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邦太、朱渭滨

  一、钱庄的兴起

  芜湖,地处长江中下游,水陆交通方便,建有港口、码头,是大江南北粮油的集散地。历史上曾称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各地粮商云集,中外船只往来如织,每年吞吐大量的粮食、菜籽、豆类等农产品,运往国内外,堪称盛极一时。与粮食采运业有着密切联系的钱庄行业,此时也相继设立,相互促进,从而带动了整个市面繁荣和有关行业的发展。据从事这个行业的前辈说:早在光绪年间,李鸿章之子李伯行,即在芜设有宝善长、恒泰两家官僚资本钱庄。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九年即一九一二年——一九三〇年间,为芜湖钱庄业的兴盛时期。先后创立有承馀、单瑞丰、西合泰、同和、久馀、厚丰等二十余家,除少数几家独资外,大多是合资经营的。每店资本从白银万两至数万两不等,大致可分为镇扬帮、徽帮和本地帮。

  各钱庄规模不等,一般雇用职工二十至三十余人,设有经理、副经理、跑街、管帐、管钱、书信、管杂务、中班同事、学徒、炊事、杂役等。经理掌管人事、财务、业务权,对股东会负责。跑街对外负责联系业务,每天上午到有关粮号联系申汇和用款数目,上公所与同行洽谈交易,到有往来的商店承揽存、放、贷款、汇兑业务、调拨头寸等等。跑街人员对各行业情况、市场动态,以及往来户家底,必须膝如指掌,方能对经放贷款的安全回收,做到心中有数,确有把握。因此,跑街在店中相当于高级职员的重要地位。学徒在三年期内,除扫地、擦水烟袋、搞清洁卫生外,还要学会识别银元真伪的本领,夜晚操练珠算。

  银元的种类繁多,有龙洋、鹰洋、本洋、站人洋等,价格不同,要分别整理,每百元为一包,在整理中,如发现有夹铜、全铜、灌铝、挖补、锉边、硬戳、哑板、烂板、轻头等,都不能流通市面,只能贬价处理。识别银元要一敲、二听、三掂、四看,敲是用右手拿银元二十块左右,翻到左手中指上,以银元敲击银元,听其发出声音,掂其份量轻重,同时用眼看,发现有毛病的,随即从左手中指上滑下来,不需停手剔除,两手翻掂非常敏捷,每百枚银元一般只需五、六分钟。这种功夫,没有较长时期的认真锻练,是不能操作自如的。

  旧社会钱庄对学徒管教甚严。学徒必须在店住宿,有事须请假,不得随便离店。全店职工都有责任对他们进行管教,而他们也很少违抗。因为在旧社会进钱庄当学徒,视为“有出息”、“金饭碗”。学徒期间,每月只发月规一元,供理发、洗澡及零用,偶有客户在业务空闲时,与经理或跑街凑一牌局,学徒、炊事、杂役等也可获点额外(抽头)收益。学徒三年期满发给工资,定为中班同事,按工作能力给予提升。

  全店职工皆由资方供应伙食。辞退职工,一般例规为每年正月初七为定事日,在这一天,每个职工都是提心吊胆的。担心丢饭碗而遭失业,但毕竟每年都有更送或被辞退的,由经理个别谈话,予以留店,续用或调动工作,都必须绝对服从。店中一切权力都集中于经理,股东平时不得干预店务,每年春季召集股东会一次,由经理主持,陈述一年来店务情况,提交红帐。倘个别股东无意继续经营,可以退股。盈利一般按十四股分配,即股东得十股,经理付经理得两股,全店职工得两股。除此以外,无其他福利。老弱多病不能继续工作的,辞退时只酌给旅费,不发解雇金,更谈不上象今天享受劳动保险,按月领取退休金了。

  二、钱庄的主要业务

  钱庄的业务范围主要是存款、放款、汇兑。因此,与各行业商户都有业务往来。这对调剂余缺,便利工商户,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那时芜湖只有中国、交通两家官办银行,对外办理存放款、汇兑业务,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有它专业范围。以后上海陆续来芜分设的上海银行,实业银行,由于他们对工商户的往来手续繁琐,借款限额小、限期短。大宗借款还要抵押品,不及钱庄简便,远远不能满足工商业户的需要。这就为钱庄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的钱庄,大多集中于十里长街的中心地段。有几家资本雄厚的大户,既经营钱庄,又开设货店,即所谓前店后庄。如上海籍宁松泉经营承余钱庄和宝裕纱号;合肥籍虞渐逵,经营鸿丰钱庄和鸿义兴纱布香烟号。

  钱庄的主要业务往来,是与粮商米号极为密切的。当时的广、潮、烟、宁等外地粮商,常年派员驻芜,委托粮号采购粮食、菜籽等,运往潮州、汕头、厦门、烟台、天津、青岛、上海、宁波等地销售,回笼货款,大都在上海金融中心轧帐,申票亦都交钱庄代收。有的粮商在芜采运粮食不带现款,是出申票给钱庄按期兑取。申票一般为三天例期,如一号在芜出给申票,四号在上海兑取,如遇例假顺延。申票汇率按票期天数贴息,通称毛水,视银根松紧情况,贴息有大有小。如银根松时,例期申票直过,即不需贴息,偶而甚致升水;银根紧时,毛水就大些,钱业公所对此每天议价拍板挂牌为准。钱庄收粮号申票,按当天牌价酌加收手续费,商店如需到上海进货,则向钱庄汇出申票,如此一进一出,从中获得一定利润。钱庄对申票进出数额,每天有专人码牌推算,以免误期影响信誉。如有到期多头申汇,可出售电汇,电汇密码由副经理掌握。各主要大城市,一般都有常驻代理人(即庄客)办理钱庄汇兑收付业务,普通城市汇兑业务不多,各地同行可互相代理。

  三、钱庄的资金来源与结算本位

  钱庄的资金来源:除自筹股金外,主要依靠吸收存款以及市场游资,本店亦可签发庄票,辅助资金周转。当时的币值比较稳定,定期存款月息约在一分至一分二厘,放款月息约在一分六至一分八厘之间,存放活期存款约在五至六厘,每月变动幅度不大。汇款,都以信用为主,不提供其他保证。这在当时工商业户往来中,对“信用”二字是极为珍视的。所以,钱庄创立时,大都邀请殷实富户并负有声誉的人入股,或担任名誉董事长,藉以号召和扩大影响。

  民国二十一年,即一九三二年以前,钱庄与工商户往来进出都以银两为本位。但市面上仍以银元流通使用,偶有元宝出现,只能送钱庄入帐,不许在市面流通。银元折合银两价格,每天上午同业都到钱业公所共同议价,全市各业一样依照当天牌价折合计算。议价挂牌项目有:镇二七、汉沪或称洋例纹、规元(即镇江、汉口、上海的银本位);各种银元(龙洋、鹰洋、本洋)铜板等,有专人抄送各项牌价,每天都有升降,但一般只在分厘之间。

  钱庄还有一种惯例,平时进出均以银两为本位,但到农历年终,对客户欠款,除收回者外,不能及时收回的作为开期(即开年的借款),由银两折成银元贷款,另换借据。到次年正初,又将银元折合银两。例如:上年年终,公所收盘的银元牌价为六钱七分,到次年正初开盘价为六钱九分,两比,每千两可获利二十两差额,开期利息另计。这也是钱庄的生财之道。

  开始使用银元,大约在清光绪年间(具体年份不详),银元图有“龙”的叫龙洋,为清政府银元铸造局铸造。鹰洋、本洋、站人洋都是从国外流入的。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又铸有孙中山像和袁世凯像的银元。因袁像头部大,民间普遍称作“袁大头”。银元的重量,每元规定为七钱二分,但钱业公所牌价,约在六钱六至六钱九分之间,因银元内含有少量铜质,无铜敲击不响也没有回声,故银元实质上不是纯银。铜板也始自光绪年间使用(在这以前使用铜钱),流动量大,是零星买卖的辅币。前己叙述,铜板每天也有牌价,但在平时每万枚铜板折合钱两为二十一两六、七钱,按银元牌价六钱七分左右计算,每一银元可兑换铜板三百二十余枚。但在下半年冬腊月之际,每万枚铜板折合银两为十九两三、四钱,而银元牌价又相对提升到六钱八、九分。这样,每一银元只兑换铜板二百七八十枚,这是每年常见的规律性幅度较大的升降。这对当时以铜板为主要收入的做零星买卖商贩和人力车夫等劳动人民来讲,无疑是被盘剥的。铜板的兑换业务,仅属小同行经营,如当时设在红墙院的和泰钱庄,供应对象是当铺、箩头粮行等找尾之用。此外,街边还有摆钱桌的,如石桥港的童复兴钱桌,就专营铜板兑换业务。

  “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正式宣布了废两改元,银两作为一种货币本位遂从法律上宣告中止。”(见千家驹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芜湖同全国一样,在这一年废除银两,改以银元为结算本位。从此,钱庄以银两升降的剥削也随之取消。当时纸币发行量不大,市面流通的大部分是中国、交通两行的纸币。偶有民族资本的上海通商银行、中南银行、实业银行发行的少量纸币。市面流通的还是使用银元为多数,而持有纸币的随时都可以向各该银行兑换银元,故而币值稳定。记得在这期间,上海实业银行发行的五元票面红马图案的纸币,在芜因谣言发生挤兑,当时承余等三家钱庄立即筹足大批银元代为敞开兑换,因而平息了挤兑风潮。可见当时钱庄业珍视、维护同业信誉和互助精神,是值得称赞的。

  四、日伪时期的钱庄业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十二月间,日寇侵占芜湖,所有钱庄都一律停业避离。翌年,日商洋行纷纷设立,日货充斥,市面逐渐恢复。市面流通的货币,有法币和军票两种。当时的纱、布、五洋、油盐、杂货等大都控制在日商洋行手中,必须用日军票购买。于是泰成、泰升、成美等四、五家钱庄相继设立。它们以兑换日军票为主要业务,日军票与法币的兑换比率,开始以宁、沪行情为依据,台湾银行在芜设立后,每天公布日军票兑换牌价。这时安民银行、华兴银行也先后在芜设立,但与工商户往来不多。一九四〇年起,市场渐趋繁荣,又有久大、久泰、大华、康永、生大、晴记、泰昌、泰和等二十余家钱庄陆续开业。当时钱庄资金不大,而且皆是合股经营,大多依靠吸收游资来周转运用。主要职员多系股东兼职,也雇用一部份职工。工资待遇,视各店规模大小而定,差距不大,也供应伙食。在这期间,汪精卫公开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组织汪伪政权,芜湖也相应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伪中储券大量发行,搜刮民脂民膏,市场畸形发展,游资更加充斥,因而钱庄家数激增,最盛时有八、九十家之多。此外,还有芜湖商业银行,芜湖实业银行,德泰恒银号等,可谓盛矣。由于伪中储券发行量激增,物价波动甚剧,工商业户普遍重货轻币,钱庄本身亦鉴于纸币日趋贬值,手中也掌握一部份货物,以保值资本,而应付万变。所以,在日寇投降时,伪中储券更加贬值,不如草纸,而钱庄所受损失不大。

  五、国民党统治下的钱庄业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无条件投降,人民群众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以为从此可以建设国家,安居乐业了。讵料从大后方来的官员实行“劫收”政策,汉奸、经济汉奸帽子乱扔,闹得人心惶恐不安。当时有点名气的资产者,大都远走避风,工商业又出现停滞现象,钱庄亦全部停业。至一九四六年春间,始由国民党芜湖县政府发给民康、新华、同大、蔚大、泰昌、鼎成等二十余家钱庄临时开业执照。其业务仍如前述,都是合股经营的,是年秋,国民党财政部明文规定,凡是在抗战时停业的钱庄,只要提供证明资料报部经核准后,可以发照复业。但经过八年抗战,老钱庄一切帐册资料,幸能保存者,已寥寥无几,只有承余、鸿丰、庆源,蛀大、长余、义昶、晋孚等十余家领到财政部正式执照批准复业。其中一部份还是花钱找门路,提供假证明获准的;有的虽花了钱并不一定办成,个别反弄巧成抽。记得源记香烟店店东钟家康,通过“门路”获得一张德源钱庄复业执照。于是觅址在长街陡门巷上首,新砌石库门面,张灯结彩,发送请帖,择吉“开张”。迨将现钞送至国民党中央银行国库验资后,始被财政部发觉,这张批复文件,不是由财政部签发核准的,而是财政部从重庆迁回南京途中,被一高级专员利用职务之便,窃取了盖有财政部大印的空白公文纸,私自填写的。再找这位“专员”,已杳如黄鹤不知去向了。由此可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到了何等严重程度。而德源钱庄只得偃旗息鼓,参加到“地下钱庄”的行列。

  由于国民党财政部的执照难以领到,而抗战胜利初期县政府发的临时执照又不顶用,拥有正式执照的十余家钱庄,远不能适应市场需要。因此,无照钱庄,即俗称“地下钱庄”如雨后春笋似地兴起,最盛时多达七、八十家。其中以中小同行占多数,这些无照钱庄,是在当时地方政府默许下开业经营的。而这种默许又是通过“金钱”渠道获得的,它们与有照钱庄经营业务相同,相互之间也调剂余缺,后来还在钱业公所内共同办理票据交换所,只是不能以钱庄名义签发庄票和向中、交、上海银行等直接出售申票。当时不论有照钱庄或“地下钱庄”,除个别外,一般都很重视信誉。此间虽有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安微省地方银行、芜湖县银行相继设立,但由于钱庄经营灵活,手续简便,因而大多数工商户还是乐于与之往来。

  一九四七年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为了弥补愈来愈大的军费开支所导致的财政赤字,于是滥发纸币,投放市场,造成物价波动,纸币贬值。由于大量纸币踢来踢去,钱庄忙于收付,钞票来不及清点、签封,只打捆、装麻袋,进出数额激增,毛利收入也相应增大。当时工资发放形式:有的以米(担)或棉纱(包)等实物为折算单位,按发薪当日市价计算;有的以底薪为基数,每月以毛利、票贴收入提成发给。当时钱庄大多兼营副业,如经营棉纱、布匹、五洋、百货等,以保住资本。那时国民党溢发纸币,通货膨胀己达到惊人的程度。据笔者记忆:一九四五年度,约为一万亿元;一九四七年底约为三十三万亿元;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元券发行前夕)约为六百六十三万亿元。由于法币崩溃,国民党政府宣布币制改革,限制物价,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八・一九”限价。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金元券发行额宣称为二十亿元,以一比二百的比率把法币收回换给金元券,欺骗人民说是以黄金作储备,保证金元券的稳定,金元券一百元,可向中央银行购买黄金一两。于是有人头天晚间在中央银行门前排队轧黄金,不知挤踩伤了多少人,也没有抛出一两黄金。与此同时,国民党财政部还命令有执照的钱庄,将改革后的金元券资金,送交中央银行国库验资,这笔验资款,直到国民党政府垮台时也未发还,可谓残酷的掠夺。

  所谓“八・一九”限价,实际上物价愈限愈涨,商店货物被抢购一空,群众拿着金元券买不到商品。蒋经国在上海大查囤积居奇,严惩“不法商人”,芜湖也有“戡乱”大队到商店查抄存货,搞得人人自危。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国民党政府垮台前夕,金元券发行额己猛增到六十八万亿元,金元券等于废纸。由于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加之国民党政府繁重的苛捐杂税,军、警、宪、特的敲诈勒索,工商业户碰得焦头烂额,濒于倒闭。钱庄亦遭受到同样的命运,一律停业清理。

  六、解放初期的钱庄业

  芜湖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解放的。解放军进城后,“宣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民政府的政策是:没收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个政策得到了人民的一致拥护,市面又逐渐恢复,趋向繁荣。钱庄相继复业或新开业的有:晋孚、庆中、大丰等近三十家。它们接受当地人民银行的金融管理。人民银行的经营宗旨是:扶持民族工商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凡当地各类工商户,只要符合政策,都可给予扶助和贷款,而且利率低,汇费小。因此,市面金融活动绝大部分集中于人民银行,钱庄业务自然地逐渐减少。一九五〇年春,国家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艰巨的恢复工作,使财经情况逐步好转,结束了国民党多年来通货恶性膨胀的局面,物价渐趋稳定。当时粮食采运业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前,已日趋自行淘汰。而与粮食业有着密切联系的钱庄业,这时所经营的存放汇兑业务既少,利润又薄,同时也不能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至一九五〇年底,均陆续呈报人民银行批准歇业。从此,钱庄已成为历史名词,不复存在了。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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