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其寅

  芜湖广益中学(圣雅阁中学),是清朝末年教会在芜湖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她在芜湖这座文化名城的教育史上有过光辉的历程,也曾为芜湖乃至皖省的教育事业作过重大贡献。

  我是广益中学的校友,1948年夏在该校高中毕业,便被迫离家出走。近年来离休返芜定居,曾数度重游母校,观狮子山(今为市十一中学校址)和石桥港(今花津街,为市十中学校址)两处校舍,迄今保存完好;尤其是座落在狮子山巅上的校舍,除于本世纪初叶建筑的红墙朱瓦的教学楼之外,还新盖了教学大楼,与满山茂密的丛林辉映成趣,间以石级曲径相通显得格外雅致幽静,巍峨壮观。确实使我几十年在北方工作的思念情怀,感到万分慰藉!

  

  芜湖面临长江,位于皖省的东南部,青弋江与长江的交汇处,襟江带河,风景秀丽,又是皖南的门户,上溯九江、武汉,下至南京、上海,为水陆交通的枢纽及大江南北物资集散的中心,商贾云集,人烟稠密;又经李鸿章将镇江米市迁到芜湖,其地位愈加重要。因此,早为一班洋商和传教士所觊觎。

  自1876年中英签订的“烟台条约”中,列有“添开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西北海四处为商埠。”因此,洋商纷至沓来,强占沿江土地,设立轮船码头,兴建仓库、货栈,故而沿江一带被称为“洋码头”。随之而来的英、美、法传教士,纷纷霸占芜湖的狮子山、弋矶山、凤凰山、范罗山、鹤儿山等所有最优美的山头,建教堂,修别墅,开医院,办学堂。

  芜湖基督教圣公会起源于英国。英、美以及西欧很多国家均奉为国教。如英国女皇举行加冕典礼时,便请教会最高神职人员按手祈祷祝福。圣公会传教的范围,多半在高、中等学校和医疗单位,在经济上比一般教会富裕得多。约在1850年前后,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差会派传教士韩仁敦主教到芜湖来,特意在狮子山顶建造了一幢主教办公楼,负责管辖皖浙赣教区圣公会的传教事务。

  负责芜湖当地传教事务的芜湖基督教圣公会,在石桥港购地开办教堂,其开创者是美国传教士卢义德会长,他就是圣雅阁中学的创始人。

  卢义德,1863年出生于瑞典,求学英伦,后在美国研究神学,立志传道。光绪初年奉差会来华,先去河南、山西传教。1898年冬来到芜湖,翌年租赁今华盛街24号合成行房屋(曾家塘旁),开办“广益学堂”,起初设小学部,仅有二十余名学生,随后增加到四五十名学生。又四年,在石桥港教堂旁边,兴建校舍,当时还有一位中国人会长、名叫李元模(字恺臣)的与卢义德合作。于1903年迁校至石桥港,扩大为中、小学两部,更名为“圣雅阁中学”。1909年,卢义德求助于美国万博仁师母,幸得一笔捐款,又在狮子山上大兴土木,修建教学大楼,遂将“圣雅阁中学”高中部设在这里。施行旧学制四年;至1923年,重开新学制,(三三制)乃划狮子山校舍为完全中学部。而石桥港则为初中(女子)分校,并设附属小学。这时,圣雅阁中学的规模才完善起来。1927年秋,卢义德退休,去上海搭轮,飘洋过海,返回美国,于1940年5月逝世。(注①)

  自1925年芜湖学生爱国反帝学潮以后,教会洋人才被迫应允由中国人担任校长职务。1927年,当北伐军推进到安徽境内时,才由李元模会长的次子李焕文(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士)接替了美国人兰斐然(客拉喀大学文学士)的校长职务,同时恢复“广益中学”校名。从此,广益中学校董会董事长一职,也由中国人李尘芜先生担任。解放前,任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副主任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陈见真先生,亦是广益中学校董会的成员之一。

  1932年,广益中学校董会改选李焕文之弟李肇文(武昌文华大学文学士)出掌该校。1937年底,芜湖沦陷,李肇文会同部分师生,在泾县茂林设立芜湖广益中学分校,于1938年8月正式开学。抗战八载,在茂林分校毕业的高初中学生不下800人,升入浙、闽、赣邻近省份的各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数,冠于皖南其他中学之上。抗战胜利后,李肇文校长率领茂林分校师生,于1946年8月重返芜湖。由于教会洋人的派别倾轧,宁可让狮子山校舍闲置着,也拒不交出。因此,战后的广益中学,只得局促在石桥港狭窄的校舍里面。(注②)

  解放初期,广益中学又易名为“培德中学”,由原广益中学历史教师、后曾任安大历史系主任吴寿祺(泾县人,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毕业)和广益中学教师元老赵叔平(河北人,河北优等师范毕业)、刘忠信(女)相继担任校长职务。

  

  广益中学创建伊始,便把“神学”、“圣经”列为必修课程。校园内筑有圣马可礼拜堂,不管学生是否教徒,礼拜天一律得进教堂做礼拜,吃饭前后要祈祷。通过“圣经”课,吸收学生入教,可以优先享受深造的机会。迨至中国人任校长之后,“圣经”课方改为随意课。尽管如此,直到我在战后来到这个学校时,各年级学生中仍拥有一定数量的教徒。当时,我班上就有以王锡琪为首的几位男女生教徒。王锡琪在广益中学高中毕业后,入上海神学院深造,现任芜湖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副会长。

  其次,该校则注重英文课。这在当时是很吃香的,也是广益中学名噪一时的原因所在。芜湖辟为商埠以后,洋行、货栈、海关、码头以及邮电部门,都把持在洋人的手里,不懂英文的中国人,若想谋得上述那些时髦而又高薪的职业,根本是不可能的。广益(圣雅阁)中学正是适应了当时的这种需要,特别注重英文课的教学,甚至洋人也亲自登上讲台,执掌教鞭。故此该校当时教育非常发达,每年在校学生平均高达三四百人。

  我记得,战前日本驻芜领事的一对儿女,就在广益中学石桥港初中分校念书。其时,我家住在河南库子街24号的韦家大院,离“洋桥”(利涉桥)不远。在青弋江上,往昔只有这座木桥可以通行人力车辆。日本驻芜领事馆设在西街曾家巷附近,距老浮桥很近,正因为浮桥上面无法通行车辆,日本领事的这对“东洋学生”,乘坐的一辆铮亮的“包车”(专用人力车),不得不绕道从“洋桥”过河去河北上学。所以,每天清晨和傍晚,他们都要经过我家门口。那时我还在上小学,每当看着这辆中国人拉的“东洋车”,在青石板的路面上摇来摆去,我总爱骂上一句“东洋小鬼子”!偶尔也捡起一粒小石子,朝车后掷去。日本领事把自己的子女都送入广益中学读书,可见,战前广益中学在芜湖教育界的声望。

  当年广益中学英文课的教学水平确实不凡,“洋码头”的洋行、货栈、码头、仓库及邮电部门中的中国雇员,多为广益中学的毕业生即是明证。参加过1925年芜湖学生爱国反帝学潮的陶柳樵(解放初病故),是圣雅阁中学毕业的高材生,二三十年代,他曾是芜关中学的英文名教师。芜湖市黄埔同学会前副会长陈家鑫和韦鹄声两位老先生,也是战前广益中学的毕业生,相隔十余年,在解放后重操中学的英文教学,仍胜任自如,足见其英语基本功的扎实。他俩还有一位同窗好友,名叫张桐,战前在广益中学毕了业,便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家住“洋桥”附近,是我家的近邻。一时间,张家门庭若市,亲朋前往道贺者,络绎不绝,好象中了“状元”一般。张桐老先生现为北京国家公路总局桥梁总工程师。

  狮子山,昔日远离旧城,在芜湖郊区,无公共交通设施,能买得起自行车的学生,寥寥无几,来去极不方便。学生多在校内住宿,校园生活又分外枯燥乏味。然而,广益中学的校规却非常严格,除假期外,学生平时不准外出,男女生也不准相互交谈,考试更加严格。而且,校方还与学生家长建立直接联系,学生在校稍有不慎,触犯了校规等事,校方立即写信报告家长,促其严格管教。这些所谓的严格校规,曾赢得学生家长们普遍称道。

  

  芜湖,不仅是皖省教育发达的文化名城,也是我省近代史上历次革命运动的中心地区。清末民初,芜湖曾发生过两次著名的爱国反帝斗争,这就是1891年轰动全国的芜湖教案和1925年震撼省内外的芜湖学生爱国反帝学潮。前者为哥老会发动的“反清灭洋”的群众运动,后者为芜湖教会学校的学生运动。

  说起1925年的芜湖学生爱国反帝学潮,首先发难的就是圣雅阁中学。王稼祥便是这次学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这次学潮以中国人管理教会学校、学生宗教信仰自由且可自由转学的胜利而告终;王稼祥一批爱国学生则以“带头闹事者”的罪名,被开除学籍,由此走上革命的征途。

  1925年,由芜湖圣雅阁中学发动的爱国反帝学潮,经过情况是这样的: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1912年,曾来芜湖视察过,并在“大戏园”向芜湖各界人士发表讲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芜湖人民对孙中山先生怀有一种特别崇敬的感情。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平逝世,噩耗传来,芜湖各界人士齐集于十三道门开追悼大会。圣雅阁中学的学生王稼祥和其他进步师生,不顾校方的禁令和阻拦,在校园内也隆重召开了悼念孙中山先生大会。深受同学们拥戴的王稼祥,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演讲时,王稼祥一改昔日给人以文质彬彬、沉默寡言的印象,慷慨激昂,极富感召力,使听众不胜惊叹。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悼念中山先生呢?为什么对他的逝世感到如此之悲痛呢?这是因为,他为我们民族的自由独立,为国家的富强昌盛,坚强地奋斗了终生,他为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中国之改造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为人民造福的人,才是最伟大的,才能得到人民真诚的拥戴和敬服。”

  ……

  4月24日,芜湖各界再次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恽代英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表的名义,赶来作了长篇讲演。他指出,教会学校是奴化教育的基地,号召青年们奋起救国,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治。大会结束时,各界列队退出会场后,形成了一次颇为壮观的游行示威。

  圣雅阁中学的队伍,在王稼祥的带领下,一路高呼“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自治权”等口号。

  过了十多天,又逢“五・九”国耻纪念日,王稼祥又和同学们列队走出校门,汇入各界的爱国游行队伍的洪流中。

  “五·九”国耻日的示威游行,是芜湖爱国反帝学潮的爱国日。斗争先在石桥港圣雅阁初中分校揭开。自5月11日晨,全校大多数学生拒绝作祈祷;“13日晚祷告,全体顿足,地板轰作雷鸣。”他们正式向校方提出取消“圣经”课、早晚祷告及做礼拜的制度。

  教会学校向来不归我国教育部门管。对于学生的上述要求,校方不但拒绝接受,还于18日请镇守使公署的参谋长及巡官、军警来校镇压,开除了带头闹学潮的甘天沐、孙佐华、江图瑜、宫成栋、宋治家等同学。

  就在这天下午,事态进一步扩大。狮子山上圣雅阁中学高中部的学生迅速行动起来了。美国人校长兰斐然恐慌万状,即令当天提前放假,布告一出,全校哗然。王稼祥和另外几位领头的同学碰了头,当晚在饭堂召开学生大会,向校方提出两项要求:

  一、改“圣经”课为学生自由选修课;
  二、做礼拜、作祈祷,由学生自由参加。

  学生大会还推选了12名学生代表,由其中两人出面向校方交涉,王稼祥便是其中一员。

  兰斐然断然拒绝接受条件,同时强令学生放假离校。于是,学生们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宣布罢课,并作出三项决议:

  一、全校学生罢课。罢课期间学生不离校,由学生自治会统一组织自习和各项活动;
  二、推选王稼祥、戴传霖和王世梁等四人为代表,到芜湖教育局说明罢课理由,并陈述学生要求,以争取教育局的支持;
  三、以圣雅阁中学全体学生的名义,致函当地报纸,将学潮真象公之于众,并要求报纸给予舆论上的支持,进而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援助。

  5月19日上午,“校方循例打钟传呼学生上礼拜堂祈祷,全体学生无一应者”;王稼祥见校长带人来宿舍怒斥,便在走廊上发出一声信号,各宿舍的窗口顿时飞出破碎的“经书”,“随风飘舞,宛如落英缤纷”。

  5月21日,芜湖《工商日报》全文刊登了圣雅阁中学学生自治会给报界及社会各界的公开信。信中说:

  “……教会学校为吾国教育界所弊病已久矣。其故有二:(1)侵犯我国教育之主权;(2)干涉学生信仰之自由。……关于第二项因属学生切身之痛苦,不能不起而力争之,此最近吾校之风潮主因也。敝校(校方)干涉学生之信仰自由最甚者,莫过于强迫读圣经及强迫做祷告之事。学生等以信仰自由载在约法,读经祷告,何得强迫?遂于昨(18日)晚向学校提出要求,改圣经为选科,改祷告为自由。不料敝校长美(国)人兰斐然,对于学生等要求,坚决不允,并宣布放假。学生等愤慨之余,一致决议‘决不出校,誓死力争,不达目的不休’。贵报素主张公道,望舆论上之援助。”

  校方当权者惊慌不已,连夜通知学生家长,威胁要将闹事学生开除。王稼祥针对校方的阴谋,在学生自治会上提出两点,一是加紧与外界的联络,团结各界同胞和各校同学,尤其是芜湖其他教会学校,争取获得声援和帮助;二是走访本地学生家长,发信向外地学生家长解释学潮的根源,揭露校方诡计。他们的活动很快取得了成效,芜湖的萃文,育才等教会中学学生纷纷罢课,掀起了全芜湖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学潮。与此同时,皖省学联专门派出三名代表来芜湖支持圣雅阁中学的斗争,上海非基督教同盟会派代表到圣雅阁中学发表支持演说。

  这场学潮的声势及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在安徽的地方党组织很重视,派安庆党组织负责人薛卓汉同志,以安庆非基督教同盟代表的名义赶来芜湖,直接领导这次学潮。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和芜湖各界进步人士的积极支持下,圣雅阁中学联合芜湖教会学校,于5月26日,兵分两路,一路向芜湖县署集体请愿,另一路由王稼祥和萃文一学生代表赴安庆向安徽省政府请愿。

  6月3日,王稼祥等胜利地返回芜湖。

  由圣雅阁中学发起的芜湖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争取到以中国人管理教会学校的主权以及教会学校学生的信教自由、自由转学的权利,而告胜利结束。但是,这一胜利的取得,圣雅阁中学与芜湖其他教会学校的学生是付出了重大代价的。学潮刚过两个月,各教会学校的反动势力勾结北洋军阀驻芜军事首领,贴出告示,镇压参加学潮的学生。王稼祥属于“带头闹事者”,被开除学籍。稼祥离校后,芜湖教会学校师生愤然退职退学,以示抗议。仅圣雅阁中学和萃文中学退学的学生就有五百多人,后来他们大多进了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民主”和“民生”中学。

  王稼祥同志被开除离校,不久考入了上海大学附中,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10月下旬,党组织又派他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一直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所迫害,含冤离世。在建党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王稼祥被列为我党建党以来38位卓越的领导人之一。1986年8月15日,中共芜湖市委特地选在狮子山巅,修建了王稼祥纪念园。王稼祥一米多高的塑像座落在青松、翠竹、月季、蔷薇之间,供青年学生缅怀先辈的业绩。(注③)

  

  泾县茂林,有近千户人家,是个封闭、偏僻的村落。在沪、宁、芜相继沦陷,日寇铁蹄踏遍大江南北时,芜湖广益中学校长李肇文和部分师生逃难来泾,共同筹办广益中学泾县分校,于1938年8月在茂林开学。

  校址设在叫做“满公祠”的支祠内。原来供春秋祭祀祖宗大典的大厅改作“大礼堂”;依屏风为界,供祖宗牌位的后厅,用木板隔成“校长室”、“教导处”、“事务处”等室;两边的厢房、仓库改成一间间教室。校长为李肇文,分校长陆绍泉,教导主任张图谟,事务主任吴寿祺,教师有王天福、吴葆萼等,都是当时有名望的人。因李肇文、陆绍泉、张图谟等先生,是比较开明的爱国人士,吴葆萼、吴寿祺等又是进步教师,因而在这个学校里能存在比较民主、自由的空气。

  学校紧靠绿映红的十里长堤。来自沪、宁、芜一带不愿受日寇奴化教育的五百多位青年,弦歌一堂,每当清晨、黄昏,三三两两的男女同学来来去去,时而洒下一串串笑声,时而传来几声声低语,或腾起一片激昂的争论,或传来一阵悠扬的口琴声……,将高耸的奎峰,汩汩的濂水,缥缈的东流山,点染得格外有了生气。

  新四军军部设在35华里外的云岭,村里的“辑园”设了新四军的办事处。学校中比较优秀的学生,大都参加了“民先”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学校里成立了学生支部。在党的领导下,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开会、游行、募捐、演剧……吸引了很多同学参加。“中国不会灭亡”的歌声,震撼着村镇宁静的上空。

  新四军北撤时,学校中的进步师生随军撤走的不下百十人。如吴幼莲、爱莲、报鸿等一家姊妹兄弟三人参军;附属福群小学教师任重夫妇与女儿全家参军……,当时形成一股参军热潮。这些参军的师生,有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如:张复全同学在上饶集中营被枪杀,任佩芬同学被日寇俘虏后不屈投江而死。更多的同学在革命队伍中成熟起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梅关桦(原名光华)随军转战苏、鲁、皖、豫,曾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科院科研局副局长;吴祖滶(改名健人)曾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吴之坤曾任南京坦克军校政委。当然,他们是在新四军的影响下参军北撤的,但广益中学的开明、自由的气氛,对他们的成长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皖南事变后,茂林陷入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县党部,五十二师的政工员、谍报员,纷纷集中到茂林镇上来,对新四军突围失散人员及军属,进行搜捕、拷打、处决。就在这黑云压城的时刻,广益中学师生却以恼怒、沉默的态度来对待它。

  不久,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五十二师谍报员身份的职业学生慈昌炎,暗藏在教室的桌子底下,偷听进步教师吴葆萼讲课。吴是个留苏回国的教师,慈妄图在其授课中找到把柄,好去报功邀赏。恰巧被吴先生发现了,把他揪出来,轰出教室,骂道:

  “不要脸的东西,你人不做去做狗!”

  这事闹到教导处,张主任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开除出校。过了一段日子,吴葆萼先生被设在章渡的伪“绥靖指挥部”逮捕,具体罪名不详。他受了酷刑,但因无实据,无口供,不久保释。当时,人们估计是被开除的特务学生慈昌炎的诬陷所致。

  大概是慑于教会势力,国民党不敢进一步干涉吧!学校的教学工作仍在正常进行,特别是伪“绥靖指挥部”撤销之后,气氛又缓和了一些。学生随之自发地开展了宣扬进步文化思想工作:在创办的级刊、学生会刊、跨年级的“金戈社”办的专刊,都在有意无意间宣传抗日、民主、进步的思想,杜绝一切反共谰言;进步同学组织了时事讨论会、演讲会、歌咏比赛等活动,还举办了《吕梁山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的演出;发起了为病困在江西无钱治病的左翼作家张天翼的劝募运动,共募得五百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同时,白盾等进步学生还有对象、有计划、有步骤地将进步书报介绍给同学,争取影响他们的思想,启发他们的觉悟。这些活动,都得到了校方的支持或默许。在皖南区廿多个中学举行的运动会上,除个别项目外,前三名均被广益中学包揽,成为一时佳话。抗战八年,广益中学毕业的高初中学生不下八百人,升入浙、闽、赣诸省各大学的人数,冠于皖南其他各中学。这些都说明,在比较自由、开明的气氛和进步文化思想下培育出来的学生,在德智体的开发方面是有益的。

  自然,国民党不会就此罢手。他们改变策略,伪造了一封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