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柏龙驹
父亲生前很少对我们谈他的过去，我们所闻所见不甚了了，在他临终之前，嘱咐把他保存的文字材料统统烧掉，现在我们姐弟手里保留的几份资料也是残破不全。仅凭自己的记忆追忆父亲二三事，以寄托对先父的哀思和怀念！
（一）一个平凡的人
我家祖籍安徽巢县中垾村刘柏村。父亲一九零一年四月十七日出生于芜湖。幼时家境贫寒。祖父柏家义在船上帮工，祖母柏秦氏为富家作佣。父亲读书较迟，又经常交不起学费而停学，直到十七岁才小学毕业。虽有升学愿望，却无升学能力，由祖母托人送至宣城北门大街王姓杂货店当学徒。活好干，气难受，未等满师即逃回芜湖。二十岁那年是他人生的转折点。那一年我伯父柏孟坚托朋友将他送到芜湖《皖江日报》当练习生。有一次父亲提及此事说，所谓练习生就是勤杂工，专门伺候记者编辑先生们。一九二一年，新文化运动之火在芜湖熊熊燃起，也点燃了埋藏在父亲心底的火种，他利用在报馆做事的有利条件，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自学，由练习生而校对而记者而编辑，并于一九二五年经投稿考试被聘为上海《申报》驻芜湖特约记者。由于《申报》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报，《申报》特约记者的头衔使他在芜湖报界脱颖而出，受到同行和读者的注目。
也就在这一年的八月四日，他和我的母亲——芜湖《工商日报》创办人张九皋长女张衡钧结为夫妇。从此他们相依为伴，同甘共苦；家事均有母亲操办。在父亲临终前长达五年的“流放”和瘫痪在床的日子里，母亲一直受侍在侧，精心照料。亲友邻里，皆颂其贤。然而在一九二五年父亲遇到的喜事还不止于此。
（二）一个复杂的人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作为革命党还处在秘密状态。共产党人李克农、杨仕彬等奉命在芜筹组国民党党部。他们住在小营盘一朱姓人家的楼上，外面挂着“人寿保险公司”的牌子作掩护，开展革命活动。经杨仕彬、章朗青、李克农三人介绍，父亲秘密参加了国民党，指派在市党部做宣传工作。一九二七年，北伐大军到芜后，父亲受命筹办《民国日报》，不料就在创刊的前一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肆捕杀。父亲和李克农等是巢县同乡，平时比较接近，而被误认为也是“异党”成员，上了“黑名单”。父亲在《皖江日报》得到消息，立即报告李克农等人，并连夜转入地下，绕道潜往上海。隔了数月，父亲在北伐军第七军政治部弄到一个“随军记者”名义才悄然回到芜湖。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年冬天，《皖江日报》部分工人不满反动统治，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当局惊恐万分，报馆被封，员工被查，父亲也因涉嫌而被他服务多年的《皖江日报》解聘，被迫走上了独立办报的道路。他即和在《皖江日报》共过事的李劳三、何宗狱等人创办了《中江报》，自任主编和经理。该报因宣传进步思想和抗日救亡，而为当局所不容，他们指使市工会一些头目聚众冲进报馆，打翻字架，捣毁机器，殴打员工；经常寻衅作梗，再加上经费无着，辛辛苦苦办起来的《中江报》不得已于一九三二年以宣告倒闭而了结。
在这之后，父亲即在外祖父张九皋办的《工商日报》帮忙编报，同时继续为上海《申报》写稿。当时《申报》工资较高，每月八十元，这样全家生计得以维持。国共分裂后，虽然他拒绝在国民党省党部送来的党员登记表上重新登记，但他和两边的所谓“朋友”仍有所联系，同时，由于职业关系，他和各方面的人物都有接触。“良莠不齐”，非议骤起。我伯父当着我们的面曾对他说：“交友不可太杂太滥。”一九五六年父母迁居合肥，翟宗文伯伯时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他经常来坐坐。有一次我听翟伯伯对我父亲说：“人是很复杂的，你要听其言观其行。”父亲苦笑着说：“我自己前半生就很复杂。”
（三）一个矛盾的人
日寇侵华，芜湖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沦陷。《工商日报》一直坚持到十二月二日才停刊。父亲编完这一期报纸，和上海《申报》、《新闻报》及《工商日报》部分同仁组成“记者流亡团”，携家带眷及简便的印刷器材，渡江南下，在运漕、三河等地坚持出版发行《抗日战报》。到了三河，真所谓贫困交加，祖母病故，日寇又尾随而来。父亲只得将祖母遗体暂丘在友人家坟地里，汇入满怀国仇家恨的难民洪流。由于得不到当局的支持，这张十六开的抗日小报也难以为继。后来到了湘西辰溪，父亲又和友人张松泉创办了《辰报》，自任总编辑，继续宣传抗日，反映民情，直到抗战胜利，这张四开小报在湘西一带，特别是在难民群中是颇有声誉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举国欢腾。九月，父亲受外祖父张九皋之委托，只身先行，历时两月，才返抵芜湖筹办《工商日报》复刊事宜。当时，日寇尚未交械，敌伪仍掌大权。汉奸占据《工商日报》馆址开设的“璇宫饭店”营业照常，不仅拒不交还，反而传话要父亲远离芜湖。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据理力争，他气愤地责问有关当局：“八年抗战，倒底是谁胜利了！？”。经四月之久才收回馆址，一九四六年二月《工商日报》终于复刊。这时外祖父张九皋一家和我们家相继回到芜湖。外祖父任社长，父亲任副社长，舅父张步青任经理，他们联络商界，团结员工，全力以赴，使《工商日报》很快成为芜湖民营第一大报。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发动内战，形势对国民党极为不利，对这张声誉日隆的舆论阵地，国民党当局当然不会等闲视之。时行安徽省政府主席的李品仙先是发来聘书，聘请父亲为省府参议，面对严峻的现实，父亲对国民党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即以“无功不受禄”为辞，将聘书退了回去。同时，再次拒绝要他重新登记为国民党员的指令。当他发现上海《申报》日趋反共，他便毅然辞去该报职务，断绝了和该报二十多年的关系。并且拒绝了民社党刘道行提名他为伪国大代表候选人之议。拉不成就打。报纸复刊三年，报馆三次被打，损失惨重，父亲也被打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一面通过关系，于一九四八年底掩护我堂姐柏彬一行几位大学生从芜湖渡江投奔解放区，一面积极参与民主进步人士及商界代表秘密研究迎接解放军渡江事宜。这是父亲的一个方面。
父亲还有另一方面。一九三八年我们全家流亡到汉口。父亲曾几次到汉口山崎街八路军办事处看望李克农。我那时五岁多，有一次跟父亲去李处。李克农要父亲留下来参加《新华日报》工作。此事不知怎么被国民党特务知道了，一个叫李竟华的“朋友”找上门来，对父亲说：“有人希望你暂时不要离开汉口。家眷有人负责代为送走。”父亲问他留下来干什么？他说：“给你资本开个店，只须你到八路军机关去玩玩就行了。如同意，徐恩释先生（后来听说是个大特务）想同你见见面。”父亲想这不是要他卖友求荣当特务吗？敷衍了他几句，即悄悄携家渡过洞庭湖，经长沙、常德，到湘西小镇浦市住了下来。在解放战争紧张阶段，父亲痛恨蒋帮反动势力，又不得不和这股反动势力作周旋，陷入矛盾、苦闷、消沉之中，特别是在芜湖解放前夕，他的目标较大，报馆多次被打，更是忧心忡忡，为求自保，整天坐在麻将桌上制造“假象”，并违心地和国民党芜湖头面人物在赭山演出了一场“结拜”闹剧。我当时已十五岁，看见他从赭山回来情绪极坏，但不知底细。后来此事传到我伯父耳内，他大发脾气，说了父亲一顿。我听见父亲对伯父说：“拜已拜了，以后绝不和他们来往。”
（四）一个扭曲的人
芜湖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解放。《工商日报》一度奉命停刊。一九五零年十月一日，经市军管会批准，在翟宗文、朱子帆、黄梦飞的多方支持下，又以《新工商报》面目和读者见面。操竹友、奚国光任正副社长，父亲任经理，后因亏损而于一九五二年九月停刊。
我姐姐柏龙吟和姐夫王福年一解放就在安徽省财政厅工作，我和李琦也于一九五六年初由治淮文工团分别调安徽省文化局和安徽省话剧团工作。父母在芜既无工作，又无牵挂，即带着弟妹迁来合肥和我们同住。父亲每天除了看报，很少讲话，和过去老友也很少来往。
一九五六年初春，又发生了一件事，再一次改变了父亲的生活轨迹。那天上午，我正在省委小礼堂听报告，突然局里来人把我叫了出来，说杨杰局长找我，很急，要我立即回局。我赶回局里，杨杰同志一见面就问，你父亲住在你处吗？我说是的。他说现在就去你家，请你父亲还有你和李琦去见一个人。我问什么人？他说见面就知道了。我们一行到了江淮旅社西小楼会客室。听杨杰同志介绍，才知道站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李克农同志。他笑着对我和李琦说，我比你父亲年纪大，你们就喊我李伯伯吧。接着他和我父亲忆往事，谈家常。过了一会他对我们说，还是翟宗文告诉我你父亲在合肥。我本来想去你们家看看，前呼后拥，不自由，也不方便，最后和你们张省长（指张凯帆）、杨局长商量，决定请你们过来聊聊，今天我请客吃顿便饭。入席前，他又说：“今天请你们来，一是和你父亲叙旧，二是告诉你们（指我和李琦）我们共产党不是不讲交情的，凡是为革命做过一点事，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入席后，父亲提起一九三八年汉口之事。李伯伯听后大笑不已，说：“你去我处他们知道，他们找你谈话，我们也知道。你悄然离开汉口，虽非上策，但还是够朋友的。”谈话间知道我父亲尚无工作，他即对杨杰同志说：“柏毓文在大革命时代我们在一起活动过。过去他的历史我可负责，以后由他自己负责。希望给他安排一个工作。”不久，杨局长告诉我，经张凯帆副省长和潘效安秘书长研究，要我父亲先到省工商联上班，后调省文史馆任馆员。那天李克农伯伯谈兴甚浓，谈了许多国共谈判、朝鲜谈判的趣闻，并询问了我们的工作、生活情况，要我们有机会到北京一定要到他家去玩。后来，我们虽多次去京，考虑到他很忙从来未去拜见他。当听到他因病仙逝时，我说发个唁电，父亲惨然地说，不必了，我们向北三鞠躬，祝他安息吧！你们要记住这位为革命有始有终的坚毅之人，不像我半途而废……
父亲在省文史馆，除了参加政治学习，只写过两三篇有关芜湖史料的文稿，非常谨慎，即便如此，也没逃过“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原先他担心我们受他的连累，没想到他们二老却因我遭灾。一九六八年七月十八日，我因“围攻江青，反对革命样板戏”的“莫须有”罪名，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份子”。关进“牛棚”的当天，年近七十的父亲和已过花甲的母亲也同时被省直文艺界造反派分别关进“牛棚”。父亲过去和路透社有过联系，造反派要他承认是英国特务，不承认就打，受尽凌辱，老人身心受到极大刺激，又为家人担心。一九六九年初夏，他在准备去大蜀山农场劳动时，心情郁闷，血压升高，中风摔倒，半瘫在床。同年十一月，林彪下达“一号通令”，像他这样半瘫的老人也被逐出合肥，和母亲一道被遣送到歙县我妹妹柏龙珍和妹夫马善珠处寄住。由于缺医少药，不久即全瘫不起。虽经母亲和妹妹、妹夫的细心照料，终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日含恨而去。终年七十有二。生前他听说林彪摔死，他笑了，断断续续说了一句“善恶到头终有报”。他临终时，待我和李琦带着孩子从淮北新马桥省五七干校赶到歙县，父亲收殓入棺，我们默默地送他上山。妹妹龙珍对我说，父亲生前尚能说话时一再交代，不管将来如何，不要什么结论，更不要什么平反，希望你们好好照顾你们的母亲。我们尊重父亲遗愿，从未提出这类要求。想想也是，人已入土，要一张白纸何用！
我过去告诉子辈，现在要告诉孙辈，我父亲不是一个完人，我们要学习他好的方面，特别是最后一着：是非功过自有公论，表现了一个唯物主义者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