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翟其寅
芜湖广益中学（圣雅阁中学），是清朝末年教会在芜湖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她在芜湖这座文化名城的教育史上有过光辉的历程，也曾为芜湖乃至皖省的教育事业作过重大贡献。
我是广益中学的校友，1948年夏在该校高中毕业，便被迫离家出走。近年来离休返芜定居，曾数度重游母校，观狮子山（今为市十一中学校址）和石桥港（今花津街，为市十中学校址）两处校舍，迄今保存完好；尤其是座落在狮子山巅上的校舍，除于本世纪初叶建筑的红墙朱瓦的教学楼之外，还新盖了教学大楼，与满山茂密的丛林辉映成趣，间以石级曲径相通显得格外雅致幽静，巍峨壮观。确实使我几十年在北方工作的思念情怀，感到万分慰藉！
一
芜湖面临长江，位于皖省的东南部，青弋江与长江的交汇处，襟江带河，风景秀丽，又是皖南的门户，上溯九江、武汉，下至南京、上海，为水陆交通的枢纽及大江南北物资集散的中心，商贾云集，人烟稠密；又经李鸿章将镇江米市迁到芜湖，其地位愈加重要。因此，早为一班洋商和传教士所觊觎。
自1876年中英签订的“烟台条约”中，列有“添开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广西北海四处为商埠。”因此，洋商纷至沓来，强占沿江土地，设立轮船码头，兴建仓库、货栈，故而沿江一带被称为“洋码头”。随之而来的英、美、法传教士，纷纷霸占芜湖的狮子山、弋矶山、凤凰山、范罗山、鹤儿山等所有最优美的山头，建教堂，修别墅，开医院，办学堂。
芜湖基督教圣公会起源于英国。英、美以及西欧很多国家均奉为国教。如英国女皇举行加冕典礼时，便请教会最高神职人员按手祈祷祝福。圣公会传教的范围，多半在高、中等学校和医疗单位，在经济上比一般教会富裕得多。约在1850年前后，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差会派传教士韩仁敦主教到芜湖来，特意在狮子山顶建造了一幢主教办公楼，负责管辖皖浙赣教区圣公会的传教事务。
负责芜湖当地传教事务的芜湖基督教圣公会，在石桥港购地开办教堂，其开创者是美国传教士卢义德会长，他就是圣雅阁中学的创始人。
卢义德，1863年出生于瑞典，求学英伦，后在美国研究神学，立志传道。光绪初年奉差会来华，先去河南、山西传教。1898年冬来到芜湖，翌年租赁今华盛街24号合成行房屋（曾家塘旁），开办“广益学堂”，起初设小学部，仅有二十余名学生，随后增加到四五十名学生。又四年，在石桥港教堂旁边，兴建校舍，当时还有一位中国人会长、名叫李元模（字恺臣）的与卢义德合作。于1903年迁校至石桥港，扩大为中、小学两部，更名为“圣雅阁中学”。1909年，卢义德求助于美国万博仁师母，幸得一笔捐款，又在狮子山上大兴土木，修建教学大楼，遂将“圣雅阁中学”高中部设在这里。施行旧学制四年；至1923年，重开新学制，（三三制）乃划狮子山校舍为完全中学部。而石桥港则为初中（女子）分校，并设附属小学。这时，圣雅阁中学的规模才完善起来。1927年秋，卢义德退休，去上海搭轮，飘洋过海，返回美国，于1940年5月逝世。（注①）
自1925年芜湖学生爱国反帝学潮以后，教会洋人才被迫应允由中国人担任校长职务。1927年，当北伐军推进到安徽境内时，才由李元模会长的次子李焕文（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士）接替了美国人兰斐然（客拉喀大学文学士）的校长职务，同时恢复“广益中学”校名。从此，广益中学校董会董事长一职，也由中国人李尘芜先生担任。解放前，任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副主任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陈见真先生，亦是广益中学校董会的成员之一。
1932年，广益中学校董会改选李焕文之弟李肇文（武昌文华大学文学士）出掌该校。1937年底，芜湖沦陷，李肇文会同部分师生，在泾县茂林设立芜湖广益中学分校，于1938年8月正式开学。抗战八载，在茂林分校毕业的高初中学生不下800人，升入浙、闽、赣邻近省份的各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数，冠于皖南其他中学之上。抗战胜利后，李肇文校长率领茂林分校师生，于1946年8月重返芜湖。由于教会洋人的派别倾轧，宁可让狮子山校舍闲置着，也拒不交出。因此，战后的广益中学，只得局促在石桥港狭窄的校舍里面。（注②）
解放初期，广益中学又易名为“培德中学”，由原广益中学历史教师、后曾任安大历史系主任吴寿祺（泾县人，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毕业）和广益中学教师元老赵叔平（河北人，河北优等师范毕业）、刘忠信（女）相继担任校长职务。
二
广益中学创建伊始，便把“神学”、“圣经”列为必修课程。校园内筑有圣马可礼拜堂，不管学生是否教徒，礼拜天一律得进教堂做礼拜，吃饭前后要祈祷。通过“圣经”课，吸收学生入教，可以优先享受深造的机会。迨至中国人任校长之后，“圣经”课方改为随意课。尽管如此，直到我在战后来到这个学校时，各年级学生中仍拥有一定数量的教徒。当时，我班上就有以王锡琪为首的几位男女生教徒。王锡琪在广益中学高中毕业后，入上海神学院深造，现任芜湖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副会长。
其次，该校则注重英文课。这在当时是很吃香的，也是广益中学名噪一时的原因所在。芜湖辟为商埠以后，洋行、货栈、海关、码头以及邮电部门，都把持在洋人的手里，不懂英文的中国人，若想谋得上述那些时髦而又高薪的职业，根本是不可能的。广益（圣雅阁）中学正是适应了当时的这种需要，特别注重英文课的教学，甚至洋人也亲自登上讲台，执掌教鞭。故此该校当时教育非常发达，每年在校学生平均高达三四百人。
我记得，战前日本驻芜领事的一对儿女，就在广益中学石桥港初中分校念书。其时，我家住在河南库子街24号的韦家大院，离“洋桥”（利涉桥）不远。在青弋江上，往昔只有这座木桥可以通行人力车辆。日本驻芜领事馆设在西街曾家巷附近，距老浮桥很近，正因为浮桥上面无法通行车辆，日本领事的这对“东洋学生”，乘坐的一辆铮亮的“包车”（专用人力车），不得不绕道从“洋桥”过河去河北上学。所以，每天清晨和傍晚，他们都要经过我家门口。那时我还在上小学，每当看着这辆中国人拉的“东洋车”，在青石板的路面上摇来摆去，我总爱骂上一句“东洋小鬼子”！偶尔也捡起一粒小石子，朝车后掷去。日本领事把自己的子女都送入广益中学读书，可见，战前广益中学在芜湖教育界的声望。
当年广益中学英文课的教学水平确实不凡，“洋码头”的洋行、货栈、码头、仓库及邮电部门中的中国雇员，多为广益中学的毕业生即是明证。参加过1925年芜湖学生爱国反帝学潮的陶柳樵（解放初病故），是圣雅阁中学毕业的高材生，二三十年代，他曾是芜关中学的英文名教师。芜湖市黄埔同学会前副会长陈家鑫和韦鹄声两位老先生，也是战前广益中学的毕业生，相隔十余年，在解放后重操中学的英文教学，仍胜任自如，足见其英语基本功的扎实。他俩还有一位同窗好友，名叫张桐，战前在广益中学毕了业，便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家住“洋桥”附近，是我家的近邻。一时间，张家门庭若市，亲朋前往道贺者，络绎不绝，好象中了“状元”一般。张桐老先生现为北京国家公路总局桥梁总工程师。
狮子山，昔日远离旧城，在芜湖郊区，无公共交通设施，能买得起自行车的学生，寥寥无几，来去极不方便。学生多在校内住宿，校园生活又分外枯燥乏味。然而，广益中学的校规却非常严格，除假期外，学生平时不准外出，男女生也不准相互交谈，考试更加严格。而且，校方还与学生家长建立直接联系，学生在校稍有不慎，触犯了校规等事，校方立即写信报告家长，促其严格管教。这些所谓的严格校规，曾赢得学生家长们普遍称道。
三
芜湖，不仅是皖省教育发达的文化名城，也是我省近代史上历次革命运动的中心地区。清末民初，芜湖曾发生过两次著名的爱国反帝斗争，这就是1891年轰动全国的芜湖教案和1925年震撼省内外的芜湖学生爱国反帝学潮。前者为哥老会发动的“反清灭洋”的群众运动，后者为芜湖教会学校的学生运动。
说起1925年的芜湖学生爱国反帝学潮，首先发难的就是圣雅阁中学。王稼祥便是这次学潮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这次学潮以中国人管理教会学校、学生宗教信仰自由且可自由转学的胜利而告终；王稼祥一批爱国学生则以“带头闹事者”的罪名，被开除学籍，由此走上革命的征途。
1925年，由芜湖圣雅阁中学发动的爱国反帝学潮，经过情况是这样的：
孙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成功后的1912年，曾来芜湖视察过，并在“大戏园”向芜湖各界人士发表讲演，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芜湖人民对孙中山先生怀有一种特别崇敬的感情。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平逝世，噩耗传来，芜湖各界人士齐集于十三道门开追悼大会。圣雅阁中学的学生王稼祥和其他进步师生，不顾校方的禁令和阻拦，在校园内也隆重召开了悼念孙中山先生大会。深受同学们拥戴的王稼祥，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讲。
演讲时，王稼祥一改昔日给人以文质彬彬、沉默寡言的印象，慷慨激昂，极富感召力，使听众不胜惊叹。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悼念中山先生呢？为什么对他的逝世感到如此之悲痛呢？这是因为，他为我们民族的自由独立，为国家的富强昌盛，坚强地奋斗了终生，他为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为中国之改造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为人民造福的人，才是最伟大的，才能得到人民真诚的拥戴和敬服。”
……
4月24日，芜湖各界再次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恽代英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表的名义，赶来作了长篇讲演。他指出，教会学校是奴化教育的基地，号召青年们奋起救国，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统治。大会结束时，各界列队退出会场后，形成了一次颇为壮观的游行示威。
圣雅阁中学的队伍，在王稼祥的带领下，一路高呼“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自治权”等口号。
过了十多天，又逢“五・九”国耻纪念日，王稼祥又和同学们列队走出校门，汇入各界的爱国游行队伍的洪流中。
“五·九”国耻日的示威游行，是芜湖爱国反帝学潮的爱国日。斗争先在石桥港圣雅阁初中分校揭开。自5月11日晨，全校大多数学生拒绝作祈祷；“13日晚祷告，全体顿足，地板轰作雷鸣。”他们正式向校方提出取消“圣经”课、早晚祷告及做礼拜的制度。
教会学校向来不归我国教育部门管。对于学生的上述要求，校方不但拒绝接受，还于18日请镇守使公署的参谋长及巡官、军警来校镇压，开除了带头闹学潮的甘天沐、孙佐华、江图瑜、宫成栋、宋治家等同学。
就在这天下午，事态进一步扩大。狮子山上圣雅阁中学高中部的学生迅速行动起来了。美国人校长兰斐然恐慌万状，即令当天提前放假，布告一出，全校哗然。王稼祥和另外几位领头的同学碰了头，当晚在饭堂召开学生大会，向校方提出两项要求：
一、改“圣经”课为学生自由选修课；
二、做礼拜、作祈祷，由学生自由参加。
学生大会还推选了12名学生代表，由其中两人出面向校方交涉，王稼祥便是其中一员。
兰斐然断然拒绝接受条件，同时强令学生放假离校。于是，学生们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宣布罢课，并作出三项决议：
一、全校学生罢课。罢课期间学生不离校，由学生自治会统一组织自习和各项活动；
二、推选王稼祥、戴传霖和王世梁等四人为代表，到芜湖教育局说明罢课理由，并陈述学生要求，以争取教育局的支持；
三、以圣雅阁中学全体学生的名义，致函当地报纸，将学潮真象公之于众，并要求报纸给予舆论上的支持，进而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援助。
5月19日上午，“校方循例打钟传呼学生上礼拜堂祈祷，全体学生无一应者”；王稼祥见校长带人来宿舍怒斥，便在走廊上发出一声信号，各宿舍的窗口顿时飞出破碎的“经书”，“随风飘舞，宛如落英缤纷”。
5月21日，芜湖《工商日报》全文刊登了圣雅阁中学学生自治会给报界及社会各界的公开信。信中说：
“……教会学校为吾国教育界所弊病已久矣。其故有二：（1）侵犯我国教育之主权；（2）干涉学生信仰之自由。……关于第二项因属学生切身之痛苦，不能不起而力争之，此最近吾校之风潮主因也。敝校（校方）干涉学生之信仰自由最甚者，莫过于强迫读圣经及强迫做祷告之事。学生等以信仰自由载在约法，读经祷告，何得强迫？遂于昨（18日）晚向学校提出要求，改圣经为选科，改祷告为自由。不料敝校长美（国）人兰斐然，对于学生等要求，坚决不允，并宣布放假。学生等愤慨之余，一致决议‘决不出校，誓死力争，不达目的不休’。贵报素主张公道，望舆论上之援助。”
校方当权者惊慌不已，连夜通知学生家长，威胁要将闹事学生开除。王稼祥针对校方的阴谋，在学生自治会上提出两点，一是加紧与外界的联络，团结各界同胞和各校同学，尤其是芜湖其他教会学校，争取获得声援和帮助；二是走访本地学生家长，发信向外地学生家长解释学潮的根源，揭露校方诡计。他们的活动很快取得了成效，芜湖的萃文，育才等教会中学学生纷纷罢课，掀起了全芜湖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学潮。与此同时，皖省学联专门派出三名代表来芜湖支持圣雅阁中学的斗争，上海非基督教同盟会派代表到圣雅阁中学发表支持演说。
这场学潮的声势及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在安徽的地方党组织很重视，派安庆党组织负责人薛卓汉同志，以安庆非基督教同盟代表的名义赶来芜湖，直接领导这次学潮。
在中国共产党的引导和芜湖各界进步人士的积极支持下，圣雅阁中学联合芜湖教会学校，于5月26日，兵分两路，一路向芜湖县署集体请愿，另一路由王稼祥和萃文一学生代表赴安庆向安徽省政府请愿。
6月3日，王稼祥等胜利地返回芜湖。
由圣雅阁中学发起的芜湖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争取到以中国人管理教会学校的主权以及教会学校学生的信教自由、自由转学的权利，而告胜利结束。但是，这一胜利的取得，圣雅阁中学与芜湖其他教会学校的学生是付出了重大代价的。学潮刚过两个月，各教会学校的反动势力勾结北洋军阀驻芜军事首领，贴出告示，镇压参加学潮的学生。王稼祥属于“带头闹事者”，被开除学籍。稼祥离校后，芜湖教会学校师生愤然退职退学，以示抗议。仅圣雅阁中学和萃文中学退学的学生就有五百多人，后来他们大多进了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民主”和“民生”中学。
王稼祥同志被开除离校，不久考入了上海大学附中，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10月下旬，党组织又派他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一直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所迫害，含冤离世。在建党六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王稼祥被列为我党建党以来38位卓越的领导人之一。1986年8月15日，中共芜湖市委特地选在狮子山巅，修建了王稼祥纪念园。王稼祥一米多高的塑像座落在青松、翠竹、月季、蔷薇之间，供青年学生缅怀先辈的业绩。（注③）
四
泾县茂林，有近千户人家，是个封闭、偏僻的村落。在沪、宁、芜相继沦陷，日寇铁蹄踏遍大江南北时，芜湖广益中学校长李肇文和部分师生逃难来泾，共同筹办广益中学泾县分校，于1938年8月在茂林开学。
校址设在叫做“满公祠”的支祠内。原来供春秋祭祀祖宗大典的大厅改作“大礼堂”；依屏风为界，供祖宗牌位的后厅，用木板隔成“校长室”、“教导处”、“事务处”等室；两边的厢房、仓库改成一间间教室。校长为李肇文，分校长陆绍泉，教导主任张图谟，事务主任吴寿祺，教师有王天福、吴葆萼等，都是当时有名望的人。因李肇文、陆绍泉、张图谟等先生，是比较开明的爱国人士，吴葆萼、吴寿祺等又是进步教师，因而在这个学校里能存在比较民主、自由的空气。
学校紧靠绿映红的十里长堤。来自沪、宁、芜一带不愿受日寇奴化教育的五百多位青年，弦歌一堂，每当清晨、黄昏，三三两两的男女同学来来去去，时而洒下一串串笑声，时而传来几声声低语，或腾起一片激昂的争论，或传来一阵悠扬的口琴声……，将高耸的奎峰，汩汩的濂水，缥缈的东流山，点染得格外有了生气。
新四军军部设在35华里外的云岭，村里的“辑园”设了新四军的办事处。学校中比较优秀的学生，大都参加了“民先”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学校里成立了学生支部。在党的领导下，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开会、游行、募捐、演剧……吸引了很多同学参加。“中国不会灭亡”的歌声，震撼着村镇宁静的上空。
新四军北撤时，学校中的进步师生随军撤走的不下百十人。如吴幼莲、爱莲、报鸿等一家姊妹兄弟三人参军；附属福群小学教师任重夫妇与女儿全家参军……，当时形成一股参军热潮。这些参军的师生，有的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如：张复全同学在上饶集中营被枪杀，任佩芬同学被日寇俘虏后不屈投江而死。更多的同学在革命队伍中成熟起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梅关桦（原名光华）随军转战苏、鲁、皖、豫，曾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科院科研局副局长；吴祖滶（改名健人）曾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吴之坤曾任南京坦克军校政委。当然，他们是在新四军的影响下参军北撤的，但广益中学的开明、自由的气氛，对他们的成长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皖南事变后，茂林陷入白色恐怖中。国民党县党部，五十二师的政工员、谍报员，纷纷集中到茂林镇上来，对新四军突围失散人员及军属，进行搜捕、拷打、处决。就在这黑云压城的时刻，广益中学师生却以恼怒、沉默的态度来对待它。
不久，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五十二师谍报员身份的职业学生慈昌炎，暗藏在教室的桌子底下，偷听进步教师吴葆萼讲课。吴是个留苏回国的教师，慈妄图在其授课中找到把柄，好去报功邀赏。恰巧被吴先生发现了，把他揪出来，轰出教室，骂道：
“不要脸的东西，你人不做去做狗！”
这事闹到教导处，张主任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开除出校。过了一段日子，吴葆萼先生被设在章渡的伪“绥靖指挥部”逮捕，具体罪名不详。他受了酷刑，但因无实据，无口供，不久保释。当时，人们估计是被开除的特务学生慈昌炎的诬陷所致。
大概是慑于教会势力，国民党不敢进一步干涉吧！学校的教学工作仍在正常进行，特别是伪“绥靖指挥部”撤销之后，气氛又缓和了一些。学生随之自发地开展了宣扬进步文化思想工作：在创办的级刊、学生会刊、跨年级的“金戈社”办的专刊，都在有意无意间宣传抗日、民主、进步的思想，杜绝一切反共谰言；进步同学组织了时事讨论会、演讲会、歌咏比赛等活动，还举办了《吕梁山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的演出；发起了为病困在江西无钱治病的左翼作家张天翼的劝募运动，共募得五百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同时，白盾等进步学生还有对象、有计划、有步骤地将进步书报介绍给同学，争取影响他们的思想，启发他们的觉悟。这些活动，都得到了校方的支持或默许。在皖南区廿多个中学举行的运动会上，除个别项目外，前三名均被广益中学包揽，成为一时佳话。抗战八年，广益中学毕业的高初中学生不下八百人，升入浙、闽、赣诸省各大学的人数，冠于皖南其他各中学。这些都说明，在比较自由、开明的气氛和进步文化思想下培育出来的学生，在德智体的开发方面是有益的。
自然，国民党不会就此罢手。他们改变策略，伪造了一封自沦陷区寄给张图谟，吴寿祺先生的信，装作被检查发现，诬陷两位先生是“汉奸”，遭专员公署逮捕。他们身负教导主任和事务主任的重任，是学校的骨干和核心；他们又一向正直、正派、开明，深得师生爱戴，诬陷他们是“汉奸”，显然是“欲加之罪”的“莫须有”之词，更激起全校师生的愤怒。同学们组织了罢课委员会，举行罢课，通电全国学联、报刊和民主党派及国民党参政会，说明真相，抗议非法逮捕，侵犯人权，请求正义支援。同时，还组织了有周文通、吴运兴、蔡向阳等十六人的代表团前往专员公署请愿，要求无条件释放张、吴二先生，追究非法逮捕的责任，并保证杜绝类似事件发生。同学们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国民党扣留代表，实行镇压，全体学生便一同前去，理由是：“张、吴老师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他们如果有罪，我们也都有罪，愿陪老师坐牢！”出发前，慷概悲歌，真有“萧萧易水”之慨。
到达泾县城后，代表们到专员公署要求会见邓昊明。接见地是杨秘书，他推说邓专员不在家，他可以负责回答问题。他先说自己也是学生出身，参加过学生运动，能理解大家的心情；接着说张、吴二先生事件是个“误会”，只是“请他们来谈谈”。他并允许代表见到了张、吴二先生，未戴刑具，神情安详，向代表说了些“是非曲直总会弄清楚”，和勉励学生“安心读书”的话。杨秘书怕全校进城，事端扩大，一再向代表保证：关于张、吴二先生的问题，在两天内答复，“如果两天内没有答复，请你们再来！”杨秘书的婉转态度和确切保证，大出代表们的意外，大家还以为这是个“阴谋”，有意麻痹代表，但一时也无更好对策，就撤退回校。第二天，张、吴二先生果真无条件地释放回来。这次罢课、请愿，以取得胜利告终。这究竟是教会势力的幕后活动所致呢，还是学生罢课、请愿的力量促成，抑或邓昊明当时已有开明思想，有意大事化小地解决了呢？大概上述几个因素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驻守南陵县的国民党一四四师张昌德团叛变投敌后，原在南陵的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纷纷迁到泾县城内。他们大多是专职反共的，学校里也转来了很多带流气的特务学生，三青团的活动也猖獗起来，在校内挑起多次冲突，如：撕毁墙报，殴打进步同学吴锦祥、吴本让及女同学朱玛德等，主张演出宣扬特务汉奸思想的《野玫瑰》……，终于导致了“书案”的发生。这时，白盾已经离开学校，因介绍《大众哲学》及《学习与修养》等书给一个名叫杨启瑜的女同学看，被一个名叫孔祥贞的特务发现，白盾与杨启瑜均被逮捕，吴运兴、蔡向阳等亦被捕。这次事件由军统特务战区调查组（组长周家援、周露松）挑起的。最后，一由于当时确实没有组织关系，除两本书外别无证据；二由于白盾个人承担了主要的责任；三由于家长进行了贿赂。不久，被捕学生除白盾是“主犯”被转到徽州伪“陶总部”外，均被释放。白盾在伪“陶总部”羁留半年才逃出虎口。
五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芜湖广益中学从泾县茂林迁回石桥港校园。我也随家自四川返抵芜湖故里，于1947年初，入广益中学高二下学期学习，截至1948年夏高中毕业。我在广益中学虽然只读了高中最后三个学期，度过了一年有半的风华正茂的青年时光，却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回忆。
有趣地是，当我来到广益中学的时候，巧遇陶光琼、王传纶、陈以源也在这个班上念书，他们都是我在四川国立十六中和九中的同学。另外还有程爱扬（国立十六中同学）、吴煜（原名吴维生，国立九中同学，中共地下党员）、李昂（原名李思良，国立十六中同学，解放后又随军来芜湖，任萃文中学和市六中校长）等老同学也来芜湖谋职，寄住在我处。在他们的合作与帮助下，很快地，我们就在广益中学开辟了活动的新天地。
当时，在我们班上有一个文艺小团体，即是胡智瑾、吴天宝等组织的“沙漠风文艺社”，除在校内出墙报外，还向校外散发过油印单行本。此外，比我们低一年的崔之全、齐素琴等，也主编了一份墙报，以诗为主，诗文并茂，颇受读者的喜爱。
于是，我亦照葫芦画瓢，与陶光琼、王传纶、陈以源，并联络严广斌、魏敦勇、罗嗣涛、钱益民、徐行德、雍万伟、翟宝琴及胡智瑾等，共同组成《群啸学社》，主编《群啸》墙报和周报两种。
墙报版面大，篇幅约四张白报纸，半月或一月出一期，以短文、新诗为主。除刊登一般作品外，也插进一些如“谈星座”等科学知识小品，和富有民主色彩的“道路不平众人铲”等作品。周报版面小，篇幅仅一张白报纸，每周一期，以刊登消息、述评为主。消息短小精悍，多报道校园内各项活动，并对教学、体罚、文体活动、环境卫生等方面提出批评建议及述评。在师生中博得了广泛的反响！
不久，我们发现学校上下十分关注的一个焦点，即：关于狮子山校舍主权的归属问题。陶光琼、魏敦勇和我一同骑车爬上狮子山，实地察看究竟。狮子山上，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教学楼门窗紧闭，空无一人，寂静无声。多么宽敞而又优美的教学设施，却任其虫蛀而蚀，弃之不用，甚觉可惜！不禁叹道：“教会洋人这也太霸道？！”我举起照相机，随手拍下了几张照片。回到学校，我们在《群啸周报》上，当即发表了题为“狮子山校舍为何弃而不用？”的评论，并配以照片，气氛强烈。全校师生看后，要求迁返狮子山校舍的呼声愈益高涨。在校方的支持下，由各班推选代表，正式成立“广益中学护校委员会”，我被推选为主任委员，王锡琪为副主任委员。“广益中学护校委员会”全体成员，还在操场上拍照留念。
谁都知道，石桥港校舍，在战前只是广益（圣雅阁）中学的初中分校，校园狭窄，周围六间教室，只能开办高、初中各三个班。教室、教堂中间有一块空场子，仅能放下一副篮球架，若有一个班级上体育课，便会影响其他班级听课的效果。尤其是外县来广益上学的学生，住宿问题更是无法解决。因而，严重地制约了战后广益中学的教育发展。狮子山校舍本是广益（圣雅阁）中学的主体部分，全校师生强烈要求迁回狮子山校舍的呼声，是理所当然的。
霸占狮子山校舍地是，主持皖浙赣教区事务的基督教主教办公楼上的美国人。他们提出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撤换李肇文校长职务，尔后归还狮子山校舍，否则，宁可让宅空着，也不准广益中学迁回狮子山校舍。史料表明，芜湖基督教派别矛盾一向在省内是最多的，这次要撤换校长的问题，显然也是教会内部派别争斗的反映。但它毕竟是对我国教育主权的侵犯。这难道又是二十多年前“圣雅阁事件”的重演？遗憾地是，战后蒋管区一切主权均被美国人所控制，鉴于美国人在华居于“太上皇”地位的现实，住在狮子山顶上的美国主教更是有恃无恐！
作者在写本文的前几天，查阅了芜湖市教育委员会收藏的有关广益中学史料文献档案，发现了李肇文先生在几十年前写的广益中学“校史”一文中，有过这样一段文字记叙：“……得美国万博仁师母捐助，购得城西江滨狮子山胜地，大兴土木，筑教学大楼，高中部遂迁于此。至1923年重编新制（三三制），乃划狮子山为完全高中部。而石桥港为初中部及附小，时规模渐臻完善……。”从这段文字的记载来看，明白无误地认定了两点事实：一是证实了狮子山校舍建筑经费的来源，系美国万博仁师母的“捐助”；二是证实了在狮子山建筑校舍的地皮，是“购得”的。确切地说，就是用“捐助”款项购买的。这就排除了任何形式的“捐赠”、“借用”或“占用”的可能性。既然是“购得”的地皮，用“捐款”修建起来的狮子山校舍，其房地产权无疑属于广益中学校产的一部分，与管理皖浙赣传教事务的基督教会毫无干系。
况且，芜湖基督教圣公会卢义德会长，不论是开始修建石桥港校舍，还是随后建筑狮子山校舍，中国人会长李元模都是他坚定的合作者。1925年芜湖学生爱国反帝学潮之后，李元模会长的两个儿子李焕文、李肇文，又先后提任了广益中学校长职务。可以说，广益中学与李氏父子的名字是分不开的。值得一提地是，李肇文继任校长后不几年，抗日军兴，芜湖沦陷，在极其困难的境况下，李肇文在泾县茂林建立了芜湖广益中学分校，而且十分艰难地撑持了整整八个年头，才迎来了抗战胜利返校的凯旋之日。李肇文校长这种出于民族大义的爱国、爱教育的一片赤忱，深受师生们的敬重！尤其是那些在茂林与他共同度过艰难岁月的师生，格外对他崇敬之至。时至今日，住在狮子山上的教会洋人，企图将李肇文校长拒之门外的举措，当时是不得人心的。
“广益中学护校委员会”在分析情况后，立即作出三项决议：
（一）我国教育主权不容侵犯。狮子山校舍为广益中学校产，力争广益中学重新迁返狮子山校舍；
（二）广泛争取广益中学校友的社会影响力，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与声援；
（三）以“广益中学护校委员会”的名义，推选翟其寅，王锡琪、胡智瑾等四位代表，上山进行交涉。
在此期间，“护校委员会”成员分头走访了芜湖各界的广益中学校友，取得了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同时，“护校委员会”代表在校友的协同下，来到狮子山上，在教区主教办公楼内，会见了美国人主教。学生代表首先说明成立“护校委员会”的理由，并陈述了广益中学重返狮子山校舍的要求。那位金发碧眼的洋主教，则慢条斯理地辩解，胡说什么狮子山校舍属于教会财产，教会有权处置；还胡说什么关于校长去留的问题，是教会与李氏之间的事，无须学生过问。尽管代表反复据理力争，洋主教却装聋作哑，摇晃着他那扁扁的小脑袋，甚至对同行的校友再三陈辞，也置若罔闻。就这样，虽经多少次反复交涉，终无结果而归，谈判长期陷入僵局。
为配合“护校委员会”的活动，校方亦于同年5月11日举行了隆重庆祝广益中学校庆活动。来自各地各界的数百名校友到校祝贺，济济一堂，其中有许多校友是芜湖社会名流。这一天，芜湖《复兴日报》还开辟了纪念广益中学校庆专栏，用整版篇幅刊登了翟其寅、严广斌、胡智瑾署名的三篇长文。
在石桥港校园的小礼堂里，校方主持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校庆大会，李肇文校长亲临讲话，他大声疾呼，为维护国家教育主权，主持公道，伸张正义，以推动广益中学的发展，务望诸位校友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力争母校重返狮子山本部。庆祝会后，进行了各年级“歌咏比赛”；最后，由王传纶、陈以珍、翟其寅等男女同学演出了独幕话剧，以资助兴。在留言簿上，校友们热情洋溢地赞颂了广益中学的光辉业绩，对于母校重返狮子山的斗争，一致表示同情与声援！
这场斗争，持续了数月之久，终因时局动荡，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人们关心生活的程度，要比关心教育发展更为迫切；加之，“崇美媚外”的时尚，无人敢去碰撞“山姆大叔”，真所谓“摇泰山易，撼‘太上皇’难”！
广益中学的“护校”运动，虽没有达到迁回狮子山校舍的目的，却迫使教会洋主教不得干预学校事务，收回撤换中国人校长的无理要求，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李肇文这位中国人校长在广益中学的领导地位，捍卫了我国教育主权的尊严。
六
1947年下半年，我班学业已进入高三第一学期，班级学委会成员进行了重新改选，由陈以源任班长，陶光琼任副班长。与此同时，校方则免去我班级任导师程雅农先生的职务，代之以刚刚调入的训导主任王芝田，兼任我班级任导师。其时，同学们并不晓得王芝田的“军统”身份，更不清楚“军统”如此安排的居心，不过，王芝田在芜关中学臭名昭著的劣绩，大家是有所耳闻的。
这一年，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一个转折期，国共谈判破裂，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代表团撤离宁沪，飞回延安以后，国民党政府加强特务统治，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我的大姐翟毓芬（改名翟玲）是在四川参加民盟的地下党员，由于坏人告密，在九月间的一天深夜，她突然在芜湖肖家巷宅邸被捕。迹象表明，王芝田快速调入广益中学，并担任我班级任导师，系“军统”一个有预谋的举措。看来我们《群啸学社》的活动，已引起“军统”的注意，而且把大姐这条“线”与我们联系了起来。
“坏人告密”之谜，一直到50年代中后期，我才知悉了真象。当时，有两位从柳州来兰州的外调人员，找到新华社甘肃分社，向我了解方桐的历史情况。在谈话过程中，外调人员给我透露了1947年大姐翟毓芬的被捕，就是方桐告的密。还说，“方桐是芜湖特务外围组织‘皖南工作队’的成员”。这个秘密，简直太出乎我的意外，令我十分震惊！
方桐其人：安徽省桐城人。抗战后期，他与我在四川国立十六中学高中部同学，他的年级比我高。1946年下半年，他跑到芜湖来找我，请家父为其谋一小差事，不久便将他介绍到税务局工作。谁料到，他在税务局却被特务拉拢，陷入歧途。回忆往事，方桐确实经常同一位戴黑眼镜的瘦高个子逛街、看电影。那期间，方桐与我们一家人相处得很熟。大姐夫妇开家庭诊所，收入可观，心地善良，方桐便经常到她家去玩，随意吃喝。据我所知，大姐家里密藏有《向导》及毛泽东著作单行本等进步书刊，她给我阅读过，但我并不清楚她的确切身份。奇怪地是，方桐又是怎样侦察到的呢？可能因为方桐是我的老同学，大姐放松了对他的警惕所致。正因为在我的身旁隐藏着方桐这样一个叛逆，“军统”掌握我们《群啸学社》的活动情况自然易如反掌。
当时，我家住在北门蒲藻塘沈家花园内的小楼上，家里人多屋小，我便与寄住的同学，一齐住在西门口漕酱公会内（今环城西路18号），就在广益中学巷口的拐弯处，相距只有几十米。方桐刚来芜湖在“公会”住过，工作找到以后，他便搬到税务局去了；不过，晚上或假日，方桐还常到“公会”来转悠，他也会画点画，有时帮我们在墙报上描上几笔，作些点缀工作。每天放学后，“公会”里总要热闹一阵子，广益中学的同学们，都愿来“公会”说说笑笑，高谈阔论，谈笑风生，无拘无束。因而，我们的一切对方桐几乎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在大姐毓芬被捕入狱后的个把月，广益中学终于引发一个爆炸性事件，几乎把《群啸学社》的所有主要成员，都卷进了这场风暴之中！
在此之前的数月里，我曾先后收到从北平、青岛、上海、南京各大学寄来多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罢课、游行示威的通电、代电。寄这些宣传品给我的，大都是抗战时期同我在湘西、四川读国立八中、九中、十六中学的同窗好友。我把这些通电、代电让《群啸学社》成员传阅，提高了大家的思想认识和斗争激情。与此同时，在萃文中学念书的原国立九中同学徐航（今为芜湖市侨联顾问）也到广益中学秘密串连，拟发动芜湖各学校学生，对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作出响应。
十月的一天下午，我班身材瘦小的居维富同学，放学路过花津桥（距芜湖三青团总部甚近）时，突然遭到三青团特务的袭击，小居前额受到重创，血流满面，同学们对此愤愤不平！
翌日下午，特务们又持枪撞进广益中学校园，继续寻衅闹事。他们站在操场另一端的圣公会教堂门前，其中两个特务手里拎着手枪，大声吆喝：“姓居的，你出来！”
这瞬间，男生都涌出教室，正好把教室门堵得严严实实。本班副班长陶光琼站在我身旁，我轻声地告诉他：“看来他们公然是要冒犯众怒了！嘱咐居维富不要露面。”我定睛仔细观察，发现有一位年纪长的、皮肤黑黑的小矮子陈明宣，站在拎枪特务的旁边。我心里挺纳闷：他怎么来了？我在校庆会上曾见过此人，是广益中学的校友，他为什么会参与这种事情？（其时我们还不知道陈明宣是“皖南工作队中队长”）
我跳下台阶，急匆匆地走过去。我朝陈明宣点点首，问：“陈先生，今天大驾光临母校，有何贵干？”
陈明宣尴尬地笑了笑，分辩道：“我是来劝他们……。”
我截断他的话，问：“慢！昨天打伤了我们的同学，今天是来道歉的，还是……”。
那两个持枪的家伙，急了眼，嚷道：“不关你的事，叫姓居的出来！”
“请问：你们闯入校园，扰乱教学秩序，妥当吗？”我反问道。
“你给我滚开！”两只枪口朝我举了起来。
我立在他们面前，怒目相对，丝纹未动，一腔怒火在胸中燃烧。我正言厉色地抗议：“请你们听清楚：昨天，是你们在光天化日下，袭击了我们的同学，将他打得头破血流；今天，又是你们闯进校园，寻衅闹事，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陈先生，你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一切后果。”
“废话少说，把人交出来！”
聚集在教室门前的同学们，见此情景，齐声怒斥特务道：“滚出去！滚出去！”
根据同学反映，是李肇文校长的儿子，把特务领进校园的，难怪学校当局对特务持枪闯入校园寻衅事件置若罔闻！？只有王芝田一个人趴在办公楼的窗户上端详……。
经过学委会短暂商量之后，决定派班长陈以源、副班长陶光琼上楼去请李肇文校长，伴随来教室的还有教务主任王逸岭、我班级任导师王芝田。
同学们首先要求学校当局澄清两个问题：第一，校长儿子将持枪特务领进校园，寻衅闹事，学校当局必须承担责任；第二，特务持枪冲击校园，学校当局不出面制止，袖手旁观，你们双方可有默契在先？随后，学委会又提出三项要求：（一）惩治祸首，向受害者道歉；（二）偿付受伤者全部医药费用；（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在质询过程中，校长李肇文默不作声；王逸岭老奸巨滑，支吾其词；惟有王芝田极尽诡辩、恫吓之能事，他那狡黠的小眼珠，不时地在眼镜片后面闪烁着凶光，嘴角含着一丝奸诈的笑意。故而，激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反感，双方展开了一场炽热的唇枪舌战，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会场气氛显得异常激烈而紧张，大有箭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教室两旁的窗户外边，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兄弟班级的同学，他们有的摞紧着拳头，有的向教室里面的同学递条子，为我们鼓气助威。争论一直持续到天色黑尽，教室又没有安装电灯，于是，陶光琼代表学委会宣布：“学校当局必须在十二小时内作出圆满答复，否则，我们将举行罢课，以示抗议。”
翌日，学校当局拒绝作出任何答复。上课铃声一响，魏敦勇、罗嗣涛等便庄严地将翟其寅、严广斌执笔的“罢课宣言”，洋洋六大张，满满当当地贴了半面墙。为了表达同学们的坚强决心，“宣言”最后用了八个字作为结语：“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还走上兄弟班级的讲坛，发表讲演，阐明罢课缘由，控诉特务暴行，抨击校方为虎作伥，争取了全校同学的声援和响应。
广益中学反对特务迫害的罢课学潮，象春天的惊雷回荡在芜湖的上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然而，不寻常的迹象预示：军统特务机关也正在密谋杀机。罢课学潮进入第三天，“公会”的门外边摆上了一个“皮匠摊子”，对我们的活动进行监视。下午，商会开会，有人秘密给家父翟本槐（当时任芜湖商会常务理事、漕酱公会理事长）通风报信，往他手里塞了一张纸片；家父打开一看，方知王芝田向“军统”告了密，黑名单上头一个名字写的就是“翟其寅”，名字下面还打了一个括号，特地标明（系翟本槐之子）。黑名单上另外还有陈以源、陶光琼、王传纶、魏敦勇、严广斌、罗嗣涛、钱益民等共十一名同学。
家父得知这一消息，深感隐忧！我的大姐毓芬被捕入狱，关押在国货路的“军警宪联合稽察处”的牢房里，经家父多方设法营救，尚无结果。现在“军统”的黑名单上，又有了我的名字，家父自然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万一我也被抓起来，两顶“红帽子”戴到他大女儿和大儿子的头上，在那“戡乱”的非常时代，无疑地将会对其产生极为不利的社会影响。事已至此，家父别无选择，立即挥毫写了一张条子，叫车夫小王火速送到了我的手中。
来条这样写道：“有人告密，见谕速往河南陶府汝姑妈家首避，切切！”我没料到这件事会来得如此之快！有意思地是，那时我看着家父的手谕，心中却相当平静。我思忖：纵然大祸临头，也应该由我承担，要抓抓我，要关关我，决不能临阵脱逃！但是，经过在场的几位同学权衡了利弊，苦苦劝说，陶光琼、王传纶等又保证坚持罢课斗争，与我保持联络。我们互道“珍重”之后，即由车夫小王护送我离去。深夜，母亲帮我化好妆，又静悄悄地把我转移到三圣坊，安置在盈丰钱庄三楼上住下来，钱庄大门有铁栅门，挺谨慎的。那天夜里，魏敦勇也被迫逃离芜湖，跑到南京亲友家里避风。
广益中学罢课学潮，就这样坚持了十天之久！
李肇文校长终于被迫把陈以源、陶光琼两位班长请去谢罪，承担了责任，承认了错误，接受了三项条件，并撤销了王芝田的级任导师职务，任命刘林老师担任我班级任导师。至此，学委会宣告复课。
广益中学反对特务迫害的罢课学潮终于胜利了！学校虽然复课，我仍然不能马上返校上课，继续住在盈丰钱庄楼上“避风”，静待家父的谕旨。大约又过了半个月，家父在得到有关方面的保证后，才放心地通知我回校上课。同时，经过家父的全力营救，我的大姐翟毓芬亦于1949年春节前夕获释出狱。
解放后的1951年，在“镇反运动中”，特务头子单伯群、王芝田均被我人民政府镇压。在王芝田的判决书中，还列举了1947年该犯在广益中学迫害进步学生翟其寅等的罪状。特务陈明宣也判刑劳改。
应当指出，当年广益中学反对特务迫害的罢课学潮，不过是1947年全国学生爱国民主运动洪流，在芜湖大地上迸发出来的一朵火花。
七
转眼已是1948年春，在刘林级任导师的主持下，再次改组学委会，推选我为副班长，陈以源仍为班长。
这是高中毕业前的最后一学期。由于广益中学若干届毕业班的《同学录》都是空白，所以，在程雅农老师的建议下，推举我负责主持编辑《本届毕业班同学录》的任务。
在当时物价一日三涨的形势下，出版《同学录》的印刷成本是相当高昂的，毕业班的同学很难承受如此重负。我征得家父翟本槐的同意后，以在《同学录》上刊登广告作为交换，请商界大老板给予经济赞助。学委会委托翟其寅、胡智瑾、陶光琼、王传纶、魏敦勇办理筹募事宜。幸运得很，我们挨门逐店地走访了长街各行业的大商店老板，在短时间内，便募集到所需的全部资金，此项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
《同学录》包给国货路××印刷厂印制的。由广益中学校董会董事长李尘芜老先生题写封面题字，用烫金布面装订的。在编辑工作上，我们始终本着节约开支坚持自己动手。除插面版画由著名美术教师黄敬恺绘制和“校史”由校长李肇文撰写之外，其他如内容编排、表格、广告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校园一瞥以至毕业同学小传也都是我们自己撰写的。在当时条件下，尽管《同学录》还存在不足之处，但是，我们却为广益中学留下一本珍贵的文献资料。
直到毕业之前，“军统”自始至终没有放松对我的监视，“公会”门旁的“皮匠摊子”一直没有撤走；他们甚至卑鄙地在报端对我进行恫吓，施加压力。因此，在毕业以后，我不得不离家出走。津浦铁路已不通火车，大姐给了我一笔路费，我没有向任何人辞行，便乘火车到了上海，按照《同学录》里面的通讯处，找到四川北路方芬家住下，她是我们同届毕业、年纪最小的一位女生。其时，海上军运同样繁忙，买不上船票，还是方芬这个小鬼，托人给我搞到货轮“黄鱼”票，第四天我才登上海轮北上了！
在北平，我考上了中国大学，参加了《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不久，便进入河北老解放区——正定华北大学。经短期学习之后，于1949年初，分配到北京新华通讯社总社工作，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无冕王”之梦。
1993年6月30日完稿于芜湖
参考资料
注①：李肇文著：《卢义德传略》
注②：李肇文著：广益中学《校史》
（以上为芜湖市教委收藏）
注③：吴仰生、何荣铨著：《王稼祥传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