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振才
芜湖是濒临长江南岸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距南京很近，仅隔九十公里。1937年12月，日寇侵占南京，芜湖相继沦陷。1938年5月，芜湖由维持会改为自治会，建立伪政权。
1939年，是抗日战争初期阶段。由于日寇的高压政策所致，社会动荡，经济萧条，通货混乱。当时沦陷区内，因为通货膨胀，市面上通用的除法币（中、中、农、交四行）和安徽地方银行发行的纸币外，其余全是大面额的日本军用票和日钞，还能见到少数日伪联合组建的华兴银行发行的华兴券。为此辅币缺乏，给当时芜湖人民在生活上带来了很大不便。出于一个被压迫民族的自尊和觉醒，其时芜湖人民买卖货物时大多不愿用日币和伪票券，加上市场上辅币奇缺，商民在做交易时无法找零，便曾一度出现了用邮票代替辅币流通的情况。
起初，芜湖及临近大小集镇，各行各业的，如酱油店、炒货店、杂货店和南北货店等商号，为了营生，他们便想出了用“火柴”、“草纸”和“肥皂”等另星小商品来代替辅币找零。这些“小商品”实际上只能暂时代替辅币救急，而不能真正起到辅币作用，充其量也只能当作商品流通而已。
鉴于有些找零的小商品，在商号使用对不上号时（即商店仅收入自己找出的小商品），有的店主就想出了将自己的小商品做上记号找出，以便以后经营，经认可后再作为货币收回。这样一来，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如：做上记号找出的小商品，只能认准一家使用，不能广泛“流通”，同时因多次反复转用又有破损，故常引起纠纷，总之，矛盾越来越多。可见辅币是通货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货币面额的分等档次，它是随着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客观需要产生和发展的。为了应付当时的急需，解决找零困难的实际问题，那些有民族觉醒的群众，便开始悟出了用当时寄信的孙中山头像邮票来代替辅币。一来以示抗日，二来又可以票面的面额作为“找零”的多少来使用。多数是用以“分”计算的小面额票。由于国家出售的邮票，在人们心目中得到了信任，故久而久之，逐渐为市民习惯所承认。据传闻，这种办法是从上海传来的，因为当时不仅芜湖是这样，苏南（如无锡）和浙江（如嘉兴）一些地方也是如此。
大汉奸汪精卫于南京粉墨登场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下，为推行其侵略政策，于1941年1月16日在南京成立了汪记“中央储备银行”并大量发行纸币，强迫中国居民使用。同年三月，中储行除发行在日本东京印制的四种面额——一元、五元、十元和五十元的主币券外，还印行了五种票面的辅币券——一分、二分、一角、二角和五角。随着“中储行”对法币的限期收兑，限制流通以致禁止流通，邮票作为通货才逐步退出流通领域。
当时代替辅币使用的邮票，一般都是普通的“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烈士头像票，而以绿色的孙中山头像票为最多，用的都是新票。因邮票小，纸张薄，常易遗失，且多次辗转使用，常被抚摸得污迹斑斑，故细心人，多在外面包上一层玻璃纸（透明纸）来加以保护。现在这种邮票，我们还可以在收集“民国专题票”的集邮者手中常常看到。
用邮票作为通货是现代芜湖金融史和货币史的一部分，虽说流通时间不长，方式独特，但是史实。它曾深入芜湖市场和当时法币及“中储券”一并流通过，为缓解城乡辅币不足，便利商民货币交换起了一定的作用。它不仅是芜湖现代金融史上货币流通中的一个小插曲，而且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当时历史背景下，伪政权货币制度的混乱，尤其是由于辅币的短缺，调转不灵而直接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值得金融工作者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