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沐昌根
交通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之一，我们祖先早在七八千年前就发明了舟船。成书于西周（约公元前11 世纪-公元前771年）初叶的《易经》说：“黄帝、尧舜……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修不通”。《史记·夏本记》记载禹治水“陆行乘车，水行乘舟”。《诗经》有“二子乘舟”之句。我国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考工记》也有“作舟以行水”的记载。
芜湖襟江带河，境内水网密布，沟渠纵横，水量充沛，是江南著名的水乡泽国。由于这样的地理环境，生活在芜湖的先民，为了生存和繁衍，远在商周时期，就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发明了船舶，用以渔猎、交往、客货运输和战争，享有充分的舟楫利。据史籍直接或间接记载，芜湖先民在造船用船上有众多领先于我国各地的地方，为造船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我国古代造船史和中华文明史上曾经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第一章：芜湖造船历史
一、悠久的造船历史和众多造船荣誉
芜湖造船历史最早可追溯到27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此时，芜湖南陵县崛起为扬州地区唯一的、也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青铜采、治、铸基地，为朝廷生产金、银、铜。《尚书・禹贡》记载了这些产品的运输情况：“淮海惟扬州（南陵时属扬州）……厥贡惟金三品（金、银、铜）……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这是说以船舶实行江海联运，将南陵的“惟金三品”作为贡品运往朝廷。它表明当时南陵已有船舶制造业，否则是不可能“沿于江海，达于淮泗”的。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舟师之战和第一次水战均发生在芜湖在列国争霸的春秋战国时代，芜湖地处“吴头楚尾”之地，雄踞长江下游的吴国和中游的楚国都重视船舶制造业。其中，吴国被称为“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的国家。他们为争夺长江控制权和长江流域富饶的土地，曾发生过多次舟师之战。明代《龙江船厂志・文献志》说：船舶“降自吴楚，遂倚为战争之具，国家安危，恒必系之。”《左传》说：“周灵王二年（鲁襄公三年，前570 年），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克鸠兹（今芜湖东约30里处），至于衡山”。《中国古代海战水战史话》和《中国水运史》均说：“这是有文字记载的我国最早的水战。”舟师之战就是水战，显而易见当时吴楚两国一定有造船业，为舟师制造战船。
关于我国将船用于战争的历史，《中国古代海军史》一书引用了《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四卷的记载说：“水战之具，始于伍员，以舟为东，以楫为马。”伍员又名伍子胥，楚国人，因父兄为楚平王所杀，投奔吴国，佐吴伐楚，深受吴王阖庐器重。一日，阖庐向伍子胥请教船军之备，伍子胥对曰：船名大翼、小翼、楼船、桥船（《越绝书・杂记》）。这是见于文献的我国战船的最早分类。
历史上首次为船舶命名也发生在芜湖
《左传》记载了此事：“鲁昭公十七年（周景王二十年，前525），楚人及吴战于长岸（今芜湖天门山一带）。”《文献通考・卷158》“舟师水战”记载了此次水战。记载中了吴国失王船后，派三人潜伏王船侧，夜间高呼艅膛，潜伏者闻声轮流应答。楚军误认为吴军攻入楚营，发生混战。吴军乘势进攻，大败楚军，夺回艅艎的故事。原文如下：“昭公十七年，吴伐楚，阳匄为令尹，战于长岸（今芜湖天门山一带），大败吴师，获其乘舟艅艎（舟名），便随人后至者守之，环之及泉（环周也），盈其隧炭，陈以待命（隧出入道）。吴公子光请于众曰：丧先王之乘舟，岂为光之罪，众亦有焉，请籍取之，以救死。众许之，使长鬛者三人（长髭鬛与吴入异形诈为楚人），潜伏于舟侧，曰我呼艅艎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迭对，楚人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艅艎以归。”明代李昭祥的《龙江船厂志·文献志》说：“艅艎，舟名。舟之有名始此。”这就告诉人们，在此之前船舶是没有正式官方名称的。《长江古城址-芜湖楚王城》记载此城“此垣外圩田内曾发现朽蚀木舟。”经考古专家认定，座落今在芜湖市区东约二十里的楚王城，即古鸠兹所在地。这一发现，这春秋战国时代吴楚两国造船业提供了实物证据。
芜湖在国内首先制造出帝王王船
“楼船凌洪波，寻戈刺群虏”到了汉代，芜湖造船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一跃成为睥睨群雄的国家楼船建造基地，专门为汉朝水军制造主力舰船——楼船，也是全国唯一设楼船官，为国家监造楼船的地方。
明代李昭祥的《龙江船厂志》说：“船司空，《汉书・地理志》：‘京兆尹船司空’。注云：‘本主船之官，遂以名县’。又庐江郡有楼船官。”
《中国古代海军史》说：“西汉的造船中心有数十处之多，其中主要有长安、洛阳、巴蜀（今四川）、长沙和洞庭湖一带、庐江郡、豫章郡（今南昌一带）、吴（今苏州）、会稽（今绍兴）、福州、番禺（今广州）等地。”
《中国造船史》也说：“庐江郡……汉时在此设楼船官。”
上述三种史籍均只说庐江郡设楼船官，未说第二个地方设楼船官，这都说明了当时庐江郡造船场是国家创办的唯一的官办造船厂，类似于今天的大军工厂级别，其重要性和造船技术也肯定高于他处。
《中国造船史》说：“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又亲自巡视了自古以来的造船重地庐江郡，并从浔阳（今江西九江、湖北黄梅一带）乘船顺江而下……他巡视庐江、浔阳这些造船重地，说明他相当重视船舶的建造和发展。”《中国古代海军史》一书也说：“汉武帝在元封五年乘船巡海时，先从浔阳登船，顺流而下……然后‘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可见对长江下游来说，庐江（造船）基地的重要性，远在浔阳之上”。
庐江郡究竟在哪里
上文中的庐江郡，它不是今天江北的庐江县，而是芜湖的青弋江。
《中国古代海军史》一书第25页“庐江、枞阳”就对历史上在今天的庐江一带造船产生了怀疑，书中说：“庐江郡治所先设在今之安徽舒城，后移潜山，均距长江甚远。”显然，不便于建立造船基地。书的作者并不清楚汉初庐江指得就是今天的青弋江，郡乃以江为名。
对此，清代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1839-1915）在他历时40余年完成的巨构《水经注疏》“庐江水”一节中有明确的考证，他纠正了北魏郦道元“注后才有此说”，杨守敬还说：《水经》“盖因水名甚著者而录之”，“惟（庐）山北之石门水，源流颇短，似不应称江，《水经》亦似不应以庐江水立篇。”“郦氏求庐江水不得，以庐山北石门水当之，而三天子都称于庐山矣。”
杨守敬的《水经注疏》以众多资料说明汉初的庐江就是江南青弋江，纠正了包括北魏郦道元等注家说在今江西庐山或今江北庐江县之错。他说：“《水经》‘庐江水’篇曰：‘庐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彭泽县（今鄱阳湖），西北入于江‘。而晋代地理学家郭璞在《山海经》注中就指出：‘三天子都，今在新安歙县’，‘今青弋江当庐江’，‘三天子都即今徽州之黄山’”。
杨守敬还引用了唐代庐潘《庐江回辩》（出于《唐文粹》），一文说：青弋江之源头在“歙州南率山西之水为庐江”，“庐潘之说与《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水经》适合”，讲的就是发源于今歙县的青弋江，在汉初为庐江。
杨守敬还在他的《晦明轩稿》一书的《山海经汉志水经庐江水异同问答》一文中以2000多字的篇幅，进一步论证了汉初的庐江就是青弋江。其文曰：“汉志庐江郡下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据其所言是丹阳之青弋江也，青弋江出黄山（即三天子都），北过石台东西（即陵阳），又北过宣城西（即宛陵），而北入江，无不与汉志合者。”“汉志丹阳郡宛陵下有彭泽聚……水经所涓彭泽具者是彭泽聚之误。”《水经》说“西北（自芜湖）入于江”即“今之青弋江”，“与《山海经》《水经》悉合。”
杨守敬的庐江就是青弋江之说，还可以在众多史籍中找到验证。《谈史方舆纪要》说：“胡氏注，文帝初分淮南为庐江国，在江南”。《长江古城址》说：“汉初置庐江郡于江南，因庐江为名，庐江即今青弋江，”“汉武帝元狩年间，废江南庐江郡，另置庐江于江北。”《安徽大辞典》说：“庐江郡，楚汉……辖境相当今安徽长江以南。”《安徽建置沿革》说：“庐江郡为西汉庐江国……位于今江南地区，庐江指今皖南青弋江。”《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庐江郡”条说：“楚汉之际分秦九江郡置，辖境相当今安徽省长江以南，泾县、宣城以西。”《汉书・地理志》应劭注说：“庐江出陵阳（今青阳）东西，北入江。”这里指的也是青弋江。
上述众多史料无可争议地表明，汉初庐江就是今天的青弋江，芜湖一带是朝廷创办的重要船舶建造基地，是当时全国唯一的设船司空的所在，也是为水师制造主力舰楼船的地方。汉武帝当年巡视长江直至入海乘坐的楼船极可能是在芜湖制造，因为当时芜湖造船场是国家唯一设楼船官监造主力战舰的船场，官方背景的船场其技术水平、性能、豪华程度一定高于其他船场，必然也会是汉武帝王船首选制造场。
二、三国时期的芜湖造船业
三国鼎立时期，曹魏和孙吴占据江淮地区，淮河南北为曹操所有，孙权占据江南各地，吴、魏仅一江之隔。双方为了争夺地盘，都重视水上武装建设，在六十年间进行过几十次大小战争，其中发生在芜湖濡须口（今裕溪口）的舟师之战多次。因地处长江、淮河水网地区，吴、魏双方均重视水军建设和战船建造。赤壁之战后，曹操水军全军覆没，次年返军至淮（亳县），即“作轻舟，治水军”。曹操之子曹丕写的《浮淮赋》说：“大兴水军，汛舟万艘”。建安十八年（213），曹操为了征战孙权，在濡须口附近设造船工场，制造油船，船身涂桐油，裹以牛皮，名曰“蒙冲”，用以“冲击敌船”。建安十九年，曹操舟师征战到濡须口，生擒了孙权部将公孙阳。
但是，曹操的水军和造船规模都不如孙权。孙权于建安十七年（212），凭借浩浩荡荡的长江，沿江置督，扼守要津，控制长江中下游航道。他除了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州闽县），制造海舶，与辽东、句骊（朝鲜）、夷洲（台湾）扶南（南越）通商，另在武昌（今武汉）设造船场外，还在濡须口设督，建立水军基地，为中央直属部队，并设造船场和水上要寨——濡须坞，置典船都尉，主管造船事务，为濡须督制造战船和防务。孙权凭借发达的造船业，建成了强大的水军。
《三国志・周瑜传》说：孙权大将周瑜“泛舟举帆，朝发夕到，士风劲勇，所向无敌。”《吴书·吴主志》说：孙权“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与曹操对峙。孙权最盛时有战船5000余艘，大者长达20余丈，可载将士六七百人，载重量达万斛。还造出“往来如飞鸥”的走舸，双船连接，履波涛如平地的舫船，用于潜渡的油船等。孙权秘乘楼船有“飞云”、“盖海”等名号，船上皆雕镂彩绘，华丽非常。《太平御览》卷77说：孙权“制大船曰大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与群臣泛舟江津。”《龙江船厂志·文献志》说：“吴将军贺齐所乘船，雕刻丹镂，青盖绛幨，蒙冲斗舰，望之若山。”
吴黄武二年（223），孙权将芜湖县治由鸠兹（今芜湖东20里）故地迁至青弋江下游南岸今鸡毛山高地，这说明他对捍卫芜湖对江濡须口水军和造船基地的重视。刘备也曾说过：“江东形势，先有建业，次有芜湖。”
《安徽历史述要》说：“曹吴无数次战争，进攻的目标常在濡须（今裕溪）、合肥两地”，“同一个濡须口，是孙权最坚固的北门锁钥，也是曹操闭寨的咽喉”，《龙江船厂志・文献志》说：“孙权舟船整肃，曹操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曹操对濡须奈何不得，除建安十九年擒孙权部将公孙阳外，在此前后数次进攻濡须均无功而返。
建安十七年（212），曹操西破马超、韩遂之后，又急向东行军，进攻濡须口，无所获。建安十八年，曹操又率水陆军四十万东攻濡须口，仍然扑空。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又“众樯成林，舳舻千里”，进攻濡须，遭到失败，所以诸葛亮曾指责他“四越巢湖不成。”曹操死后，魏黄初四年（222），曹丕乘孙权与刘备构兵，要孙权“质子”（人质），孙权不应，曹丕遂三路攻吴，令曹仁向濡须进军，又败于孙权部将朱桓。魏嘉平四年（252），魏乘孙权逝世，派诸葛诞、胡遵率水陆大军七万进攻东兴堤（今裕溪口附近东关），又惨败于吴将诸葛恪。《三国志》也多处记载了曹魏伐孙吴之事。《孙胶传》说：“是时，曹公数出濡须，胶每赴拒，号为精锐。”《吕蒙传》说：“后从权拒曹公于濡须，数进奇计，又劝权夹水立坞，所以备御甚精，曹公不能下而退。”《孙权传》说：“曹仁遣将军常雕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须中州，仁子泰固引军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将军严圭等击破雕等。”
据史籍记载：吴天纪四年（280）三月，吴国被晋国灭亡后，晋王浚收编吴国的战船尚有5000余艘。孙吴在濡须能数次反击曹魏进攻而取得胜利的史实表明，他在濡须有强大的水军和为水军制造战船的造船基地。如果没有坚实的造船、修船基地，要坚守濡须这个孙吴水军的桥头堡是不敢想象的。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芜湖造船业
根据《中国风俗通史・魏晋南北朝卷》记载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地区的造船业有很大的发展，既有载重量大、安全可靠的大船与楼船，又有机动性强、灵活轻便的快船小艇，种类繁多，造船业十分发达。芜湖在这个时期造船业如何，我们从这一时期发生在天门山等芜湖地区的多次舟师之战，可以窥见其端倪。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晋人伐吴，吴主遣将军张象，率舟师万人，御之于梁山（今天门山）。”《中国历代战争史·两晋卷》记载东晋讨叛将王敦之战，“王敦欲进一步控制朝政……遂移镇姑孰于湖（今芜湖）”。太宁二年（324）正月，王敦“乃以其兄王含为元帅，率钱凤及冠军将军邓岳，前将军用抚等水陆五万，指向京师（今南京）”
《安徽省志・军事志》记载，晋明帝讨晋安王子勋之战说，秦始二年（433）二月，“晋明帝水军于赭圻（今繁昌西）之浓湖（今荻港）战胜子勋部将刘冲舟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两晋分册》记载：晋平叛将苏峻之战，咸和二年（328），“三月，苏峻舟师南屯于湖（今芜湖）”
《中国历代战争史・南北朝卷》记载有，宋内乱之战时，“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正月，江州刺史藏质拥荆州刺史南郡王义宣（武帝第六子）以叛，宋主命领军将军柳元景为抚军将军，以左卫将军王玄谟为豫州（芜湖时属豫州）刺史，以讨义宣，舟师进据梁山洲（今天门山），于两岸筑偃月城，水陆待之。”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大明七年（463），祀梁山大阅于江中，立双阙于山上。”《文献通考·舟师之战》记载：“梁元帝承启元年（552），湘东王绎遣王僧辨讨侯景，水战于芜湖。”
《芜湖诗词》记载：梁元帝萧绎（508－554）《讯芜湖》诗句曰：“桡度菱根反，船来荇叶低。帆随迎雨燕，鼓逐伺潮鸡。”南朝梁文学家刘孝绰（481-539）《夕逗繁浦》诗句曰：“岸回知舳转，缆解党船浮。……疑是辰阳宿，于此逗孤舟。”
《读史方舆纪要》说：“梁敬帝初（555），江州刺史侯瑱拥兵上游，不附于陈霸先，霸先遣将侯安都等，师舟师立栅于梁山以备之。”
《资治通鉴・元嘉二十七年》记载：宋文帝刘义隆抗击北魏军南进，沿长江建立防线，他“游逻上持于湖（今芜湖），下至蔡州（今南京西江中），陈舰列营，周亘江边，自采石至于既阳（江苏江阴）六七百里。”
我们从以上史籍等记载中可以看出两晋南北朝时期，芜湖军船民船制造业都相当发达的。其中梁元帝乘坐的船应当是比较高大而又豪华的船，可能是官方造的战船，亦可能是民船。刘孝绰乘坐的当是民船则是可以肯定的。
四、隋唐时期芜湖的造船业发展
唐代是中国造船业鼎盛时期。
白居易（772-846）描写江南风光的诗说：“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旧唐书・崔融传》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唐国史补》卷下说：“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剩，舟楫居多。”这都是对唐代贸易船舶水运盛况的历史记录。
据《芜湖市志》记载：唐太宗贞观元年（627），芜湖属江南道宣州；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芜湖属江南西道宣州；上元二年（761），江南西道宣州；德宗贞元三年（787）芜湖属江南东道宣州；五代、南唐李升元年（937）复置芜湖县属江宁（今南京）府。前后316年属宣州，我们从宣州唐代造船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到芜湖的造船线索。
《资治通鉴》卷198说：贞观二十一年八月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今朝鲜）。”这十二州是宣、润、常、苏、湖、杭、越、台、婺、括、江、洪，包括了现今皖、苏、浙、赣广大地区。征高丽的船要入大海，必须是大船。宣州治所地处小河流水阳江，距离长江较远，造入海大船是不行的。他们为朝廷造入海大船很可能在时属宣州又濒临长江的芜湖一带，只有这里才能造大船由长江顺流而下入海征高丽。
《长江航运史》（大事记）记载了唐代在长江流域两次大规模造船活动：一是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命阎立德等……命江南十二州造大船数百艘。”二是贞观二十二年，“太宗为东征需要，命长江沿岸开展大规模造船活动。”
《九国志》卷3记载说，“工匠对宣州刺史田頵说：冯公（冯宏铎）楼船之盛，闻于天下”。《九国志》卷2：“每一舟，必远求楩楠既成，数十岁为用，余木性不禁水，非久必败。”这说明当时他们对造船木料十分讲究，选择“数十岁为用”而见水不易腐朽的上等楩楠。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唐武德七年（624），辅公祏叛，遣其将冯慧亮等师舟师屯博望山（今天门山）。”“天复二年（902），冯宏铎据升州（今南京），引楼船兵袭宣州（今宣城），杨行密（852－905）将田頵帅舟师逆战于褐山（今四褐山）、大败之。”
由以上记载可见，当时芜湖一带水面战船林立、水战频繁，借此可以推断芜湖一带丰富的江河滩涂，必有较为发达的船舶制造基地，只是由于当时芜湖的政治地位较低，没有留下详细的方志记载。
《长江航运简史》记载：“唐代长江流域民间造船业进入了兴盛期。《隋书》记，隋开皇十八年（598），文帝杨坚下诏说：‘吴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私造大船，这是朝廷不能允许的，朝廷深恐老百姓把大船作为作战工具，起来造反，所以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就是没收为官船。这里说的“江南诸州”，应当包括芜湖所在的宣州。
《太平广记》卷470“刘成”条说：“宣州当涂（芜湖时属当涂）民刘成、李晖‘尝用巨舫载鱼蟹，鬻于吴越间’。”
《中国造船史》说到唐代的造船地点说：“内陆广大地区没有造船工场。有文献可考的有江南的宣州（今宣城）。”该书列举了11处造船地点，宣州位列第一。当时宣州造大船应当是在芜湖、当涂的沿江滩涂地区，或者是在容易进入长江的青弋江沿线，而不大可能在水阳江，因为大船不易由水阳江进入长江。
五、宋元时期的芜湖造船业
《中国古船图谫》第八章记载说，宋元造船业突飞猛进，不少地方都有造船场。单以官船场所在地而言，就有数十处之多，其中有太平州（今当涂，芜湖时属太平州当涂）造船场。
《长江航运简史》第五节“长江流域造船业的大发展”说：“两宋时代，水系的木帆船建造业跃上了历史的高峰。当时政府所需的各种船舶，几乎都由长江沿岸各地建造。”
《中国长江下游经济发展史》也说：“两宋时期，长江下游的造船业，既有官府造船的船坊、船务和船场，又有民间为数众多的造船作坊。”
《芜湖市志》“船舶工业”一节说：“宋元时期……青弋江曾有专门运送茶叶的“仙踏子”船。这些记载告诉我们，地处长江下游沿江的芜湖地区造船业已相当普遍。我们再从这一时期发生在芜湖一带的水战中可以看到军船的制造。
《中国历代战争史・宋辽金夏》（上）说：开宝七年（974），宋将“潘美等自采石渡江，唐（南唐李煜）水步兵二万败走。”同一年“采石矶之战”一节说：闰十月十三日，宋将曹彬、田钦祚“攻江南水陆军于铜陵，复大破之，获战舰二百余艘，生擒八百余人。十八日，彬军进至芜湖，……连克芜湖当涂二城。”“同月二十三日……（李）煜乃选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郑彦华将水军……欲以战舰溯流而上，断浮桥。曹彬以水军与战于江中，击败之。”
《三朝北盟汇编》卷138记载：建炎三年（1129），南宋名将韩世忠“聚集舟船摆布于江中，扼金人归路。时（水贼）邵青以舟船在芜湖”，接受了韩的招安，被任命为沿江措置司水军统制后，“一战胜（金人）周虎，青遂驻于芜湖。”
《中国历代战争史・宋辽金夏》（下）记载金兵第三次南侵，兀术自将水陆大军十余万众渡江之战说：建炎三年（1129）十一月“初六，金兵攻采石渡，知太平州（今当涂）郭伟，率水陆将士拒战，败之；翌日又败之。金兵乃转攻芜湖，伟又败之。”绍兴三十一年（1161）七月，宋廷为抵抗金兵南侵，在沿江措置水陆大军，于十九日命大将“李显忠为御营先锋都统制，并命屯芜湖，以扼裕溪口。”十二月初五，“淮西制置使李显忠自芜湖引兵渡江。时在知州（今和县）之金军三万，尚屯鸡笼山，显忠渡江之兵，去和州三十里与之相持，而不敢进击。于是宏渊复引兵还芜湖，乃于大信（今大桥镇）、裕溪口措置捍御，盖犹防金兵渡江也。”
《续资治通鉴》卷181记载：元至元十二年（1275），宋奸相贾似道（1213－1275）在元军灭南宋之战中，他“以精锐七万余人，尽属孙虎臣，军于池州之下流丁家洲，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自将后军，军（芜湖）鲁港”。
上述战事说明，宋元时期芜湖沿江一带的战船制造业仍十分发达，动则数千艘的战船在无机械动力的情况下，不可能在距离较远的空间进行跨越，唯一的办法就是就近制造，而芜湖由于有着悠久的造船历史，所以承接此类船只制造任务是顺理成章的事。
关于芜湖宋元时期的造船业，《芜湖市志・船舶工业》记载：“宋元时期，芜湖运送粮食的漕船，载重千担，船长九丈二尺，船宽一丈一尺五寸。”我们还可从诗人的诗歌中看到其踪迹。北宋诗人林逋（968－1028）的《过芜湖县》一诗中有“风消樯碇网初下，雨罢鱼薪市米收”之句，“樯”即是船帆，“碇”是停船用的碇石起船锚作用。北宋诗人梅尧臣（1002－1060）的《过褐山矶阻风》一诗中有“卷起大于船”、“风急舟难进”之句。郭祥正的《宿芜湖口》和《舟经天门山》二诗中有“扁舟夜趁湖阴宿”、“轻舟幸借东风便，帆挂危樯掣惊电”之句等，这些诗说都描绘了当时芜湖的长江水面上，舟帆竞济的繁荣景象。
六、明代芜湖的造船业发展
明代，芜湖造战船和漕运船舶，史籍有直接记载。
1、明代芜湖战船制造
《世宗实录》卷44说：“嘉靖三年十月甲辰，即1524年11月8日，部复漕运总兵都御史议：更定各总浅船团造之处，中都、江北、直隶五总，北直隶、山东、遮洋三总，俱于清江厂造。……江西九江等五卫，于芜湖造。……诏：各把总官，务期如式早完，不许用循岁月。”明代军队建置为卫、所制，《明史》卷90《兵制二》说：“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
“江西九江等五卫，于芜湖造”的记载说明，芜湖是为“卫”造战船，而不是漕运船。每个卫造战船多少呢？据张墨《中国古代海战水战史话》一书中的“我国海防建设的开端”一节介绍：“当时每个千户所配有战船十艘，每个卫有战船五十艘。”按此标准统计，芜湖为九江等五个卫应造250艘。
关于明代水军战船种类和用途《中国古代海军史》记载说：明代造船家沈 在《南船纪》一书中列举了十几种主要用于江河的战船用途，“有用于作战的四百料（料：量词，当时计算木材的单位，两端截面是一方尺，长足七尽的木材为一料）战座船、二百料战船、一百五十料战船、一百料战船、三板船、浮桥船；还有用于巡逻的四百料巡座船、二百制一颗印巡船，二百料巡沙船、哨船、轻浅利便船等。”其中，⑴四百料战座船，这是水军主帅的坐船，长27.8米，宽5.1米；⑵二百料战船，长约20米，宽4米，二桅，有望亭；⑶一百五十料战船，长约17米，宽约3.6米，有二炮；⑷一百料战船，长15米，宽约2.5米，单桅；⑸三板船，长约12米，宽约2.6米，单桅，三板船亦称划船，只能容纳10余人，是战船中体积最小，速度最快的一种；⑹浮桥船，长约19米，宽约4.5米，用于横渡江河；⑺四百料巡座般，长约27米，宽约4.9米，双桅；⑻二百料一颗印巡船，长约18米，宽约2.7米，双桅。这种船称“一颗印”，是因为“官仓为印，盖象形也”；⑼二百料巡沙船，长约18米，宽3.8米；⑽哨船，长约12米，宽约2米；⑾轻浅利便船，长约17米，宽约4米。这种船轻便捷灵活，可用于侦察巡逻，也可以用于突然袭击。
明廷对战船制造的要求很高，《龙江船厂志》转录《南船纪》说：“战船曰座，即边营陆寨之帅幕也。号令之所以整齐者是，经略之所以指示者是，威灵之所以震耀者是，窥伺之所以寝息者是，规制其可以简陋乎哉！是故桅标大毒，屯营以准；稍翼方亭，远敌以觇；舲中敞，帷幄以尊；艢雉外周，矢石以捍；舻枝齿列，驰骤以腾；浪板掌铺，奔突以便；弩穴矛窗，攻击以利。……大而雄，坚而利，用之驱浪乘飚，正犹沧溟鲸运波涛，驾旋转之威，霄汉鹏搏风云，鼓扶摇之势，有不战而先夺人心者矣。此自古迄今所不能改与。稽其尺度，颇为适宜，过此恐难为驭，善阵者毋令越其制云。”
由此可见，明代芜湖造船业及其技术水平已发展到历史上的高峰，可为国家水军制造各种性能用途的战船。直到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元年，1644），黄得功还率水师20万，战船数千艘驻芜湖、荻港、三山，防清军。17年以后，也就是清顺治十七年（南明永历十四年，1660），南明张煌言为配合郑成功反清，攻江宁，仍有战舰百艘，水师万人驻芜湖，以控上流。
2、明代芜湖漕运船制造
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制度，它是利用水道调运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其任务是把各地征收的粮食调运到京城，供朝廷、军队和京城居民食用。因此，历代王朝均十分漕运和漕船制造，有“国用之资莫大于漕运，漕运之器莫大于舟楫”之说。
明代，芜湖不但为国家制造战船，还有官营的清江造船厂芜湖分厂，为国家制造漕船。据明代杨宏、谢纯编著的《漕运通志》记载，嘉靖皇帝曾下令在芜湖打造漕船：“嘉靖二年（1523）四月内，饮奉敕谕：着落各该巡抚官，将前项缺少事故船只，俱限二年内造完，陆续给军装运……近该都御史胡锭将淮安府收寄各项余银一万六千余两，会委指挥许文、杨州府通判章九思等前往芜湖等处买木打造。”《中国造船史》说：“江南四司的年更新船数共为496艘。由于各所在地有造船能力，可以就地建造。由政府按定额拨款，因此就勿需清江船厂负担。”
当时，专造漕船的工厂有今江阴清江和今山东临清的卫河两家官方造船厂，由于有一段距离。因此，嘉靖皇帝指定芜湖等地打造。又据《长江航运简史》记载：“明代立国后便陆续在长江中下游各地建起了官营船厂60多所。据《漕船志》记载，造船较集中的有南京附近的34个船厂……这些船厂都是清江总船厂的分厂，……他们都隶属于工部的都水清吏司。”
明代永乐年间，因海运有风涛之险，改为漕运，即内河粮运，漕船用平底浅船。这种平底浅船的建造，由官府制订统一的规格形制，装备也有统一规定，要求较高。据明宋应星（1587-？）的《天工开物·漕舫》记载：“凡船制底为地，枋（船壁）为宫墙，阴阳竹（顶棚）为覆瓦。伏狮（横穿船枋的大横木）前为阀阅，后为寝堂。桅（桅杆）为弓弩，弦篷（船帆）为翼。橹（船浆）为车马，篁纤（纤绳）为履鞋。律索（帆上长绳）为鹰雕筋骨。招（船头大浆）为先锋，舵（船尾之舵）为指挥主帅，锚为扎军营寨。”
这是官府对漕船结构的规定，另外，官府还对漕船的大小尺寸和使用木材以及载重量也有规定：“粮船初制，底长五丈二尺，其板厚二寸，采巨木楠为上，栗次之。头长九尺五寸，梢（船尾）长九尺五寸。底阔九尺五寸，底次阔六尺，底梢阔五尺。头伏狮阔八尺，梢伏狮阔七尺，梁头（船上大梁）一十四座。龙口梁阔一丈，深四尺。使风梁阔一丈四尺，深三尺八寸。后断水梁阔九尺，深四尺五寸。两廒（放粮食的船舱）共阔七尺六寸。此其初制，载米可近二千石（交总每只止足五百石）。后运军造者私增身长二丈，首尾阔二尺余，其量可受三千石……凡今官坐船尽同，第窗户之间宽其出径，加以精工彩饰而己。”此外，官府对漕船建造程序、桅杆设置、船篷质量、风帆、船舵、铁锚、船板合缝、木材等均有明确的规定和必须达到的要求。这些记载就告诉我们，当时芜湖造船分厂有不少造船的能工巧匠，也有朝廷派驻的监造官吏。
上述记载都表明，芜湖造船厂是官营清江造船厂的分厂，当时芜湖造船分厂主打造漕船，显示了芜湖具有造漕船的技术水平和能力，同时也因为明朝时期芜湖同时兼具了工关、户关、钞关等税收职能，成为全国八大税关之一，同时也是皖江一带的漕运中心。与此地位相匹配，如果芜湖没有造船业的大发展也是非常可笑绝不可能的。
明代，芜湖有战船、漕船制造，民船制造也不让他处。我们从明代一些诗人在描写芜湖江河客运舟航的诗歌中可以看到一些盛况。洪武间进士解缙（1369-1415）的《石硊渡》曰：“古渡通南北，轻舟屡往还。”明代无为诗人朱芾煌《行北荻港阻风》曰：“荻港黄云压水流，风翻白浪打船头。”明代中叶诗人郑延《吴波秋月》曰：“何人举棹击空明，身在清虚界里行”等。康熙《江南通志》余国柱序也说：明代“舟楫所通，商贾所至，多聚于芜湖、镇江”。由此可见，明代芜湖的民船商船制造业是十分兴旺的，这也和当时芜湖皖江一带的商业中心的地位是相匹配的。
七、清代芜湖造船业的没落
清继明以后，接收了明代设在长江流域的所有官办船厂，并对其中一些船厂名称作了更改，但都以修造漕船为主，由各级主司修造的官吏主管，芜湖造船厂由南京江宁船厂主管。也是为官府制造漕船。《安徽航运志》记载：乾隆年间，对芜湖漕船制造实行九验之法：一验木、二验板、三验底、四验梁、五验栈、六验钉、七验缝、八验舱、九验头艄，对漕船质量要求很高。
民国八年《芜湖县志·赋税志》说：“芜湖建阳卫改造浅船民，七料价银四百五十三两二钱八分九厘四毫八丝。额给建阳卫运漕官丁打造浅船。”这说明清代晚期，仍然有漕船建造。关于造船厂经费，清政府采用征地的办法解决，即征拨一定数量的土地，其收入的银钱专用漕船建造。这种转嫁于农民的办法，引发了农民的反抗，也造成漕船质量的急剧下降，造成官办造船业的衰微。
按《中国古代海军史》一书“水军战船”一节记载的两个桅杆船的长度推算，报浆船长度应为20米，宽约4米，载重量为二百料，即二百石。因此，民营造船业逐渐崛起。
据《长江航运简史》记载，当时“长江内河民营船厂建造的船型有70多种。民间造船业的新兴，推动了长江民营木帆船航运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造船史》中“长江流域传统帆船的发展”一节说：清代航行在长江上芜湖到镇江间的客船，甲板较宽敞，在甲板上设有客舱。此类船吃水不深，每舷均设有两块披水板，用来抗横漂。书中还配有镇江——芜湖间单桅客船的图片。
英国人沃塞斯特著的《长江之帆船与舢板》一书记载了当时长江上航行的132种船舶，其中也有称为“芜湖摆江划子”芜湖制造的客船。清乾隆进士黄钺（1750－1841）作的《于湖竹枝词》中有“重午龙舟江上逢”之句，说的是5月5日端午节龙舟竞渡的习俗，这些都说明清代芜湖民间曾经制造过龙舟，这种龙舟工艺十分讲究，船体结构严密，船上牌楼有精致的雕刻彩绘。船头为龙头，船尾为龙尾，皆栩栩如生。舟长一般为十丈，宽约二丈，每船可容80人左右，最大的可容纳500人。
鸦片战争以后，长江流域民营船舶制造业都被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所截断，芜湖木帆船制造只得在帝国主义列强铁甲蒸汽轮船的压迫中艰难地挣扎，并逐渐衰落。
第二章：芜湖先进的造船技术
芜湖古代造船业不但起始时间早，而且在造船技术和工艺上十分精湛，在不少方面属于中国首创，领先于各地。尤其是战船制造体现了古代造船技术的最高水平。芜湖古代造船技术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从造船用船的实例中得到验证。
春秋战国时期，芜湖造出国王乘坐的艅艎。史籍、辞书都说这是一艘不寻常的巨舰。《中国造船史》说：“艅艎则是大舰，又称王舟，专供国君乘坐。这类王舟建造坚固，航行轻快，并且雕刻华丽，技术工艺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中国古船图谱》说：“艅艎船：是吴王的座船，亦可充用其他大将的指挥船。‘艅艎鹢首，涉川之良器也’（见《抱朴子》），船头绘有鹢鸟图案，它的形制应是很宏大的。”《中华文明史》二卷说：“楼船是甲板上起楼的大型战船，用于瞭望、指挥，是水军的‘帅船’，艅艎是吴王的乘舟，贵也属于楼船一类。”《中国海军百科全书》（下）说：“艅艎：春秋时期，南方诸侯国吴国君主的乘舟，亦称王舟。属于大型楼船，战时作指挥船，具体形制已不可考。”《中国大运河史》说：“春秋时期，由于众多人工运河的开拓，造船业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吴国已出现了被称作‘船宫’、‘舟室’或‘石塘’的造船场……当时已能生产出不同规格的舟船。其中有规模较大的战船艅艎，据说此船吃水很深，容人众多，在战争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为争夺这一大型战舰，吴楚之间还发生了一场战争。”（84）《中国通史》说：“至春秋战国时期，船舶已用于水战。吴、越、楚、齐四国都有强磊的水师，拥有各种类型的战船。据《越绝书》载，吴国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数种，‘大翼者当陵军（陆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舡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见《尔雅·释水》）。吴国还有大型战舰——艅艎，是王侯指挥水战时乘坐的。”《全上古三代泰汉三国六朝文》中的“水战法”说出了这些战船的规模：“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寸，长九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九十一人。”“艅艎”一定大于上述战船。艅艎后来泛称大船，大型战舰。唐陆龟蒙《自遣诗》之四：“长鲸好绘无因得，乞取艅艎作钓舟。”清龚自珍《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说：“北守海口，防我境，不许其入，非与彼战于海，战于艅艎也。”这个记载说明，吴国当时不但造王船，还造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各种战船。《辞海》“艅艎”条说：“艅艎，同余皇，大舰名。郭璞《江赋》：漂飞云，运艅艎。”
上述记载充分说明，中国史学界熟知的、闻名于中华的“艅艎”，为王船、大舰、战舰、楼船。建造这样规模的大舰，必须具备几种条件和因素：一是有建造前的设计。船型和船的内外结构，必须在建造前进行设计，不能设想这种巨舰没有设计，而是以木板随意拼凑的；二是木板连接很可能用榫头卯眼，否则不能形成整体，更不能形成楼船。《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说：“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斗拱‘结构，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斗拱是以榫卯连接，造楼船也用这种技术和工艺；三是船的建造应当在岸上，造好后下水，必须有船台和滑道，在船台上造船，造好后在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的形似铁路的滑道上下水，不然船造不成，也下不了水；四是船板连接处，可能用桐油，麻丝或石灰艌缝，否则是漏水的；五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已从青铜时代走向铁器时代，铁器已在中国广泛使用。芜湖也有干将铸剑的传说和记载，即已有冶铁业。这样的大船关键部位，可能会使用铁钉铁件等金金属材料加固。否则即使有榫头卯眼，也有可能散板的；六是春秋战国时代，油漆也广泛使用，为了防腐，艅艎很可能涂似油漆。“艅艎”是中国史籍上最早出现的五船巨舰，在此之前不见于记载，由此推断，中国造船的形制设计、甲板上起楼，造船使用榫头卯眼、船台滑道、艌缝、油漆防腐、船体用铁件加固，以及船头以雕饰图案美化、避邪等造船技术和工艺，很可能最先在地处“吴头楚尾”的芜湖出向的，也就是说很可能是芜湖人最先创造的。这些是中国造船史上的重大发明，是造船技术的辉煌成就。
至秦汉时期，时属庐江郡的芜湖青弋江，崛起为国家楼船建造基地，规模居各地之首。《西汉会要》说：“船五丈以上一算”。“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元鼎五年（112），南越王反，因南方楼船士二十余万人击之。”关于楼船的形制，东汉刘熙《释名》一书说：“舟中床以荐物者曰笭，言但有箦（床垫）如笭床也。南方人谓之笭突，言湿漏之水突然从下过也。其上板曰覆，言所覆虑也。上屋曰庐，象庐舍也。其上重屋曰飞庐，在上故曰飞也。义在其上曰爵，室于中侯，望之如鸟爵之警视也。军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敌陈也。”《越绝书》说：“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也”。意思是说，楼船是一种相当当于陆军作战用的楼车的船舶。所谓楼车，据《通典》的解释，是“以八轮车，上树高竿，竿上安辘轳，以绳挽板屋上竿首，以窥城中。”《梁书·侯景传》说：“设有百尺楼车，钩城堞尽落，城遂陷。”由此可见，楼车是在车上设十余丈高架，推临城边，既可以了望又可以作攻城战车。与楼车相当的楼船，也是在船上设高架，可在上面发矢石，居高临下攻击敌人。这种楼形体巨大，不可以在水上阻挡敌船的进攻。唐代李靖（571－649）在他的《卫公法》中具体描述了楼船的形制，说：“船上建楼三叠，列女墙、战格、树幡、开弩窗、矛穴、置抛车、垒石、铁汁、状如城垒。”从这个记载可见，楼船为三、四层，形体高大，武器和防护设施很强，可居高临下打击敌人，又可以自身重力冲撞敌船，要造好这种楼船，没有很高的造船技术是不能设想的。
《西汉会要》说，元鼎五年和六年（前112、111）南越王和东越王反，武帝遣伏波将军、楼船将军、戈船将军、下濑将军、横海将军、浮诅将军、匈阿将军击之。这说明，当时除楼船外，还有上述多种船型，其规格也一定不同，技术要求，工艺装备也会与楼船有区别。
据杜石然《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卷、科学出版社，212页）、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湖北教育出版社，82页）、王冠倬《中国古船图谱》（三联出版社，69页）、房仲甫《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91页）、周谷城《中华文明史》（秦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97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619－623页）等书叙述，秦汉时期，中国已发明和使用了船舶的动力工具、定向工具和停泊工具，居于世界领先地位。2700多年前的春秋战争时期，芜湖已能生产出前所未有的王舟大舰艅艎，汉代又成为国家唯一设官监管的楼船建造基地，芜湖当时的造船技术和工艺，显而易见是全国最先进的。因此，可以设想这些船舶动力、定向和停泊工具也可能是芜湖在全国最先发明创造和最先运用的。1957年至1960年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也显示，春秋战国时期鄂君的150艘商船运输往来于芜湖，直通上至汉江、下至东海，如果没有这些船舶工具是难以运航的。
秦汉时期芜湖发明和使用的船舶工具主要有动力推进工具：风帆、浆、橹、篙；定向工具：舵；停泊工具：碇等，这都是中国造船史上的伟大发明。据史书记载，欧洲使用风帆，比我国落后300多年。
风帆，又称船帆，最初是竹席编成的，长方形，固定在船桅杆上，可以转动和升降，后来改用布帆代替了竹席帆。帆可以借助正面侧面风力，推动船只前进，不仅提高了航行速度，而且提高了续航能力。起初，在船上装单桅单帆，后来为增大受风面积，逐步发展成了多桅多帆。有五桅以上的多桅帆，帆的数量有三帆、四帆、五帆、七帆，最多有十二帆。最后，为了减少操作的复杂性，简化为一桅一帆，但是帆的面积增大了，这样便于操作，又便于充分利用风力。《释名》说：“随风张慢曰帆。帆，汛也。疾汎汎然也。”这是说风帆可以使船加速前行。
浆，是木板做成的，下端划水部分为记忆扇形，上端为圆把，人手把握。浆的作用是向后划动，借用水的反作用力，推动船前进。浆的多少，根据船的大小决定的，大船有十六浆，分布船的两边，每边八浆，一浆一人，也就是十六人。《释名》说：“在旁拨水曰櫂。櫂，濯也，濯于水中也，且言使舟擢进也。又谓之札，形似札也。又谓之楫，楫，捷也，拨水使舟捷疾也。所用斥旁岸曰交，一人前一人还相交错也。”因此，桨又有櫂、札、楫、桡、棹等名称。
橹是人力推动船行的工具，外形似浆而较桨大，把手和橹板是弯的，不象桨那样平直。它常支于船头、船腰和船尾的橹担上，橹摇动后，因橹叶前后差，便产生了推动力。船家有“一橹三桨”之说。表明橹的功效是浆的3倍。英国人沃塞斯特在他的《扬子江的帆船和划子》一书中说：“橹是中国发明中最科学的一个。”东汉时期，橹已广泛使用船只。《释名》说：“在旁曰橹，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正字通》说：“长大曰橹，短小曰桨。纵曰橹，横曰桨。”橹的推进效率比桨高。因为划浆时，浆叶总是一次入水，又一次出水，也水后还产生动力，所以船只只能得到断续的推力。而橹则不然，橹片始终在水中按一定的弧度左右往复运动，所以给予船舶持续不断的推力。如果变更橹片的入水角度，或者调整橹片在水中的摇摆速度，还能有效地控制船舶行进方向，具有船舵的作用。因此，橹具有结构简单和一器多用的特点，可以推进船只，又可以控制方向，船家有“一橹之桨”的说法。是高效率的推进工具，被誉为是划时代的发明。
舵，被称为凌波之至宝。船只航行时，方向问题至关重要。航行方向又可分两部分，一是掌握方向，一是辨别方向，而掌握和辨别方向都要依靠舵。《释名》说：“其尾曰柁。柁，拖也，在后见拖曵也。且言弼正船使顺流，不使他戾也。”这说是说，舵是拖在船尾，起着掌握航向，使船不偏离航向的作用。人们在用船的长期实践中，对舵进行了不断改进和创新，逐步创造适应性更好的舵，如垂直舵、升降舵、平衡舵和开孔舵。舵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当船航行时，船尾所产生的水流，在舵面上产生舵压，在此作用下，改变船只的航行方向。虽然舵压不大，但它与船只的重心距离较大，因而使船体转动的力矩也越大。舵的发明和使用，使我国航海成为可能。
碇，亦作矴。石质为之碇，后来用铁质称锚。以绳索一头拴在船上，一头拴在碇上，两相连接，是沉之水中，或掷之于岸，作固定船位用的，是船舶停泊工具，汉代已使用。石锭开始为不规则的石块，后来经人工雕凿，有方形、长方形、圆形的多种，还有在石锭上部或中部凿洞，用来拴缆绳的。另外还有木石捆绑的石碇，其重量随船舶大小而定。这也是了不起的发明，没有石碇船只是难以固定泊位的。北宋诗人林逋（968－1028）《过芜湖县》诗中有“风消樯碇网初下，雨罢鱼薪市未收”之句，说的就是这种石碇。
芜湖在汉代除发明和使用了帆、桨、橹、舵、碇以外，还发明了撑船用的篙，所有这些技术上的进步，都极大地提高了船舶的航行速度，准确性以及停泊的稳定性。汉代船舶已经专业化，出现了战船、客船、货船、渔船等分工，楼船又较春秋战国时代有新的进步。
魏晋南北朝时期，芜湖的造船技术和工艺又有了较大提高，其主要表现有两点：一是船的种类增多，船体增大。以水军立国的孙权造出多种战船和大货船。《中华文明史·魏南北朝卷》说：“当时孙吴从海道与辽东联系，用的就是能够航海的大船。”《安徽航运史》说：“东吴方面散见于记载的船舰名称有：长安、飞云、青龙、朦冲、 膔、舴艋、凌波、掖电、大舡等，这些舰船构造有别，用途各异。大舡为运输船，可载士兵3000。飞云为5层楼船，雕镂彩绘华丽，供孙权巡游长江，舴艋载货可达万斛；艨冲轻快坚固，可发起突然袭击，疾驰如箭。《太平御览》卷770引《江表传》说“孙权名舸为马，言飞驰如马之走陆地也。”二是提高了战船的冲撞能力。《安徽航运史》说：“212年，曹操曾命部下在濡须（今芜湖裕溪口）一带附近制造一批油艇，船外裹以牛皮作装甲，牛皮上涂上桐油，企图强行攻占濡须坞。”曹操生产的油船，蒙上牛皮，涂上桐油，这是一个新发明，这种油船过去没有过。
我国造船史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江上的船舶已有水密隔、连舫、车舵舟等新船型、新技术。自古以来就是造船重地，拥有众多能工巧匠的芜湖，对这些新船型、新技术亦有可能此时也在掌握和运用之中。
什么是水密隔舱？《艺文类聚》说：“卢循（？－411）新造八槽舰九枚，起四居，高十余丈。”中国造船史专家席龙飞说：“这八槽舰被认为是用水密舱壁将船体分隔成八个舱的舰船。船体如某处触礁破洞进水，将不至于漫延到邻舱。”这是一项突破性的发明。水密舱的性能是：一舱二舱触礁破漏，不致殃及别舱，船舰仍能漂浮，不会沉没。后世造船时，船体分舱的具体形式不论有多少变化，但是都没有改变两千年前古人借分舱抗沉和加固横向强度的设计原理。
连舫，这是一种新的船舰，它是将两条或多条船拼装成一艘大船的造船方法。《晋书》说：西晋秦始八年（272）“武帝谋伐吴，诏（王）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骑马往来。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
车轮船，是南朝科学家祖冲之（429－500）发明的“千里船”的别称，又称水马。《南齐书·祖冲之传》说：“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说的就是车轮船。这种船以轮代桨，是在船底两侧安装木质叶轮，人工在船踏动转轴，叶轮飞旋，轮上叶片依次入水，从而使船得到的推力，其航行速度大大超过一船木船。蹈轮者在舱，外人看不见，所以人们“皆惊以为神”。这种新的造船工艺和技术，当时很可能传入芜湖。
唐宋两代长江流域造船业高度发展，表现在先进的造船技术和巨大的造船能力两个方面。由于普遍采用船板铁钉连接法、船模造船技术和水密隔舱等先进技术，已能造出航海巨舰，官办和民办的造船工场遍及长江沿岸各地，芜湖民间造船业不让他处。
唐宋时期，芜湖造船已经采用铁钉连接技术，就是从过去的搭接船板，发展到并接船板。这样不但保证了船体的强度和不漏水，而且由于表面光滑，可在航行中减少水的阻力，提高速度。此外，船模造船技术也在芜湖出现。即在打造前，先造一个小船模，然后加以分解，按一定比例放大制成部件，再组装成船，这同现代造船中的放样同一原理。其三，在施工中，宋代还采用了船渠造船法、滑道下水法等先进技术。其四在船作结构方面，为了增强船的纵向强度，底部结构除有粗壮的纵向龙骨外，还在舷侧顶部设置有纵向的大 ，相当于现代船舶加厚的舷侧顶列板。为了增强船的横向强度，使用了较多的横仓壁。为了增强船的抗摇性，在船上安装了披水板。披水板也称翼板，与现代船舶的舭龙骨相似。为了增强船舶的抗沉性，普遍采用了水密隔舱。
唐宋时期，芜湖在船舶的属具方面也有众多发明创造。出现了平衡，即在舵杆装上一部舵叶，使舵运转省力。还发明了升降舵，深水航行时将舵降下，既可以提高舵效，又可以提高抗漂移能力；浅水航行时，则将舵升起，以保护舵不被水底礁石碰坏。另外，还发明了一种开孔舵，就是在舵叶上打一些小孔，不仅使转舵省力，而且由于水的表面能力的作用，又不影响舵的性能。真是别具匠心。宋代芜湖还改进了船锚。此前，铁锚的锚齿排列在同一侧，投放后不一定能抓住地面或水底，往往不能起到碇泊作用。北宋时期，芜湖将锚齿改为按圆周均匀排列。这样，无论如何抛掷，总有一部分锚齿能抓住地面或河底。所有这些发明和创造，都体现了古代芜湖人的聪明才智。关于船的种类，《中华文明史·隋唐五代卷》说：“由河船按其大小和式样，可以分为平底船、座船、浅底层子船、杂般座船、海鸥船、网船、车船、马船、腾浅船、铁头船、万石船等，种类十分繁多。”这些船舶的工艺和技术均有所不同的，但其稳定性、抗沉性、航速等方在同都是优良的。
明清两代，由朝廷多次实行海禁，限制了造船业的发展和造船技术的提高。明初造船业曾辉煌一时，明中期自从海上来的倭寇不断入侵以后，造船业明显由盛而衰。清代，自从列强入侵后，也实行海禁，造船业也江河日下。民航制造业在夹缝中生存，官船制造也不如往昔，至于造船技术的提高，也不见史书记载。
第三章：芜湖通达的江河航运
一、芜湖地理位置简述
芜湖，襟江带河，濒临长江下游，扼“中江”之要冲。上通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下连江苏、浙江、上海。内河支流，纵横交织，湖泊密布。西有横贯境内的裕溪河（古称漕河、濡须水）以及巢湖、淝河，东有穿境而过的青弋江、漳河以及水阳江，直通皖南。因此，古代芜湖既是由中原南下东南沿海各地的通途，又是由西周时楚国（建国于今源北南漳、河南二地）东出扬州滨海地带的走廊。尤其是长江流经芜湖河段，江岸稳定，河床平坦，江面开阔，水流平缓，流量巨大，素有“黄金水道”之美称。大自然造就的得天得厚的地理位置，使芜湖自古以来均以造船业和水运业发达见称，历代官民享有充分的舟楫之利。因此，芜湖素有皖南门户和交通要冲之誉，在我国内河水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芜湖航运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芜湖先民利用天然河流长江及众多河道湖泊开展水运，起源于远古。西周时已有较大规模的水运。当时，现属芜湖的南陵县戴镇、桂山和大工山等地冶炼出来的青铜、铅、锡，主要是通过水运送往朝廷铸造青铜器的。这种青铜水运经过东周、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一直延续到唐代。建国前后，从原楚国国都寿春（今寿县）出土的蔡侯申方、圆鉴缶，蔡侯簋，府鼎，牺首鼎，龙形提梁壶，羊尊，曾姬无卹壶，大府铜牛，幽王鉴等大批精美珍贵的青铜器。铸造这些青铜器的青铜等原料均出自南陵（时称春谷）。运铜的水运路线，先是经漳河，入长江，然后溯江而上进三峡到其国都丹阳（今湖北枝江，亦说退一步第归）。公元前690年，楚文王继位，迁都郢（今湖北江陵），南陵青铜遂运往郢。公元前278年，楚国国都迁到陈（今河南睢阳），以后又迁往巨阳（今太和县）、寿春（今寿县），水运则改为自漳河，入长江，经芜湖裕溪河、巢湖、南淝河、山平渠、瓦埠湖至寿春。后来，随着朝代的更替，国都的变迁，南陵的青铜也都是通过水运送往国都的。
春秋后期，吴王阖闾为了与楚国争霸，在周敬王五十四年（前506），命伍子胥开凿了中国第一条运河——胥溪。这条人工河流从苏州胥门通太湖，称胥河，再由太湖达宜兴荆溪，经溧阳、桐汭（在今江苏高淳），并凿通了今东坝与下坝之间的岗阜，通过固城、石臼等湖，进入青弋江。直至鸠兹（芜湖古名）入长江，全长450里。胥溪的开通，沟通了太湖流域与青弋江的联系，大大缩短了吴、楚之间的水运路程。此前，吴国水军进攻楚国有两条路线，一条是从笠泽（即吴淞江）出海，至淮河口，溯淮西上；一条是由吴淞口沿长江西上至濡须口（今芜湖裕溪口）。胥溪的开通，可由此溪直达吴楚边境，缩短了行程，节省了时间和军运费用。吴王阖闾利用这条人工河道，大举伐楚，取得了胜利。《左传》记载，吴楚水军交战共有16次，其中8次是在胥溪和长江之间作战，也是从此以后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军航。吴楚两国发生在鸠兹有两次舟师之战，一次是胥溪开凿前的公元前570年，即周灵王二年，“楚令尹子重攻吴，破鸠兹至衡山（今马鞍山东南）”此时，鸠兹为军事、商贸运输港口，又称鸠兹渡，吴国重镇和军事要塞。另一次是胥溪开凿后的公元前525年，即周敬王元年，“吴攻楚，战于长岸（今芜湖天门山一带）”。
胥溪开通后不光利于战争，而且方便了漕运、货运、客运。南宋乾道元年（1165）建康知府张孝祥说：“按《图经》，昔吴王阖闾伐楚，以伍相举兵。因开此渎，以通漕运。”单锷《吴中水利志》说：“自春秋时吴王阖闾用伍子胥之谋伐楚，始创此河以为漕运，春冬载二面石舟，而东则通太湖，西则（经芜湖）入长江。”《太湖备考·太湖水源》说：“春秋时，吴伐楚，伍员（即伍子胥）开此运粮，由芜湖达震泽（即太湖）。桑钦《水经》‘中江’即此水，又即古五堰。”《江南通志》记载：‘五堰’即银林堰、分水堰、苦李堰、何家堰、余家堰，可以通航。胥溪开通后还沟通了三江五湖，为包括芜湖流域在内的军运民运创造极为便利的条件。《太湖备考·太湖水委》说：三江即吴淞江，自吴江县东门外起至海口，二百六十里，太湖正东之干流也；娄江，自苏州娄门外起到海口，一百八十里；东江，太湖水从中茅墩东南出唐家湖，越运河而东，大小荡以百计，又南合湖州、嘉兴全郡之水，奔流东注，……入于黄浦。”五湖有两种说法：一说“太湖东通长洲松江，南通乌程（今湖州）霅溪，西通义兴荆溪，北通晋陵滆湖，东连嘉兴韭溪，凡五道，故名；《吴地记》一书说：”五湖者，菱湖、莫湖、胥湖、游湖、贡湖，即太湖东岸五湾”，这表明，春秋战国时代芜湖水运已通达三江五湖。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十年）吴王夫差战胜越王勾践后，一心向北扩张，讨伐齐国，争霸中原，遂开凿了沟通长江、淮河的邗沟，形成南北水运交通干线，其路线为自今江苏扬州南引江水北流，经武广湖东、陆阳湖西（均在高邮），下注高邮北界首湖，东北经宝应东南，射阳湖，折西至淮安入淮河。邗沟的开通，使芜湖又增强了一条北上淮河的水运航道。
《禹贡》一书较集地叙述了战国及以前的全国主要水运河道，共有九条，其中三条通芜湖。一是淮水以南至海，水运自长江通海，入淮通泗，由济水通黄河；二是水运自长江和汉水以及江汉间的分支转陆运至洛水通黄河；三是水运自长江至淮水入徐州，通泗水，由济水通黄河。这说明，古代芜湖水运四通八达。
《鄂君启金节》舟节铭文所记的长江和汉江水道也与芜湖直接关系。1978年和1960年在安徽寿县出土《鄂君启金节》，是战国中期楚怀王时（前328－前299年）鄂地（今湖北鄂城）的一个封君，节是他的商品运输免税通行证。节文规定鄂君在楚国境内的商运路线、水路有四条，以鄂地为中心向北、东、南、西。据《中国风俗通史·两周卷》一书分析，其船队（150艘）在武穴（今湖北武穴市）转入长江，经彭蟸古泽（今鄱阳湖）、彭 （今望江县），又进长江正道。然后，自武穴以下的长江干流顺江东下，在今芜湖转入青弋江，南行至今宣城。节文所示，鄂君的商船队长江水程止于芜湖，但是芜湖以下利于舟楫，水路交通应当可以直通东海，而且可以往返经过芜湖。当时，芜湖名曰鸠兹，是楚国的重镇，位于今芜湖东咸保圩、黄池一带，即水阳江南岸。鄂君启的商船队很可能在此停泊交易。我们可以想象，当年鄂君启浩浩荡荡的大型商船队出入青弋江和鸠兹的壮观景象。
鄂君启舟节铭文为我们研究战国时代内河航运业的发展和楚国商业规模和范围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节文记录的完整的水运路线，对研究芜湖和青弋江水运情况也极为珍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十分重视交通运输，他除了广辟驰道以外，还进一步沟通和发展了由长江、淮河至鸿沟入黄河直达关中地区的漕运路线。这条水运路线，自陈留（今河南开封），沿鸿沟、颖河入淮河、南沿淝水、巢湖、裕溪河到芜湖进长江，沟通了东南干线。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为宣扬武力，镇抚六国故地，加强中央集权，东巡吴越，从云梦（今汉江地区）浮江东下，穿过彭蟸到枞阳（今安徽枞阳）、芜湖、青弋江、入中江（胥溪），南到钱塘江、浙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的水上航行，这一壮举，史籍多有记载。《资治通鉴》说：秦始皇“十一月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疑山，浮江下，观籍柯，渡梅渚（今郎溪县内），过丹阳（今水阳江下游丹阳湖区），至钱塘，临浙江。公元前106年（汉元封五年），汉武帝登上天柱山，然后”自浔阳（今湖北黄梅・安徽宿松间）浮江，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经芜湖江面，直出长江入海口。秦皇汉武的两次舟航开创了长江航运史上的新篇章。
唐代诗人刘佚诗曰：“百里芜湖县，封侯自汉朝”。汉代芜湖已成为丹阳郡中的一个县城了。当时长江货运繁忙。一是为对京城长安和洛阳的漕粮和物资供应，二是以长江流域为中心，联结江河从事商品运输。西汉初年，吴王刘濞“上取江陵木以为船，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辆车”将其大量盐、铸钱、商品运往各地销售，运输路线是自长安或洛阳入黄河，经汴渠（鸿沟），进淮河，沿淝水至巢湖、裕溪河、芜湖，然后顺长江东下，经丹徒运河到吴越（江浙）。西汉时称庐江的芜湖青弋江是朝廷楼船建造和水军基地合二为一的军港，后来也发展成为商船汇集的重要港津。
东汉末年，芜湖濡须口、巢湖、合肥之间的水道是曹操、孙权争夺的主战场，双方进行多次舟师交锋，均在这条水道上。孙权于公元219年（建安四年）迁都建业（今南京），次年将芜湖城由咸保圩迁移到靠近长江岸边的今芜湖鸡毛山上，其目的是把芜湖作为桥头堡。便于控制驻扎在濡须口的自己的舟师，用以西拒刘备，北拒曹操。《三国志・吴书》说：吴将陆逊“部精卒数万人，屯芜湖”。可见这条水道在当时得到军事上的充分利用。
东汉以后，历史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220－589）。这时，长江以南和长江与黄河之间的水运均有所发展，尤其在黄河以北，兴建了黄、海、滦河间诸运渠，黄河通向江淮的运渠、洛阳至关中运道和江南破冈渎、上容渎等运道等运河，沟通了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水系。这些运河除军运外，还用作漕运。南方的经济中心与北方的政治中心脱离，主要依靠内河运输来维系。从三国到两晋，都“以通渠积谷为备武之道”（《河渠纪闻》卷四），水运事业对维护封建统治产生了巨大作用。当时，芜湖均为长江和淮河水系军运和漕运必经之地。梁元帝萧绎（508－554）曾泛舟芜湖，留下《汎芜湖》的诗篇。
隋代大业元年（605）三月，隋炀帝开凿了从今江苏淮安至扬州全长300余里的通济渠和山阳渎。大业六年（610）又开通了自京口（今镇江）至余杭（今杭州），全长800多里的江南运河。这两条长1000多公里的南北大运河，连通了我国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五大水系，成为我国南北水运的大动脉，也使芜湖水运沟通了五大水系。由唐代杜佑编撰，成书于唐代贞元十七年（801）的《通典》说：大运河开通以后，“自是天下利于转输……其交广、荆、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元和郡县图志》也描写了长江与大运河通航的盛况：“自扬、益、交、广、闽中等州，公家漕运，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大业七年（611），炀帝曾命杨玄感督漕资军，杨玄感在长江的舟阳、宣城选调运夫，篱梢5000人，在长江下游运粮，使洛口（今河南巩义市）仓已储满了大量的江淮漕粮。
唐代京城长安（今西安）所需粮食，绝大部分由长江转运。水运路线两条：一是中下游长江、南北运河、汴渠、黄河、渭水航线；二是中下游长江、汉水航线，均连通芜湖。据《长江航运简史》载，安史之乱期间，江淮转运使韩滉被迫采用武装护漕措施，二十二年中，共漕运江淮粮食5000万石至长安。（112）《旧唐书・食货志》载宣州刺使裴耀卿叙述当时漕运的艰难：“本州正二月上道，至扬州入斗门，即逢水浅……须留一月以上，至四月后始渡淮入汴，多属汴河干浅，又搬运停留，至六七月始至河口，即逢黄河水涨，不得入河，又须何一两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洛。计从江南至东都（洛阳），停滞日多，得行日少，粮食既不足，欠折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习河水，皆转雇河师水手，更为损弗。”唐代除漕运粮食外，还有贡品运输。如天宝以后每年要从长江流域93郡653个县中调大批绢、绵、土特产品运往长安，当时属于宣州的芜湖，参于生产的红地毯，也是通过长江，汇集到扬州，然后进运河、汴渠北运长安的。宣州红地毯质量优于山西、四川产品，白居易有诗曰：“彩丝茸茸香拂拂，线软花虚不胜物。美人踏上歌舞来，罗袜绣鞋随步没。太原毯涩毳缕硬，蜀都褥薄锦花冷，不如此毯温且柔，年年十月来宣州。”到了五代时期，长江上官船、商船、民船“舳舻万艘”、“帆影相映”。那时，芜湖港口已经形成，政府还没有转运使，统管芜湖港口和漕运事务。同时还颁布了内河水运交通的管理法规，用以维护水上交通秩序和船舶安全。《唐会要》记载了内河舟船载重，航速、遇险避让等船家行船时必须遵导的条文。还对内河关税征收和时称“运脚”、“脚价”的运费作了规定。岳麓书社1998年出版的《全唐诗》（六）卷522，有杜牧《往年随故府吴兴公夜泊芜湖，今赴官西去再宿芜湖，感旧伤怀，因成十六韵》一诗，可见杜牧曾经两次乘舟到芜湖。
唐代末年，自芜湖至震泽（今太湖）的古中江曾为吴王杨行密（852－905）运送军粮发挥了重要作用。《太湖备考》记载：
“景福元年（892），杨行密据宣州，孙儒转之，五月不解。密将台濛（855－904）作鲁阳王堰，拖轻舸馈军，故得不困，卒破孙儒。”“鲁阳五堰”亦称“台濛五堰”，即对已涸辙不能行船的中江沿途筑五道保证军粮运输，这是中国水运史上的一大创举，为后世所仿效。《太湖备考》对五堰作了较详细的记录，有两种说法：“胥溪……春秋时，吴伐楚，伍员（？-前484）开此运粮，由芜湖达震泽。桑钦《水经》‘中江’即此水。又即古五堰。沈 《水考》曰：‘自广通坝（今高淳东南东坝）而东十五里曰新坝，自此而东九里第一堰曰昇中堰，又南九里曰三塔堰，又东九里曰南渡堰，又东九里曰沙涨堰，又东九里曰前麻堰。’《江南通地民》：‘五堰’：一曰银林，长二十里；少东曰分水堰，长十五里；又东五里曰苦李堰，长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长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长十里。’二说名称里数虽有不同，要不离于旧迹。”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芜湖水运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宋代，经济重心南移趋于完成。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内河商货运输随之鼎盛起来。长江流域粮食高产，又是全国手工业集中区域，食盐、茶叶、瓷器、丝绸、纸张、铜铁器皿等货物，绝大多数被政府收购专卖，或由商贾贩运，政府还在沿江沿河重点市镇设立“榷场”和“榷货务”，控制贩运贸易，提供销售场所。当时，芜湖是沿江较大的“榷场”。据《皖志述略》说：“自唐宋以来，素有‘近海鱼盐富，濒淮要麦饶’之号。长江上游山木，下游海盐，江东与淮南米粮及土特产，多在芜湖集散。”南陵县永丰监冶炼的铜，每年都有数十万斤水运到北京政府。萌芽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的徽商，则以芜湖为市场，将皖南山区出产的“文房四宝”、漆、木、茶等通过青弋江水运到芜湖，再通过长江销往各地。还以这些商品换取山西、陕西商人经销的食盐，再转手贩卖，“于是新安商人逐渐的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中国商界”。两宋的漕运为历史上极盛期，北宋“引漕江湖”，以长江为国用之本，江南路、淮南路、江南西路、江南东路的漕粮，均经长江、古邗沟与汴河水运至京师开封，每年运量达600万石。建炎三年（1129），宋室迁到杭州，漕粮运量与北宋相等，这些漕粮水运均与芜湖有关，或经芜湖中转。
宋元清时代由于水上交通发展的需要，对长江水系运道进行了疏浚，古中江得到挖浚。据《安徽航运史》记载：“宋宣和七年（1125）九月卢宗原主持开浚江东古河。自芜湖由宣溪、溧水至镇江，渡扬子，趋淮汴，免500里江行之险。”《芜湖航运简史》转录元代泰定年间的《浦候去思碑记》说：“芜湖鸠兹，今壮县，当南北之冲，邮传、商贾、舟、寺之所集，民聚以藩”。这说明元代芜湖舟船众多，邮传、商贾皆依赖长江航运。明代永乐二年（1404）修筑了慈湖大堤，沟通内河河道，上通宣歙，东抵丹阳湖，西接芜湖。正统六年（1441）再次疏浚了这条古河道。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开凿了无为县王家渡新河，此河绕无为城出裕溪口，通大江。乾隆五十九年（1794）又开浚上河，上起沈家闸，出泥汊北面，东至裕溪口达于江。这些河道疏浚以后，方便了水上运输。陆游在《入蜀记》说：长江上“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也。”可见宋代长江水运的繁荣景象。
金人入主中原后，参照宋制，设转运司，市舶司机构则负责掌管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税赋钱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兼领漕运。据元人胡敬辑《大元海运记》一书说：“官粮至太平路芜湖江口交割”，即在芜湖接转、移交，完成航运手续。《元史·食货志》记载，元政府规定，每船以扬子江逆流而上，装运芜湖、宣州等地的漕粮，到至元十九年（1282），运量由80万石增加到360万石，其中芜湖占有一定比例。宋元时期的漕粮、布帛、丝绸、茶叶、铜铁器、瓷器等物资水运除官船外，达雇用民船，芜湖民船常年被官方租用的不少于200艘，形成了有名的芜湖船帮。芜湖港口也随之由官方和私人兴建了众多的储货仓库、堆栈行。关税是宋元时期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据《宋会要辑稿·商税杂录》记载，长江干流设税务场29座，每年征收船税与货税达36万贯，芜湖口、池口、汉阳、江州5处，中过1万贯。据《古今法制表》载，元代至元二年）1336）“定船钞立船户提举司十，提领二十。船千料之上岁纳钞六锭，下递减”。《元典章·吏部·内外税务》记载，当时政府在长江沿岸设20个税务提领，负责征收船税。年纳税500锭以上有芜湖、池州、岳州、蕲州、黄州、汉阳等8处。到至大、皇庆年间，由于苛征，致使长江流域“舟船涩滞，货物不通，诸物价腾”。
明代建国初立都城于金陵（今南京），“四方贡赋，由江以达京师”，迁都北京后，仍仰食于江南。洪武二十五年（1392），明政府疏浚了古中江（即胥溪），建石闸启闭。次年又开通了石臼湖和秦淮河，与胥溪相连接，构成一条由青弋江至金陵的重要航道。皖南土特产品可不必绕道长江，避免风涛之险，直达金陵。明清时代长江水运更是“船只往来如蚁”。上游川广、荆湖盛产稻米，稻米船顺江而下，聚集芜湖、南京，形在民著名的米市。乾隆《江南通志》说：“商人载米而来，舳舻相衔”，“舟楫所通，商贾所至多聚于芜湖、镇江。”皖南土特产品也经青弋江水运芜湖，然后出长江外销。长江上游各省的竹木聚散芜湖，因此芜湖集中了众多木材商。自皖南各地来芜湖的徽商，也通过水运将商品销隹大江南北。明嘉靖进士汪道昆（1525-1593）在他的《太函集》一书中说到徽商阮弼在芜湖开办巨店——染局，由于所染的色布质量上乘，“五方争购者益集其所，转毂遍于吴越、荆梁、燕豫、齐鲁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122）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1587-？）的《天工开物》一书记载：“织造尚淞江，浆染尚芜湖”说的就是阮弼的染局。阮弼的色布大多数是通过水运销售到上述各地的。
明代，芜湖由于皖南山区百货和竹木簰以及长江上游的竹木簰，均通过青弋江和长江在芜湖集散。因此，明政府于成化七年（1471）在芜湖设置“工部官”，“抽分竹术”。这是芜湖正式设关征税的开始，因直属朝廷工部主管，又称“芜湖工关”。同时设关的在全国只有三处，即湖北沙市，浙江杭州。工关主要征收竹木税，按竹木簰数量抽取十分之一，后抽收税银。芜湖工关设口岸5处，在芜湖长江两岸。设巡检司13处，即无为州泥汊镇、奥龙河镇、黄落河镇、直隶和州裕溪镇、牛屯河镇，繁昌县荻港镇、三山镇，芜湖县河口镇，当涂县大信镇、采石镇，宣城县黄池镇、水阳镇，江苏高淳县广通镇。据《芜关榷志》记载：当年得税银千两，到正德十年（1515）达49000两，嘉靖十年（1531）增至52000两，崇祯十四年（1641）猛增到100800两，可见在芜湖集散的竹木之多。明崇三年（1630）又设立芜湖“钞关”，由户部主管，故又称“户关”，其任务是征收来往商船的货税。
杭州北新关是明清时期京杭大运上的七关之一，上自江西，闽广，下至苏、杭、常、镇等商货均在此交关税。明崇祯九年（1636）编修的《北新关志》记载了明代芜湖有商船曰报桨船经此关。该志书附有北新钞关船式之图，图中有“芜湖报桨船”图样。
该志还附有杭州北新关制订的《北新关商税则例》，内有纺织品、衣帽、油糖、水果、颜料、铜铁铅锡、瓷器、陶器、纸张、肉类、皮张、药材、杂货等18类。由此可见，芜湖报桨船装的上述某些商品是通过大运河直达明朝首都北京的。
清代，芜湖崛起长江沿岸一大都会，芜湖港也成为沿江大港之一，水运业空前繁荣。民国八年（1919）《芜湖县志》重修序言说“芜湖通商要区，大瀛重泽，梯航辐辏，长江巨埠，皖之中坚，其地视他县为重。”又云：“芜湖扼中江之冲，南通宣歙，北接安庐，顾客往来，帆樯栉比，皖江巨镇，莫大乎此。”该志书《地理志・风俗》卷中记载黄礼对芜湖港口和市场的描写：“芜湖附河距麓、舟车之多，货殖之富，殆与州郡将。今城中外，市廛鳞次，百物翔集，文綵布帛，鱼盐强至而辐辏，市声若潮，至夕不得休。”清代小说家吴敬梓（1701－1754）在他的著名小说《儒林外史》第33回中对芜湖乾隆年间水运业的景象作了描写，他说“芜湖人请他来做诗，登上江边识舟亭，大家靠着窗子看那江面，看了一回，太阳落了下去，还照着几千根桅杆半截通红。”由此可见，当时江上船舶之多，水运之发达。
设关收税，增加国有和，是历代政府对大港口抓住不放的。清代继承明代旧制。继续设置芜湖钞关，仍由户部主管。康熙四年（1665）芜湖关改为池太道主管，上面仍隶属工部和户部。康熙九年（1670）芜湖关中的“工关”又移交“户关”兼管。规定芜湖“工关”每年抽税正银45300两，钞关123100两，合计168400两，全部上缴户部。雍正元年（1723），芜湖关的隶属改归安徽巡抚兼管，与户部脱钩。雍正十一年（1733），安徽设宁（国）池（州）太（平）广（德）分巡道，兼管芜湖关务。雍正年间，侨居芜湖的徽商吴昻眼见芜湖长江上船只经常触礁沉没，造成人员财产损失，他捐资在弋矶上建造了导航台，取名永宁矶，使芜湖航运向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1853年太平军攻克芜湖，设立“龙江关”。光绪二年（1876）又分设户关、工关。1877年4月1日成立由洋人控制的芜湖关。1927年北伐期间，芜湖关被群众捣毁。抗日战争时期，日伪设立转口税局。1946年6月芜湖海关被裁撤。
芜湖关对长江航道控制很严密，来往船舶征税“一律填单，商人收执放关时验单截角后放行。因此在全国诸关中是‘税额较多’的关。”到嘉庆四年（1799），芜湖关实际征税高达194026两。清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签订，芜湖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水运业又得到发展。民国八年（1919）《芜湖县志》重修序言说：“光绪初，创建新关外商纷至，轮船云集，内外转输沪汉之间，此为巨擘，新机日辟，文化遂兴，郁郁彬彬，人才蔚起。”同年，李鸿章主办的轮船招商局，在芜湖设立了办事处（行栈）。光绪三年（1877）英商太古轮船公司在芜湖设立机构。光绪二十一年（1895）英商怡和、日商、日清等洋行和公司在芜湖设立航运机构。光绪二十四年，芜湖当地商人集股或租船、购船纷纷开办航运业务。但是太古、怡和、日清等洋行和公司船舶数量和载重吨位，在航运业中居于压倒优势的地位，他控制了航运章程和运价，民族资本的航运事业受到严重挤压。芜湖进出口物资50％至70％为外国船舶装运。据芜湖海关历年贸易提升（1877-1933），1877年洋货、土货通过船舶输入额为1221013海关两，土货输出额为3656696海关两，输入输出总额为1586682海关两。到1925年输入输出总额独增到64038664海关两。1877年进口外国鸦片为1161.49担，到1884年增加到3660.38担。1877年进口洋布66505匹，到1890年，增加到3515897匹。此外，芜湖口岸还进口大量的毛织品、食糖、煤油、金属等。芜湖出口的稻米、小麦、豆类、丝及丝织品、菜籽、纸张、煤炭、鸡鸭毛、铁矿石等数量更是惊人。其中，仅以稻米为例，1877年出口为135229担，到1891年增涨到3385989担。由此可见水运业的兴盛。
清光绪八年（1882），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奏请清廷获准，将镇江七浩口米市迁至芜湖，从此以后芜湖崛起为中国四大米市（芜湖、无锡、长沙、九江）之一。据徐正元著《中国近代四大米市考》一书记载：1904年芜湖输出稻米为6799222市担，1905年增加到10206548市担。最高年份是1919年，达到10750947市担，输出量历年均高于长江和九江，所以有“堆则如山，销则如江”之称。输出地点为天津、龙口、烟台、威海卫、胶州、宜昌、沙市、汉口、南京、镇江、上海、宁波、厦门、汕头、广州等地。这些稻均以船舶运往各地的。该书中《芜湖关出入帆船数统计》表明：1929年芜湖出入帆船为104100艘，1930年为154447艘。其中有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池州、和州、庐州、宁国、太平等地的船舶。芜湖米市到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才开始走向衰落，但年输出量仍维持在五、六百万担左右，抗日战争爆发后才一蹶不振。
芜湖古代造船业的兴盛，推动了芜湖地区文明史的发展，使芜湖从早期人类文明的萌发地，迅速成为沿江地区重要的军事重镇，并逐步发展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明星城镇；为我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