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张孝康整理
一、芜湖北乡组织农民协会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四月，共产党员胡济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回皖，在合肥、寿县做农运工作。同年十月，胡济同志受党的委派，到芜湖秘密组织芜湖县农民运动委员会，并任该会的主任委员。他第一步的任务是在风林、麻浦、十里牌等地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在广大农民中传播革命道理。
一九二七年春，北伐军第六军程潜部胜利进军芜湖，革命形势大好。芜湖北乡（系指阳埠保、乡，今官陡公社光明大队、阳垾大队一带）的大部分农民积极要求组织农民协会。这时，我党已掌握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动权，即以国民党县党部成员的合法身份开展工作，实际上党的活动已处于半公开状态。因此，县农会主任委员胡济同志，便于同年四月上旬到北乡去指导组织农民协会。当然，这对当地的土豪劣绅是极为不利的。他们就想方设法从中破坏。北乡的大劣绅丁世凯（原军阀陈调元部营长，曾与流氓崔小狗子等结拜弟兄）竟然与农民协会为敌，采取欺骗手段，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群众反对组织农会。一天，县党部和六军政治部派胡济和毛××等儿位同志去向这些受欺骗的农民做解释、劝告工作，希望他们觉悟过来，不要反对组织农民协会，有意见可以就地研究解决，不要上街云云。在丁世凯挑唆下，胡济同志竟遭到受骗农民的毒打，六军政治部的毛同志也未能幸免。不但如此，丁世凯还带领一群受蒙蔽的农民，将受伤的胡济同志扭送六军政治部请愿。政治部里的我党同志当即将胡济同志放了，并通过钱杏村同志（当时身份是国民党芜湖县党部常委）的关系，送往一家医院隐蔽治疗。丁世凯又冒充农民代表向政治部提出了所谓三点要求：①惩办胡济；②解散农民协会；③撤销胡济提高百分之二十五租税的规定（这是丁世凯捏造的“罪名”）。为了缓和当时的矛盾，正确处理好党和农民的关系，六军政治部作了如下答复：关于惩办胡济的问题，需要调查事实；解散农民协会是不行的，农民协会本来就要吸收更多的农民参加，如有意见，可以商量改组，扩大农民协会；至于加租问题，我们的主张要减租，胡济岂能加租？保证决无此事。以上答复应该说是通情达理的。当时，政治部通知丁世凯留下，商量农会的改组办法，叫其余农民群众先回去。但这些农民不同意，却要等丁世凯一道回去。在这种情况下，政治部叫丁世凯出来向农民说明。岂知他们一见丁世凯走到政治部门口，就一拥而上，要抢走丁世凯。这就使政治部的同志更加怀疑，并予以制止。当时，蜂拥而上的农民群众，碰撞了卫兵手中的子弹已上了膛的步枪，“呼”的一声枪响，农民便乘机骚动起来，有的用梯子爬墙，屋里的卫兵只好对天鸣枪警告，情况十分紧张。政治部当即会同县党部研究，决定将丁世凯扣留，押送县公署代为看管。那些农民只好悻悻离去。过了两天，受丁世凯欺骗的农民约二、三百人，又到六军政治部门前请愿，要求释放丁世凯。与此同时，另有三千多农民来请愿，要求枪毙丁世凯。政治部对这两方面请愿的人给予的答复是：释放与枪毙丁都非政治部所能决定的，应该由人民群众自己组织惩办土豪劣绅的审判委员会进行处置。此事才告一段落。
大劣绅丁世凯最后如何处理，有关资料没有记载。但据解放初期的阳垾乡乡长兼农会主任邢本林和丁世凯的雇工、乡农会主任刘士福两同志的回忆，丁世凯最后是由芜湖商会担保释放的。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接着又在芜湖发动了“四・一八”清党事件，血腥镇压革命运动，捣毁了县农会，并搜捕农会干部。胡济等同志撤至武汉隐蔽。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破坏和失去党的领导，芜湖北乡农民协会的活动遂告停顿。芜湖农民革命运动也暂时处于低潮。
二、白沙圩马坝陈的农民暴动
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后，中共安徽省临时委员会（机关设在芜湖）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成立了农民革命委员会，在芜湖邻近的农村，先后组织了一些小规模的农民暴动。白沙圩的农民暴动就是其中之一。那时，圩内马坝陈的群众基础较好，党便准备在那里进行有组织、有领导的暴动。
那时，马坝陈的农民深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沉重剥削和压迫，每年秋后要向地主交纳繁重的租税，每亩竟竟要交纳老秤二百五十至三百斤（折合新秤三百至三百七十五市斤）的地租。这样，广大农民虽含辛茹苦劳累一年，却所剩无几，根本无法维持自己的生活，反过来又不得不向地主借一石还三石的吃人的高利贷，不少农民家庭因此被迫卖儿卖女甚至沦为乞丐。所以马坝陈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正是促使农民暴动的根本原因。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马坝陈的农民陈家坤因受地主陈家银的欺压而与之发生了冲突，这便成了暴动的催化剂。形势迫使陈家坤和另一农民陈敏录去芜湖，找到了中共安徽省临委委员王心臬，诉说马坝陈农民的阶级苦和深仇大恨，党决定乘机发动那里的农民起来革命。于是党派王心臬同志去开展工作。王心臬来到白沙圩马坝陈，首先召集了十多个有觉悟的革命性强的青年农民开会，宣传组织农民协会的重大作用，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马坝陈成立了农民协会，由王心臬和陈家坤领导。当时农会提出的口号是“打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因而得到贫苦农民热烈的拥护。
马坝陈农会为了扩大影响，每天晚上都秘密召集贫苦农民，宣讲农会的方针、任务，并发展新会员，由本村到外村，由近到远，慢慢地扩大组织。王心臬和陈家坤等同志常在晚上秘密召集各村的贫雇农开会，广泛宣讲党的政策，鼓动大家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参加会议的多则百余人，少亦几十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马坝陈邻近的各村几乎都成立了农会。
在组建和发展农会的同时，党也开始在农会会员中发展党员。郭士杰（中共安徽省临委成员）和胡××等党员同志将农会中思想积极、觉悟较高的青年吸收入党，先后发展了几十名党员，逐步地壮大了党的力量。
农会日益扩大，党组织也不断发展，举行暴动的条件逐渐成熟。王心臬、陈家坤、胡××等同志领导农会积极筹备暴动：发动农民积极打制刀、矛等武器，并制做了一面大红旗，上绣镰刀斧头；俞昌准同志（中共皖南特派员）还到南陵俞家圩计划搞四枝枪，以便攻打地主武装团防局，收缴他们的武器。但俞家圩的枪没搞到手。
到了腊月间，农会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腊月二十四日举行暴动，先处决恶霸地主陈家银，再分粮分田给贫苦农民。由于保密不慎，暴动计划被陈家银探知。他惊恐万状，匆匆跑到团防局告密，并要求派兵镇压。腊月二十三日，敌人派来一队武装士兵，在马坝陈挨户搜查。由于农会事前得到可靠情报，便立即收藏了武器，有关人员或撤走或就地隐蔽，因而敌人没有搜到任何东西，也没有逮捕到人。翌日，陈家银等只好办了酒席予以犒劳，将这一队士兵打发走了。这次农民暴动计划未能实现。
马坝陈的农民暴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它在芜湖农民中的影响却是很大的。它在政治上打击了地主阶级的气焰，在农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极大地鼓舞了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斗志，也为以后党领导芜湖的农民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附注：
（一）第一部分资料来源：（1）摘自芜湖《工商日报》1927年4月15日的有关记载；（2）摘自芜湖市档案馆藏胡济，胡祖龙的有关回忆材料，（3）邢本林、刘士福两位老人的口述材料。
（二）丁世凯在日伪时期（1942年或1943年）在狗咬狗的斗争中被对手枪杀。
（三）第二部分内容根据芜湖市档案馆所藏的有关资料和芜湖市总工会藏《芜湖工人动动史》第116～121页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