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俊龙
书院是我国封建时代儒学派生的教育机构，其性质是校书藏书、学者士子讲学读书和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的场所。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推行于五代，宋以后进入全盛时期。安徽的书院始创于宋代，北宋欧阳修曾建颖州西湖书院，南宋歙县人曹文埴为纪念朱熹在歙县创建紫阳书院。宋代安徽共有19所书院。进入元代又增建3所。明代臻于鼎盛，安徽共有书院115所。清代各州府新增96所。在全国书院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但宋代以后，书院的性质渐变为由各地名儒学者培养科举试士子的教育机关。发展到清代，统治者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巩固政权，扩充科举制度取录名额，笼络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知名学者。于是，热衷于科举者趋之若鹜，书院则完全成为科举预备学校。芜湖的中江书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
芜湖中江书院是后起的芜湖最早的书院，也是延续历史最久的书院，前后近140年。中江书院始建于清代乾隆三十年（1765）。当时，芜湖已发展成为江南新兴的工商业城市一“东南一大都会”。①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了中江书院的兴起。乾隆三十年，两江总督李世杰任芜湖道尹。下车旬日，即倡议地方商绅捐资创建中江书院，校址选在城外河南距道尹署不远的蔡庙巷。李世杰字汉三，贵州黔西州人。书院数月落成，李世杰亲临延师考课，多方鼓舞，芜湖文风从此丕振。但中江书院规模很小，聚徒讲学，设施简陋。仅靠李世杰拨给书院的“塘地房租”及邑绅与好学之士集资购买的谢氏土地出租的收入为经费。②开始几年，师生脩膳自给有余，但遇灾年歉收，书院便“岁之所入，恒不敷出。膏火补资，往往艰于挹注而悬缺为多。”③为了使书院免于“馆舍倾圮，以致辍学而废业”④，继任的道尹刘壿非常重视和关心中江书院，多方为之筹措经费。刘壿，字松崦，山东诸城人，进士出身，乾隆三十七年莅芜湖道尹。他以“凡士民之俊秀，而愿来学者，皆吾弟子。限于地而遗其人，绌于费而隘其规，非教也”⑤的办学宗旨，游说诸郡守、牧令，争取社会各界的赞助。然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也非长久之计。为使书院能弦歌不辍；刘壿将书院归属芜湖县令淡如水管理，书院面貌才焕然一新，“经费日充，从学日众。”⑥一度成为江南文人荟萃的场所。时人宋镕在《留别中江书院肄业诸生》⑦一诗中写道：
匏系十三载，
临岐重惘然。
何功及兹土，
惜别到诸贤。
簿领催科拙，
江城梦雨县。
闲鸥管迎送，
新涨碧无边。
当时书院生活可见一斑。咸丰三年三月，太平军攻入芜湖，书院毁于战火。此后十年，太平军与曾国藩的清军在江淮大地展开战斗。芜湖几经易手，战争频繁，民不聊生，重建书院更无从谈起。
同治二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清徽宁道台吴坤修在旧址修建鸠江书院。吴坤修，字竹庄，江西新建人。咸丰三年，由湖南知县为曾国藩所拔识，随营带兵与太平军及张乐行的捻军转战湘、鄂、江、皖四省。后移防芜湖、无为、庐江等地。同治年间，历任安徽按察使、布政使和巡抚职。吴坤修投身行伍而好读书，喜为诗，著有《三耻斋诗集》十卷。鸠江书院落成，吴坤修自撰一联⑧：
执鞭弭以事戎行，几经奋臂前驱，十年兵气销吴楚；
易壁垒而为学舍，从此掀髯仰望，一道文光射斗牛。
儒将风流毕现。同治四年，“兵燹连天灾，皖南大饥”⑨进士李文森由安徽按察使署任改官徽宁池太广道道台，落脚芜湖。他益切匡扶鸠江书院，把行治安置在书院内。下车伊始，例举观风、课试诸生。并奉准由皖南厘局拨银一千零五十两作为考课学生，买田地出租之用，以租金作为长期的教育费用。修房二十余间为肄业所，竭尽全力振兴书院。同治九年，吴坤修回任芜湖，将书院移建城内东内街梧桐巷内（今井巷）。光绪初年更名为中江书院。学员发展到二百多人，文质彬彬，学风蔚然。
中江书院由山长主持。山长由邑绅推举名儒、硕彦充任，经管财务，行政管理等职司。书院每年春秋两季由地方官主持举行隆重的祀礼，祀祭朱熹等皖南诸名贤。中江书院每月进行一到二次月课。由抚藩郡县长官出题、监考的称“官课”；由掌教主持出题、监考的称“师课”。无论官课、师课，前两名按等级奖银。平时的教学是自学辅导形式的，学员根据自己特长选择课题自学，随时记录学习情况和心得体会。主教从旁指引，点拨诱导，强调质疑，鼓励学员问难论辩。这种独立钻研，自由讨论的学风，对封建时代呆读死记的读书方法是一个突破，一个飞跃。
在外窜内乱，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清朝末年，变革维新的改良运动呼声日高。中江书院难免受社会风潮的影响。光绪十七年（1891）五月，芜湖爆发了著名的“芜湖教案”，清政府在英法等帝国主义的胁迫下，赔偿了法国教堂十二万六千两银子，并撤换了道台。光绪二十年，袁昶担任了徽宁池太广分巡道道台。袁昶（1846～1900），原名振蟾，字爽秋。浙江桐庐人。由户部主事调任芜湖道台。袁昶倾向改良，热衷洋务运动，建议清政府练兵、理财、开矿、洋务及兴学校等，深得光绪皇帝的赏识。袁昶下车伊始，首先关注的是中江书院这所辖五府一州二十八县读书人荟萃的学校。他认为书院规模狭小，设施简陋，不能容纳江南莘莘学子。于是，他主持扩建整顿书院，增建尊经阁。
尊经阁于1894年冬开始筹建，募集官方私人泉布（货币）。由主簿俞立诚相地在书院东部，刬括榛芜，夷治瓦砾，投资二千余缗，于1895年秋落成。尊经阁上可以登高明而资游息，可以望远山，瞰长江，风朝雨夕，云蒸霞蔚，林泉翳然，寸碧千里，可以远目，益人襟期。阁之上，仿照江苏仪征阮焦山藏书和灵隐寺藏书之例，辟为书库。募捐官方私人刻集以充实。会总督张南皮批牒准行，先颁金陵、苏州局刻书以为之倡。书院教谕王呈祥总负责。平时有一人管理，制定了《募捐书籍并藏书规条》，对管理人员明确职责。对借书还书作了具体规定。如每逢课期，管理人员或抄古赋或查出处注于题下。书若积多，一人不能兼顾，须添一人分任其劳，派定正办、副办，事有专责，若有遗失，惟正、副办是问。每月开书厨晾风一、二次，每年六、七月，正、副办酌请精细人晒书一次，晒后亲自检点，并邀各首事公共查验。院中书籍，公举4人总理，另举在院肄业生或在院教读者一人，专管借书，如有遗失，总理查出，专管赔认。对借书的规条是：史汉三国及各种类书，只许阁内阅读，不准借出。孤本、抄本尤其如此。出题之日也不准借出，对不爱惜书籍者处以罚款，并取消借书资格。尊经阁楼下按照宁波范氏天一阁之例，置有桌椅，供师生看书抄书。书院诸生必须按秩序进入阁中学习，维持其性灵，一概不准携带书出院。阁之下仿照皖抚朱石君建西湖三祠之例，设有先觉、正气、遗爱三神龛，以皖南先正为限断，有专主，有总主。山长汪宗沂、董其成率诸生每月朔望祭拜，地方官以春秋两季崇祀，以正书院风教。
尊经阁体用兼备。袁昶从官方私人募捐书籍精本。按照仙源书院的条例，各处官绅诸公捐送书籍到院，即于书目注明送书人姓名。一俟书目积成卷帙，随时刊布，以示不忘诸公绩文劝学之至意。各省大宪批准巡道禀并札行颁发各书局所刻经籍，由巡道出具领纸，派员弁往领归，分库庋藏。收书簿上即登明书共几部，系奉某省大宪颁发，以志名公钜德嘉惠士材之意。远近官绅颁发捐送书籍，随到随登簿。官则注明某省大宪颁发，或某省某官捐送。绅则注明某地某甫先生捐送，按送到先后，随时刊布志谢。曾何浙江、江苏、江西等省领归经史子集，并按六略、七录分类重编，分四部目次，以示诸生分门肄习。袁昶还建立方言馆，选刻东北卫藏的边防、兵阵、树艺、种畜、医院、占候等各种书籍数万卷。为了发展地方的农桑业，设立课桑局捐刻《齐民要求》、《农桑辑要》、《广蚕桑说》等流通不下数千部。并刻印《中江书院丛刊》7种之多。在袁昶的整顿治理下，中江书院趋于正规化，生员众多，鼎盛一时。
袁昶身为道台，却能礼贤下士，广揽教育名贤。《安徽于湖中江书院尊经阁记》中记载“于湖旧有中江讲院，列州之长材秀民，校艺于斯。辟赵德为经师，推朱云为先辈，由来已久矣。”袁昶继承了这个传统，高薪聘请“江南大儒”⑩汪宗沂为中江书院山长，主讲中江书院。
汪宗沂（1837～1906），字仲伊，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的女婿。汪宗沂“好经世之学，对治兵、农、礼、乐诸大端”，⑪曾从江苏仪征刘文淇研究汉学，从桐城方宗城治宋学，又刻苦钻研经学，博览群书。考中进士后，与翁同和交往密切。翁同和许以“为命世才”⑫，不以师弟礼，用李慈铭之例。由于官场黑暗，汪宗沂弃官归隐，读书著文，一生著作鸿富。曾被两江总督曾国藩延聘忠义局编篡，后入直隶总督李鸿章幕僚，但不久辞归。汪宗沂42岁前后，受聘掌教安庆敬敷书院。1894年，袁昶以教弟的身份，亲下《关书》，聘汪宗沂为中江书院山长。
关书
敦请 汪老夫子仲伊先生主讲中江书院，岁奉不腆，脩敬曹平肆百两，膳敬捌拾两，共肆百捌拾两正，此订。
教弟袁昶顿首拜
汪宗沂生平于国学无所不窥，又不拘泥于前辈师法，能独辟蹊径，旁征博引，开宗明义，深得学生的爱戴。汪宗沂在袁昶的支持下，颁立学官之十四经，掸思天人之故，而以史籍九流畴人算术兵家技巧，研究古今之变，以古学润今治，以道术康世屯，科分目张，礼失求野，磨砻浸润，晖光日新。毋作辍、毋寒曝；毋助长，毋求速化；嫥治一业未精，毋迁徙他业；嫥攻一艺未竟，毋涉猎他艺；毋剿耳闻而尚孤诣；毋溺于同能而晞独胜；毋暖暖姝姝奉一先生之言以自𦵿。深得袁昶的信赖。
在主持中江书院时期，汪宗沂刻苦写书编教材，著有《礼乐一贯录》、《五声音韵论》、《周易学统》等，勖诸生以务实。在此期间，刘师培也求学于中江书院。因刘师培祖父与汪宗沂有过师生的情谊，可能是受其父母之命，求学与汪宗沂门下。刘师培在《左庵集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汪宗沂先生“交谊尤稔，恒以事至扬州，师培启垂髫，嗜蓄古泉，因举莽布诸品相畀。继谒先生于芜湖，因备读所著书，克闻吕律大谊。”他们在中江书院建立起了浓厚的师生情谊。因此，刘师培还写了《汪仲伊先生传》。
袁昶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汪宗沂，在教学和著书方面尤其支持。汪宗沂的《周易学统》就是在袁昶的过问下写成刻印的。因此，汪宗沂在1905年《周易学统》十册全部刊成时作诗以记：
忆昔馆中江，
主者渐江袁。
心折日卦表，
往哲所来言。
贻我佳荣远，
馈我新笋鲜。
盼我书早竟，
预拟付雕镌。
字里行间透着他们的情谊，表示了对袁昶的深切回念。
袁昶常鼓励刻苦学习，奖掖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侍父就读于中江书院的汪宗沂次子汪鞠友嗜好诗词歌赋，喜绘画，其才气深得袁昶知赏。他耻于功名，中江书院肄业后，又在南京接受西方科学教育，先后任教南京两江师范学校和上江中学。佐李瑞清治理两江师范学校做了大量工作。随后参加反清活动与黄兴共过事。一度投身辛亥革命的行列，应招协助孙毓筠、柏文蔚开展工作。深得孙中山先生的称赞。后隐居池州乌渡湖畔，垂钓闲居，潜心诗词和书画，省博物馆藏有其画。
曾主笔《神州日报》十年之久的汪德渊，字允中，歙县人。在中江书院就读时，以《黄山》一赋见知袁昶而倍受器重，遂为其幕僚，待以优礼。袁昶对中江书院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深受全体师生及地方人民的崇拜和爱戴。现存在东内街小学内，原芜关中学建造的怀爽楼，就是怀念袁昶（字爽秋）而命名的。
1898年，袁昶被调任陕西按察使，未就职而改为江宁布政使。由于倡导维新变法主张而为光绪帝重用，擢升光禄寺卿和太常寺卿。因与慈禧太后意见相悖，变法失败后，被政敌载漪等人诬陷致罹而腰斩。“一时噩耗传闻，野老妇孺咸咨嗟太息，异口同声”⑬。汪宗沂伤感万分，作诗吊唁。
《闻浙西袁公死党祸》
二百年来恩养士，
几人抗疏震遐陬。
惨闻西市诛龙比，
未见东郊保毕周。
即用良言嗟已晚，
得归正命可无尤。
圣僧庵外陈蘋藻，
恸哭频惊士拥弓。
随后便离开中江书院，告老还乡。
袁昶昭雪后，芜湖地方官和人民在尊经阁后面建立袁太常祠。汪畸在《袁太常祠记》中给袁昶很高的评价：“仁政忠节，光日月而薄宵汉，千百世不朽。”春秋两季，地主官率领士绅前往祭祀。可见，袁昶在芜湖前后5年，深孚众望，政绩卓绝，为芜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民族危机严重和阶级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维新变法的主张，并在全国各地迅速得到传播，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思潮对封建主义思想的大论战，促成了戊戌变法的爆发。1898年，光绪皇帝下诏，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取消各地书院，改为学堂。从此，书院与科举制度俱废。光绪二十九年（1903），皖南道台刘树屏将中江书院改为皖南中学堂，附设小学堂。
皖南中学堂是安徽最早的中学校之一，但存在时间不长。同年，皖南中学堂的中学部迁入赭山，成立皖江中学堂，是安徽最早的独立的中学，随后归省立，逐渐演变成现在的市第一中学。中学部迁入赭山后，皖南中学堂的小学部更名为芜关公学（今市东内街小学）。至此，皖南中学堂便自行消亡。
中江书院演变至皖南中学堂，前后140年，几经沧桑，对芜湖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无数有识之士呕心沥血，培育了不少人才，为推动社会变革和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芜湖的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中江书院堪称芜湖的“教育之光。
注释：
①⑦⑧⑬《芜湖县志》民国版
②③④⑤⑥《刘撙中江书院续置洲地记》
⑨《安徽近现代史辞典》
⑩⑪⑫《歙县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