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小成
本文原载于《芜湖县文史资料》第四辑（1994年6月出版）在中国陶瓷史上，许多古瓷窑一直是个谜，如哥窑、官窑、汝窑、柴窑、宣州窑等等。其中关于宣州窑的有无、窑址位置、烧制时代、产品的种类、釉色及用途诸方面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更是迷雾重重。
早在清代，著名学者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一书中记载：“宣州窑，元明烧造，土埴质颇薄，色白”，认定宣州窑烧制的是质量上乘的白瓷器。民国学者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一书中述为：“元有浮梁磁局，专掌景德镇瓷器，世称为枢府窑。而民间所造者，则有宣州、临州、南丰诸窑，然其成绩不能超过两宋也”，认为宣州窑是元代民窑。而民国时期的陶瓷学者黄矞在《瓷史》一书中却认为：“宣州瓷窑，为南唐所烧造，以为供奉之物者。南唐后主尤好珍玩。”其依据是，“邑人有刘庆者，昔从军至宁国南陵县，掘壕沟，发一古冢，系南唐保大年号砖砌者。中得一碗，上肆而下敛，作平坦势，唇缘外倚，无釉，底顽实，足亦糙，内起六棱，色卵青而微灰，碎纹如毛，近足处釉乳绀黑，若浮试以漆，苍然混玉，厚近二分，然于烈日中照之，光莹欲透。南陵古宣州域。”黄矞以南陵县古墓中出土的碗，推论宣州窑为南唐时期供御的宫窑。1950年，南京博物院发掘了南唐二主李景、李煜的陵墓，两墓中均出土有白资碗形器，形制为“上肆而下敛，作平坦势，”葵瓣形口，釉色白带灰或卵青色。发掘者在《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中分析认为，“宣州窑烧造的瓷器，黄甭看见的是一件‘色卵青而微灰’的撇口碗，怎么叫做‘色卵青而微灰’呢？‘卵青’指的是‘鸭蛋青’，鸭蛋青微带灰色，我们认为还是近于白色的。到了明代，王世贞对宣州窑有过这样一句描写：‘泻向宣州雪白瓷，’这就说明宣州窑烧造的是白瓷了。”发掘者以二陵出土的白瓷碗与黄矞所见的撇口碗相似，年代相同为据，“揣测二陵出土的白瓷可能就是宣州窑的产品。”
1955年秋，考古学者在繁昌县柯家村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影青瓷窑址，安徽省考古队于1958年对该窑址进行了试掘。发现烧造的产品种类有碗、盏、盘、碟、杯、盂、盆、壶、瓶、盒、罐、炉等，表明该窑始烧于五代，兴盛于北宋，衰败于南宋。张道宏先生在《试掘繁昌瓷窑址》报告中认为，“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可能与宣州窑有关。”1979年，安徽省博物馆又对该窑址再次进行了试掘，未正式发表试掘报告。1982年，有同志根据上述意见，把柯家村窑正式列为宣州窑作为安徽省重要名胜古迹之一收录于《中国名胜词典》。稍后，杨铎成、康诗纬先生在1982年第4期《安徽画报》上以“宁国紫砂开新葩”为题撰文报道，“在历史上，我国的陶瓷著称于世，曾出现过许多名窑，位于我省宁国县株木店一带的宣州窑就是其中之一。”经调查，株木店现为宁国县陶瓷厂所在地，确有一处大面积的古窑址，发现有明清时期的罐、壶、钵、缸等遗物。1984—1985年，李广宁先生在泾县琴溪、窑头岭一带发现了规模较大的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的青瓷窑址，主要遗物有碗、盏、盘、注子、壶、钵、轮盘、砚和窑具等，在琴溪乡施窑村的虎容山坡堆积中采集到刻有“宣”字的窑具标本，在窑头岭发现有烧造细白瓷的窑址，认定此即宣州窑，“在盛产宣纸、宣笔的泾县出现一个宣州瓷窑也不是不可能的”（李广宁、董家骥《皖南瓷器考古的几点思索》）。
1986年总第6期《安徽文博》发表了安徽省博物馆王业友先生撰写的《试谈有关宣州窑问题》一文，王文以文献资料为据，结合考古资料分析，例举并否定了上述各种观点，提出了“宣州窑是明代的瓷窑”，以明代方志中有宣州“岁贡官瓶”的记载判定宣州窑“是具有官窑性质的”，窑址尚待发现，其烧造产品可能是青花瓷器，并猜测肖县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带有“宣窑”款的青花盘是宣州窑瓷器。
我国著名的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曾于1973年将宣州窑归诸尚待发现的窑址之一，当他于1987年看到泾县琴溪窑的青瓷标本时，也认为是宣州窑的早期标本。
上述各家之说莫衷一是，尽管各有一定道理，对宣州窑的研究见仁见智，不无裨益，但均存在着证据不力的缺憾。直到1989年12月26日，我们在芜湖县花桥乡东门渡古窑址的调查中，发现刻印有“宣州官窑”字样的青黄釉罐底残件，才使得宣州窑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使我们有可能拨开团团迷雾，去探索困扰人们多年的有关宣州窑迷案的秘密。
芜湖县东门渡窑址是我们在1985年春季开展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当时因见遗物质地粗糙，未引起重视，仅认为是宋代一般民窑，安徽省文物局胡欣民同志和笔者曾以“芜湖县发现宋代古窑址”为题在《安徽文物工作》总第1期予以报道。几年来，我们多次调查，认识不断丰富。调查表明，该窑址为一群窑，范围包括小山、营盘山、康王山、蛤蟆地、窑头山、小竹园等6处，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窑址上几乎随处可见陶瓷片堆积，其中康王山的陶瓷片堆积厚达10余米。遗物主要有容器、动物造型、窑具、砂质碾槽、陶楼、莲花钵、舀子等，此外还发现北宋铜钱，在康王山脚下的东门渡粮站发现半截雕刻有阴文“元祐六年（1091）”字样的青石条，其中“元”字的两横已残缺。尤为重要的是发现了二十多件刻有“宣州官窑”阴文楷书戳记的罐底残件。戳记位于腹壁近底处，外套长方框线，长5.8厘米，宽1.5厘米。在一些匣钵及窑柱上发现刻划有阴文楷书、行书、草书文字20余种，如施、章、黄、高、韦、喻、黄旬、高岫、费升、姚七、吴廿二、西包、惠记、O、襅、岘、工、又罕、O维、佛家平O”等，文字内容涉及窑工姓氏、数目、吉语等方面。遗物胎质粗糙坚硬，叩之铿然，胎色分青灰，灰黑、铁红几种，釉色有青灰、青黄、姜黄、酱黄、青黑、黑色几种，色泽不纯。多施半釉，下腹普遍有流挂现象。
从窑址的分布及烧造时代来看，该窑场有着明显的分工，不同的地点烧造的器物各有不同。如蛤蟆地一带发现的形制不一的酱黄、酱黑釉瓷钵、盆类，均为敛口、直口，斜腹壁，大平底或饼型底，底内外均有一圈13—15个圆圆的托珠痕，是中晚唐及五代时的习见之器。在康王山、营盘山的瓷片堆积中，多见青灰和青黄釉的短圆流执壶、四系大罐、双系小罐等，均按扁平把、扁圆系，具有宋代特征。小山、窑头山多见夹砂胎的青黄釉大缸，时代同于康王山。小竹园自然村落多见表面仅施一层浅黄色化妆土的双系罐及小口陶瓶等，时代稍晚。全面分析判断，该窑的烧造时代是唐代中晚期至宋代，没有发现更晚的瓷片堆积。
发现了“宣州官窑”的款识后，笔者曾撰文《“宣州官窑”今何处——谈对东门渡窑址的重新认识》，刊载于芜湖县历史学会会刊《鸿兹史苑》第四期上，提出东门渡窑址就是宣州窑址的观点。随后，在1990年12月安徽省第七次考古学年会即安庆会议上，笔者在大会发言中重点介绍了芜湖县东门渡窑址发现“宣州官窑”款识的情况，引起与会陶瓷专家及学者的极大兴趣。省文物志稿编辑张宏明同志当即约稿，并亲自踏勘窑址。笔者应约撰写《芜湖县东门渡唐宋陶瓷窑址的调查——兼议“宣州官窑”》一文，后发表于1991年第2期《东南文化·安徽文化专号》上。该文在提交调查报告后，分析认定东门渡窑就是宣州窑，指出东门渡地区含有丰富的陶土和燃料，濒临古丹阳湖，处于连接长江和太湖的古中江水道上，水运条件十分便利，构成了宣州窑形成发展的必备条件。揣测该窑烧造的产品与当地发达的酿酒业和盛产名茶有关，地方官府在专营盐铁酒类的同时，也将酒具专营生产。例举方志所载王政在东门渡附近写有“古驿青留官廨树，行厨碧洗定窑瓷”诗句，诠释“泻向宣州雪白瓷”诗句，认为宣州白瓷是大量外运来销的定窑白瓷。
无独有偶，在这一期《东南文化》正在排印尚未出书的时候，即1991年3月中旬，在合肥市阜阳南路的拓宽工地上，距地表1.5米深处发现了一处陶瓷器窖藏，内整齐堆放有三四百只青黄釉与酱黄釉四系罐，大都已压碎，经清理发现有八件半截罐的下腹近底部位刻有“宣州官窑”印款，和东门渡窑址所见完全一样。张宏明同志看了现场后，当即投稿寄往北京，《中国文物报》于1991年4月7日头版头条以“宣州官窑重见天日”为题进行报道，并加了副标题“对认识、研究‘官窑’提供了丰富的新资料。”此文及前文的发表，在海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稍后、香港杂志向张宏明同志约稿，张即撰写了《众里寻它千百度——揭开“宣州官窑”之迷》一文，发表于1991年第9期香港《龙语文物艺术》杂志，张文除重复介绍窑址情况并肯定东门渡窑即宣州窑外，着重指出：“象宣州窑所烧的器物，质地粗疏，形体不规，制作草率，釉色不纯，质量不高，殊难成为进贡之物，就是作为一般的民间用瓷也是不合适的。由此可知它虽自名‘官窑’，可并不是真正为宫廷用瓷生产的窑场……是一个主要生产装酒器具的窑场。”“宣州窑因钤有‘宣州官窑’文字，遂使人们得以发现这是一处重要烧制盛酒器具的官办、手工业窑场，其学术意义是极为重大的。”
几乎同时，1991年9月22日的《中国文物报》刊载叶定一同志文章《韩瓶·岳瓶·背嵬军》，叶文介绍，“江苏境内长江沿线，北至徐淮地区出土陶瓶，其形状为小口溜肩、直腹、平底，瓶无颈，口沿外圈与肩部形成一圈深槽，便于绑扎封口，肩靠口部有四系，可贯穿绳索作背负之用。该瓶大小不等，一般高约30厘米、口径6厘米、腹径17厘米、底径8厘米左右，制作粗糙，可见轮制痕迹，近底处最为明显，内外施青灰色釉。当地人一般称之为‘韩瓶’，这是因为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当年曾于京口（今镇江）淮水间广大地区抗击金兵进犯，苏北地区老百姓习惯以韩家军称之。其用途，一般认为是水器，即宋代军队中士兵用的水壶。近来有资料表明，它似为酒器。”作者援引清代海陵学者夏荃观点，夏谓此瓶为“古军中主将酒瓶，”“酒尽则弃之”（见《退庵笔记》卷七《韩瓶》），接着，作者指出韩瓶又称岳瓶，为岳飞岳家军中酒器，进而论及韩岳亲随军——背嵬军及其在抗金斗争中无坚不克的勇猛顽强精神和辉煌的战斗业绩。
笔者无缘亲睹该瓶，但从文中描述的情形来看，江苏境内发现的陶瓶与东门渡宣州窑烧制的Ⅲ式四系罐的形制、釉色基本相同。这是不是一种巧合呢？笔者认为这就是宣州窑的产品之一。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宣州窑就是一处官府组织生产军用酒器为大宗的“官窑”。
北宋王朝在对盐、铁、矾、茶实行榷禁时，也对酒实行榷酤，并在全国设立六处“榷货务”（类似今专卖局），其中重要的一处即真州务（今江苏仪征），据《文献通考》记载，真州务领潭、袁、池、青、饶、抚、洪、歙、江、宣、岳州，临江、兴国军榷货。按此规定，宣州的物资必须在真州务办理抽分（又称抽解、抽税）纳税手续，抽分之后，禁榷货物全部由榷货务博买入宫，非禁榷货物则按一定比例博买，抽分和搏买之后，方许与商民交易。同时，真州当东南水运冲要（北宋时水运主要航线为经京杭大运河入汴河进开封），为江南、淮南、两浙、荆湖等六路发运使驻所，发运使专掌六路漕运，兼茶、盐、钱政，当时宣州的粮、茶、盐等重要物资均在真州交割，作为宣州官瓶在真州交割应无疑义。明代嘉靖、万历《宁国府志》均载有宣州“岁贡官瓶一十二万个，内一十一万五千个解仪真（明初改真州为仪真县）抽分厂，转解工部”，笔者认为，这种“岁贡官瓶”宋已有之并形成惯例，明仍因之。由此，江苏境内镇江、扬州、泰州地区大量出土的四系罐便不难理解，前引“韩瓶”、“岳瓶”之说也恰可补证。
宋代榷酒制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州县由官府和军队开设酒坊，民间不得酿造和出售私酒。南宋时，不少官办酒坊已酿出名酒，并且已生产出“清白透明一类白蒸馏酒—烧酒”（李瑞华《中国烧酒起始探微》，《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酒类出口在宋代对外贸易中已占大宗（赵汝适《诸蕃志》）。宣州酿酒历史悠久，唐代已经酿出有名的老春酒，经过酒仙李白的宣扬，闻名遐迩，影响更大，北宋早期，宣州已置酒务七处，岁纳酒课达五万贯以上，在全国居于中上等水平（《文献通考》征榷四）。据光绪《宣城县志》载，东门渡宋称符里镇，“居民商贾凑集，贸贩颇盛，置监酒税，”说明宋时东门渡的酒户较多，结合窑址发现的酒舀子分析，东门渡可能为宣州官办酒坊所在。北宋时期，随着古丹阳湖的围垦，江南圩田的开发，北方流民大量南迁，粮食生产迅速增长，刺激了酿酒业的发展。经过坐贾行商的贩运，盛酒器具的需要量日增，进一步刺激宣州窑的生产。我们可以说，宋代榷酒制促进了宣州窑的兴盛。
近几年来，我县境内发现的一些宋墓中均出土有陶楼及瓶罐，苏皖其他宋墓中也有瓶罐出土，我们发现的瓶罐均为宣州窑产品，往往盛有一种清澈的液体，联系到宋代朝廷上下盛行的华靡之风和厚殆之俗，可以认为是入葬时装的酒水。
宣州窑烧造的瓶罐，既可装酒，也可盛水、汲水，既有官用、军用，也有民用。目前关于宣州窑的研究，仅就前述。但仍有一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调查研究：（一）根据方志中关于东晋初许旌阳于窑旁置铁符的记载，宣州窑的创烧年代可能早到晋代，产品种类或不止于此，因目前窑址尚未试掘，难成定论。（二）方志及当地残存碑文载有窑址附近宋时建有万佛塔、真符观、三清殿等佛道教建筑（解放后仍有留存），其间可能渗透了佛道教传播斗争发展的因素。（三）史学家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宣州窑烧造产品中表现出来明显的区域性分工或与此有关。（四）宣州窑址采集的标本中发现的文字较多，有的文字很有点书法功力，反映出刻划者的文化素质不凡，窑工的成份可能较为复杂。
目前，有的同志面对宣州窑的发现，提出宣州窑不应指某一处窑址，应包括古宣州域内一群时代风格相同的窑址，应以繁昌窑为宣州窑的主要集中地，说明宣州窑的有关研究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兴趣和重视，可以相信，宣州窑的研究一定还会有新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