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知为

  抗日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派遣大员,接管沦陷区大、中、小城市。这是那班大员大发“胜利财”的好机会。当时就流行“五子登科”的丑闻,形容他们一夜之间房子、金子、车子、女子、位子都占有了。接收芜湖的情况,自然也与之大同小异。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屯溪后,我于九月初自屯抵芜,因为不是大员,没有加入接收行列,但耳闻目睹一场你争我夺的劫收情况,迄今仍未忘怀,稍一回忆,犹有愤慨。接收芜湖的大员都成为“五子登科”的人物吗?当然不可一概而论。稍具良知、洁身自爱者自然不是没有,但毕竟是凤毛麟角。为留存这方面的一点史料,仅就记忆所及,真实地略述于后,以备采考。

  一、胜利后各路接收大员涌到芜湖

  日本投降消息来得很突然,后方政府各部门还没有思想准备,不先考虑如何接管沦陷区政权(芜湖是安徽皖南重镇,经济大区),只考虑如何大捞一把,因而都想捷足先登。

  安徽省政府远在立煌(今金寨县)。与芜湖有大江之隔,鞭长莫及,欲快不能。省主席李品仙乃电令驻在泾县的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邓昊明,就近迅速进驻芜湖,并派六区专署保安副司令宋楚(字醉石),为芜湖县长(当时没有芜湖市)抢先去芜接收,还另派贺宗章为芜湖警察局长,自立煌兼程前来接任。

  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也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立即采取接管芜湖的措施,并向省府提荐芜湖县长和警察局长人选,但被省主席李品仙阻止,不许插手。但张宗良认为就近宣抚沦陷区民众,乃行署责无旁贷之举,仍然派出“皖南行署宣导团”前往芜湖,并任命皖南行署军民合作处处长丁培鑫为芜湖警察局长,抢先去芜接任。(因李品仙电令芜湖汪伪警察局长刘钧不得移交任何人,故未接收成功。)

  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远在江西上饶,皖南前沿驻军与芜湖之间有叛军张昌德(伪皖南独立方面军)部阻挡,大部队一时难以逾越,乃电令前沿特务情报人员和杂牌军挺进队、忠义救国军等,化整为零潜入芜湖。其他各系统特工人员也相继进入芜湖。如张竞侯、周家援、王墨林等等。

  芜湖县党部书记×××进驻芜湖,暂借璇宫饭店办公。省党部皖南办事处督导鲍良辅最先到芜,接收报馆。三青团第三战区支团部电令宁国县三青团主任何家明星夜驰往芜湖,成立芜湖县三青团,何家明为主任。奇怪的是,皖南各县三青团主任书记,放弃本职都一齐涌到芜湖,如穆道铎、宛敬,狄和之、刘英宏等不下三四十人。如此自动来芜冒充接收人员者很不少。

  这些人员不论大小。都以胜利者自居,只要说是后方来的,都被芜湖市人当作大员敬奉,可以顾指气使,为非作歹,无所顾忌。

  日本投降消息一出,芜湖汪伪政府机关的和为日寇效劳的汉奸走狗,顿成丧家之犬、弃掉大量物资、房地产、只收拾金银细软,仓惶逃窜到日本、香港或其他地区;不能远走高飞的,便隐身匿迹,观察风色,伺机投靠接收大员掩护,摇身一变、为虎作伥、混水摸鱼者,大有人在,如伪警局督察长易谦,乘机向商会索款,打伤伪商会会长李慧龙,后来摇身一变为忠义救国军团长。市场由胜利带来了变化:货物没人购买,伪储备券没人要,物价大跌。(不久即飞涨)。市民因而抱有天真的想法,以为日本鬼子失败了,日子好过了,盼望政府早日回来。芜湖工商界还筹建接待机构,供应后方来芜人员的临时给养,凡开列名单报到者,便按人数发付钱物。可盼到的却是一场劫收的灾难。

  二、日军未撒、暗中劫收阶段

  自45年八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之时起至九月九日南京受降后、日军撤尽之时止,日军依然骑高头大马,招摇过市、耀武扬威、站岗放哨。而汪伪军警仍然行使职权,控制市区,不向接收人员移交。在这种情况下,各路先遣大员眼巴巴地不能动手,又恐坐误良机,便群起暗中行动起来,在夜间展开一场劫收敌伪物资争夺战。主要目标是汉奸私人房地产和仓库物资以及所经营的公司商号。军事机关,军用仓库,则不敢乱碰,有的吃过碰的亏,遭到日伪军警驱赶打骂。对汉奸的财产,谁先占领,便贴上封条,挂上机关招牌,便归谁所有,并及时偷运转移,以防不测。但是势力大的(以机关来头大小和拥有人枪多少为准),却后来居上,将先占领的人员赶走,重新贴上封条,挂上招牌,再次占领。以此,一到黑夜便枪声不绝,你争我夺;一到白天便在茶楼、酒馆、妓院杯酒言欢,办交涉,谈条件,解决争端。白天谈不拢,夜间再较量,如此反复争夺,一片乌烟瘴气。全国人民浴血奋战八年得来的胜利,竟如此“庆祝”,真令人痛心!劫收汉奸资财稍定,便又波及以往与敌伪有往来的商家,一经粘连,先是扣上经济汉奸帽子,然后查封财产;有的虚张声势,进行敲诈勒索,甚至有乘机奸污妇女者。在这种龙争虎斗情势下,大小劫收人员,假公利私,起码都得到一座住房(有的怕事人家或伪人员家属,主动让房请住,以求庇护),出入有包车(专用人力车),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虽非都是“五子登科”,而登上两三个“子”的则有不少。我来芜看见一些熟人,陡然阔绰了,确有“士别三日”判若两人之慨。

  此外,还有两种后方来人。一是打起文化招牌的,来芜办新闻通讯社,办小报如张竟侯、周家援办警光通讯社,王鸿宾办前锋通讯社以及“大观园”、“幸福报”等不下十多家,其中也有刊登丑闻,以谋生财之道的(丑闻对象花钱可以不刊登)。二是江河码封建把头也赶回来,恢复旧业,仍旧各霸一方。如国大代表邹希荣、牛自贵以及严庆荣等等。这些都不属于党政军特劫收人员行列,顺便提到一下。

  这一阶段的劫收,在无政府状态下,漫延株连,弄得芜湖人心惶惶,开始对国民党政府大失所望。

  三、日军撤尽,新桂系接收阶段

  是年十月初,驻芜日军和日侨撤尽,十月十二日,国军五十二师由师长张乃新率领开进芜湖接防,并接收日本军用物资。省府原先派来的县长宋楚也接管了芜湖县行政权,省府派的贺宗章到芜接任了芜湖警察局长。在泾县的行政专员邓昊明亦在此时到达芜湖,筹建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政府正式接管政权了,开始了省府即新桂系接收的阶段。

  新桂系正式接收芜湖的要员先是邓昊明、宋楚两人,后是张威遐、李志成、贺宗章三人,接收内幕,外人当然不能具体了解,但就下述的两种事实可以窥见其梗概。第一、新桂系派遣接收芜湖的五个要员去留、下场,各有不同;第二、接收工作结束不久,安徽人包括芜湖人在内,掀起“倒李””浪潮,反对李品仙诸多罪状中,就有大发“胜利财”一项。(解放初我在南京新街口“兴中商场”规模庞大的建筑物门上,看到南京军管会一张“没收官僚资本李品仙逆产!”的大布告。)为了尊重史实,现就这五个人怎样搞接收工作,谈这第二阶段接收情况。

  宋楚,湖南人,原任第六区专员公署保安副司令,奉命担任芜湖县长后,即驰赴芜湖,其时正值各路先遣人员明抢暗劫之际,他胆小怕事,只带着县府大印,住在东门外,搞四乡接收工作,没有在市区有所“作为”;他接管县政权不久,便以“办事不力”,被李品仙撤职,改以李志成接替。

  邓昊明,湖南人。他早年曾在北平读书,参加“五四”运动,也参加过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成为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农工民主党前身)重要成员;邓演达被害后,他即投入桂系。38年奉新桂系之命渡江,驻泾县,任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在任期间,曾与新四军领导阶层有秘密往来(现在茂林新四军革命文物陈列馆,尚有当时的函件),“皖南事变”后,他曾因“协剿不力”受过三战区军方的责难,责令“加紧清乡”(见武志斌写的史料,刊全国文史资料选集)。我九月初来芜途径泾县,曾会见了他,谈到的只是内战是否爆发的问题。他奉命接收芜湖,没有立即前去。等到十月初,他随五十二师到芜之时,劫收已告粗定,对新桂系来讲,他没有“贡献”,有负重任。但是,邓昊明没有接收的打算吗?有。日本宣布投降以后,他拟将《宣报》移到芜湖发行,于是派“宣报社”吴某前去芜湖,会同先前来芜治病的宣报社某记者(今健在)前往《新芜湖报》社接收,经与该报洽妥:“报社编排仍由原编辑办理,只将报头改为《宣报》,次日照此见报。”他们以为接收成功了,不料夜间正在校对时,突然来了几个带手枪的人,宣布归他们接管。吴某只是两人,且是赤手空拳,也问不出对方来头,知是不敌,只好要求印“宣报”报头的报纸六十份,以便向邓专员交待。吴某空手而回,没有接收到手。这批带枪来接受的是谁呢?就是前面提到的省党部皖南办事处督导鲍良辅。鲍只做《新芜湖报》短期发行人,又被省党部委员方宏孝接收,改为《大江报》。这也是劫收争夺中大鱼吃小鱼的事例之一。因为邓昊明没有准备以枪杆子为后盾,所以接收报社的打算落了空,而他那时是有枪杆子的。

  邓昊明到达芜湖时,专员公署设在上二街今镜湖区医院旧址,他私人公馆被安排在三圣坊湖南会馆一所精致的房子里。邓昊明不了解这里原是汪子东的住宅和仓库,他只知道这是一家富商住宅。可是外面知道原委的人,先是背后议论,说他“捞到一块肥肉”;后来他调往阜阳去了,全部物资原封未动,精致家俱一样不少。继任人张威遐接管了这座仓库,还在庭院防空洞里挖出四五千块银元,便又笑邓是“书呆子”,入屠门而不嚼!据了解,新桂系先遣人员抢先查封了汪子东这座住宅、仓库、但又怕被别人抢去,便挂上“邓专员公馆”招牌,以资掩护。邓住进后,确是起到保护仓库的作用。例如,有一次他发现他的勤务兵偷出两桶颜料,便斥令送回仓库,严诫不得私拿查封的东西。

  五十二师接防不久,省主席李品仙偕民政厅长韦永成等来芜检查芜湖接收工作,发现情况太乱,对邓昊明、宋楚一无所获,极为不满,除撤换县长宋楚之外,并立即下令将邓昊明与阜阳行政专员张威遐对调,并规定除了军事方面的敌伪物资以外,凡属地方的,统统归六区专员公署接管,由张威遐全权处理。邓昊明到芜湖不到一个月便调走了。

  张威遐,广西人,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新桂系嫡派,其在系中地位与韦永成、程思远等不相上下,他到芜湖,有时出门不坐人力包车,单独步行,接触各阶层人士,处事果决。他正式搞接收,手腕不凡,明知有弊,却找不出他的漏洞。张威遐处理这一阶段的接收工作,一开始就清查敌伪物资,收归专署接管,对劫占房产和违法乱纪行为,则置之不问。具体清查收缴,则布置县长李志成、警察局长贺宗章去做,随查随封随缴。查出吞入私囊者,则按人物头面背景,有分别的予以追回;对非行政系统的党、团、特单位、人员所劫收的物资,则商酌追缴,不触动其最低限的利益。经他这样一搞,大量的地方敌伪物资大部分就归他掌握了。此后他召集芜湖各界代表人物开会,决定动用敌伪物资搞一点市政建设,如修筑二街三合土马路,修整陶塘堤岸,建造一座中山纪念堂(今工人文化宫原址)和一座木结构的中山桥等。他这样做,人们自然对之有好评,但其意不言自明。但是,他接收了多少敌伪物资,用了多少物资,则无法查,这是一笔糊涂帐。然而,纸毕竟包不住火,市民横遭劫收的冤屈和财产损失是要申诉的。大量敌伪物资究竟弄到哪里去了?人民群众是要追究的。不久,“倒李”风潮在全省兴起,说明筑路修桥,也掩盖不了新桂系接收问题的实质。还有李志成、贺宗章的下场很不妙。他两人的问题,在张宗良主持芜湖接收委员会阶段,、才暴露出来。

  四、张宗良主持芜湖接收阶段

  45年十月底,南京中央政府设立“全国敌产管理处”,凡各地没收的敌伪财产,统一归这个处接管,由中央信托局经理。各大中城市建立相应机构,办理敌伪资财的移交工作,芜湖也成立了“芜湖接收委员会”。省政府委派皖南行署主任张宗良为主任委员,省社会处处长范任为副主任委员,委员若干人则遴选本市有关人士充任。这一次算是中央政府来接收了。

  张宗良是安徽人,留英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三十八岁开始任皖南行署主任,曾以严惩贪污、威重令行著称(事迹见《安徽文史资料》第二十一集)。抗日胜利之初,省主席李品仙不准皖南行署派员接收芜湖,这次为什么又要张宗良出任主委呢?用意很明显,用安徽人、一则表示新桂系清白,二则和缓“反李”风潮,其实他接收芜湖目的已经达到,此时用安徽人,不过装门面而已。

  芜湖接收委员会办公地点在中山路新田饭店,(后改名大华饭店,)范任副主任先到办公。张宗良抵芜之前,先遣人员已租定朱家塘五号袁宅为下榻之处;旋派皖南行署绥靖团团长吴怀森率两营人马,雄纠纠开进芜湖,举行入城式,意在整顿风纪,先声夺人。他偕随从官员抵达清水河住宿一宵,芜湖各界代表分乘两艘小轮前往迎接,他当夜听取代表申诉前阶段接收情况,并且提出建议,要求惩办不法之徒。次日张宗良一行乘小轮沿青弋江直达利涉桥(今中江桥处)登岸,步行出西门(那时城墙未拆),沿长街至二街县银行休息。沿途受到热烈欢迎。欢迎张宗良,也是做给新桂系看的;表面是欢迎,实际上是要伸冤,要平愤,要安定。张宗良主持“芜湖接收委员会”期间,也做了某些反映较好的事情,如曾接受被害人申诉,受理市民申诉,清理敌产、逆产,但其中也难解决派系、利益之争。

  五、历史的惩罚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述芜湖接收种种黑暗情况,是国民党政府接收整个沦陷区大中城市的缩影。接收大员“五子登科”了,却把整个民心丧尽了,伏下国民党政府覆灭的张本。当时愤愤不平的人民,虽然未能冲破那种黑暗,但历史却给以无情的惩罚,结果,人民胜利了,迎来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春天!

  实际上,这样胡乱劫收,不但丧失民心,而且也丧失胜利者的气派。那些代表政府的接收大员唯利是图,却在失败的敌人面前,在待罪的汉奸面前,你争我抢,丑态百出,甚至挨了作为阶下囚徒的日本兵和汉奸的叱责和殴打,简直丢人,玷污了胜利大国风度!本来日本军人自甘承认失败,对我抗日军人怀有畏服之心;沦陷区人民对抗日后方来的人抱有欢迎感激之情,可惜被这些败类损害了。有这样一件动人的小事,记下来借以鞭挞那班劫收人员的历史罪过。

  日本投降之前半年,由落选的从军知识青年组成的“皖南青年战地服务大队”编制一百二十人,施行军事管理,从事战地宣传服务、救护伤兵、救济难民和维护风纪等工作,很有点战斗精神。日本投降消息传到屯溪后,这个大队由大队副邵华琳(绩溪人,三分校毕业生,在部队曾任少校副营长,负伤回里)率领,兼程前往芜湖,做沦陷区宣传服务工作。芜湖一批避往屯溪升学待业的男女学生,也随大队返芜。他们大都是具有爱国心的青年,一律着灰军装。一路浩浩荡荡,于八月二十日由南陵改乘帆船抵达芜湖江口登岸,受到无数市民的欢迎。他们走在马路上,一队日本巡逻兵迎面而来;快要挨肩而过了,突然一声日军口令,巡逻队立即向右转立正,紧跟着巡逻小队长,跑步追到服务大队前头,立正举手向队旗敬礼,一直等服务大队通过,才率巡逻队离去。大队副邵华琳威武地给以注目,不举手还礼,胜利气派,顿使两边市民发出的雷鸣般的欢呼。在芜湖市民心目中,还是第一次见到“大长中国人志气,大灭日寇威风”的动人场面。

  这是一件小事,却给芜湖留下美好的回忆。今天,当年目击者、市文化局离休老干部吴华兴同志还饶有兴味地谈及此事。他认为,当时来的杂牌军特很多,都是穿黄军装,散漫无纪、胡作非为,很不像话,日军瞧不上眼,一旦遇到穿灰军装的整齐队伍,便认为是大后方来的老牌抗日军队伍,由衷地表示敬意。国军五十二师进芜,日军早已撤走,不可能再现这种场面。还有,这个服务队的青年,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一天,两个队员在街上,竟然打了一个站岗的日本哨兵几个耳光,摘走枪枝,日兵立正承受,不敢反抗、并高喊:“中国,大大的。”

  这个大队驻芜数日,只在通衢要道写了大量“抗战建国”,“庆祝胜利”的标语,别的什么也无法做。不久,这个服务大队奉命解散,大部分队员资遣还乡,少数留芜介绍其他工作。

85年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而作,86年10月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