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戏园史话
作者:屠元建
早年间,芜湖人老少皆知的“大戏园”是芜湖现有据可考的戏曲剧场中建造年代最早的一所。现豪华的立体声特级电影院“大众”即为原址所在。“大戏园”先后称“大戏园”、“大舞台”、“歌舞台”、“新华大戏院”、“复新大舞台”、“青年剧场”、“同乐剧场”等名称,最为本地人习惯称呼的要数大戏园”或“大舞台”之名。
“大戏园”的建筑沿革
世居芜湖的现百花剧场电影放映师罗天林先生称,闻其父辈言:“大戏园”建于清代,是李鸿章的后代所建。规模比较大,木头楼座上下共有三层,戏园内四角均有木楼梯可供上下,在戏园内无论怎么走都能随时上楼下楼,非常方便,故被人们称作“跑马转角楼”,在长江沿线很有名气。这一说法在一份清朝光绪年间的“租约”和其它旁证中得以证实。现将该“租约”实录如下:
租约
立租字人永庆茶园今租到
李漱兰堂新造大戏园壹所坐落芜湖大马路屋内门窗格房桌椅板橙一应俱全开设永庆茶园凭中议定押租英洋叁百元正每月行租叁佰陆拾元按月恁摺支取不得过期不得过押租若过押租即行辞去其押租亦不私退恐口无凭立此租字存照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贰十日
立租字人永庆茶园(画押)
凭中人谭明卿(画押)
凭中人齐月溪(画押)
王得林
王美斋(画押)
戴家试(画押)
计开
大方桌壹张,长条桌贰张
方桌壹佰零陆张,伍佰贰拾壹把
牌橙叁佰贰拾捌张,长条橙伍拾肆张
铺板壹佰陆拾玖块
“李漱兰堂”,即李鸿章长子李经方之名,“芜湖大马路”即今中山路。据房管局退休职工吴宗愚先生等人回忆,民国年间的中山路一带,除了“大众”之处的剧场以外没有什么大型剧场。虽然现百货公司一店处曾经演过戏,但其东面的陶塘水域比现在要大,包括今天的部分环塘马路,许多塘边的房屋后半部都需在水中支撑木柱,形同水榭,象“租约”中所提到的,仅方桌便有106张的规模显然不可能。再加上“大戏园”西面至范罗山脚下,北至北京路一带的居民区,因“大戏园”而得地名为“大戏院”,此地名一直沿用至今。由此可以确定该“租约”中所指“大戏园”无疑便是今“大众”处的人们常说的“大戏园子”。而始建年代亦可断定为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辟“大马路”后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这所“大戏园”租予人开设“永庆茶园”之前的四年间。
清代有许多茶园由卖茶为主、演戏为辅逐渐转化到以卖茶为辅、演戏为主,有些则发展到后来的正式戏园,戏园与茶园在很大的程度上,园同名异而已。这种习俗在清代一直延续一、二百年直至清末民初,如民国初年的“丹桂茶园”、“天乐茶园”等都是当时上海有名的戏园。便是我市清宣统二年(1910年)《皖江日报》上三个戏园的演出广告中,也有一个叫“聚仙茶园”。
“大戏园”就其规模而言,前述罗天林回忆的“规模较大,木头楼座上下共有三层,四角均有楼梯可供上下”中已有所提到,而“租约”中,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大戏园”容纳的家俱不算大方桌、长条桌和169块铺板,仅方桌便有106张,椅子521把,牌橙328张,长条橙54张。如以每把椅子和每张牌橙坐一人,每张长条橙坐2人的最低数计算,这些椅橙可坐957人。清代戏园看客的坐法和今天剧场内沙发座椅或翻板木椅一排接着一排观众比肩而坐的方式大不一样。清代戏园的大厅内安置许多方桌,在方桌两侧及面对戏台的一面设座,观众三面环坐,一边听戏看戏,一边品用茶点。到了清末,三面环坐的观众渐以面对戏台为主,然每张方桌之间,仍需留有充分的空间供提壶续水的茶房前后左右的奔忙,故清代近千名观众的占地所需面积,约二倍以上于今日。若依照当时观众座席的安排,也不难想象出,能容纳百多张方桌和椅橙罗列开来的剧场是何等的规模。
关于“大戏园”的楼座,被采访者均有提及,且对其印象很深。综合包括罗天林先生在内的几位主要被采访者,如王学周先生(毕生从事京剧艺术,三十年代前半期曾在“大戏园”演出过京剧,退休于江苏省某所京剧学校,现为市京剧爱好者协会的成员)、胡升康先生(世居芜湖,酷爱京剧艺术,退休前曾任市轻工志主笔之一)、路定福先生(世居芜湖,爱好并从事过戏曲艺术,已退休)、郁家福先生(世居芜湖,退休于市一建公司;其父郁成刚于民国期间经营的“郁顺记营造厂”曾于三十年代为“大戏园”进行过维修工作,并是“大娱乐”戏院和“中山纪念堂”承建商)、吴宗愚先生(世居芜湖,退休于市房管局)、柏鸿来、王鸿喜先生(四十年代京剧“鸿春社”演员,现退休于省京剧团)、王惠娟女士(四十年代在“大戏园”任售票员,其丈夫李少白曾任过该戏院外交经理)、杜光辉先生(1954年任“大众”经理,曾负责折除“大戏园”旧建筑,建新电影院的基建工程,现退休于机械学校)等多数为年过七旬者的回忆,对“大戏园”的整个建造布局,尤其是其楼座及其它观众席可作如下描述:
由“大戏园”东首的竹木大棚进入门厅,向前走十几米左右即抵二道门,门右手边(北侧)有票房,观众在此买戏票后便可由二道门的半截木闸门进入戏园。左右两边可沿楼梯登楼,继续向前走则进入了观众厅。中间为“池座”部分,由前往后分为头等、二等、三等之别。三十年代后半期,池座席最后加设了一排“弹压席”为军警宪特人员专座。池座席位由长条木椅组成,每张长椅靠背的扶手处挖有许多小孔,可挂放置茶杯的铁丝编织成的杯篓,这样既可方便后排观众放茶杯,又能解除前排观众担心靠背上的茶杯翻覆让茶水所烫的后顾之忧。所以,观众又习惯称池座的肺位叫“茶座”。“茶座”的南北两侧和正对舞台的三面上方,均有粗大的木柱支撑起木质楼座。两侧楼座的前面栏杆至后面大墙间的宽度约为1.5至2米;靠近戏台的位置两边各有几间包厢;正对戏台的楼座叫“特厅”,前后有座位11排;由两侧的包厢向后端延伸直至“特厅”,包括拐角处楼座称“花楼”;“花楼”和“包厢”的下面,即支撑楼座的粗木桩直至大墙间,设有较“茶座”席位要简陋的几排长条窄木橙,木橙后的墙跟空地在满座时可售站票以丰盈利,观众称这部分席位叫“清看席”。“清看”席与池中“茶座”之间有木栏杆隔开,“清看”的观众由靠近大厅后端的栏杆缺口处进去后,需沿长条橙后的狭长地段向舞台的方向挤,先来者可在长橙上占一席之地,后来的如不愿远离舞台,只有为饱眼福辛苦两腿打站票了。包厢如有达官显贵预先包订,则在包厢内的主座前备好木条桌。如包厢无人预订,则按平常楼座规格安排座位,撤去案桌以便多坐观众。
关于楼座的层数,在被采访的人中曾出现两种说法。持楼座共有二层,包括池座共有上下三层者居多。根据,四十年代在此演出的“鸿春社”演员柏鸿来先生所述,早年班社在此演出,他尚小,老板不许他们外出玩,除了练功练唱外,就只能在戏园子里边楼上楼下的跑着玩,记得楼座共有二层,上下共有三层。另有退休于市一建公司的郁家福先生回忆:三千年代中,其父郁成刚经营的“郁顺记”营造厂为“大戏园”进行维修。他放学后带同学到“大戏园”里玩,顺便让同学们拾些刨花柴回家生炉子,清楚地记得楼座有二层,有的木料很旧了,需要更换。但有的被采访者则认为只有一层楼座,加上池座共有二层座位。在出现不同说法时,为避免偏听偏信与史实有误,笔者在查民国期间的芜湖报纸时,特别留意有否关于“大戏园”楼座的消息。终于,在1939年11月28日《芜湖新报》上,发现了一份“大戏园”(时名复新大舞台)刊登的启事:“奉宪岳队谕午前修理三阶三层楼一俟竣工照旧登人惟二楼照常售票日夜开演此启”。我们从该启事中可以明确两件事:一是“大戏园”有两层楼座,加池座和清看席共有三层座位:二是此次修理不管是否为郁家福先生回忆中提的那次,可肯定在此之前已有三楼,因启事中有“照旧登人”之词。
剧场是观演场所,除以上综含描述的“大戏园”观众席区域外,戏园的另一半重要部分供演员表演的舞台是这样的:舞台面积较大,三十年代即开始安置机关布景,台唇向前突出三圆弧状,台沿有约20厘米高的木质矮栏中饰“米”字型图案,台口上方高处有一根铁质横杠。台沿的矮栏杆既可避免东西滚掉下戏台,又可作安置脚灯的遮掩物让观众不易看到,台口上方的铁横杠则是让武功演员表演武戏的设施,舞台地板下还架空倒置数口巨型大缸,以助共鸣。三十年代前半期在该戏台上演过京剧的王学周先生,对“大戏园”内音响效果之好,至今记忆犹新。四十年代在此售过票的王惠娟女士亦称,当年戏台上开锣后,她位于二道门外的票房内都可听到台上的戏文。在早年“大戏园”无扩音设备的情况之下,能达到如此效果,除演员的功夫到家,要做到唱腔念白字正腔圆,达到“清、纯、远、美”的要求外,自然也得益于剧场大厅结构的科学合理和舞台的建造特色这些因素。
以上综合描述的依据,虽只是“大戏园”在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中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光绪末年始建时的原貌,但其中许多构造格局和观众席位的划分,均与我国清代及民国初年的一些戏曲史论著中有关剧场情况的记载,有许多近似甚至相同之处。
“大戏园”始建应属于旧式茶园内的那种“三面敞开型”舞台。因其在1906年时有106张方桌供开设“永庆茶园”,地面非平坦不可。新式戏曲剧场在改造舞台形状的同时,也将观众厅地面由前往后逐渐升高,并撤掉了茶桌。被采访者们回忆中的“大戏园”,舞台口上方有铁横杠供演员表演武戏,台唇前沿围以高约20厘米的木质矮栏杆。仅由这两个特征中便可看出改建后的“大戏园”舞台上犹存的老式戏台遗风,因为《中国剧》一书描述清代戏台时正有“柱间高横铁杠一根或二根,距台面大约一丈,以便演习武艺。舞台前面及左右,绕以栏杆,高约尺余”的文字。至于“高约尺余”的栏杆,在改造后的“大戏园”舞台上高度降低到只有20厘米左右,则是基于观众欣赏角度的考虑所进行的改进。另外,“大戏园”舞台前沿向观众厅突出呈圆弧状的特征,也与《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所指“当时(系新式舞台初期)的镜框舞台的台唇都比较大,呈半月形”相符。
这一舞台形状的改变标志着“大戏园”由老式的茶园进入了近、现代新式戏曲剧场的行列,也代表了我国延续近800年左右历史的剧场结构形式的重大变革在芜湖的具体体现,其意义远非仅仅舞台形状变化本身所能比拟。
笔者在探究“大戏园”舞台改建成镜框形舞台,从而完成由老式茶园进入近、现代新式戏曲剧场这一重大变革的确切年代时困难重重。首先,无任何记载此事的文字资料可供参考;其次,由于年代久远,以现年过七旬的身体健康,记忆清晰的被采访者年龄前推70年,在二十年代初期也仅几岁而巳,他们于后来在“大戏园”看戏时,对其舞台的最初印象既为新式舞台的模样,至于“三面敞开型”舞台毫无记忆。在扩大线索的尝试中,吴宗愚先生曾向笔者推荐了一位家住集益里一带的史姓女士,此人早年曾于现“老余昌”眼镜钟表店处开百贷店,1912年孙中山先生来芜,史女士曾作为本地妇女界代表之一前往“大戏园”参加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找到其后人,有可能获得对当时舞台的间接印象,倘若有珍藏的当年在“大戏园”的照片之类,则更是可一锤定音的权威材料。郁家福先生也推荐过一位家住牛奶坊的马瑞洲老人,称其在1987年左右还见过他,虽已近90岁,但身体尚健,早年亦从事过建筑并爱好戏曲,若能寻到,定有收获。笔者对以上两人多方寻觅,史姓女士的后人始终未能找到,而待于1989年上半年找到马瑞洲老人的原住处后,可惜从邻居中得知老人已于不久前去世。依此看来,关于“大戏园”舞台的改建年代的考证似乎无踪迹可寻。然而,清末芜湖的报纸上刊登的几则演出广告,及几个集会活动的报导给我们提供了几点线索:
一、芜湖开办最早报纸之一《皖江日报》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之间刊登的戏曲广告,迄今尚存的还有五则,其中名为“中江大舞台”戏园的广告有三则,所演剧目17个;“皖江第一台”戏园的广告有一则,剧目3个;“聚仙茶园”广告一则,剧目一个。以上虽不能肯定“大戏园”在当时是以何名营业,但因其规模,此三处戏园有一处是“大戏园”所刊登的戏曲演出广告的可能性相当大。
二、民国纪元(1912年)10月30日,孙中山先生抵芜,各界人士在“大戏园”召开欢迎会。上海版的《民立报》上报导大会盛况时,所用的戏园名称为“大舞台”。
三、进入二十年代后,芜湖各界在“大戏园”举行过多次游艺大会和纪念大会,报刊上报导时的用名均为“大舞台”或“歌舞台”。
以上三点中,第一点暂且不论,就1912年10月30日“大戏园”处召开欢迎孙先生的大会时,戏园名称已叫“大舞台”,并延续到二十年代后这一点来看,其戏园名称在“舞台”两字上作文章之现象,可否看作是“大戏园”改建舞台后的反映呢?上海的“新舞台”,北京的“第一舞台”,这两个我国最早的新式戏曲剧场名称,不也是在“舞台”二字上作文幸吗?若此推断能成立,那名“大戏园”的三面敞开型”旧式戏曲舞台改建为新式镜框型舞台的时间是在1912年以前,甚至有可能在1910年前(如“中江大舞台”为“大戏园”之名)。亦可以认为芜湖拥有镜框型舞台的新式戏曲剧场出现的时间,早于《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上指出的1914年建于北京前门外柳树井大街的“第一舞台”戏园。
我国第一所新式戏曲剧场——1908年建造的“新舞台”戏园所在地上海,距离北京的路程是距离芜湖路程的4倍,况且,清末民初的芜湖虽非都市也是个商旅活动频繁的水陆码头,上海的各方面信息传达到此均较为迅捷。外加上“大戏园”房产主人李经方曾于清光绪十六年至十八年(1890年至1892年)和光绪三十三年至宣统二年(1907年至1910年),分别担任清朝驻日本国公使和出使英国大臣,不说受其父李鸿章洋务派思想的影响,单就其驻外使节的生活经历亦足使他对当时的新潮观念较易接受,因此在清末民初的1912年以前对“大戏园”再动土木,大肆改建旧式戏台而为镜框型舞台的可能性极大。而且,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芜湖大马路一带开始供电,这给“大戏园”戏曲演出的照明条件带来彻底的革新,光源的变化(使用电灯前,“大戏园”的照明很可能为煤气灯)也势必会在客观上促使“大戏园”对其旧式舞台予以改建。所以,芜湖“大戏园”是我国最早期的新式戏曲剧场之一,对戏曲艺术尤其是京剧艺术在芜湖的繁荣发展,以及对附近一带的剧场建筑结构的革新自有它的影响。
改建后的舞台形状主要是压缩了纵向的深度,扩展了横向的宽度,并在舞台的两侧增设原本位于舞台后方的副台,以供演员候场和作准备工作。这样一来,“大戏园”观众厅内原靠近舞台一端两个角的楼梯,便处于舞台和后台的南北两头,原本无楼的后台也修了楼。据早年在此演出过的演员称,后台的楼上设有香案,供戏园和班社的老板在此焚香祈祷,求神灵保佑演出叫座财源茂盛,平时严禁闲杂人员接近此地,以免冲撞神灵。在后台后面的小院内,还修了一座砖木结构的有厨房和库房的二层楼房,供演出的班社剧团老板和较有地位的演员住宿。
进入三十年代中期后,中山路一带的街面房屋日趋吃香,原本较宽敞的竹木门厅渐被压缩成一长方形的空间。据市规划设计院葛立三工程师搜集的一份旧房产资料中,有关“大戏园”于四十年代时形状草图标明:当时“大戏园”南北两侧大墙跨度为27.5米,东西两端包括舞台在内的大厅长度为44.68米,此建筑占地面积为1228.7平方米;舞台不包括向前突出的圆弧状弓高其深度为7.18米;后台西面的二层楼房长27.5米,宽7.75米,建筑面积426.25平方米:门厅南北之间的宽度仅6.9米,其深度有13.1米,建筑面积90.39平方米,名为门厅,实际上形同一南北窄而东西长的走廓,票房仍在原位置,走廊两边墙上多挂有戏园上演剧目的海报、班社剧团的介绍及名演员的照片等宣传品。
以上提示的尺寸,虽不能完全确定为“大戏园”始建时数据,但主体结构不可能有大的改动。1954年下半年开始兴建的大众电影院,南北大墙中心线跨度19米,东西长28米,建筑占地面积532平方米;门厅的宽度19米,进深5米,占地面积95平方米。两者相比较,原“大戏园”建筑规模自可见一斑。所以,一些被采访者回忆早年间“大戏园”的建筑占地东抵现中山路街沿,西囊括今大众电影院后面的宿舍楼,北“老虎灶”(现改作商店),南达华兴街路中的说法是很可信的。
据退休于市一建公司的郁家福先生对三十年代“大戏园”的回忆,认为其结构只能算作木结构。笔者则认为:“大戏园”在始建时为木结构建筑,南北两边的砖砌外墙为后来为加固而增建。至于后来出现的“洋式店面”的门面建筑有可能是三十年代中期所建。因此时董海亭接手经营“大戏园”。
董海亭曾任芜湖公安局侦缉队长,又是青帮人物(有人认为他是青帮“悟”字辈人物,但据一位最近回芜探亲的台湾同胞回忆,认为他是“悟”字的下一辈“觉”字辈人物),集警方和帮会势力于一身。二十年代末,他便在中山路开设了东南饭店,其财力、势力均比较强。由他将“大戏园”竹木大棚门厅改建为二层楼的门面建筑是有可能的。同时期建于国货路一带的几家店铺的门面房,及现新芜路工人酒家东边原“救火会”建筑的样式与“大戏园”称“青年剧场”时的门面造型很相似。据对芜湖近代建筑史颇有研究的人认为,这段时期,芜湖在建筑设计方面上受上海一带房屋造型的影响,虽有点不伦不类,但也体现出某种风格。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芜湖市。不久,“大戏园”(当时已再度易名“同乐剧场”,又称为“同乐大戏院”)与另外几家私营影剧院由芜湖市军管会接管,参加接管的军管会工作人员有刘乔、何瑞、刘林枫、王毅、刘玉山等人,同年夏季,芜湖大水,为考虑安全,拆除了“大戏园”的第二层楼座。翌年5月,市文教局决定将“大戏园”改作电影院,按放映电影的要求,在“特厅”楼座的后面,即门面建筑的二楼改建了放映机房和办公室,由陈洪云(已故)具体负责此工程。
1954年夏,芜湖市及长江沿线遭受百年末遇的洪涝灾害。大水退后,“大戏园”建筑遂全部折除,并于下半年在原址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大众电影院建筑,建于清朝末年的“大戏园”半个世纪的历史从此结束。今天,豪华的立体声特级电影院“大众”,即是在1954年所建的主建筑结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之后于1988年7月,由市影剧公司,大众电影院,采用贷款、税前贷款和自筹三种方式筹集80万元用三个月的工期重新装璜修建而成,也是我市的第一家特级电影院。
“大戏园”的主要演出活动及重要集会
“大戏园”若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年为历史始端,其最早期的戏曲演出活动现无任何资料可查。1906年至1908年间,芜湖曾发行过一份小报,报名取主办者合肥人焦二风、芜湖贡生齐月溪(辛亥革命后,曾任设在今工人文化宫地址处的皖南军政分府秘书长)、太平人谭明卿(时为上海《申报》驻芜访员,即今记者)三人名字中各一字为《风月谭》。根据《芜湖报刊志》载,《风月谭》报内容多以“评花谈戏、风流韵事”为主,多在“市民中和茶楼、戏院、烟馆、妓院等处发行,销路尚好”。该报必对当时芜湖戏院的演出情况有所记载,况且主办人中的齐月溪、谭明卿,均为“永庆茶园”于该报创刊的同一年租用“大戏园”房屋时的主要中人,自然对“大戏园”的业务格外关注。如果能挖掘出该报,无疑将会对研究我市包括“大戏园”在内的清末文化生活提供一份宝贵的历史资料。笔者曾遍寻所有能接触到的芜湖故老,但终因年代太久而未能有所发现。然而,清宣统二年至宣统三年之间,芜湖“中江大舞台”、“皖江第一台”、“聚仙茶园”三家戏园,在《皖江日报》上刊登的戏曲演出广告至今尚存五则。“中江大舞台”于宣统二年(1910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刊登的广告内容较多,日场上演的剧目有《取洛阳》、《二度梅》、《时迁偷鸡》、《忠孝图》、《双色案》;夜场戏有《采石矶》、《草桥关》、《宝莲灯》、《九件衣》、《大挑枪花》、《洞房献佛》、《蝴蝶梦》、《文昭关》、《铁公鸡》、《濮阳城》,主要演员有刘春山、许兰香、小三胜、徐金林等人;同年农历十一月初九(1910年12月10日)上演《山东老弟兄》,主要演员有许兰香、小月奎、小山东;翌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1911年3月21日)上演《张文祥刺马》,主要演员有刘春山、曹胜奎。“聚仙茶园”于宣统二年农历十一月初九(1910年12月10日)上演《紫霞宫》、《捉放曹》,主要演员有王雅琴、张风奎、高翠仙、张彩奎。“皖江第一台”于宣统二年农历二月二十一日(1911年3月21日)上演《阴河水》、《三义归天》,《定军山》、《甘露寺》,主要演员有筱翠兰、赛桂芬。
由于此五则戏曲演出广告上均未注明戏园地址和戏曲曲种,究竟“大戏园”在当时是以何名营业无证可考,只能从“大戏园”的建筑规模在当时的芜湖属名列前茅者来推断:此三个戏园中有一所为“大戏园”,还有一处很可能是位于现新芜路北面小戏院处,原山陕会馆内的“光明戏院”,即芜湖老人们习惯称为“小戏园”者。因该戏园历史亦较久远。被采访者中的王学周先生回忆,早年间,曾听长辈们说过,辛亥年(1911年)间,我国京剧界著名的红生演员,有“活关公”之称的王鸿寿(艺名“三麻子”)先生曾在“小戏园”演过戏。另外,民国五年(1916年)的《民国日报》上也有过关于“小戏园”的报导,可见此处在清末民初的芜湖亦是一所主要戏园,详情另文再述。
关于“大戏园”早年间的演出习俗,胡升康根据我国戏曲理论家赵景深先生的部分回忆所撰《景深先生在芜湖》一文中,有这样的介绍:“景深先生在芜湖时,常跟随他的父亲到大马路(今中山路)大戏园去看京戏。那时还是京、梆“两下锅”时期,名角李春来,粉菊花等到芜湖,常以梆子腔的旦角唱大轴,演一些跌扑的武戏如《紫霞宫》、《阴河水》之类的剧目,而京剧武生或老生只是演压轴戏。而此“两下锅”,正是我国于清末民初流行的一种演出习俗,因京剧和山西梆子、或河北梆子同台演出,剧目、表演各自保持原状,不相混合而故称。所以,又因京剧在前,梆子戏在后唱大轴而称为京、梆“两下锅”。
“大戏园”在建成初期不仅是芜湖主要的一所戏曲演出场所,也为话剧的前身——新剧在芜湖的活动提供了舞台。新剧于1907年传入我国,是一种和当时清朝末年的革命运动有着紧密联系、以对话和表演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新兴戏剧,人们称为“文明戏”。我国著名新剧活动家任天知和温亚魂、郝耕仁组建的中国第一个职业新剧团体“进化团”,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春由南京来到芜湖“大戏园”,演出了讽刺清廷官吏腐败的新剧《都督梦》,主要演员“多数为同盟会员或辛亥革命志士,有汪优游、韩复炎、胡抢一、陈镜若、季砚夫、王幻身、张东野、肖天呆、恢及钱、钱逢辛等四十余人”。“由于新剧演出采用幕表制这种新的艺术手段,便于直接地、逼真地反映现实生活,体现复杂的矛盾冲突,深刻犀利的讥讽封建官吏的丑恶,大受芜湖一般市民的欢迎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的喜爱。”1911年4月27日,以黄兴为首的同盟会员在广州发动反对清朝封建政府的武装起义,但因计划不周而失败,死难者72人。“进化团”及时地在“大戏园”排演了“歌颂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黄金赤血》和鼓吹革命的《共和万岁》。前后在“大戏园”共演出了两个多月时间,直到该年七月夏季,芜湖大水,马路成河,该团遂赴武汉”(摘自《芜湖市志通讯》1986年第3期,《进化团在芜湖》一文,刘良成撰)。
由于新剧说的是普通话,剧目也多以现实生活中的事编成,这种从内容到形式均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不但很快地为一般群众认可,也对芜湖的新文化发展产生了相当影响。直到“五四”运动及以后很长一段时期,芜湖的很多学校时常排演话剧、歌舞参与民族救亡运动及赈灾义演,并产生出象阿英、王莹这样著名的剧作家和演员。1988年5月1日,《芜湖日报》刊登的一篇汪仲华撰写的文章《忆阿英老师》中便回忆,1926年11月,当时在芜湖民生中学任教的阿英先生组织师生并亲自导演了话剧《春闺梦里人》一戏,并在15年前“进化团”演出过的“大戏园”舞台上向社会公开演出。
“大戏园”自建成后不但是戏曲、戏剧的演出场所,还是芜湖举行重大集会的场所。其中最著名的一次重要集会当推1912年10月30日芜湖各界人士在“大戏园”(时名“大舞台”)举行盛大的欢迎孙中山先生莅临芜湖的集会。这年,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对我国的大江南北进行考察,其中也包括芜湖一地,此后孙先生著《建国方略》时曾对芜湖的建设战略,尤其是长江和内河航道的整治及江堤与港口设施的建设有过很具体的规划方案。1912年11月3日上海版《民立报》上对孙中山先生在芜湖的活动以及“大舞台”(即“大戏园”)举行欢迎集会的盛况作过如下报导:“
中山过芜追志
芜湖函
孙中山先生于三十号一早到芜是日清晨各界代表在大舞台召开欢迎大会各界来宾赴会者约以万计场为之满途为之塞盖三尺童子无不以一瞻先生丰采为荣幸者会场布置门前用竹花扎成辕门两旁围以色布辕门之内列菊成山极为美丽由会场至江苏米捐局延长半里皆用彩布为棚巡士守望为卫先生于八时乘联鲸兵舰先至弋矶山次由各机关代表及国民党招待前往迎迓始由接官厅上岸乘马车至大舞台观者塞途开会时首由孙品山君报告宗旨即请孙先生登台来宾均起立行三鞠躬礼先生答礼后即演说略谓吾等由奴隶地位而至主人地位为莫大之幸福惟为主人翁必应尽其应负之责任万今民国初建万端待理民之于国为最大之要素欲国富民强当自立则凡百艰难事务吾民都宜负其全责望诸君共济时艰为幸等,欢迎大会至下午二时散会,孙中山先生稍事休息后于三时仍乘马车至江口上联鲸兵舰开往东西梁山观阅炮台即下驶回沪矣。”
清末所建的“大戏园”能在民国纪元这一年作为芜湖人民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的会场,实为其荣幸,同时也可看出“大戏园”在芜湖诸家戏园中的地位。
此后,“大戏园”先后还多次举行过义演游艺大会。如1920年10月,第二农校师生在此化妆演剧助赈;次年3月初,芜湖各界联合在此演义赈剧,虽遇风雪交加的寒冷天气,然往观者仍很拥挤,让组织者在连演两天后不得不再加演一天;1922年底至1923年1月,安徽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在“大戏园”举办筹款赎路游艺大会;1928年2月,芜湖县农民协会举办筹赈募资游艺大会;1929年11月,芜湖国民拒毒同志社在此举办第六届拒毒运动周游艺大会,其内容有武术(时称国术)、杂技、话剧、歌舞、京剧,并放映了我国早期拍摄的影片《红楼梦》。参加演出的单位有芜湖萃文学校、第二女中、第三女子小学、第九女子小学及国术研究会和本地的京剧名票:1930年10月,国民党芜湖市、县党部在“大戏园”举行大会,纪念参加广州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十九周年,到会者约二千余人。在诸多游艺大会中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1933年底一次大型民间抗日义演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又于1932年1月28日在上海再度挑起战火,全国人民掀起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其中,除抵制日货外,禁捐义演活动亦是一种主要的形式。1933年12月30日至31日两天,安徽国货公司联合芜湖各界人士在“大戏园”举办了大型“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游艺大会”,以此支持抗日,迎接新年。该次义演有两大特色:
一是广为宣传,积极促销门票。组办的牵头者安徽国货公司不愧是商界好手,推销颇有方法。先是利用各种手段宣传这次游艺大会,包括在报上提前连续刊登有节目内容的大幅广告,继而除在闹市区多处设点售票外,还派出两个小组深入长江边的洋街,鸡窝街(今吉和街一带)等地居民区和河南的街头巷尾,上门宣传推销门票。前一组售得票款182元,后一组售得93.5元。虽然票价较高,分1元和5角两种,高达当时一般戏票的一倍多,但由于民众之中的爱国意愿高涨,外加宣传推销得力,这次游艺大会总共募得门票款1515.50元,除去假洋3元,假钞1元,实际所得为1511.50元。这笔款项后交由义勇军后援会,实施援助之具体办法。
第二大特色是不仅演出阵容可观,节目丰富多彩,而且在节目顺序安排上很讲究张驰得法,将数十个不同类型的大小节目协调得如同一台大戏。演出开始,先由精武体育会和体育促进会人士表演小洪拳、形意拳及精彩的杂技等十项节目拉开序幕,再由小小音乐社表演舞《休息五分钟》、《十里长亭十杯酒》、《滑稽交际舞》。轻歌曼舞方罢,大力士沈惟善上台表演石担背花,此君健壮的体魄和惊人的力气将一副二百多厅重的石担在背上翻滚盘旋,犹如一杆飞叉,舞至紧张处,观众不禁为之惊呼。随后,蔷薇音乐社表演歌舞《梦中情人》、《水手舞》、《慰劳义勇军》;再由汪中峰、汪东风、胡琴等合演滑稽剧《死要钱》;第二职业中学的师生同台表演话剧《湖上的怨剧》。最后,名票翟宗佑、崔啸梧、高宝因、陈德富、汪啸斋、罗白璋、高士林等人演出京剧节目压台。具体的京剧剧目是《采石矶》、《闹府》、《南阳关》、《女起解》、《捉放曹》、《落马湖》、《骂曹》、《盗御马》、《四盘山》、《贺后骂殿》。当时,芜湖观众中京剧爱好者甚多,把京剧作为大轴戏,引起了很好的剧场效果,也为第二天的义演吸引了更多的观众。
该次的“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游艺会”,由于以上两大特色,使之成为诸多义演活动中比较成功的一次大规模义演,不仅募得1500多元款项直接支援了东北人民抗日斗争,而且在本地民众中掀起了一次宣传爱国抗日的思潮,并因芜湖是发达的商埠,南北客商往来频繁之地,对长江一带的抗日宣传声势也造成一定影响。
二十年代,包括“大戏园”在内的剧场极少在报上登载戏曲演出广告,报端仅有电影歌舞、杂技等上演的消息。以接待京剧班社剧团为主的“大戏园”,对上演的剧目采用雇专人上街张贴戏报的宣传方式。此人在每天贴戏报时,还随身携带戏单(又称“戏目”)赠送给一些老观众,以拢住客源。当观众入场时可在戏园门口领到免费的戏单。清末民初的戏单多用粗糙的红毛边纸木刻印刷,字体不甚整齐,后来才逐渐精致起来,早期免费的戏单也开始卖一、二枚小钱,如同今天我们看戏时购买说明书。然而,这些皆随时间流逝而去,无法给今天留下当年演出盛况的记载。笔者曾多方奔走寻觅民间珍藏的戏单等物,终因年代久远,经战火蹂躏,日寇入侵,绝大多数已流佚不传,侥幸保存下来的,至六十年代又遭“文化大革命”浩劫。酷爱戏曲艺术的胡升康、路定福二位先生曾非常痛心地向笔者谈到,家中保存有上辈人即开始搜集的从清代到民国年间的许多戏单、戏报,其中还有胡升康之父亲于清末与赵景深等人在“大戏园”看戏所留存下来的宝贵文物,及以戏曲艺术为主要内容的小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扫“四旧”的红卫兵付之一炬,好不让人痛惜。故此二十午代的“大戏园”除了报上报导的游艺大会等消息外,有哪些主要的演出业务便很难知晓。《退休生活》杂志1985年第5期发表《盖叫天拳打地头蛇》一文后,我市一职高同学许玮据此文和《盖叫天传》一书部分内容,撰写《盖叫天两到芜湖》文中叙述:盖叫天于1925年带了一个戏班子到芜湖“大戏园”唱戏,因不买一姓李的地头蛇的帐,未去“拜门”送礼,招致了盖先生唱打炮戏时,即遇到李带领一帮流氓无赖捣乱,盖叫天先生忍无可忍出手还击,将李等人打得哭爹叫娘狼狈逃窜。盖叫天先生也未演戏便带上戏班子次日离开了芜湖,直至解放后方重返故地,为江城人民表演了拿手的武打戏。笔者为此事询问本市老戏迷们时,胡升康先生也称有印象,因盖叫天非一般演员。且回忆,在1924年,即盖先生在“大戏园”痛打地头蛇的前一年,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来芜演出,也遇到有人捣乱,因而愤然离芜。因此,胡升康分析认为盖叫天是在上海得知尚小云来芜受气一事(盖、尚均以上海为演出基地之一),于翌年专门来给尚小云先生出气摆平的。若此事属实,也为“大戏园”在二十年代的一件大事。所不能确定的是,合肥鲁业廉先生据河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武生泰斗盖叫天》一书,和华东出版社出版之《戏曲报》上《盖叫天的艺术生活》文章,撰写了《盖叫天扬威芜湖》一文,文中所述内容与《盖叫天两到芜湖》基本差不多,只是时间不同。文所指时间为1925年;鲁文所指时间为1910年李姓地头蛇为本地清廷武官李葆泠统领之子。就盖先生年龄而言。1910年22岁,年轻气盛;1925年37岁,已具有相当地位。究竟此事发生于那一年,因笔者未能找到《盖叫天传》和《武生泰斗盖叫天》两本书,暂且存疑,就事情本身而言,在旧社会对老戏迷们来说已是见怪不怪了。
自二十年代起,“大戏园”营业性演出基本只接待京剧班社,其它地方戏曲曲种极少能进该戏园,到了三十年代,“大戏园”更成其为京剧在芜湖的演出基地。京剧是当年芜湖人民最喜爱的剧种,戏曲观众中有为数众多的京剧爱好者和票友。人们习惯称京剧为“大戏”,称其它地方戏为“小戏”,“大戏园”之名在芜湖人的眼里成了看京剧,即看“大戏”的专门戏院。以致无论怎样更换名称,人们始终习惯称这所戏园叫“大戏园”。而前面提到过的光明戏院,因其除接待京剧班社外,对其它的地方戏曲、歌舞等艺术团体也常样开放,故又得名“小戏园”之俗称。
经理“大戏园”的老板,很有经济头脑,除了舍得花钱于三十年代初即开始在舞台上装置机关布景外,还四方网罗南北名伶,使戏园除一年中短期封箱外,从不断演。三十年代的京剧界有京派、海派之分,即今天常讲的北派和南派。来“大戏园”演出的演员海派居多数,象高百岁(老生)、陈鹤峰(文武老生)、少岩(须生)、张二鹏(武生、著名武生盖叫天之子)、张翼鹏(武生、著名武生盖叫天之予)、张文琴(青衣)、王瑶琴(青衣)等。京派的演员有张如庭(老生)、厉慧良(文武老生)、与周信芳、马连良并称为“南麒、北马、关外唐”的文武老生唐韵笙(原姓石,福建人氏,七、八岁时从其师唐景云姓),还有张菊隐(须生)、王秋平(旦)、王学周(老生)、罗柏璋(文武老生)等人,之中不乏留下千古绝唱的一代名伶。现是我市京剧爱好者协会主要成员之一的王学周先生,在三十年代前半期曾于此主演过《打棍出箱》、罗柏璋主演过《白水滩》。而三十年代中来“大戏园”的最著名演员,当首推“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
“1932年春季某晚,大戏园子门前,人山人海。从剧场延伸出来的茅蓬顶端,有几百盏白炽灯泡,众星拱月似地交织在一二十幅大红海报上。中间一幅上的三个隶书字尚小云,足有澡盆般大小,挨着艺名,有一行引人注目、碗口大的楷书:‘重金礼聘,环球驰名,一代宗师,首次莅芜,文武双绝,唱做兼工,青衣花衫,刀马武旦’。再向上看,耀眼的‘四大名旦’,红光闪闪。数不清的男女老少,伸着脖子,争看这平生初见的‘霓虹’,咂咂惊叹。在剪票栅口,南北照应着一对立幅,红纸上写着:‘三天打炮:《十三妹》、《战金山》、《昭君出塞》。只演三天,机不可失,百年难遇,幸勿交臂。’
一声锣响,伸手不见五指。刹那间,灯泡加亮,场上人忙蒙上脸,从指缝处,但见得两条守旧,艳若桃花;文武场面,红绸轻拂。杏眼怒嗔,冷若冰霜的何玉风,象是一朵红云飘飘然落在九龙口上,红衫红裤红风帽,红靴红带红刀鞘。‘好——!’碰头便是个满堂彩。”
这个满堂红的出场亮相还有些来历,因为“舞台上的十三妹,惯守蹻工名角儿‘三寸金莲’上的绝招,曾攫去几代戏迷的魂魄。是‘野狐禅’王瑶卿,不计毁誉,冒风险首倡彩靴登场,用大脚片子向癖好蹻工的传统势力挑战。睥睨一切的尚小云,紧步乃师后尘,以革新为已任,大破旧秩序,另辟蹊径的‘满堂红’,为何玉凤塑造出英姿健美、侠骨柔肠的新形象。
这次演出,观众被尚小云的艺术魅力所倾倒自不待言,“连进入角色的‘茶房’也忘了抓钱,指头儿敲着‘水催子’,被妩媚动人的十三妹所征服。”(见《尚小云当年在芜湖》、胡升康撰,载《芜湖日报》1988年星期刊)。
当年“大戏园”场内秩序大不如现在,观众们抽烟、喝茶、嗑瓜子、谈天说地,儿童们哭喊吵闹,什么声音都有,真有点乌烟瘴气。但每个茶房都有一手绝招,泡茶的,左手挟持着十来个玻璃杯和放茶杯的铁丝篓,右手提着一把特大的锡茶壶,在拥挤的观众和小贩群中,象条油滑的泥鳅,通行无阻。冲茶是他们的看家本领,有时人在观众几步之外,一扬手中茶壶,那开水都乖乖地一丝不漏注入茶客杯中,行家名之曰“神龙戏水”。甩毛巾也是茶房们必修的基本功,常常可以看到十几条雪白的毛巾在楼上下,左右厢,前后座之间往返飞舞,宛如“白龙过江”。让人联想艺术大师侯宝林说的描写旧社会戏园情景的相声,与此真是如出一炉。戏园秩序虽乱,但只要压轴、大轴戏的锣声一响,马上安静下来。有时演员在台上偶尔失手出了差错,观众报以比较文明的倒采,未见有人使用“滚下去”这类极不礼貌的庸俗字眼。
“大戏园”戏票的定价亦很有讲究,从中可看出老板颇擅于经营之道。其基本尺度按演员的演技水平、知名度和观众的评价而随时调整,但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尤其是四十年代未期相比,其沉浮的幅度则相对稳定的多。儿童入场由家长带领一律免票,成人票价分为多种档次,池座与楼座有别,中座和边座不同,前十排票价可高出其它座位一倍或数倍,加座和站票仅须花费前排座位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由于票价合理,负担公平,各种收入阶层的人都可以进“大戏园”看戏,剧场常常满座。对演员来说,观众愈多,自然演起来也格外起劲,所以剧场效果很好。早先票价的贵贱之序是包厢、特厅、花楼,而后才是池座的头等、二等、三等,最廉价的要数清客席和站票了,这时的特厅楼座和花楼座位都对号,而楼下的池座中,从头等到三等只以区划分,不对号,观众按先来后到自行找地方坐。后来,池座头等座位因靠近戏台,无论从距离和角度上都优于两侧的楼座和较远的特厅,看戏和听戏的欣赏需求胜过了登楼的气派,渐渐地,池座的头等席位票价开始上升,并实行对号入座,许多有钱人和许多中等收入阶层的观众,也将头等对号座作为首选席次。诚然,富商大贾们来戏园看名角儿演戏,或请贵客,还是选择包厢。就舒适程度而言,自然不能与其它席位相提并论了。
进入三十年代中期后,“大戏园”开始在本市报刊上刊登戏曲演出广告。1936年12月(此时剧场名巳改称“新华大戏院”),芜湖的主要报纸《皖江日报》上赫然可见大黑体字印着:“重金礼聘中外驰名独树一帜程派青衣花衫吕慧君、南北驰名唯一文武老生王英武、坤角老生老旦国桐华”主演《观音得道》,其它演员有谢文琴、倪金利、赵筱楼、凌云杰。此时的票价在报上标明为:(夜场戏)包厢10元、特厅对号6角、头等5角、二等3角、三等2角;(日场戏)包厢6元,其它票价亦相应降低。1937年初至3月间刘汉培、郝文慰、李佩芳、鲍士英、彩风池、姜筱楼等来“大戏园”演《五雷阵》、《武松杀嫂》、《花蝴蝶》、《赵五娘》、《汤怀自刎》、《龙凤呈祥》。1937年6月,著名演员张文琴、葛少岩二人主演的连台本戏《樊梨花》唱红了,连数百里之外的上海也有人来芜湖“大戏园”观看,并称比“沪上共舞台”(上海著名大型戏园)毫不逊色。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8月13日,上海战火又起。日寇的炮火惊醒了沉醉在歌舞升平之中的人们。据王学周、吴宗愚二位先生回忆,1937年下半年,著名京剧演员黄桂秋(青衣)、董俊峰(净)及儿子董少峰,以及曾担任过李桂春(著名京剧文武老生、李少春之父)琴师的厉彦之带领的厉家班来“大戏园”演出《群英会》。当时,厉家班的厉慧良(文武老生)十几岁,而慧兰、慧敏、慧斌小的只有七、八岁,演来活泼可爱,上座率甚为可观。有一天晚上,舞台上正演得热闹,日寇的军用飞机突然飞来轰炸北郊的湾里机场,市区拉起防空警报。一时间,“大戏园”台上台下乱成一团,演员们只好草草收场,观众们也惊恐地四散逃离,1937年12月,日军侵占了湖。“大戏园”也陷入了一段长达一年多的蕭条冷落时期。
1939年,“大戏园”的名称由“新华大戏院”改为“复新大舞台”。同年6月间,韩春良、郭鸿培、居红艳、花美兰、赵韵声、刘俊文、居文艳等人演出《呼延庆出世》、《锯碗钉》、《击鼓骂曹》、《鱼藏剑》、《闹嘉兴府》、《别窑》、《借东风》等剧目。翌年10月,还有郭鸿培主演的《九龙山》、王迎春主演的《破洪洲》、夏培荫主演的《打棍出箱》和鲍月春主演的《长坂坡》等。此时票价已然上涨,夜戏包厢20元、对号1元3角、二等8角、三等4角,茶客还需付茶资2角,日场戏票价减半。1941年春,“大戏园”老板派人赴沪购来大批材料,重新布置机关布景。因1939年时,本市的一些工商业者集资,由股东之一的“郁顺记”营造厂在原“广寒宫电影院”处修建“娱乐大戏院”,即芜湖老人习惯称呼的“大娱乐”,也是今天和平戏院的前身。该戏院位置离青弋江边较近,在河边做生意的客商,及二街、河南等地的居民多愿就近去“大娱乐”看戏。有些住在中山路一带的居民,也因“大戏园”距离现北京路东头的日军骑兵驻地(现工人文化宫处)较近,而舍近求远去“大娱乐”。观众一分流,对“大戏园”上座率渐渐地受到影响,此次重新布置机关布景,正是为了吸引观众之考虑。新机关布景装置完毕之后,于1941年4月上旬上演了由赵韵声、曹慧林主演的《大红袍》、《把九奶奶》、《对金瓶》、《西游记》等。
1954年负责“大众”基建工程的杜光辉先生回忆,在新电影院建成后,南北大墙上曾挂有两条标语,“旧社会的电影院是有闲阶级的娱乐场”,“新社会的电影院是劳动人民的政治课堂”。实际上,旧社会的影剧院也不仅被用作娱乐场所。在日本侵略势力和汪伪政府统治芜湖期间,利用各种手段对人民进行欺骗宣传和法西斯奴化教育,自然也不会放过戏院、电影院等公共场合。1942年5月11日,汪伪芜湖县县政府在“大戏院”召开庆祝日军在战场上取得所谓胜利的大会;同年7月17日,芜湖的汪伪官办报纸《芜湖新报》(也是芜湖沧陷后的唯一报纸)出刊四周年,在“大戏园”召开庆祝纪念大会,日本的一个“养正剧团”演出戏剧,伪县长胡廷禧还上台发表媚日演说;一个多月后,8月24日,日本驻芜军队又在这里放映宣传日本胜利、英美等同盟军失败的反动影片。
1942年至1946年间,原以芜湖、南京一帶作为基地的京剧“秦家班”(鸿春社),多次来芜演出于“大戏园”。首次由“秦家班”为班社名来芜,因“秦家班”的班主姓秦名崐山,所来演员艺名前两个字均以“秦巧”二字。如当时的演员叫秦巧云、秦巧龄、秦巧凤、秦巧珍、秦巧保、秦巧奎、秦巧来、秦巧喜、秦巧发、秦巧梁等,剧目有《八珍汤》、《钓金龟》(全部)、《甘露寺》(即《龙凤呈祥》)、《塔子钩》、《花木兰》、《法门寺》、《莲花湖》等。1942年底至1943年3月间,“秦家班”以“崐记鸿春社”名,在“大戏园”演出《桑园会》、《大战宛城》(全部)、《狸猫换太子》、《观琼花》等戏。演员的艺名此时改姓自己原来的姓氏,只是中间一字均取“鸿”字,后一直沿用下去,此次演出的主要演员有季鸿奎(净)、赵鸿兰(小生)、秦鸿良(武生)、黄鸿甫(老旦)、秦鸿声(老生)、金鸿山(净)、陆鸿艳(旦)、叶鸿俊(武生)、朱鸿发(丑)、张鸿珍(生、旦)、阎鸿利(武净)。票价:日场戏包厢30元、正厅对号4元、花楼对号3元、头等2元、三等1元;夜场戏包厢70元、正厅对号8元、花楼对号6元、头等3元、三等1元5角。1943年6月,南京梨园协会筹募建筑祖庙经费,特邀请“鸿春社”在“大戏园”义演《十八罗汉斗悟空》、《宇宙锋》、《新纺棉花》等戏,此次票价比半年前同班人马演出时又贵了一些,日戏包厢80元、对号10元、花楼7元、二等4元、三等3元、夜戏包厢100元、对号15元、花楼10元、二等5元、三等3元。此价若与芜湖沦陷前的1936年底,也是名演员的吕慧君、王英武,国桐华等人演出《观音得道》时的夜戏包厢10元、特厅对号6角、头等5角、二等3角、三等2角相比,其涨幅竟达十倍多。虽然芜湖沦陷期间使用的贷币是汪伪政府储备银行发行的“储备券”,俗称“储备票子”,而非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两者不能完全等值,但据老人们回忆,“储备券”发行初期与法币的价值差不多。从这相差十倍的戏票票价中,可看出当时物价之涨幅相当惊人。
1944年,崐记“鸿春社”在“大戏园”演出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和《秦香莲》时,遇到了两次事件。据原此班社演员,后退休于安徽省京剧团的柏鸿来、王鸿喜二位先生回忆:
一次是演出过程中,突然剧场内爆炸了两颗炸弹,戏园子内顿时哭喊声、呻吟声乱成一片。日本宪兵队赶来后,又是扣人又是搜查,折腾了大半夜。后来因伤亡者中没有日本人,又未查到什么证据和线索,尽管认定是“新四军的干活”,也只好作罢。
另一事件,是“鸿春社”在演出期间,遇到一个为日本人当翻译的金翻译官向戏班子敲诈,而结局却让人们颇为快意,值得一提。有一天,台上正演着戏,这位金翻译大大咧咧地窜到后台找到戏班子老板,声称有的节目有伤风化,必须立即停演,否则如何如何。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要停演是假,敲诈一笔钱财是真。这种事在旧社会戏院子不稀奇。原先在二三十年代之间,“大戏园”的二道木门前收票是这样的:门外收票人收过票,口中喝道“一位!”或“二位!”尾音拖长并扬起。门里面的一个人闻声,松开手中的一根绳头,其绳子的另一端栓在半截木闸门的一处很简单但很灵便的机关上。松开绳头后,观众轻轻一推半截木闸门便能进去,不松绳头则进不去。后来这方法行不通了,因为时常遇到一些看白戏的人,不但不买票,若怠慢了还要惹麻烦,索性免去了这道手续,全凭人在门外把门收票。这把门人的差事也不是一般人都能干的,首先要眼快心灵口巧,对各种来路的人要能迅速辨别并区别对待,不能得罪人,还得需会几手武功,如真遇上个蛮的能应付一下。就这样也还难免碰上存心找碴,要戏园或剧团“意思意思”,否则就让你演不安稳。象这一次金翻译敲诈“鸿春社”之事,要是一般的剧团,少不了破财免灾,求个平安无事,这剧团一年四季在外跑码头,哪里的人都得罪不起,若弄不好,轻则被停演,重的连戏园带班社一块儿让人砸了的事也有过。这个金翻译可能是倚仗日本人势力作威作福惯了,此次想在演出叫座的“鸿春社”头上捞一笔。谁料想,这下却碰到了一颗硬钉子上。
原来,“鸿春社”的老板秦崐山早年在侦缉队干过事,三教九流的人都打过交道,非一般可欺之辈。况且,他朋友众多,光是拜把子兄弟中就有好几个当着大官。秦老板在把兄弟们当中位居老大,老二是在徐州带兵的郝鹏举,老三马小天当时在南京汪精卫伪政府里任要职(抗战后,被以汉奸罪处决)。秦老板自己不愿吃官饭,因为喜欢京剧,就带着戏班子到处跑,那里都闯过,岂能把芜湖的一个小小翻译放在眼里,所以根本不买他的帐。戏照演不误,至于“意思”嘛,就是不去表示。这下可气坏了金翻译官,“咔嚓”一把大锁,把“大戏园”门厅的铁栅栏门锁闭,企图以此相威胁。这一举动激怒了剧团的演员和看戏的观众,大家吵嚷着要砸了那把大铁锁。秦老板颇有谋略,他心中想好了对付的办法,劝阻了大家。先让观众由“大戏园”西头的后小门回家,再吩咐人将锡块熔化成液体,灌入金翻译锁门的锁芯里,使其成为一把“死锁”。然后,让众演员穿上戏装化好妆,站在锁上的铁栅栏门内,请来摄影师由门外向门内给大家拍照,以此向社会呼吁。社会與论为之哗然,纷纷谴责金翻译的这种强盗行径。在这种情势下,秦老板也不去找金翻泽理论,而是携照片赴南京去找老三马小天。这个马小天在汪伪政府里也是不小的官,闻听有人竟敢欺诈到大哥头上,再看到那张“生旦净末丑”全被锁在门里的照片,立刻一个电话打到芜湖,将那位金翻译臭骂一顿,令他迅速开门道歉。金翻译方从发笔小财的梦中醒来,得知“鸿春社”有后台,自己敲竹杠敲错了地方。想来想去,以自己的地位,根本不敌马小天的势力,转而求助于日本主子帮忙。但是,此时正值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日军节节败退如日落西山,所以对占领区的人民,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怀柔政策,以收买人心。我市于1939年由日本人设计建造的“东和剧场”(即人民电影院前身),在1944年1月,也就是金翻译敲诈“鸿春社”这年初,将原富有日本大和民族特色的“东和剧场”之名,改为“中华剧场”,此事足以反映日本侵华势力驻芜机构对我人民施以安抚人心的政策,欲求得后方安定,好让战场上的日军作垂死挣扎。这时的日本人,自然不会因为一个外籍雇员,去惹怒社会大众。无奈,金翻译只好认输,为了不丢面子,又派人在夜里悄悄溜到“大戏园”门口,想偷偷地把门打开了事。可是,系铃容易解铃难,那把大铁锁已然被熔锡封死,根本无法开启。派去开锁的人又不知道其中的奥秘,黑灯瞎火的拿着钥匙左插右插,就是找不着锁眼,只好回去复命。金翻译还怪手下不会办事,待亲自前去一看,心里明白这下可输惨了。没有办法,只好自认倒霉,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用大斧劈开自己亲手锁上的大锁开了门,并燃放鞭炮向“鸿春社”和“大戏园”赔礼道歉,这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至此,相持半个月左右的“封门”事件终告结束,场团内外,人心大快!
1945年9月份,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大戏园”又由“复新大舞台”改称“青年剧场”,同年,“鸿春社”特邀来著名老生杨瑞亭,上演《风波亭》、《八大锤》、《王佐断臂》、《潞安州》。1942年1月至2月,人们习惯称为“孙家班”的“德记荣华社孙家小京班”,在“青年剧场”演出《丁山征西》、《芭蕉扇》,《红鬃烈马》,主要演员:筱桂芳、董智臣、王君丽、孙宝童、孙宝秋。在“孙家班”之后,“大戏园”与芜湖各剧场应国民党军事院校毕业生调查处安徽通讯处芜湖分处筹募基金之需,举行义演。“李家剧团”、“牡丹团”、“荣华团”(即孙家班)”等三大剧团,在“大戏园”大会演《铁公鸡》、《法门寺》、《伐子都》、《火烧红莲寺》等。主要的演员有“李家剧团”的李航童、李毓麟、李毓坤;“牡丹团”的小粉牡丹、银牡丹、红牡丹;“荣华团”的孙宝秋、孙宝童、孙宝玲。同年3月至5月,“牡丹团”特邀著名武生盖叫天先生之子张翼鹏,演出了《李存孝出世》和张翼鹏的拿手戏之一《老牌西游记》。据省京剧团的柏鸿来先生介绍,张冀鹏擅长演猴,因其演猴极讲究身段的美,故被同行们戏称为“母猴”,而且,他对猴的脸谱画法亦独树一帜,颇有讲究。八十年代摄制的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面部化妆,在有些地方则吸取了张翼鹏创立的戏剧脸谱特点。6、7月间,“鸿春社”和“牡丹团”联袂,并特邀十年前曾与吕慧君等人同来“大戏园”演出的著名文武老生王英武,演出《文兰缘》(后部)、《破镜重圆》、《樊城长亭》、《珍珠塔》、《卖油郎独占花魁》(全部)、《妻党同恶报》、《痴心女子负心郎》、《火烧红莲寺》。两大剧团的主要演员有银牡丹、陈鸿声(即几年前的秦鸿声)、黄鸿甫、季鸿奎、刘金魁、黄云峰、小粉牡丹、秦鸿良、唐凌云、孙复志、李鸿康等人。
此次演出期间的一张照片,至今尚保存在市房管局的房产资料中,虽然该张照片的清晰度,因局部霉变发黄受到影响,但是仍能看出上至楼顶女儿墙前,直到楼下大门门楣处的横匾上,挂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演员名牌。有的演员姓名横着写:有的姓在上名字在下,呈“品字形:有的是从上往下直着写。按当年梨园挂牌的规矩,横着写的称“卧式”,享受此规格的演员在班社中其水平、地位和名气为最高者:姓名呈“品”字形的称“坐式”,其演技和知名度居中,姓名从上往下直着写的,称为“立式”,是班社中地位较一般的演员。比如照片中的“卧式”者:陈鸿声、黄鸿甫两人,便是当时“鸿春社”老生、老旦的台柱,至今仍有些人对她们在舞台上的丰采记忆犹新。这种挂牌的习俗,不但剧场对外“帖戏”时得尊重它,在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时,也按此规矩安排演员以何种姿式和多大的字体出现在报上,丝毫不能含糊。据说这种作法已沿袭了好几百年,有资料可考的清代梨园便是如此。
1947年至1948年间,“大戏园”的名称从“青年剧场”,再度易名为“同乐剧场”,又称“同乐大戏院”。
1948年后,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迫使大批的国民党军队由北方南撤,长江南岸的芜湖时常有军队抵达,“大戏园”一度被征用驻军,戏园内的建筑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坏。解放前夕,经常性的被迫停演使“大戏园”渐显败落之相,早年的盛况然不再。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芜湖,“大戏园”被军管会接管,至1950年之间,剧场除主要被用作集会场所和皖南军区文工团常在此表演文艺节目外,还上演过《水漫金山》、《盗仙草》、《大补缸》、《扈家庄》、《荀灌娘》、《玉堂春》等京剧剧目,主要演员赵化南(须生)、冀韵兰(花旦)。
1950年5月,市文教局调“解放剧场”的法国产的“柴司”牌电影放映机和陈洪云、王德三等几位职工来到“同乐剧场”,筹办电影院。5月14日“同乐剧场”正式改名为“大众电影院”(“大戏园”最后一次改名),并当日首映国产影片《张文祥刺马》。从此,“大戏园”结束了戏曲演出历史,成为专业电影院,直至1954年旧戏园建筑折除后,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大众电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