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向荣

  一、益新创建人生平简述

  益新公司创建人章维藩,字赣岑(通用幹臣),号惕斋,又号邴如,晚年自号清芬主人。原籍浙江省吴兴县荻港镇(今浙江省湖州市)。清咸丰八年(公元一八五九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诞生于山西省太原府。青年时期随父始堂老人在左宗棠部下驻节西北(贻老为左宗棠幕府一一师爷),襄理军运粮饷。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在兰州军次以军功赏授安徽怀宁(安庆)牙厘局提调(类似财税局局长)。旋以政绩卓著调升无为知州。在任六年,以处事公正,深为地方父老所称颂。后因与朝廷政见不合,被贬为宣城知县,(据作者忆述,乃父当年因“无为教案”问题,引起外国传教士交涉,清廷屈于外力而被贬官。史实待考——编者注)乃萌脱离宦海创办实业之志。因而辞官退居芜湖,着手筹建益新公司,克服重重阻力,始得开业。之后,传闻当涂县境发现铁矿矿苗,公不顾垂老之年,亲偕矿师不辞劳苦,多次前往矿区(即今马鞍山市),登山涉水,实地勘查,筹集资金,又兴办了一所当年颇具规模的宝兴铁矿公司。另广招工匠,在芜湖三街开办一家新式家具工厂,专产西式、苏式、宁波式高档家具,行销省内外,事业盛极一时。溯自公弃官创办实业,历尽艰辛,备受挫折,方庆事业初成,突于民国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因病去世,终年六十有四。旋由后人归葬杭州祖茔。公秉性刚正、豪爽,晚年受成戌变法的影响,思想趋向开明,热心地方公益,捐资育婴堂、学堂等,办理慈善文教事业,深为各界所推崇。公生三子,长子兆奎,号朗熙,公殁,继任益新、宝兴两公司总经理,一九五六年病故于南京。朗熙之孙开沅,从事教育工作,现为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近代史教授兼院长。次子兆彬,号述均,在一九二六至三七年间,主持宝兴公司。“文革”后期在上海去世。述均之子学澄,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从事面粉业有年,对面粉加工工艺有独创之处,现为中央粮食加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祖业后继且有创新,公可谓有后矣!幼子兆森号向荣,乃父殁时尚在稚年,继又丧生母,幸公之遗孀谢氏视同己出,一心抚育,在兄嫂监护之下得以成长;抗战胜利后,虽曾参与益新公司事务,但因幼失庭训,学无专长,未有建树,现已年近古稀,寄居金陵。

  二、益新创业的种种遭遇

  益新面粉公司创建于清末光绪十六年(公元一八九零年),原择定青弋江下游入长江口以北一带为厂址(今江边长航码头),由于清廷实行闭关锁国与愚民欺民政策,致使民间迷信积习根深蒂固,认为开设工厂安装机器将破坏“风水,竖立烟囱要用童男童女活祭。是以一时地方乡绅愚氓坚决反对建厂,于是不得不一再内移建厂基地,最终购置金马门外袁泽桥一片芦苇荒滩,始得奠基。而在土建安装快要竣工时,芜湖道道尹又以“使用机器碾米磨粉,影响本地砻坊生计”为名,不许开工。至此,骑虎之势迫使公作违心之举,改向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办理注册,还向太古洋行借来一名犹太佣工留住厂内,充作“保护伞”。几经周折,始在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开工投产。最初安装三台直径1.2公尺的石磨,以后由于面粉供不应求,改用钢磨,并另建了一幢三层面楼。营建时,曾有外籍技师临场指导,参与调试。

  正在生产逐步发展之时,公司面楼不幸于宣统元年(公元一九零九年)突遭火灾,厂房和机器设备付之一炬,公司濒临破产,而公之志不稍殆,劝说家族人等倾私蓄资助(包括女眷的金银饰品全部折合银元列入公司借款,以后各自凭摺付还本息),另多方筹措,重整旗鼓,购置一套当时英国最新制造的面粉机器,并在原地重建了面楼(即今之面楼),迅速恢复了生产。劫后,资金短缺,一度兼营代客加工业务,客户中以当年两江总督周馥(人们称他为周帅)及其眷属为最,致有周帅资助益新恢复生产之传说。笔者亲闻长兄所云,益新于火灾之后,创建人原有邀约周帅增资入股之议,只因当时周帅之子周学熙先生(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已在华北开办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厂等大型企业,不欲资金分散。加之周帅与创建人既为近邻,又属知己,为避“喧宾夺主”之嫌而未果。正是由于创建人的艰辛创业,惨淡经营,益新所产“飞鹰”商标面粉畅销于长江流域以及华北各埠,被誉为全国头牌面粉。因为当年益新是芜湖最早使用机器碾米磨面的最大工厂,所以当地习惯称益新为“机器砻坊”或“大著坊”。这也就是今天芜湖“大砻坊”一地地名之由来。

  三、内部分工与生产经营的变化

  益新在前农商部、工商部、实业部注册为“芜湖益新米面机器公司”和“芜湖益新榨油机器公司”。以后改为“芜湖益新机器磨面碾米榨油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益新公司”。最初申报资本额纹银十万两,共有股份一千股,每股一百两(实收仅五万两,以后益新与宝兴相互调剂额未计)。当年益新大门额石刻“山辉川媚”的题字为创建人手笔,东西两侧各有中英文上述全称之长方形铜质招牌一块嵌于墙面。由于创建人系由官场转入实业界,以及封建时代的沿袭,工厂虽采用外国机器,而内部管理方法却是陈旧的。要想探述初创情景,笔者当年所闻多于所见,是以难陈全貌。现仅就追忆的零碎情况以饷读者:一九二四年以后,益新公司下设:(1)办事房。除经理章朗熙日常在此办事外,(述均业已全家出走)尚有学海(朗熙子)、李树文(朗熙内弟)以及李少文、余芷江、余幼江父子(余幼江一度受朗熙重托出任益新经理),协助办事。(2)账房间。有司账王车平及魏某负责银钱出纳;仓库保管员姚二(姚同孚堂兄)和易某共同负责面、麦以及油料、燃料、材料零件的保管收发;小麦看样及出外采购二人(原由述均主其事);总务一人负责全厂三所厨房的管理。此外尚有零星采购一人,共约八人在此办事。(3)面楼。有技师汪应福、领班李荣智以及面、麦间技工共约二十余人,负责面粉生产。(4)修理间。领班郑怀德及车工、电工、木工、白铁工等十余人,负责机器保全检修工作。(5)店堂门市。管事老周以及员司金大力等共约十人,负责面粉零售及零星小麦收购工作。(6)木驳两艘。共有船工十余人,负责面粉出厂外销。(后裁撤)(7)分栈(店)。西门、南门各有一所,共有员司八人。(8)锅炉工。在改用马达前共有八人。(9)壮工。领班鲍顺宏,鲍绍友及其他壮工共二十余人,负责小麦进仓,面粉出厂以及厂区的清洁卫生等工作。(10)挂面制作。共有工人四人。(11)粉袋裁制。共有工人七人。(12)杂役。共有厨司、烧饭、烧水、挑水以及巡更、门卫等四十余人。此外,尚有当年由官衙跟来的衙吏如金顺、杨冰、高怀仁等七、八人。估计当年全公司共有二百人上下,在当时确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工厂。

  然而,由于内部组织松散,冗员过多,浪费巨大,危机隐伏。创建人一旦去世,家庭矛盾顿时暴露。而继承主事者既欠谦让团结之雅量,又乏经营管理之才智,一味“好大”“务空”,终于导致兄弟出走,资力分散。继又发生西门分栈负责人老朱亏空贪污六千余元,无法追讨。从此周转失灵,不得不向私营钱庄挪借高利贷,饮鸩止渴,年年亏损,每况愈下。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益新负债已高达十四万元,超出全部资产。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继续经营,被迫交由债权团代表苏紫封、朱晋侯(均为当年芜湖银钱业徽帮代表人物)组织“复兴公”进厂代管,形似破产处理。直至抗战前夕,由宝兴(系益新的分支机构)拨款清偿了全部债务,益新产权始得收回。

  抗日战争爆发后,淞沪局势紧张,芜湖危急,朗熙全家被迫逃奔黟县。益新一时陷于无人问事状态。此时幸有创建人遗媚谢氏老人(工人呼为:二老师太),受朗熙临行之恳托,独留厂内与老工人郑怀德、余得胜、张来轩、马兰贵等,共同守护,使益新得以未受重大损失。芜湖沦陷后,益新被日寇“华友厂”占领八年。

  日寇投降后,益新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继由国民党经济部委派该部专员马奔等进厂接收。在备受其敲诈勒索之后,总算把这个“劫收”之后、设备残缺的空厂发还了业主。其后章氏积极谋划复工,在由武汉赶回的学澄(述均子)竭力抢修后,终于在一九四六年秋复工。但因抗战胜利之初,情况混乱,资金筹措既难,面粉销路又滞,复工数月又告停产。以后经由武汉福新面粉公司李国伟先生(荣德生先生之长婿,前武汉工商联主委)亲自来芜商谈承租事宜。双方签订租赁合约。由福新组织“福五公司”开始生产。到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华北相继解放。福新有意退租。当时蚌埠宝兴面粉厂厂主杨树成以为长江天险可恃,有意转移江南,主动与益新联系“合作”。只因杨氏所列条款过苛,未能谈妥。此时张治中将军长公子张一真,在其岳父扶持下(张之岳父为前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有意办厂,乃经潘维浩同志介绍与益新洽商承租。不久张以上海轻便实业公司名义与益新签订租赁协议。(详见潘维浩《回忆张一真租赁芜湖益新面粉厂的经过》一文——编者注)张并选派李乃纲、潘维浩进厂接收(实际上是由他们代表益新直接从福新手中办清交接,再录制一份目录清册交与益新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长江以北蒋军或覆灭或溃退,南京已岌发可危。张一真至此进退失据,一筹莫展;直至芜湖解放未开工。

  一九四九年四月,芜湖解放之后,当时军管会领导人李步新、江靖宇、张君武等同志多次前来益新视察,并向工人及业主详细询问工厂状况,随后派军代表姜璠溪同志主持筹备开工,在益新全体工人积极努力之下,很快恢复生产。一九五零年,市人民政府将益新发还业主。继由上海粮商沈永清先生组织“益新永”与益新签立承租协议,终因沈之可调资金有限,不久“益新永”亦奄奄一息。幸赖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和发展皖南地区的面粉生产,保证民食军需的供应,以及维持益新全体工人的生计,乃于一九五一年由皖南粮食公司将益新收购为国有,并改为国营芜湖面粉厂。从此产量倍增,厂区建设日新月异,今已列为皖南面粉工业的重要基地。

  四、益新分支——宝兴铁矿公司

  宝兴铁矿为益新创建人于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与上海朱志尧先生(上海求新机械厂厂主)共同创建。定名为“安徽当涂马鞍山宝兴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为银元二百万元(实收不足半数,求新约占全股三分之一,益新占三分之二)。成立之初,在芜湖、采石各设办事机构。在平岘冈等地用土法采集矿砂,藉手推翻斗矿车沿小铁道送至茅家桥,再用木驳运至采石江边转载货轮出口(主要买主是日本八幡市各钢铁厂,求新厂因宝兴矿砂含硫较多,故所用不多)。后与华北开滦煤矿签立在秦皇岛共建化铁炉合约,预计矿砂需量将激增,乃着手扩建大凹山矿,并在矿区安设吊车和铺设轻便铁道,购置火车头和车厢等。仅此即耗资近十万元。以后宝兴又与“利民”、“益华”二矿各投资五万元,将轻便铁道延伸至江边,并组成三公司共管的专用铁路管理处,负责管理矿砂运输。后因开滦爽约,矿砂积压甚多,损失很大。宝兴矿砂最初年产量不及万吨,自打凹山矿投产后,产量逐年上升,至抗战前夕,年产已逾五万吨。当年采矿工常年约有三至四百人,沿用包工包产制。除聘有矿业工程师文觉非先生主持采矿外,并在凹山设管理机构,共有办事人员数十人。此外,上海、芜湖均设有办事处。决策机构原在芜湖,后因述均接手主持,遂移上海,芜湖办事处成为后勤供应机构。宝兴兴建之初,正值欧战爆发,铁矿价格飞涨,一时盈利甚丰。战后铁砂滞销,加以经营无方,开支巨大,负债累累,一度停产。后由述均接手主持,着意整顿,渐收成效,销售逐渐回升,矿砂价格渐涨,因而产销两旺。至抗战前夕,宝兴除偿清积欠二十余万元外,并为益新结清了全部债务,确非易事。日寇投降后,宝兴为国民党经济部接收。经业主多方交涉,该部虽原则同意发还,但在所谓“敌伪增建物资”上,开价勒索过多,终未实现。直至解放后始改为“马鞍山钢铁公司”。

  五、益新兴衰小议

  益新创建于晚清,属全国最早采用机器制作面粉的工业之一。据无锡荣德生先生生前自述:在其未创福新面粉公司之前,曾专程至芜湖益新参观借鉴。可知益新开创当远在尔后号称中国面粉大王的荣氏福新之先。素以制造面粉机器驰誉全球的英国亨利西蒙公司年鉴中,至今尚刊有益新面楼以及安设该公司所产机器之照片,并称:益新为该公司远东第一个用户。由于创建人的卓有才略,虽备受挫折,该厂仍能屹立鸠江。无愧列为芜湖两个半烟囱之内的称号。此外,创建人复邀上海朱志尧先生集资兴创马鞍山宝兴铁矿公司;与华北开滦议定于秦皇岛共建化铁炉,真是壮志凌云,前程似锦!无奈天不假年,殊堪慨叹!从此益新每况愈下,至三十年代即已濒临破产。凡此种种,除因受当时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外,主要根源在于后人不能相互谦让,同舟共济,益以经营不当,终至产权几度旁落。此虽为创建人生前始料所不及,但亦属没落阶级富家衰败之通例。所幸昔日之益新在人民治理之下,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创建人有知,亦当含笑于地下。

一九八四年八月

  附录:回忆张一真租赁芜湖益新面粉厂的经过

  张一真是爱国将领张治中先生的长子,曾留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归国后,于一九四八年在上海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任“上海轻便实业公司”兼“西北民生实业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嗣因所经营的出口物资货源不畅,水陆运输又时有困难,决定弃商务从事工业。其时,我系分公司业务课长。是年九月,张嘱我去芜湖、蚌埠等城市探索办厂途径。我返芜湖时,正值芜湖益新面粉厂因原租赁该厂的“福兴面粉公司”经理刘洪元无意继续经营,广告召盘。我当即与刘接触,得知益新厂设备齐全,机器完好,技工力量亦较强,只需投入原料——小麦,即可开工。根据这一信息,我即赶回上海向张面述详情。张认为现有条件可取,是办厂捷径。拟俟亲自去芜察看后,再作定夺。

  九月下旬,我陪同张一真来到芜湖后,即与召盘人刘洪元面谈。刘介绍了该厂的具体情况,以及他本人不再继续经营的原委。张随即表示有意租赁继续经营。数日后,由刘陪同张和我二人往见该厂主人章朗熙老先生(其家住在厂内),双方开诚相见,谈话十分融洽;随即引导我们察看了全部粉楼、机器和动力设备,以及仓库、办公室和一些附属设施。张看后均感满意,乃决定租赁该厂独资经营。

  方针既定,张乃委派李乃纲(系张的留美同学)和我二人尽快办理租赁手续,以“上海轻便实业公司”经理张一真名义与益新面粉厂厂主章朗熙签订租赁合约。合约主要内容经张本人审查同意后,于十月某日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项:

  1、益新面粉厂厂主章朗熙(甲方)愿将本厂厂房、设备及有关附属设施出租给上海轻便实业公司经理张一真(乙方)全权使用。
  2、自合约签订之日起,由乙方一次付给甲方租用押金一千袋面粉;并按月付给月租二百袋面粉(均按市价折款付给)。
  3、甲方原有益新面粉厂老工人九十三名,由乙方全部留用。
  4、厂名经甲方同意,在乙方租赁经营期内,仍沿用益新面粉厂原名。

  此外,前租赁该厂的福兴面粉公司经理刘洪元,在其经营期间所购置“生财”(包括办公用具、用品、照明安装及有关生活用的各种设施等),经协商决定,按和米一百四十石折价全部转让给现租赁人张一真。

  张一真付清押金、月租及转让“生财”各折价款后,于11月初开始筹备开工事宜,并聘用了各类管理人员八人,由李乃纲任厂务主任,我任营业主任,分别负责各项具体工作。

  在筹备开工过程中,正当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面临土崩瓦解之时,尚未解放的芜湖及其附近地区,城乡市面萧条,无从购买小麦,该厂一直处于停工状态。延至十二月上旬,开工问题仍无法解决,乃经张一真决定暂停筹备,并派李乃纲和我二人作为厂方代表与工人代表鲍昭友、张隆玉等协商解决留用九十三名工人的生活问题。经过双方多次商讨,最终达成协议,按当时有关劳动法规规定,对留用的九十三名工人每人先发给三个月工资的遣散费。一俟该厂筹备成熟、开工生产时,再回厂上班。

  全部工人遣散后不久,已临近解放大军渡江前夕,厂房均被国民党军队占据,开工无望。除留有两名看管厂房人员外,其余几个职员亦各自散去。张一真本人则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前夕,去台湾另行经营造漆工厂了。

潘维浩,一九八四年十月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