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其寅
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回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往事，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最使我难忘地是，芜湖沧陷前夕，在敌机连续三天轰炸市商业区的漫天大火中，我们乘坐一只漏水的乌蓬船（小划子），连夜出江逃离乡梓的坎坷经历。
一九三七年，继“七・七事变”之后，“八・一三”日军又在上海登陆，一场全面的抗日战争就爆发了。那年我十一岁，在芜湖西门詹家巷商会小学念六年级。在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的影响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在我幼小的心灵上萌发。从那时起，读报纸，听广播，便成为我的习惯。我的床头放有一台收音机，是舅父陈家琮送的。每天早晚，我都要定时打开收听新闻广播。晚间，家母陈家瑑督促我们姊弟温习完功课，我便迫不及待地扭开开关，一面洗脚，一面收听当天消息，钻进被窝里继续默默地听，经常听得睡着了，忘记关上机子。
当时，我家住在“韦家大院”据说是韦昌辉建立的韦氏宗祠，后改为居民住宅。此屋系我祖父肇周先生租赁的，每月租金达四十块大洋。与“十里长街”上耸立的“上海银行”大楼，隔河相望。“韦家大院”门前，是一条东西向的、与青弋江平行的石板路，名曰：“库子街”。横跨过门前的石板，紧挨着河沿是一片空场，长不足十五米，宽约二三米，是我童年玩耍的地方。站在这里，便可以把沿河两岸的风光，一览无余。九月，松沪战火方炽，有一天我放学回家，抛下书包，唤着小狗到门外玩。我扶着路边的电灯杆，任随狗儿在空场上撒欢，眺望下首的洋桥上（原名利涉桥，今名中山桥）人来车往，听着上首河对面的徽州会馆的码头上，搬运工人的们的号子声，好一派热闹景象。忽然，我隐约听到了飞机声，一瞬间，便有四架飞机出现在“河北”商业区上空（注：青弋江贯穿芜湖市区中央，将芜湖一分为二，与长江汇合。俗称青弋江北岸市区为“河北”，南岸为“河南”），此刻，紧急警报的汽笛才仓促拉响，只见飞机朝我头顶袭来。头一架飞得特低，象是擦着上海银行的楼顶滑下，机上飞行员的头盔和机翼上的膏药标志，都能看得清楚。当它飞临青弋江上空时，大概它已看清了此处是两江的汇合处，于是便转了个九十度的急弯，向青弋江上游飞去，后面的三架敌机尾随它向东仓惶逃遁。因为，敌机是首次侵入芜湖领空，我想起来并不后怕，反倒有点纳闷：为什么此次敌机没扔炸弹？也未扫射？当晚，我收听广播后才明白，当天南京附近上空发生过激烈空战，那么，这四架敌机一定是被国民党空军打懵了，逃窜到芜湖来的。难怪它们队形紊乱，慌里慌张地逃命呢！由此，芜湖谣言四起，妄传什么芜湖有“黄鳝精”，口吐烟雾遮住了鬼子飞行员的眼睛，不敢轰炸芜湖，所以幸免于难。
正当谣言不径而走，越传越奇的时候，十月的一天（农历九月十七日），敌机偷袭芜湖飞机场，炸毁了跑道上的四架国民党飞机。这一炸，芜湖人反倒清醒多了
家父本槐和二叔梦熊一直忙于公务，无暇顾及家中的事。自一九三三年祖父肇周逝世后，在漕酱坊世交长辈的敦邀下，家父辞掉了芜湖泾县公学校长的职务，承袭了祖父的遗缺，继任了芜湖商会执行委员、漕酱公会主席的职位；抗战军兴，又代表商会兼任“芜湖各界抗战后援会”财务组负责人。二叔任商会小学五年级的级任。他俩人公务都十分繁忙，尤其是家父经常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时，他俩也不得不坐下来，连夜商量家务了。
当时，他俩达成两项共识：一是将古董装箱待运，二是送妇孺出城躲避空袭。无疑地，上述两件事皆为我们家庭的当务之急。
看得出，我家的这两位主事者，已洞察出当时战局的趋向，觉得不容乐观，所以从最坏处开始着手准备。
我祖父肇周先生服务商界，以收藏古董文物为其业余爱好，他将一生的积蓄几乎全花在这上面了。这些古玩，大都从芜湖败落的大家子弟手中流散出来的。祖父收藏品以各朝名家书画为大宗，此外还有青铜器、名贵瓷器、玉器等，其中多为珍贵的真品。祖父总是将那些最珍贵的画卷，珍藏在自己书房的橱柜内，便于随时取出观赏，爱不释手。另外大部分古玩书画，都收藏在前后两座楼上。祖父每天一有空闲，便爬上梯子，到楼上翻箱倒柜，找出他想看的画卷，挟下楼来，挂在前厅的墙上，一边晾晒，一边欣赏，然后，把小包樟脑粉末，夹在画卷边上，用手拧紧卷轴，直到发出“吱……吱……”的响声为止。再不厌其烦地扛上楼去，细心地把它们收藏起来。祖父逝世后，这项工作便留给二叔完成，但，减少到每年只拿出来集中晾晒两次，二叔总是叫我做他的帮手，一干就得十天半月。有一次，二叔不慎踩滑了脚，险些掉下楼来，实在吓人！
据年逾古稀的毓芬大姐（现改名翟玲）回忆：日本驻芜领事曾打过祖父收藏品的主意。一九三二年，祖父还在人世，汉奸陶惜芬（当时为日本领事馆一秘）陪同日本领事坐车来“韦家大院”，以欣赏肇周先生收藏的名画为名，威胁利诱，出大洋八万元，企图买走全部收藏品。肇周先生是位爱国者，他本来就对日军强占我东北三省义愤填膺，如今又妄图强夺自己的心爱之物，更加不堪忍受，暗下决心：此次决不让小鬼子如愿以偿！他不亢不卑地说道：“领事先生，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君子不夺人之所爱’。更何况，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民族的尊严，是不能用金钱做交易的！？”婉言谢绝。
一九三三年冬，祖父肇周先生患脑溢血逝世，三年后的一九三六年夏，祖母翟陈氏亦相继去世。因为，两位老人都是在战前病逝的，街坊邻里，有口皆碑，称道我家的先祖父母为“有福之人。”可是，有谁能预先知，先祖父母遗留下大批古董文物，对于身居乱世的子孙来说，其负担又是多么的沉重？
战事愈紧，家父公务就越忙。如今，他和二叔决意要将祖宗的遗物，运回祖籍泾县茂林附近的翟村山区藏匿起来，不让日本鬼子染指，就必须马上动手清理，装箱待运。家父首先叫张运楼大师傅拿着自己的名片，出去购买装卷烟的空木箱；张师傅一下便买了二三十只空烟箱回来。每只烟箱足有中堂上摆的八仙桌那么大。剩余的装箱事宜，家父实在无暇过问了，二叔只得搞了。清理、搬抬、晾晒、掸灰、擦洗、包扎、装箱、登记等诸多琐事，既费力，又费时，除张师傅帮着干之外，两位姐姐和我自然也排上了用场。干上一天下来，个个都象刚从煤炭堆里钻出来的“灰鼠”似的。
过了几天，我们便下乡躲空袭了。几辆人力车拉着家母陈家瑑、婶娘王玉珍和妇女、孩童一行十余人，来到距芜湖城二十公里的“三山镇”。当时是个小镇，只有一条不长的街，但是，小镇中的街道、房屋都很整洁。下车后，将我们安置在街另一头的财主家里，石条砌的门楼，朱漆的大门，宽敞的大瓦房，气势不凡。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乡镇上并不安宁，经常有盗匪和散兵游勇出没，财东家的朱漆大门总是紧闭着。我们到这里来，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女人们一律不准出门，到街上抛头露面是绝对禁止的；纵然是我们孩童，也只让在院内玩耍，不准越朱门半步。与外部世界全然隔绝，音讯查无。只能在芜湖来人探望时，听到点滴消息。在这里，一住便是几十天，比“软禁”的日子还难熬！
国民党军队在淞沪进行了消耗性的抵抗，坚持了三个月，十一月十一日上海失陷。随后，日军分四路进攻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局势更加混乱。在杭州湾登陆的日军，为了切断国民党政府的退路，沿公路线西进，经杭州、广德，直逼芜湖。这时，上海、苏州、无锡一带的难民，分水陆两路，成批向后方逃亡，同时，敌机亦加紧了对难民的狂轰滥炸。当时，长江里的十多艘大轮成为运输的主要工具。十一月下半月，英商怡和轮悬挂“米”字旗，载着满仓的难民，前往武汉。当它驶抵芜湖码头时，遭到四架日军飞机的轰炸，客轮上一千多难民，幸存无几，惨不忍睹。
就在“怡和轮”遇难之后，从十二月五日起，敌机连续三天，分批轮番地轰炸芜湖市区，长街、二街、车站、码头，损失极为严重。
当时长街的店家，门墙梁柱都为木结构的，加之，又是长长的深宅大院，街北的店，从长街一直延伸到二街；街南的店，从长街一直延伸到河沿。一旦遇到火灾，却很难救灭。因此，当敌机连续三天轰炸芜湖市区时，便扔下了大量的燃烧弹，眨眼间，整个长街立即成了一片火海，以致好多个日日夜夜，火龙象疯魔似地吞噬着长街上的一切。据史料记载：李鸿章家族在长街陡门巷口开设的大典铺，存当衣物，悉数被烧毁。有百余年历史的张恒春国药店，向以库存各种药材充足著称，燕窝、别直参、银耳、鹿茸、羚羊角，应有尽有。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机狂炸芜湖，张恒春店面被焚烧一半，库屋全毁，所存底货价值达六、七万元，欠外债四十余万元。”这些历史资料虽然是点滴的记叙，也可见一斑。
敌机轮番轰炸芜湖，不时引起三山镇大地的震颤。家母坐在屋内，暗暗流泪，坐立不安，那天下午，她毅然地抱起襁褓中的其内弟，牵着我的手，坐上人力车进城。已读芜湖女中的毓芬大姐，看见我们上了车，象受惊的鸟儿哭叫着扑过来：“妈，我求求你，带我进城看爸爸！”大姐的话，象针尖扎在母亲的心上。她心里明白，大女儿聪明好学，家父特别喜欢她。家母只得叫车夫停下，将大姐拉到车内。当我回过头去，看见温驯文静的毓华二姐，牵着不懂事的毓蕃妹，还伫立在门口向我们招手。
在朔风中，车夫吃力地拉着我们跑，寒风刺疼着我们的小脸，母亲将我们三个孩子，紧紧地搂在怀中。大家都沉默着，只见公路两旁熙熙攘攘的难民潮，逆我们而行，滚滚向南。路上，唯独我们这一辆车向北，难民们都用惊异的眼光，向我们车上投来一瞥。从芜湖逃出的熟人，好心地拦住车，关切地说：“敌机还在轰炸芜湖，大火冲天，人跑空了，你们回去干什么？”他们那晓得家父仍留守在芜湖。
车到库子街，天已尽黑。偌大的一座城市，不见灯光，不见人影，隔河的火焰，随风呼啸，热浪翻腾，不时发出阵阵噼噼啪啪的燃烧声，或而夹杂着轰隆的爆炸声。
走进家门，一眼便看见家父、二叔们端坐堂前，家母才放下心来，大姐扑向父亲身边，但是，父亲还是用责备的眼神，注视着母亲。帮忙看家的姨奶奶（先祖母的亲妹杨陈氏），手捧着水烟袋，忙站起身让家母进屋休息。堂前那盏黯淡的煤油灯火花，在玻璃罩下跳荡。环顾四周，我好象发现这是个陌生的家，这里，已经失却了昔日的生机、亲昵和欢乐，一切都陷入恐慌和不安之中。房里屋外，杂乱无章，厅堂内、屋檐下、过道里，大木箱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这些箱内装着祖父遗留下的书画文物。装箱之后，正临深秋，河浅水枯，到处联系船家运输，终因这批木箱大而重，小船不负重载，大船吃水又深，无法溯青弋江上行泾县。敌机对芜湖的几天滥炸，预示着敌军已逼近芜湖。此时此刻，眼看着先祖父心爱的书画古玩将要落入敌手，家里人个个心急如焚。
晚九点多钟，舅父陈家琮突然出现在我家堂前。他原先是国民党迫击炮团的一名排长，曾参加过淞沪前线的战斗，随后该团被打散，才回到芜湖。今晚我一家人正愁眉不展时，舅父意外地站在我们面前，真象观世音下凡救苦救难来了。他说：“要走就马上动身，船还能有办法？”从他嘴里才知道，芜湖江、河内所有大小船只，都给国民党军队封差拉走了。当时惟有一线希望是，芜湖师管区的张健连长答应解决一只船。舅父同家父匆忙商量了一会，便迳自奔师管区去了。不料，张健连长的船已经开跋了，于是，他又急忙下河沿搜索，碰巧遇上一只小划子，船老板正要载自家的妻儿出逃。舅父再三求船老板开恩，只要愿意另带上四五个人，“芜湖师管区”的这张封条归他。舅父告诉船老板：“这张封条只要贴在船头的桅杆上，就谁也不敢上你的船，保准在大江之上畅行无阻，平安无事。”船老板捉摸此招保险，欣然同意。舅父立即返回，接家母和我们三个孩子连夜登舟。
此刻已是午夜时分。刚一出门，对河的大火，象在我眼前燃烧，一股汹涌滚烫的热浪，劈头盖脑地迎面扑来，吓得我倒吸一口气，打了一个寒颤，向后退了一步。我定了定神，瞥见对岸沿河的水中，从东头到西端，全然是一条火龙的倒影，随着涟漪不停的摇晃，比起当年农历七月十五日的鬼节，放河灯的氛围还要炽烈。我再眺望陡门巷口的李家当铺，那高高竖起的白底黑字大“当”字牌匾，正被烈火烧得摇摇欲坠。
小划子，隐藏在距洋桥不远的水巷子下面。这巷道仅一米多宽、十几级台阶，窄而滑，我们就着火光，小心翼翼地顺石级而下，依次登舟，挤进芦席篷的底仓。家父低声叮嘱了舅父几句话，把母亲和三个孩子托付给舅父，便上岸同我们挥手告别。人生啊，骨肉的生离死别总是很痛苦的！
小划子启动了，船老板掌住舵，舅父低着头吃力地从船仓底一盆盆的往外舀水。这时，我才明白这是一只漏水的小划子。因为船老板为了保住它，故意将船底凿穿了一个洞，才躲过了丘八的封用。不一会，小划子从洋桥底下钻过，驶至两江汇合处的江口，住左一拐，扯起白帆，顺江颠簸而上。
家母掀开篷后的布帘，我趴在她的腿上远眺，惊讶极了！芜湖码头一带焚烧的火焰，乘着江上的风势，燃烧得格外猛烈，将这浩瀚的江面，映照的如同白昼一般。从码头到江北的裕溪口，整个大江的上空，都笼罩在光采耀眼的红色天幕中。在幕帐下边，水波起伏，恰似无数条彩色缎带在抖动，点点帆影漂浮，一派“百舸争流”的梦幻世界。尤其是，江风席卷着南岸焚烧的灰烬，布纱幕上洒落下来，闪闪烁烁，如泪珠喷涌，又如血雨纷扬，把这巨幅的纱幕，映衬得是那样的深邃，那样的空旷，那样的恐怖！掌舵的船老板哀叹地说：“烧吧！烧吧！我们芜湖是在劫难逃啊！”
火光，渐渐地退远了，直至在船尾消失。
翌晨，我被一阵粗野的喊声惊醒。舅父连忙从船头站起身来，操起山东口音（他曾在山东驻扎过），向江心大船上的军人答话。稍顷，张健连长忽然从大船仓内钻出来，向舅父询问究竟。当他明瞭我们的情况后，便命令他的大船向我们的小划子靠拢，然后调拨给我们一条稍大的木船，并留给我们几天的米粮和蔬菜，便匆促告别离去。张连长留下的酱菜中，有小缸装的安庆“胡玉美”豆腐乳，象酥糖一样一小块一小块的，味美喷香，毓芬大姐特别爱吃。五六十年过去了，现今她谈起这件事，仍然津津有味。
一天傍晚，船驶抵贵池，天色有变，风大浪急，舅父便决定让大家上岸休息，找了一家小客栈，将我们安顿下来。的确，连续几天挤在船仓里，鞍马劳顿，卷曲着腿，大人小孩都已疲惫不堪，当时能有个伸开腿睡觉的地方，真太够味了。深夜，暴风骤雨大作，我脑子里马上闪过一个念头：“长江无风三尺浪”，我庆幸躲过了这场天灾！可是，我们第二天登船继续西行时，却看到江面上有许多漂浮物，方知道昨夜的风浪，击毁了多少难民的舟船，又有多少无辜的百姓葬身鱼腹！老天爷睁开眼看一看，这场天灾加人祸的劫难，实在惨绝人寰。
又一天，船过马当要塞，我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紧张堵江的场景。他们企图用堵江的措施阻止敌舰通过。我低头看到江水下沉的船何止千万？有的桅杆伸出水面，有的船尾翘得多高，好象它们还在倔犟地挣扎！大江之上，只留有一狭窄的水道，让逃难的船只临时通过。要塞岸畔，停靠着一排排待沉的木船，军人们正朝木船上一锹一锹地抛石子，填满一船，就命令小轮拖带到指定位置，再向船仓内放上两枪，江水便从枪眼灌进仓内，打着气泡，徐徐下沉这是一项劳民伤财、毫无效应的浩繁军事工程。
我们木船驶抵江西省九江，听说有大轮直达武汉，便告别木船登岸。舅父去轮船码头买票，我们母子四人偷闲逛大街。九江的沿江马路，是一条宽阔的柏油大道，路旁的店面鳞次栉比，货架上摆着著名瓷都景德镇的产品，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昔日这条街象是专做过往旅客生意似的，但是当时，光顾的人少，买卖不景气，显然这里已经受到战争的影响。可是，我们这几位不速之客，走了一家又一家店铺，兴致不减，留连忘返。家母对这些精美的瓷器，更是爱不择手，她选中了一套细瓷盖碗，买下了。并给大姐和我各买了一对画了龙边的小碗，以资纪念。
舅父买到了大轮票，当天，我们一行五人便登轮直驶武汉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我们安抵武汉，当时，武汉已成为战时的政治中心。一登上汉口的江汉关，立即便能感受到这点。报纸、广播、标语、口号、宣传队等救亡宣传活动，搞得热火朝天，给人以莫大的鼓舞。
汉口，毕竟是座大城市，租界又多，所以，马路上奔驶的汽车、马车特多。在江南的城市里，马并不多见，便谈不上有马车了。马车，能坐人，能带行李，马跑的又快，因此，舅父雇了一辆马车，我们小孩子觉得非常新奇。于是，我不愿坐在车内，硬要站立在车旁的搭板上。马在柏油马路上有节奏的奔驰，马蹄的响声特别好听，我听得出了神，不知不觉地松开了手，我的身体便向外倾斜了，趴在马路中间，大家都惊呆了！我却象没事似的，爬起来，拍打掉衣裤上的灰土，重新上了马车。一场虚惊，以相对一笑而结束。
我们落脚在“怡庆里”。这里有两排相对的二层楼房。两边各开六扇大门，每扇门内又分楼上和楼下。“怡庆里”是李师长的私产，他是我舅父的上司。我们住在李师长夫人家隔壁的楼上；楼下，住着国民党阵亡将领刘师长的遗孀和女儿，她们母女都很和蔼可亲。刘师长的女儿，当时已是个中学生，我经常走过她的房门，总见她俯首桌案，埋头用功，从来听不到她的声音。
我们在汉口暂时安定下来，简单地度过了第一个“流浪年”。“每逢佳节倍思亲”，芜湖沦陷已有时日，仍然没有家父消息，无法知道他（们）身在何方？母亲和我们都沉浸在思念和惆怅之中。因此，这个“年”，大家均无心过它。家母仅有的一点精神安慰，就是大姐和我都在汉口考取了学校。毓芬大姐插班在一所女中，我录取在上智中学初一。上智中学在大智门外球场路，距“怡庆里”足有一二十里路，只有住在校中，开始独立生活。不过，李师长儿子与我同校，他年纪稍长，年级高，我在校中，时常得到他的不少关照，我们每周回家一次，往返坐车当然是沾他的光了。在这期间，舅父陈家琮也参加了无线电学校的学习，后来重新走上抗日前线。
一个周末，家母领着大姐和我，到一家著名的电影院观看美国影片“出水芙蓉”。正片开演之前，先加演新闻短片（当时武汉各家影院均如此）。那天加演地是，八路军表演操练大刀英勇杀敌的场面。在“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配合下，战士们精神抖擞，动作整齐，博得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电影散场后，机灵的大姐毓芬，意外地看见两位芜湖同乡，领着他们的眷属也是看电影的。家母高兴地上前招呼，原来他们都是家父的知交，在异乡相遇，喜出望外。他们告知家母：“本槐先生一路上都在找你们，沿途贴了许多寻人启事。现在他们都在桐城，住在张师傅家里。”我们回“怡庆里”后，大姐即刻以家母的名义，给父亲写了信。不多久，果然收到来自桐城的回信。几个月来，家母心内压抑着一块石头，此时此刻才算落下地，在她的面颊上头一回绽出了笑容。
又过了一两个月，家父、二叔一行人，经过长途跋涉，平安地来到汉口，与亲人团聚。家母望着久别重逢的丈夫和两个女儿（二姐毓华和大妹毓蕃），长时间讲不出一句话来，最后她感慨地说：“这几个月真是度日如年啊！”
其实，家父他们一行人的逃难经历，更可谓历尽千难万险、颠沛流离之苦。
芜湖比南京早三天沧陷。上海撤退仅一个月——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芜湖即陷入敌手。就在这钧一发的前一天夜晚，家父才带领家人，随专员等政府留守官员三四十人，最后一批撤离芜湖的。遗憾地是，祖宗所遗留下来的书画古董已无法运走。临行前，只得悉数托付孤寡老人杨陈氏照管。这本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无望措施。
一路上，难民潮象链条似的流向远方。他们拖儿带女，饥寒交迫，喝不上一口水，吃不到一顿饱饭，机械地挪动着自己两条腿，没有止境地走向后方。尤其险恶地是，难民潮经常处于“前有土匪骚扰，后有日军追击，上有敌机轰炸”的境况下，他们经历的艰险程度，实非常人所能想象。二叔一房人，途中不但遭遇过土匪的抢劫，把随身携带的活命钱，也被抢掠一空；而且，由于敌机在沿途的狂轰滥炸，二叔的一个儿子——我的堂弟就是在敌机的炸弹下，被炸得血肉横飞，死于非命。家父、二叔一行人，就是这样背负着人间最大悲痛和苦难，逃亡到皖西桐城农村栖身。
在滞留桐城期间，家父得知一件不幸的消息：日军侵占芜湖后，就将“韦家大院”变成了马厩，野蛮地把我的姨奶奶杨陈氏赶出家门，在抢走那几十箱书画古玩的同时，还把厅堂、房间内的地板撬开，掘地三尺，就连后院肇周先生亲手栽种的石榴树下，女人们埋藏的一些银元和金银首饰，也不能逃脱这场灾难。
家父逃亡到武汉后，局势日趋紧张。敌机对武汉的空袭越来越频繁，几乎每晚必至，每次敌机来袭，就只不过那一两架，竟敢飞临武汉上空耀武扬威，搅得居民们每晚半夜不得安睡。等大姐和我两姊弟学期考试一结束，便于一九三八年八月，由家父亲自率领我们再一次踏上流浪的征程。逃亡到湖南省常德沅江之畔的一座小镇——陬市镇。
这期间，国民党当局步步退让，甚至在马当采取沉船堵江的措施，也未能阻止敌人的前进。一九三八年十月廿五日放弃了武汉。在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国民党军队从北平、天津、上海、广州和武汉一直败退到四川峨嵋山上，致使在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到处升腾起烽火狼烟。在此后的岁月里，我们全家逃亡“大后方”，浪迹湘、黔、滇、川诸省，直到抗战胜利，方才返回魂牵梦绕的家乡——芜湖。
历史事实证明，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伊始，妄图将中华民族“置于死地而后快”，亡我中华，灭我种族。然而，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的洗礼，觉醒的炎黄子孙，扭转乾坤，将历史重新改写为“置于死地而后生”。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的辨证法。
一九九五年写于芜湖市
（离休定居芜湖回忆随笔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