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仁杰口述，金贰整理
芜湖玻璃厂是在1953年底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初期建立起来的、芜湖市第一家由商业资本转营工业的企业。我作为这家企业的最早筹建者，曾为它贡献了自已一生中的宝贵时间；为了它的生存、发展，我曾绞尽脑汁、节衣缩食。为此，我将终生引以为骄傲。
1953年11月，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我们一批从事米粮业的商人在市工商联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始筹建芜湖玻璃厂。当时，我是西关南岸十九家私营粮店组织起来的联合粮店经理。我拿出了粮店的全部资金1.03亿旧币（今1.03万）入股办厂，与胡光旭、张振庭、范侃等组成了办厂筹备处。为学习办厂经验，我们赴上海参观。在上海，我们先后参观了胶木厂，针织厂、文具厂、玻璃厂、化工厂等企业。回芜后，我们讨论了四个办厂方案，由范侃执笔成文。在方案中，我们对办什么厂，需要多少资金、设备，解决多少劳力，进行了全面的估价。由于，我们从事米粮业的，资金少、劳力多；在转业办厂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特点。办玻璃厂，只需打造一些炉子，对资金的要求不多，又可吸收较多的劳动力。因此，我们倾向于办玻璃厂。到市工商联汇报后，立即得到了工商联领导的首肯。于是，芜湖玻璃厂筹备处的牌子就正式挂在今二街五金站的楼上。市工业局对我们办玻璃厂非常重视，特派一位名叫张明达的同志来协助我们办厂。
从经营米粮业到办玻璃厂，这中间的距离太大，我们以往的经验和知识全都没了用场所有的东西都得从头学起。芜湖又缺乏工业基础，无论是设备，技术人才还是原材料都得依靠外地，尤其是当时的工业中心上海。筹备处在讨论办厂分工时，决定由我长期驻扎上海，负责招收技术工人，采购原材料。于是，1953年12月，我再次赴沪。从此，便长期往来于沪芜之间，直至1966年6月“文革”开始。
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们玻璃厂从生产煤油灯座、罩起，到生产茶杯、电灯泡、保温瓶，以至各种玻璃器皿，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它所依赖的技术力量，90％以上是由我从上海网罗、吸收来的。它所需要的各种化工配料，也是由我在上海采购回来的。这里浸透了我多少心血和汗水，饱尝了多少的酸甜苦辣。
办玻璃厂离不开技术工人，那时玻璃厂的熟练技术工人主要集中于上海。玻璃厂的工人专业分工很细，厂里每增加一种新产品就得请一批技术工人。优秀的熟练的技术工人在上海也非常吃香，为了请来这些技术工人，我想了不少办法。
解放初期，上海社会上有不少待业工人。起初，我们是面向社会招收待业工人，然后经过上海市劳动局办理来芜手续。但是，一方面我们厂的发展不断需要熟练技术工人；另一方面，优秀的技工基本上都有工作。仅仅在社会上招工是不行的。因此，我来到上海市劳动局请求帮忙。当时，上海市劳动局专门设立了两个接待室，接待外地招工人员。接待我的是第二接待室（专门接待私营企业的）的欧阳杰同志。这位同志很热情，听了我的请求后，表示支持，但又强调他们的力量不够。无法具体帮忙，希望我们自己去找，只要找到合适的，有困难再来找他们。
那时，上海的各家企业管理都非常严格，上班时间不接待外人，工人不准出厂。于是我便在下班工人出厂的时间里，等待在一些玻璃厂的门前。盯上那些在我看来算是合适的工人，请到旅社洽淡。有时，还得请他们喝上两杯。这些费用在当时是无法报销的，只得从自已以前的积蓄中拿钱开销。我的工资很低，每月仅30多元，一家九口人，生活非常困难。老婆、孩子为了贴补生活，不得不帮人打草绳、搓麻线，吃了不少苦。就这样，我还得向厂里借债，直到退休时还欠厂里六百元钱。当时我只想到厂里好了，我们大家也都好了，眼下吃点亏值得。
我们在上海请工人，对上海的厂家来说显然是挖他们的墙脚。因而，不时会闹出一些矛盾来。许多工人都愿意来芜湖，可在厂长那里卡了壳。有的人干脆来个不辞而别，私自来芜湖工作。上海的一些单位对此很有意见，告到了中央。中央劳动部下文到安徽芜湖，要求送回工人。这些私自来芜的工人不得不回上海。当然，大多数工人回上海后，又经过上海劳动局的合法渠道重新来到芜湖。正是这些从上海来的优秀技术工人，奠定了我们厂的技术基础，保证了玻璃厂一步步地发展壮大。
在办厂的初期，采购设备和原材料的任务更为繁重。为此，有过不少周折。
解放初期，全国的玻璃生产工具基本上集中于上海制造。那时，上海有十三家专门打制玻璃生产工具的铁铺。这些生产玻璃的工具并不复杂、象吹管、剪玻璃的剪刀等，我们完全可以仿制。但是，我们厂这些上海请来的工人，使用上海产的工具己成习惯，不是上海造的不用。这就逼着我们必须从上海进设备和工县。而当时，上海人对技术保守的厉害，一下要摸清这些设备、工具的来源很困难。我只好找上海的朋友帮忙，有时请当地人代买。这就需要多花一些钱。后来，我通过发票上的印章来寻找，慢慢地摸熟了路子。买工具不仅麻烦，也很贵。一根吹管，当时在上海买要6元多钱，而我们自己买材料加工仅需3元多钱。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8年，才逐步由自己加工取代了购买。
大约在1955年，我们厂开始上保温瓶胆。生产瓶胆所需的化工原料，必须从上海进，如抽真空缸所需的五氧化二磷，瓶胆镀银配方中的苛性钠。记得，为买这两种原料我吃了不少的苦头。
那时，上海请来的技术工人，都是学徒出身，文化水平低，对生产保温瓶胆所需的化工原料，只知俗名、不知学名。抽真空缸用的五氧化二磷，他们称之为空气粉；苛性钠则呼之为“条子烧碱”。起初，我按照他们告诉我的这些俗名，在上海到处找，跑遍了无数家门市部，就是买不到。厂里开工造瓶胆的准备已经就绪，只欠这种“空气粉”，急得我象热锅里的蚂蚁。突然，我想到何不请工人们找一两只空气粉的空瓶呢？空瓶子有商标，不愁买不着。果然，通过这个办法很快解决了问题。
寻找“条子烧碱”的情况也是如此。保温瓶胆的镀银工序等着“条子烧碱”来配方，可我在上海买不到。回到厂里，厂长兼书记张千群责怪我延误了工作。这时，一位曾在灯泡厂干过的工人李祥生提出，也可以用普通烧碱替代。我们决定利用晚上时间试验。当晚，张厂长、李祥生和我三人来到配料房。谁知，配料工匡正广锁了配料房的门，带走了钥匙。张厂长十分气愤，叫砸了门锁。试验很成功，用普通烧碱加入到配方中，很顺利地完成了镀银工序。第二天，老匡大为光火，狠狠发了一通牢骚。想想当时，老匡也有他的苦衷。他是个有脸有面的技术工人，若是普通烧碱配方一旦失败，他的脸往那里放。用普通烧碱代替总非长久之计。后来，我想法弄到了“条子烧碱”的废瓶，终于弄清了它的学名，买回了苛性钠这一原料。
耐火砖是玻璃厂打造炉子的必需材料，50年代，耐火砖作为国家的统配物资，由中央物资局统一调配。当时，我们玻璃厂就是全省的耐火砖需求大户。1958年“大跃进”开始，对耐火砖的需求量陡然猛增。那年，国家物资局拨给我省轻工厅的耐火砖为120吨，指定分配给蚌埠和芜湖两家玻璃厂，我厂为50吨。而这50吨打造一个炉子还不够。根据当时我厂的需要来看，尚缺250吨耐火砖。我厂的定点供应厂家是青岛耐火材料厂。在北京召开的物资调拨会上，我认识了这家耐火材料厂的会计科科长。我向他诉说了我厂的困难，请他帮忙在计划外补上这个缺口。这位科长非常爽快，当即表示可以按跃进（即超产）产量供应我们计划外产品250吨。但必须经过山东省冶金厅盖章批准。会后，我便赶赴济南。可是，对省厅的情况，我是两眼一摸黑毫无把握。正巧，途中与潍坊市一家大型机械厂的张姓科长邂逅，互相攀谈起来，颇为投机。张告诉我，他在冶金厅是熟门熟路，主动愿意陪我办理此事。果然，省冶金厅一关顺利通过。
此时，我市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全民大办钢铁的高潮出现后，如林的小高炉急需大批耐火砖。于是，市里找到玻璃厂，并将张干群厂长调到光华炼铁厂担任厂长。这样一来，玻璃厂的耐火砖大批地用于造高炉。耐火砖的需求再度出现大的缺口。我再次赴青岛，找到耐火材料厂，多方疏通关系。终于在计划外又追加了450吨，一共搞了700吨计划外耐火砖。经过青岛四方车站同志的热心帮助，搞到车皮，及时运回芜湖，解决了市里的需要，为此，我受到了市里的嘉奖，获得了特别奖。
也就是在那年的“大跃进”中，我们玻璃厂的双飞粉使用殆尽，一下又弄不到，厂里的生产受到影响。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突然，我想起在办联合粮店时作为废料处理了的20吨双飞粉，可加以利用。于是，我便带人将之从地下挖了出来，无偿地献给了厂里。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如今的光华玻璃厂已挺立于江城实业的前列，扬名于江淮大地我希望今天的人们，不要忘记昔日创业的艰辛，珍惜我们的企业，继续使之发展、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