清晨，大家都很紧张、疲惫，有的演员累倒了，就把医生请到台上来治疗，边治边排；担负化妆的演员，又兼戏中角色，为了买到价廉物美的化妆品，硬是顶着烈日或冒着雨淋在九龙街头东寻西找，实在买不到就动手制作。在排演小戏《鬼夜哭》的那天，突然传来了日本飞机狂轰滥炸重庆的消息，与戏里日机轰炸的情节如出一辙。演员心中顿时升腾起愤怒和复仇的火焰，戏排得更悲愤而激动了。
5月25日至27日，中救在香港当时最好的剧场利舞台举行了公演。这是中救抗战以来的第742场演出。报刊免费登了大幅广告，票款收入全部用于香港各界筹赈会救济伤兵难民。3个晚上的演出，万千观众都是冒雨而来，枣红色的帷幕拉开之后，日军的残暴和中国军民的英勇斗争，第一次在香港的观众面前形象地展现出来，精湛的演技，变幻的灯光，仿真的道具，逼真的效果，与剧情发展浑然一体，观众被强烈感染，时而紧张激动，时而舒缓快慰，早已忘记了是坐在剧场里了。3天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伟大戏剧”、“空前壮举”、“开创香港话剧新纪元”，种种赞美，不胫而走，报刊连续进行报道，出版专版，再一次出现了抗日宣传热潮。第一轮演出结束之后，根据各界的强烈要求，自5月28日至30日，又连续加演了7场，其中，28日一天连演了3场。为了扩大救国宣传，中救面向青年学生和贫苦同胞，大幅度降低票价，由3元至3毫降为4毫至1毫，观众更加踊跃了，演出又一次获得巨大成功。
在公演的前前后后，王莹比一般演员更加辛苦、操劳。她要与其他演员一起通宵达旦排戏，直至公演。在《保卫祖国》一台戏中，她演两个角色；在《台儿庄之春》中，她演女主角大妞妞，都有很重的戏。在演《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香姐时，她用略带压抑的女中音历数日寇侵占家乡之后的种种暴行，痛诉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悲苦情形，激起了观众无比的愤怒、无限的同情。在《台儿庄之春》中，王莹饰演的大妞妞刚出场时，身着团花大襟棉袄，微微侧着头，双手绞在胸前，显出憨厚、娇羞的农家女的神态；当日寇攻进村庄，企图污辱她时，大妞妞一变为铮铮女丈夫，她勇敢地高声大骂“瘟强盗，死强盗，吃人的强盗”，义正词严地宣告：“我大妞妞是不怕死的，这十几天来，眼看着你们这些强盗杀掉我多少姐妹，现在轮到我自己啦！我不怕！你砍了我的脑袋，我不怕！想碰我一下，办不到！办不到！”这时，满场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一浪高过一浪，台上台下融为一体，迸发出一个民族的心声：中国人民不好侮，抗战必定要胜利！而疲惫不堪的王莹一下场，立即就猛喝一大杯咖啡提神，调整一下情绪，等待继续出场。次日，演出间歇，演员可以稍稍休息了，而王莹作为剧团副团长，还有许多事要做。那时日本特务为了威胁中救，把两颗炸弹送到了后台，还身藏匕首在街头追踪演员，特别是女演员。但王莹不怕恐吓，照样广泛接触各界人士，参加一些社交活动，接受记者采访，联系宣传事宜。有时，也会薄施粉黛，身着旗袍，打扮成阔太太模样，带着14岁的小演员、西装革履的范政做掩护，机警地避开日本和汪伪特务的耳目，同香港地下党联系，请示汇报工作。王莹还同生活书店联系，主编出版了一套中国救亡剧团丛书，包括《台儿庄之春》、《梁红玉》及一辑独幕剧选等，广为发行，扩大了中救的影响。
就在中救公演前后，另一场大规模演出也在筹备之中，那是为《救亡日报》的募捐演出。但这次演出终因日寇破坏而未成功。《救亡日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机关报，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1937年8月在上海创刊后，迁到广州，又迁到桂林，经济上比较困难。继重庆之后，在港剧人准备举行公演为报纸募捐。4月30日下午，在胜斯酒店召开了演出委员会议，推举了导演、剧务、交际、宣传、总务各部负责人，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筹备工作。金山、王莹等都承担了任务。剧本选定了夏衍的《一年间》，叙述的是中国军队歼灭日本侵略军的故事，无疑也是一个轰击日寇的重炮。港英政府对剧本进行了所谓审查，提出了许多修改之处，但迫于主办团体的影响和各界的大力支持，开始还是放行了。这时，中救公演引起了巨大反响，尤其是《台儿庄之春》有力地打击了日寇，于是日寇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抗议，英国人又一次屈服了。香港华民政务司又将《一年间》剧本调回重审，最终还是下令不准上演。在港的夏衍动员了不少中外朋友，斯诺、爱泼斯坦也花费了不少时间、精力，多方设法都未挽回。经过两个月筹备已经基本就绪，原定6月中旬的演出，就这样流产了。
王莹和其他留港剧人一样，十分愤怒和无奈。于是他们联合中国旅行剧团、中华艺术团，把《放下你的鞭子》、《贼》等4个小戏组成一台大戏《黎明之前》，冲破重重阻挠，连演了两天，取得了对日寇斗争的又一个胜利。
7月1日至3日中救在香港举行了临别义演，演出了《永定河畔》、《大地劫》（4个小剧组成）、《血溅桃花》3个剧目，金山任导演，王莹担任了好几个角色。《永定河畔》是田汉创作的一个4幕剧，紧密配合抗日战争，从学生演讲写到伤兵医院，写到老百姓打汉奸，群众演员达一两百人，中救邀请了一批青年学生帮助排戏，又一次把抗日救亡的火种播撒到青年之中。
出国手续已经办妥，船期已经预定，中救整装待发。香港各界筹赈会在华商总会四楼图书馆联合各团体举行了欢送会，并赠旗以壮行。出国前夕，廖承志、潘汉年、夏衍约请金山、王莹及另外3名同志聚餐话别，对中救到南洋活动进一步作出了明确指示。王莹抓紧时间同夏衍讨论了带出去的剧目。这短暂的聚会，也是中救踏上新征途前的一次思想动员。
1939年7月中旬，王莹结束了第一次在香港度过的100多天的战斗岁月，同金山一起率领中救义无反顾地向着南洋进发了。
从越南到南洋——“马来亚情人”——人生的又一次辉煌——日特的秘密情报
1939年8月，中救抵达越南西贡，他们将从这里转赴马来亚、新加坡进行宣传演出，筹募捐款，支援祖国的抗战。走一路演出一路宣传一路的中救，在短短的等待办理出国手续期间，联系旅越西（贡）堤（岸）十大侨团机关，组织了越南各界侨团中国救亡剧团义演公同委员会，于8月25日至27日，在离西贡几里路之遥的堤岸中国大戏院举行了公演。剧目有《台儿庄之战》、《大地劫》（3个独幕剧组成）。在越华侨闻讯后，纷纷前来观看，不少人是远道而来，购买高价荣誉票的也十分踊跃，戏院门口水泄不通。第一晚演出结束时，台下2000余名观众同台上30余名演职人员一起高唱着《胜利进行曲》，相互鼓掌致敬，久久不愿散去。经过报纸报道，在当地引起极大轰动。这也强烈地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者。驻西贡的日本领事馆借口台上出现了日本国旗和俘虏，向法国殖民当局提出了抗议。法国殖民当局屈从于日方压力，宣布了禁止中救的演出。
9月下旬，王莹带领3名女队员和广西方面派往中救的一名军官先期到达新加坡，为中救的宣传活动进行准备。她首先拜访了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详细汇报了自抗战以来，从演剧二队到中救的两年历程，说明南来宣传募捐支援祖国抗战的目的和安排，希望给予指教和支持。陈嘉庚非常重视中救的活动，介绍了新加坡、马来亚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安排自己的秘书作为中救的联络人。王莹很快将消息传到西贡，于是金山率领其余队员，于10月初乘船抵达新加坡。当时，日本领事馆多次向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提出抗议，施加压力，阻止中救南下。因此，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借口“战时不准艺术团体入境”，不准金山等人登岸。在这种情况下，陈嘉庚亲自奔走、设法，也未能扭转局面，全体人员只得原船返回西贡。离新前夕，陈嘉庚派人上船告诉金山，要中救队员“化整为零，绕道南来”。于是金山等人回到西贡后，一部分人回到香港，重新办理手续，化名或偷渡到达新加坡，金山以及另一些人则从越南回到云南昆明，由滇缅公路到达缅甸仰光，经马来亚最北部城市槟城，转赴新加坡。这时，金山化名为赵洵。前后8个月之久，直到1940年4月中旬，中救全体队员才在新加坡会齐。
在等待中救队员期间，王莹积极参与当地的抗日宣传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王莹抵达新加坡之前，当地的报纸就作了王莹即将南来的报道，她一到新加坡之后，就引起了华侨的极大关注。《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等都及时发表消息、专访、照片，介绍她的传奇经历。正在《星洲日报》主持副刊的郁达夫及妻子王映霞，先后发表了《再见王莹》及《我与王莹》，一些青年学生在访问了王莹之后，发表了《王莹印象记》。“时代的女儿王莹”，是新加坡社会、特别是华侨对王莹的美誉和尊称。王莹利用自己的影响和特长，努力开展抗日宣传工作。例如1939年12月，她两次在电台演唱《扮禾歌》和《车水歌》；1940年元旦，发表文章《新年第一页》；3月初，辅导并亲自参加华侨中学的演出，演出了《反纳粹》、《放下你的鞭子》等。郁达夫在观看了演出之后撰文说：“她们的成功，确已到了话剧所能达到的高度”，认为一定会给马来亚的固有剧团提供许多学习借鉴的经验。三八妇女节前后，王莹参加了星华妇女纪念三八妇女节游艺筹赈大会，担任顾问团首席顾问，指导群众性演出活动，又参加了晨光社纪念三八妇女节游艺大会。在这两个活动中，她都应邀发表了演讲，宣传祖国的抗战，表达了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激起全场长久的掌声。4月23日，在报纸上发表了《论中国人的立场》等等。
马来亚处于亚洲大陆中南半岛的南端，战略资源十分丰富，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的南部，有长堤与马来亚的柔佛相连，海港风平浪静，扼亚、非、欧三大洲海上交通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里华侨人口众多，中华文化有着巨大影响。当时，日寇的南进政策喧嚣一时，南洋被看做它的生命线之一。因此，它对中救在华侨中进行抗日宣传十分仇视、惧怕，通过对英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阻止中救开展活动。1940年4月，中救全体人员汇聚新加坡之后，无法正式演出，金山等人只得在一些青年学生和戏剧爱好者中做一些辅导、组织工作。
这种情况到了5月份之后，发生了变化。因为德国开始轰炸英国首都伦敦，新加坡的一些团体正积极筹款救济伦敦难民，王莹、金山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南侨总会向新加坡华民政务司提出组织演出，第一次募款全部用于救济英国难民，得到了英国殖民当局的批准。5月17日至18日，在新加坡大钟楼维多利亚戏院，王莹、金山等人演出了话剧《塞上风光》，这是阳翰笙创作的表现各民族共同抗日的话剧，售票款全部交由马来亚援英义捐委员会星华组汇往英国。演出获得了成功，报纸评论说：该剧主要演员各有特长，“尤应特别指出者，即王莹女士对于活泼、粗野而又多情之蒙古少女个性，刻意描摹，一举一动，一言一笑，无不惟妙惟肖。”郁达夫赞扬说：“王莹女士……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话剧坛上，是可以树起一帜的了。”这次演出，冲破了日本侵略者的破坏和阻挠，使得金山、王莹能够公开正式开展演剧宣传，实际上揭开了筹款募捐演出的序幕。
鉴于环境关系，原中救名义不能复用，王莹、金山等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重新组建一个剧团，定名为新中国剧团（简称新中）。1940年6月6日，新中正式成立，并得到当地政府批准立案。从此，王莹、金山的抗日救亡戏剧宣传，就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新中成立之后，得到南侨总会及星华筹赈会的大力支持，很快排定了一个为期两个月的演出计划，拟演出7期，每期两三天，时间、地点、剧目、售票等等，均安排妥当。6月14日晚，星华筹赈会在大世界太平洋剧场举行盛大集会欢迎新中，中国驻新加坡领事、各侨团代表1000余人出席，南侨总会代主席陈延谦（其时陈嘉庚率团回国访问）致欢迎词，王莹金山演出了话剧《人约黄昏》。从次日起，第一期演出正式开始，《星洲日报》刊出新中首次筹赈献演特刊，王莹发表了《献辞》。她写道：身居海外一年来，“整天怀念那些喋血疆场的英勇战士，和昼伏夜行于田野山谷的千千万万的坚强朴实的农民游击队，正以一滴一滴的鲜血洒在自己的国土上，让春风吹拂开出殷红的花朵”，“三十几个月来的艰苦抗战……我们没有迟疑，没有动摇，更不会低头。黑暗的尽端，也正就是光明的开始。中国将在俄顷之际，满身光芒地站立起来。到那时候，我们要光荣地向人类宣告，中国胜利了，而我们就是中国的主人！”在此后的几期演出中，新中先后演出了《贼》、《反纳粹》、《巧妇女》、《大义灭亲》、《鬼夜哭》、《放下你的鞭子》、《塞上风光》和《永定河畔》等剧目，王莹都担任了主演或重要角色。每次演出，都由星华筹赈会安排人员售票或组织义卖献金，所得款项全部集中汇回祖国。售票款一次次突破记录，演出中献金高潮迭起，特别是每次在王莹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中的香姐时，不少观众纷纷将钱币钞票戒指等等，抛向舞台，表示献出一份绵薄之力，救济祖国的难民伤兵。演出剧场中的大标语“多救护一个负伤将士，就多增加一分抗战力量”、“讨伐汪逆精卫，反对伪政府；扩大筹赈购药，救济祖国伤难”、“前线将士不断流血，海外侨胞不断捐输”，成为广大爱国华侨的心声和动力。
由于马来亚各地侨团的热烈邀请，新中在新加坡原定的7期演出，只演了4期，就暂时中止，而改变为全马巡演。根据南侨总会与各地侨团协商意见，新中排定了一个巡回全马义演日程表，将由南向北，在全马其他11个区先后演出，时间安排到了第二年1月底。8月9日，新中通过跨海长堤，抵达柔佛，全马巡演正式开始了。新中所到之处，在柔佛、在马六甲、在森美兰、在雪兰峨、在彭亨，观众之踊跃，献金之热烈，数额之巨大，秩序之良好，都是前所未有的。马来亚掀起了抗日救亡宣传的热潮，华侨捐输救济祖国伤难的热潮。
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巡演期间，王莹的人生进入了又一个辉煌时期。她演出的一个个人物形象，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野蛮和无耻，表现了中国军民战胜敌人的顽强信念、勇气和力量；她发表的多篇文章，如《新年第一页》、《论中国人的立场》、《七七三周年感言》，以及在《南洋商报》上连载的《长征杂掇》等，都深情地表达了“带着渴望的热情到新加坡来，看望别离了祖国而颇为长久的我们父老兄弟姐妹们”，“深知无数的侨胞正和在祖国战斗着的兄弟们一样的英勇和努力，终于亲切地体验到海外侨胞爱护祖国，怀念祖国的热情”，“南洋这海天的一角，有着我们无数万的同胞，他们勤苦劳作，他们身在异地，心在祖国……祖国等待我们这些久别的儿女们回去，伸出她伟大的臂膀，抚慰着我们”。这些都激起了远离故乡而又渴念祖国战争信息的华侨们的同仇敌忾，以及支援祖国抗战的决心和信心。王莹会演戏，会写作，会唱歌，善于发表演讲，善于同各侨团人物和中下层劳动者交往，她个人的魅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和发挥。郁达夫曾说：“在马来亚推行话剧，本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原因就在观众的不易争取”。但由于新中的到来，由于王莹、金山等人的巨大影响，马来亚抗日救亡戏剧宣传异常地活跃起来了。王莹成为广大华侨心目中至纯至美的形象代表，报纸上称她为“马来亚情人”，表达了华侨对她的景仰、敬慕和热爱。旅居新加坡的著名画家司徒乔、途经新加坡前往印度举办画展的国画大师徐悲鸿分别以王莹饰演的香姐为内容，创作了大幅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徐悲鸿在画上题词“人人敬慕之女杰王莹”，还与王莹站在油画两旁合影留念。南洋黄氏总会会长黄曼士先生赋诗祝贺，他以郁达夫称赞王莹是“冬天里的梅花”入诗，写道：“大师绘事惊中外，女杰冬梅艺绝优；驰骋文坛为祖国，令名岂止遍星洲。”一些侨团为这两幅油画创作成功举行庆祝宴会，拍摄照片，印制明信片发行。由于过度劳累，加上不适应热带潮湿闷热的气候，8月份，王莹在新山演出时病倒了。住院治疗期间，当地侨领和华侨纷纷到医院探望，送去花篮，报告筹款进展情况，让她安心休养。在各地演出时，常有小朋友给玉莹写信，要来看她演戏，一个有绘画与演剧天分的叫花的小顽皮，还在信里画了一个美丽的小洋囡送给王莹。王莹与英籍人士也建立了真挚的友情，在麻坡，警察局长安德烈夫妇请新中队员吃饭，王莹送给局长夫人一枚镶红豆的银戒指，作为生日的礼物。后来，当王莹离新回国时，安德烈夫妇还专程赶到新加坡送行。
金山、王莹率团在新加坡、马来亚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始终充满了艰辛与斗争。隐藏在中南半岛的日特、汉奸千方百计加以破坏和阻挠。当他们阻止金山、王莹公开演出的阴谋破产之后，就直接跳出来进行捣乱。8月12日，在士乃山巴和街，特务公然贴出大标语“不看王莹等丑剧，不看新中国剧团反动剧”，在有的地方还组织了所谓示威游行，张贴标语“打倒新中，打倒王莹！”面对刀光剑影的形势，王莹毫不畏惧。她在《长征杂掇》中写道：“我只想说一句：我们的敌人现在还在不断地想法阻止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境遇是非常艰苦的。我希望青年的友人们，把眼睛更冷静更机警更远点去探询一下，那藏在阴暗角落里的我们共同的敌人，我相信那些有礼貌的矮绅士，一定会在作着残酷的和得意的冷笑吧？”正如王莹所料定的那样，“藏在阴暗角落里的矮绅士”变换策略，进行新的破坏。1940年11月7日，伪装为日本驻新商务领事的特务岛贯，在发往本国特务机关的秘密情报“每周报告”中称：“自王莹等来星后，各华侨团体皆流行组织歌咏团及左翼剧团。此点吾人（按：敌人自称）应切实注意。因据沪报……第三国际假此等名义欲在南洋树立强烈抗日组织”。据此，日方又通过外交途径，向马来亚英殖民当局施加了新的压力。
由于新中演出的巨大影响，筹赈款项之多，远远超过此前救济伦敦伤员的捐款数额，令马来亚殖民当局深感难以接受，加上日本方面的挑拨和施加压力，马来亚殖民当局终于改变态度，决定中止新中继续演出。11月，新中到达吉隆坡之后，当地华民政务司借口查出“赵洵”是金山的化名，曾被拒入境，现有偷渡登陆的违法行为，下令立即驱逐出境。这也涉及类似情况的其他队员。南侨总会的据理力争和一些律师的大力援助，都未能改变马来亚殖民当局的态度。当年底，金山不得不离新返国，新中的义演活动因此被迫中断了。
王莹坚守在新加坡，她分批送走了新中的队员，妥善处理了相关事宜，然后婉拒了众多侨团、学校及文化名人准备的欢送，于1941年2月14日同几位队员一起，离别新加坡，乘船返回了香港。
金山、王莹的南洋之行，自正式公开演出以来，为期仅6个月，义演27次，大小80余场，筹得赈款达叻币100万元，合当时国币700余万元，全部由南侨总会汇回祖国支援抗战，他们是有大功于国于民的。而且，全体队员工作之努力，生活之严肃，尤为各地侨胞所交口称誉，在南洋华侨中树立了良好形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香港的短暂停留——《马门教授》的演出——化装逃脱日寇的追捕
1941年2月下旬，王莹回到了香港。
自从1939年7月金山、王莹率领中救远赴南洋进行抗战宣传，已经一年半时间了。一到香港，他们就见到了一大批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辗转而来的进步文化人，得知了国内局势的新动向。原来，就在元旦过后不久，国民党顽固派策划发动了皖南事变，公开破坏了团结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国内的政治空气出现了低气压。王莹、金山等人分期分批离开南洋时，剧团已经解散了，他们不便于马上返回内地，决定暂留香港，等待党组织的最后决定。
由于各地进步文化人汇聚香港，戏剧界的力量顿时显得雄厚了。党组织及时下达了新的战斗任务。一天，中共香港工委负责人廖承志、工委成员夏衍在海景楼小饭馆请一批同志用餐，要求他们立即着手办一个剧团，组织演出，掀起新的抗日宣传的高潮。于是，司徒慧敏、于伶、金山、王莹、凤子、蓝马等旅港剧人很快就组织起来，开始排练话剧《雾重庆》了。与此同时，新的斗争又出现了。国民党的文化官员、特务纷纷从内地、新加坡来到香港，使尽种种招数，拉拢当地电影工作者，离间进步文化人同群众的关系，与我们的个别演员接触。4月底，日寇派文化特务来到香港，举行宴会，拉拢电影界，进行收买活动。正在这时，忽然盛传了一阵谣言，说“有人到香港接金山、王莹到上海拍戏”，意思很明显，是说他们要“转向”了，借此来分化我们的阵营。为了回击敌人，6月20日出版的《中国影讯》发表了一则消息说：“他们绝对不会在此时此地重莅上海。事实终于证明了：金山预备在香港自费摄制电影《保卫祖国》，至迟9月1日动手，金王夫妇两人正筹划中……”谣言被揭穿了，金山、王莹仍然活跃在香港剧坛上。
6月，王莹飞回了重庆，表面上是向曾支持过中救的桂系当局汇报工作，实际上是直接面见周恩来副主席，报告在海外的工作，同时为金山和自己提出去苏联的要求。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回到国统区是很危险的，果然，王莹一到重庆就被监视了，特务日夜跟踪，寸步不离。王莹设法在郭沫若家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姐。周恩来赞扬说，“只有我们党，才有你和金山这种人才！”但因环境关系，未同意他们去苏联。经过周折，王莹才买到机票，又返回了香港。
9月，《雾重庆》公演不久，旅港剧人为了配合国际反法西斯斗争，接着排演了著名反纳粹剧《希特勒的杰作》（原名《马门教授》），由在香港的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主办，金山和王莹主演，编剧委员会由夏衍、于伶、宋之的、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组成，章泯导演，演出收入全部由保盟捐助给国际和平医院。剧组聘请了有名的外科医生担任医学顾问，还借用了全套医疗道具。10月12日，“希”剧在利舞台隆重公演。该剧揭露了希特勒摧残文化教育科学的野蛮行径，受到进步的外国朋友的大力支持和具体帮助。中外文各报刊发了不少评介文章，对王莹等人的演出加以赞扬。香港圣玛利医院的几位英国医生也在报上发表文章说：这出戏真实地揭露了希特勒对科学家的野蛮迫害罪行，“看中国演员来扮演外国人……除了讲中国话之外，一切化装、动作都是非常真实……演出是非常认真的”，“戏中表演医院中的气氛和医生的表演，作为熟悉这门专业和有实际生活经验的医生来看，也很难看出破绽来”。有一位热心的英国外科医生在看了第一幕之后就给演员写条子表示感谢，并对微小的缺点提出了纠正。演出获得了成功，在香港形成了一个中外人士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大示威。
在旅港剧人排演第三台戏《北京人》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2月8日，日军进攻香港，36架飞机轮番轰炸九龙启德机场，日军兵分两路突袭新界和九龙半岛。激战18天之后，港督杨慕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全港最高建筑告罗士打大厦顶上竖起了白色的降旗，香港度过了一个黑色的圣诞节。
沦陷后的港岛一片混乱和恐怖。水电供应中断，粮食奇缺，烂仔明火执仗抢劫，一些人摇身一变公然佩戴“皇军××部”标志招摇过市，报警的锣声和警笛声昼夜不停。日本特务机关早就盯上了夏衍、金山、王莹等人，一占领香港之后，就大肆进行搜捕，但是扑空了。于是又变换手法，居然在电影院中放映幻灯片，声称请夏衍、金山、蔡楚生、王莹、司徒慧敏等人出来，与他们“进行合作”。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党组织作出了周密安排。当日军进攻九龙的时候，旅港剧人们就化整为零，分头转入地下了。金山、王莹由九龙乘小船过海，进入香港，与夏衍等人会齐，隐蔽了起来。1942年1月9日，王莹随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郁风、谢和赓等人，从西环一个最冷僻的码头上，登上了一条长不满3丈、宽不满3尺的小渔船，从日寇封锁的海面上，驶向伶仃洋。王莹化装为一个农妇，用锅灰将脸、脖子涂抹得黑乎乎的，其他人也都进行了一番乔装打扮。小渔船半途被日军巡逻艇拦截了，日军对王莹产生了疑问，用棍棒拨弄她还留着卷痕的头发，操着生硬的广东话问道：“姑娘，几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装扮成港澳地带小商贩的夏衍，机警地用日语同他们进行了周旋：“我们都是商人和家属，疏散到长洲去的。”听到了乡音的日本兵态度一下子松动了，又盘问了一些情况，忽然说：“她们为什么故意改扮，涂得像个什么样子？开吧！”
就在港岛上的日本特务还在搜捕夏衍、金山、王莹等人的时候，小渔船载着这群特殊的逃难者，在日军眼皮底下驶过，渐渐地，海蓝山紫的香港隐没在地平线的那一边了。又经过了一段艰苦航程，金山、王莹终于踏上了硬实实的土地，回到了祖国的大陆。
美国生活的十三年——赛珍珠的挚友——史沫特莱的帮手——白宫演出——被麦卡锡主义迫害“驱逐出境”
1942年2月中旬，王莹、金山回到了战时陪都重庆。夫妇俩先住在戴家巷金山的二哥家里，不久，王莹搬出戴家巷，同一位女友住进了一个小旅馆里。金、王之间出现了感情危机，终至分手。友人们十分惊诧和惋惜，但人世姻缘，离合聚散，局外人是无从评述的。王莹决心再次出国留学，得到了组织的批准。她变卖戒指、手表、自来水笔、秋冬衣服，又从赈济委员会获得一笔资助，凑齐了路费。临行前一晚在天官府街4号郭沫若家中，周恩来同王莹作了一次长谈，对她到美国的学习、生活等等作了许多具体指示，并且特别关切地询问她“钱够不够用？”次日，王莹乘飞机赴印度，在加尔各答和孟买等船约一个月，转乘美国海军运输船，绕道非洲好望角抵达纽约。此行，王莹的公开身份是“中央摄影场特派员”。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谢和赓也一同前往。
王莹抵纽约不久，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苏联、英国、荷兰等国的学生和青年参加了大会，王莹被中方选定为特别代表，出席大会，并发表了演讲，介绍中国青年正在为抗击日寇的侵略而战，引起了大会的极大关注。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夫人在白宫举行茶会，接待了代表。美国报纸报道了大会的消息，还发表了对王莹的专访《救国工作者王莹》。接着，美国学界组织了一个各国青年英雄代表团，在美国东部城市、学校进行友谊访问，讲演各国抗击法西斯侵略的情况，王莹也应邀参加了。她在多处演讲中，同其他国家青年一起，呼吁美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他们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在美国汽车城费城，老福特亲自到市政府迎接代表团，陪同参观工厂，全家出席午宴作陪，还由工会给代表颁发名誉工会会员证书。代表团回到纽约时，罗斯福总统夫人又在寓所开会慰问各位代表。巡回报告近一个月，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以至于后来王莹在贝满女校读书时，报社记者不断采访她，合众社将她在战区演出、南洋募捐、化装逃难等等，编写成长篇稿件，发往全国，各地报纸都有刊登，《时代》杂志也发表了。王莹很快被美国各界所认识和熟知了。各地很多团体、学校，以及家庭主妇、工人、学生、军人给王莹寄的信函，如雪片一般飞来，连欧洲及太平洋各地都有航空信件寄来。王莹一下子无法回复，学校交际科就专门组织人手，帮助她写了很多回信。
王莹在美留学期间，与著名作家、中国通赛珍珠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王莹初到纽约时，通过林语堂的介绍，结识了赛珍珠。数月后，王莹应邀为赛珍珠写的《向中国人民说话》内一则短故事配音。故事说一位美国农家妇女在田间劳作，见邮差送信来了，非常高兴，但读信之后，才知道她的独养子在中国作战牺牲了，十分悲痛。她顽强地拿起农具继续干活，表示愿与中国人民联合奋斗，打倒共同敌人——日本。赛珍珠听了王莹声情并茂的配音，甚为感动。两人的相互理解和友情，从此开始了。以后，王莹经常应邀到赛珍珠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郊区的绿丘农庄聚会、度假，交流创作体会、经验。1945年，王莹在耶鲁大学读书时，赛珍珠请她参加了自己创办的中国剧团。3月15日，剧团的第一次演出，就在白宫东厅举行。罗斯福总统夫人、华莱士副总统及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等200余人出席观看。王莹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之前，赛珍珠走到台前，介绍了王莹的传奇经历，并且请王莹自己讲述在战地工作的情况。这次演出获得了成功，东厅内掌声不断。有人请王莹到台下同罗斯福总统夫人合影留念，又与观众见面，与每个人握手、寒暄，时间竟长达40分钟之久。在这次演出之后，赛珍珠正式聘请王莹为中国剧团负责人，不久，又聘请王莹为东西方协会理事。王莹对剧团进行了改组，剧目除保留了《放下你的鞭子》外，又排演了丁西林的两个独幕喜剧，于5月22日至23日，在纽约一个高档戏院演出。不少进步的美国友人、东西方协会各地分会负责人都来观看，所送的花篮摆满了台口和化妆室。赛珍珠亲自登台介绍说：现在的演出，“是将一个富有才能的中国演员和乐师的剧团带到了这里，他们将用人与人之间最直接交流的方式把他们自己国家的这些故事带给你们。”此后，剧团在美国东部、中部和南部许多地方演出两个月之久，剧目增加了赛珍珠根据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的两幕话剧《第一个妻子》（又译为《原配》）。王莹饰演其中的媳妇英。《华侨日报》评价说，王莹“功夫精深，演来细腻动人，尤其是在第二幕，一喜一悲，有好些观众被感动得流泪”。演出场所内外，王莹广泛接触各方面观众和各地华侨社团，推动了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宣传了中国的抗战，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王莹创作小说《宝姑》时，也得到了赛珍珠的鼓励和支持。她还推荐蒲爱德小姐将《宝姑》译成英文，并帮助联系一家英国出版社出版。1954年10月，王莹和谢和赓被美国移民局逮捕，关押在哀离思岛上。赛珍珠多方设法营救，又经过律师向华盛顿最高法院上诉，由赛珍珠等人交3000美元保释金，王莹夫妇才被释放出狱3天。离开美国前夕，赛珍珠夫妇同王莹夫妇见面，赛珍珠说等王莹回国后，将要发表文章，帮助美国人民了解美国政府的种种违法行为。她泪流满面，同王莹依依惜别。她还托王莹回国之后，去看看安葬在中国土地上的自己的父母和幼弟的坟墓。
王莹同史沫特莱也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1943年，史沫特莱到贝满女校讲演中国问题，学校派王莹作代表，到火车站迎接，两人就认识了。当时，史沫特莱住在纽约州萨拉托加泉附近的雅都山庄，正在创作一部有关中国的剧本，描写一名中国军官在中日战争中作出政治抉择的历程。她发现自己在创作中“深陷于无知的泥沼而步履维艰”，因此就把王莹作为主要咨询顾问，不断地向她请教。为了把人物和场景写得真实可信，史沫特莱写信询问王莹：“已婚的两个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是怎样表达爱情的？在什么情况下，中国年轻军官有可能被一个外国女人所吸引？如果顺从这种吸引，随着关系的发展，他会希望什么？担心什么？”等等。王莹写了好几封十分详细的长信作了诚恳的回答。王莹还常常把自己对于中国国内情况和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提供给史沫特莱参考，对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45年夏天，史沫特莱开始创作《伟大的道路》（《朱德将军传》），将在延安和八路军中搜集到的和朱德寄来的材料，交给王莹帮助翻译成英文。在一段时间内，王莹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把全部时间用在翻译工作上了。两人还经常通信，史沫特莱向王莹叙述写《朱德将军传》的计划、对延安的怀念，回忆在红军的生活等等，计有40多封信，王莹都一直珍藏着。1954年10月，王莹被捕之后，美国友人帮助她整理书籍、信件，因为当时史沫特莱已经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列为重点调查对象，友人们怕这些信件被搜查出来对王莹产生影响，就迫不得已将它们全部烧毁了。
王莹在美期间，引荐老舍、曹禺结识德国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是值得一提的事情。那是1946年，老舍和曹禺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前往美国讲学，在美国访问了许多地方，来到了纽约。当时，布莱希特正在纽约创作《伽利略传》。他是一个地道的中国迷，不仅挚爱中国古代哲学、诗词，而且对中国的戏剧有着精深的见解，并且受到梅兰芳的启示，创造出既不同于梅兰芳又不同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世界第三大戏剧体系。老舍和曹禺在他的寓所里，谈得特别高兴。布莱希特和夫人魏格尔热情地准备酒菜，招待他们。40年后的1985年，曹禺老人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还说这是他们美国之行中“最值得记述的”。
王莹刚到美国的头几年，生活是十分窘困的。她先在高桥女子大学读书，虽然免交学费，但膳宿费很贵，王莹一时交不出来，学校庶务处接连送来字条，催她速交，使得王莹路过庶务处窗口时，连头也不敢抬，在餐厅里听到其他同学谈笑声，连饭菜也感到难以下咽。以后转到贝满女校，王莹一边申请分期付膳宿费，一边向国内友人徐悲鸿等写信求助，幸得徐悲鸿暂借她一笔款子，才度过了难关。暑假中，她还到费城郊区一个小剧场打工，不领薪金，也不交膳宿费，过了3个月之久。进入耶鲁大学之后，她获得了每月75美元的奖学金，才能够比较安心地读书了。主持中国剧团之后，王莹才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不过仍然是仅仅温饱而已。但王莹从未放松自己。她刻苦学习，所以成绩优秀，后来获得了奖学金；她认真工作，所以将中国剧团办得有声有色，获得多方好评，赛珍珠也深感满意；她勤奋创作，所以在身体一度虚弱，居住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写出了25万字的长篇小说《石榴花开的时候》（《宝姑》原名）初稿，并且与蒲爱德小姐一起将它翻译成了英文。
王莹身在异乡，心怀祖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她密切注视着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进展，十分兴奋。1950年的一天，她在电影院里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纪录片，当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时候，王莹十分激动，充满了自豪和幸福感，浑身增加了勇气和力量。在此之前，夏衍曾写信给她“速作归计”。王莹真是归心似箭了。但是，那时她无法凑齐路费，因而无法成行。1950年之后，美国麦卡锡主义横行，参议院调查小组委员会开展了一场范围广泛的清查共产党运动。由于王莹在不同场合批评过美国的对华政策，谢和赓又在《华侨日报》工作过，都早已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加上王莹所接近的史沫特莱、蒲爱德小姐等，都是被审查的对象，因此王、谢都被列入了调查名单。到1953年底，先是联邦调查局的人不断上门盘问一些问题，后来移民局政治部经常叫王、谢去谈话，发表格让他们每3个月填报一次送去。1954年10月，谢和赓、王莹先后被捕，关押在纽约口外哀离思岛上。谢和赓工作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同事，组织了一个大维·谢夫妇后援会（大维是谢在哥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所用的洋名），到移民局前扛牌示威，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过去的教授、一些邻居纷纷致函纽约移民局和华盛顿司法部，要求准予保释，赛珍珠、蒲爱德小姐及几名进步律师更是花大力气营救。直到在押送王、谢夫妇到西岸的前3天，移民局才同意由赛珍珠等人交保释金保出了王莹、谢和赓，在一些友人的帮助下，王谢匆匆收拾了行装。离开纽约时，王莹签了两份暴露美国监狱及司法部违法行事的誓证书交给律师，请他等到王、谢回到祖国后送给报社发表。
王莹、谢和赓被押送至美国西海岸的三藩市，关押了一星期后，被押解上船，返回了祖国。
回到祖国——未被新环境接纳——蛰居京郊农村——“文革”中冤屈而死
1955年新年刚过，王莹夫妇回到了北京，住在华侨招待所。两周以后，董必武在办公室接见了他们，几天后又设家宴为他们洗尘。王莹的老乡李克农、阿英和老朋友田汉等人作陪。席间，谈往昔，谈未来，充满了自豪和向往。刚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百废俱兴，欣欣向荣，正是中华儿女贡献聪明才智、大显身手的好时机。王莹为之奋斗大半生的理想，终于实现了。她感到由衷的喜悦，欢欣鼓舞，盼望着尽快投入到工作中去。
1956年，王莹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她衣着朴素，行事沉稳，待人亲切，处世低调，显现了她思想和性格的本色。这时，她开始构思创作反映在美生活的长篇小说《两种美国人》，但是不久，单位里就传说她身体不好，无法正常工作。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之后，王莹被通知每天按时上下班，参加批斗会。她沉默地坐在一角，有时竟然为被批斗的右派倒开水，买来一包糖炒栗子，也同样抓一把送到右派分子面前。这些充满同情之意的小动作，被领导不点名斥责为“严重敌我不分，给敌人糖炒栗子吃！”王莹不置一词，依然默默地坐在会场的一角，看着批斗会上的喧闹和狂热。1958年初，谢和赓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到北大荒劳改，王莹和一名保姆住在电影厂宿舍里，很少有人来往。临近暮冬，王莹搬到西郊香山农村蓝涧沟（又名狼见沟），租住在一户农家房子里，从此很少进城，几乎与世隔绝了。
王莹回国之后，并没有为新环境所接纳。文艺界的重要活动从来没有通知她参加过。例如1957年4月，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成立，选出23名主席团成员，175名理事，其中不少人是王莹早年的同台演员，抗战宣传时的伙伴，更有一些刚刚踏入电影界的后生，而对中国早期左翼电影有过贡献的王莹，却没有被安排一席之地；又如1958年，编辑出版《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煌煌3部大书，却不约请从上海艺术剧社开始就投身到革命话剧运动，直到把《放下你的鞭子》演进美国白宫的王莹撰写稿件，在其他人文章中不得不提到她的时候，点到名字就一笔带过，而不作具体详细介绍，更不要说有专章专节记叙了；再如1961年10月11日，为了纪念已经逝世6周年的洪深先生，中国剧协邀请一些过去和洪深合作过的同志开座谈会，会后《戏剧报》发表了与会者的长篇发言，却不邀请在洪深导演的影片中担任主角、抗战初期又与他一同在战区演出的王莹参加，如此等等。显然，不通知她参加社会活动，不约请她撰写文章，不安排她担任荣誉职务，有人就是在有意疏远她、淡忘她、封杀她。经过“文革”之后的拨乱反正，现在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定是江青的淫威在发生作用。王莹刚回国不久，已经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曾托人传话，有事可找她，但王莹并未找上门去。对威势赫赫的江青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的王莹，加上以前同江青又有过不愉快的纠葛，被一些人所冷落，不是再自然不过的事吗？
住在香山农村的王莹，一边治疗高血压病，调养身体；一边继续修改誊抄《宝姑》，创作《两种美国人》。1961年，谢和赓从劳改农场回到北京，成了王莹创作的帮手。王莹入乡随俗，与村里农民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她穿着中式服装，逢到村里人家婚丧嫁娶，也凑份子出人情，见到不同年龄的妇女亲热地喊“嫂子”或“小妹”；她与当地中小学生更常有往来，还为他们写过一首《小鸟》的诗，称赞“少年儿童是美丽的小鸟”，鼓励他们“勇敢地飞越急骤的风暴”。
王莹最高兴的日子，是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期间，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时候。周总理在香山饭店宴请电影界代表，发现王莹没有到会，就立即派人把她请来了。周总理特地走到她面前，握着她的手说：“你在美国的情况，我都知道，你做了不少工作，工作得很好。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王莹处于极其困难的年头，这些亲切的话语，带给她的是无限的感动和鼓励。王莹兴奋了好一阵子，从来不事张扬的她，特地将这件事告诉了几位好朋友。
蛰居农村的王莹，偶尔也有几位友人上门拜访。爱泼斯坦夫妇就是其中之一，比邻而居的张仃夫妇还请王莹夫妇一起过圣诞节。这些都给了王莹许多温暖和慰藉。王莹对家乡芜湖十分怀念。1955年和1956年，王莹夫妇曾3次回到芜湖。1963年冬，阿英带着王莹的好友汪授华的女儿钟文秀，专门到香山去看望她，她高兴地问长问短，表示想再次回芜湖看看，流露出对家乡的思念之情。1966年4月，当老舍得知她创作的《两种美国人》已经完稿，《宝姑》也修改、誊抄完毕，特地到香山看望她，送给她一幅已经装裱的七绝：“小住郊园百病除，西山爽气入蓬庐；风香日暖松云外，细读人间革命书。”并且称王莹为“不写诗的诗人”。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很久，言语中，对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虽然没有直接点明，但也都有了某种预感和担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王莹被勒令回北京电影制片厂参加运动，她成了第一批被冲击的对象。江青曾在多次会议上点名说“王莹坏得很”，大字报上更直接宣布她的罪名是“美国特务”、“三十年代黑明星”、“老吸血鬼”。对她的批斗、羞辱逐渐升级，直到演化为“武化”革命。同时，一批一批红卫兵对她在农村的家轮番查抄，把她的书稿、照片、资料、字画等等全部查封运走了。后来，红卫兵住进了王莹的家，又把谢和赓隔开，不让他们互相接触，同外人联系。1967年7月，王莹被关进了监狱。此后长达几年的审讯，主要是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1934年到日本留学是不是当了日本特务？二是1935年在拍《自由神》时被捕，是不是当了叛徒？专案组还在全国范围内查证王莹的问题，甚至连三四十年代与王莹有过一面之交的人也不放过，都要再三追问。对这两个问题，专案组所查找到的材料，绝大多数当事人的证明，都充分说明王莹是清清白白的。但是，在那种高压之下，也有个别正处于被迫害的人，为保全自己，而胡言乱语。专案组始终抱定“特务”和“叛徒”的罪名不放，翻来覆去要王莹“老实交代”，有时审讯是很野蛮的。王莹原来就患有高血压，狱中得不到治疗，更谈不上营养和休息，思想上感到屈辱而又无法排解，她的身体很快垮下去。1972年2月就失去了意识，11月入院治疗，1974年3月3日凌晨4时停止了呼吸，当天上午10时就被火化了。在专案组上送的报告里，给她作的结论是“特嫌”。
王莹含冤而死，终年60岁。没有子女，没有遗言，没有告别仪式，没有亲友送别，宛如一阵清风吹过，消逝得无影无踪。
平反昭雪和遗著发表——王莹资料陈列室及汉白玉雕像——故乡人民的纪念
1976年，“四人帮”垮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大批冤假错案被推翻。1979年7月，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推倒了强加在王莹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平反昭雪。王莹的骨灰，原来草草地埋葬在西郊梅山，没有堆成坟茔，没有树立墓碑。平反之后，没有迁葬，只镌刻了一块汉白玉的墓碑，上面刻了小学生们赠给她的小诗：“严冬刚刚过去，鸟雀在树上鸣，走近狼见沟的小径，就想着我们的阿姨王莹……”墓碑静静地躺在谢和赓的房间里，仿佛是王莹与丈夫依然厮守在一起。
王莹的遗著《两种美国人》和《宝姑》的手稿，发还给谢和赓的时候，已经凌乱不堪，还缺少了若干章节。经过谢和赓整理和补充，终于先后于1980年和1981年在《收获》上发表，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王莹平反后，一大批曾与她共同从事革命文艺活动的同志，如夏衍、阳翰笙、爱泼斯坦、臧克家、赵丹、赵清阁、施蛰存、王任之等等，都先后发表文章，悼念这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作家和社会活动家，香港、台湾、新加坡的报刊上也发表了纪念文章。一些出版社出版了王莹的传记，如《马来亚情人》、《洁白的明星》等，王莹的文章被收入《雾外江山》、《碧榭听歌》等书中出版。
家乡人民，深深地怀念着王莹。早在1983年出版的《芜湖古今》一书中，就有专文介绍了她。1991年11月，谢和赓向芜湖捐献了王莹有关资料，包括《两种美国人》和《宝姑》的珍贵手稿。市委市政府举行了隆重的王莹资料捐赠暨纪念雕像揭幕仪式。2006年3月19日，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播出了记录王莹生平的专题片《宝姑出逃》，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介绍了王莹从一名逃婚的童养媳成长为文化名人的人生历程。
在风景秀美的镜湖烟雨墩上，王莹资料陈列室已经建成开放，成为人们缅怀、瞻仰王莹，研究、学习王莹的重要阵地。在绿树掩映之中，1.8米高的王莹汉白玉雕像，安详地含笑注视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和父老乡亲，她终于回到了生命开始的地方，这块魂牵梦绕的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