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器、文伯
闻名长江下游的芜湖弋矶山医院，已有九十五年的历史了。提起它还得从弋矶山讲起。
弋矶山，本名驿矶山，临大江东岸，南宋时在此设馆驿，立市肆，是班马萧萧、渡江送别之地。这里地势险要，为江防要隘，故又称（石益）矶。昔人面对滔天江水，有“千古妨行舟，死生系毫厘”的慨叹。它悬崖百丈，危径一线，溯流挽缆的纤夫往往在此跌蹶坠江，横遭灭顶之灾。元代，特开凿一条长约五华里的纤道，穿过矶石，石工们的辛勤劳动，保证了纤夫的生命安全。明代，山上建有一座孙夫人（刘备之妻）行祠。祠前有楼屋四楹，取苏东坡《清风阁记》之意，名“清风楼”。每当天朗气清，长空无云，一碧千里，清风拂来，只见江波浩荡，漩流回涡，白鸥翱翔天水之际，心胸为之一旷。诗人称誉为“江上清风第一楼”。
岁月如江水流逝，时至清末，祠、楼都颓废了。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美国基督教（新教）美以美会派出教士赫怀仁到芜湖进行传教活动。他先在弋矶山西南角一间破庙里安下身来，挂起中文“施诊所”的牌子，借为病人治疗的机会，宣传教义，引人入教。后来，赫怀仁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和美以美会的资助，兴建起一座包括地下室在内的四层高楼医院，由赫怀仁主持院务兼行医、传教。这是外国人在芜湖开设的第一家医院。
弋矶山医院等级森严，清规戒律特多，富翁与穷人的待遇悬殊，有天壤之别。例如病房，分特等、一等、二等、三等，住院费十分昂贵，从二、三元（银圆）到十余元不等，按日计算。这只有官僚、大亨、阔佬才付得起。穷人住不起也无“资格”住病房，只能住在既阴暗又潮湿的地下室，每天要交最低住院费一元。入院前，还得出具条件苛刻的“保证书”，必须有二家殷实商店担保。药费价格特高，注射一针青霉素，相当于一担大米的代价。收费名目繁多，甚至病亡者被抬进太平间，也要缴纳所谓“尸体保管费”，以至民间有“弋矶山，太平间，进去容易出来难”的谚语。如果出了医疗事故，医院也概不负责，一推干净。有两个美国医生技术低劣，视人命如儿戏，就干过庸医杀人的事，人们把他们叫做“一对瘟神”。
这个医院直属上海华东教区，院长由教区会督直接委派，并报请设在纽约的美以美会总部备案。历届院长全由美国人担任。只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表面上实行“政教分离”，才改派中国宗教人士担任院长，也仅是挂名而已，行政大权仍然操纵在美国人手里。医院里开展宗教活动，明确规定：凡是中国人担任医护人员和工友，一律都得入教，恪守教规，信耶稣，做弥撒，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如果违反教规即被开除。一些院规也十分苛刻：护士不准结婚，医生平时不准回家，工友上连班制，终日劳累不休。中国人所得劳动报酬，一律低于同工种的“洋人”。工资收入少的职工，月薪所得买不到五斗米。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深刻地打上殖民主义的烙印。
这种医院历来受到封建官僚统治者的庇护和支持。正因为它远离市区，占踞风景如画的弋矶山头，幽雅，僻静，加上有陈设豪华的特等病房，成了达官显贵的休养福地。一九二九年秋天，蒋介石曾来弋矶山医院“视察”，给了一块亲笔写的铜牌子，并捐赠银圆一百。接踵而来的还有何应钦、刘镇华等。后来，被称为芜湖一霸的高铁君也钻进了医院董事会。
中国人在这家医院服务总是受歧视，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一九四七年春天，有八名工友被院方无理开除。在我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医院工人代表小组”展开了斗争，提出“增加工资，恢复被无理开除的工友工作”的合理要求。具有爱国思想的医生、护士和附设学校的教职员工、学生，也都纷纷起而响应，参加罢工、罢教、罢课。几经交锋，斗争取得了胜利。解放前夕，代理院长华尔敦企图顽抗，为首组织“应变委员会”，用黄金、美钞和物资收买人心。我百万雄师迅速突破长江天堑，芜湖解放，“应变”即告破灭。这时，美国驻国民党政府大使司徒雷登曾来芜湖，在弋矶山与华尔敦凄然相对，然后就挟着皮包灰溜溜地走了。弋矶山医院终于结束了它六十二年的历史。
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弋矶山医院，三十多年来医院发生了根本变化。如今它是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添置了新的医疗设施，新建的病房大楼高耸山巅，规模大大超过往昔。医务工作者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为伤病员服务，使许多病人得到了良好的医疗和护理。大浪淘沙，长江东去。那班马揖别的驿馆，背纤拽舟的险道，血泪斑斑的旧医院，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弋矶山医院以它那崭新的风姿屹立在长江之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