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大官山上，长江之滨，原先矗立着一座三层楼的红砖洋房，这就是“李漱兰堂”。一九二五年九月，洋房的上空，飘扬着一面红底白字的鲜艳旗帜，上书“民生中学”四个大字，这是一所崭新的学校，被人称为芜湖的“水泊梁山”。
说它是芜湖的“水泊梁山”，首先是因为它有“三新”。
一是思想宗旨新。学校同鲁港镇上的“新民中学”一样，虽属私立性质的中学，但却是在一九二五年五月芜湖反奴化教育斗争高潮中，按中国共产党安徽地方组织的指示创办起来的。它“以陶成坚洁人格，激发国家观念为宗旨”，反帝爱国的色彩十分鲜明（见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芜湖《工商日报》）；学校的名字取自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二字，除表示纪念刚逝世不久的孙中山先生外，还有另一层意思，据当时担任该校董事会主席兼事务主任的李克农同志回忆说：“命名为民生时，曾有人反对，问我为何选用民生两字，我说：民生既是三民主义，也是共产主义。”
二是学校面貌新。民生中学首批招收一百二十多个学生，大多数是在反奴化教育斗争中退学的教会学校学生，其余的是穷苦人家的子女，他们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用当时人的话说，是旧制度的“捣乱者”、“造反者”。学生入学后一律住宿，身着灰色中山装，系皮带打绑腿，除开设国文、政治、数学、物理等课外，还有军事训练课。学校提倡白话文，教材和作文都用白话文。钱杏邨当时是这个学校的国文兼历史课教师，他曾一反当时各校的常规，用鲁迅的《呐喊》、冰心的《寄小读者》等作为教材，并自编了《记叙文作法讲义》和《小说作法讲义》给学生讲授。学生上军训课时，全校分成三个大队，到野外进行步操、劈刺、投掷手榴弹等基本训练，归来时歌声嘹亮，精神抖擞，整齐划一，见到的人都称他们是一支经过严格训练的学生军。在学校的指导下，学生除到附近的裕中纱厂、江岸码头及市郊，为工农举办夜校，教他们识字，给他们讲革命道理外，每逢节日和假期，还为工农演出话剧或活报剧，剧目有《李克用卖国》、《春闺梦里人》等。
三是领导机构新。学校一开办，党中央和安徽省临委就派来张慕陶、余昌准等党员来校指导工作，并成立了中共民生中学秘密支部。据李克农一九六〇年回忆：“最早有七、八个党员，学校党组织由我负责。”学校设有一个董事会，由当时芜湖地方上的一些名流组成，共产党员李克农担任主席。民生中学首任校长宫乔岩，原是教会学校圣雅阁中学的教师，曾到日本留过学，在反奴化教育中积极领导学生进行斗争，并带头辞去职务，筹办民生中学，享有很高威望，后来也入了党；教务主任是齐圣如，为当时教育界知名的进步人士；事务主任由李克农兼任，自始至终由他负责学校的开办工作。
人们称民生中学为芜湖的“水泊梁山”，还因为它有“三多”。
一是民生中学师生中很多人是当时芜湖进步组织及其活动中的领导人。由中国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组织的国民党芜湖县党部中，民生中学的钱杏邮担任常委，宣传委员为李克农（见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芜湖《工商日报》）。一九二五年芜湖成立国民外交后援会，钱杏邮等担任下属编辑组负责人，钱杏邮还被推为芜湖中等学校教职员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在一九二五年六月十日全埠停市停工停课为上海“五卅”惨案中被难同胞志哀的国民大会上，“钱杏邨为临时主席，报告开会宗旨”；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纪念双十节国庆的市民大会，“由宫乔岩任主席”；一九二六年三月下旬，芜湖县各界为援助北京惨杀案事，“举行示威运动并开市民大会，约计二千余人。各人左手均缠黑纱并执白旗一面，上书‘打倒帝国主义’、‘废除辛丑条约’、‘惩办京案罪魁’、‘反对各国通牒’等字样，九时许由总指挥姜少廷、宫乔岩率队出发”游行；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日，为纪念“五卅”惨案一周年而举行的全市游行示威，“公推张慕陶为游行总指挥，至十三道门，由张慕陶、周范文演说后始散”（以上见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十一日，十月十二日及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芜湖《工商日报》）。这期间芜湖学联也进行了改组，民生中学的学生甘天沐担任总务委员，骆振群任外交委员，江图愈任秘书（据骆振群回忆）。
二是社会革命活动在民生中学举办的多。民生中学在当时有革命大本营之称，革命力量甚为雄厚，所以芜湖的一些社会革命活动多在这儿举行。一九二六年，芜湖国民外交后援会主办的《苍茫》杂志在民生中学内编辑；中国国民党芜湖市党部“第一次大会在大官山民生中学开会”（一九二五年三月九日芜湖《工商日报》）；在国民党蒋介石反动当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民生中学成为芜湖地下党组织经常聚会的地方，“安徽省共产党骨干分子训练班”曾在这儿举办，纪念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国际共运领袖的报告会也在这儿举办；这儿还是中国共产党芜湖特别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芜湖地方执行委员会经常活动的地方，著名的《白沙圩斗争的第一课》的文件据说就在这儿写成；党的外围组织“济难会”以民生中学为中坚力量，经常在这儿开展活动，学校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人参加了这个组织。
三是所作贡献多。据有关史料记载，民生中学是芜湖国民外交后援会的积极推动者；是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全市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活动的发起者；是芜湖“三・一八惨案”后援会的中坚力量，积极参加声讨段祺瑞政府屠杀北京学生的罪行；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以林伯渠为政治部主任的北伐军第六军抵达芜湖时，它又是全市举行盛大提灯游行和祝捷大会的主要组织者。有许多生动的事迹，至今仍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一是反对陈调元的游行示威。陈调元是当时北洋政府派驻在安徽的军阀，一九二六年冬月三十晚上，他指使部队在江城商业区长街大肆抢劫，使许多商家、民户遭到惨重损失，芜湖人称之为“陈调元兵变”。此事发生后，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民生中学即联合芜湖各界展开“打倒票匪陈调元”的活动，深得民心。学生们用竹篾扎了一个大棺材，用白纸糊好，并扎了一个纸人放在棺材内，露出一双手在外，上写“陈调元”三字，意思是陈调元棺材里伸手死要钱，抬着它在江城各条街道游行示威，吸引了全市男女老少都来观看，陈调元及其军队被弄得臭不可闻。事后，江城人民都伸出拇指夸奖说：“民生中学真有办法！”
二是帮助万春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万春圩三十六家公司对农民压迫很深，民生中学党组织在北伐军来芜前就派师生到那儿活动，组织秘密农会、发展党员。北伐军来后，民生中学又以演戏的名义向北伐军王世坤部借了四支步枪、四把马刀和一些子弹，帮助农会成立了自卫武装团体——自卫团，农民运动一下子就高涨起来，吓得三十六家公司的大地主没有一个敢到万春圩去收租（据李克农回忆）。
三是女子剪发的争论。北伐军来芜前，由于保守思想严重，女子一般是留长发的，如果谁冒犯这个惯例，就要被粗俗地斥骂为“日妈的”！民生中学的音乐女教师莫英拿着剪刀将自己长发剪下，并激昂地说：芜湖一般老夫子、老顽固都说女子头发长，见识短，今天我剪成短发，倒要叫他们说说女子头发短，见识长；他们斥骂剪短发的女子“日妈的”，我剪成短发，倒要反反这“日妈的”的斥骂。她又写了一篇题为《反“日妈的”》的杂文，刊载在钱杏邨主编的《苍茫》杂志上，言论十分尖锐泼辣，引起很大反响。
四是营救校长宫乔岩出狱。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夜，芜湖警察局出动大批军警逮捕了宫乔岩。此事引起民生中学广大师生强烈的愤怒，当即推派代表数人赴警察局要求探视宫校长，并在社会上广为散发《民生中学学生会与同学会为营救宫乔岩的宣言》，张贴有关标语，进行请愿。由于敌人抓不到宫乔岩“共党”证据，又由于全市各界在舆论上同情民生中学，警察局不得不作出释放的决定，但为了缩小影响，他们却把释放时间拖到夜里，民生中学师生获悉后，准备了好几盏汽油灯挂在警察局门口，在热烈的鞭炮声中，宫乔岩手持一本英国威尔斯著的《世界史纲》，带着胜利的微笑，从容不迫地走出警察局，来到同学们中间。当天夜晚，民生中学师生簇拥着宫乔岩，高呼口号前往市商业区中心——长街游行，这是对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一次大示威，对全市震动很大，芜湖警察局威风扫地。
一九二八年元月二十七日，芜湖发生“蒲草堂事件”。当时芜湖蒲草塘五号是芜湖济难会的秘密机关，负责人是王绍虞同志。元月二十六日，王绍虞不慎被捕，在搜抄这个秘密机关时，警察局发现一本济难会的花名册，第二天即在全市实行大逮捕，共逮捕三十几人。元月三十一日，国民党芜湖警察局在接到省政府的命令后，“遂将捕获共党李静卿（王绍虞）、严子聪、李纪林、张子范、郭慕韩、黄兴邦、甘天沐、王惠芬、曹国云、崔志先、刘逸尘、毕华章、毕华林、宋小衡、胡邦望、黄善文、鲍毓兰、方昌本、莫维善、陈敏贤、吴本藩、徐声铨、黄可柱、许承正、宫成栋、唐道南、戴传霖、张隆盛、沈守乾、沈云娣、甘良媛等三十一名及前次所捕携带手枪犯萧云臣、李得功、张明富等三名……，由第一师派兵一排，警察局派特务队长顾汉臣，保安第二分队长张学曾等率队士五六十名押解该犯等乘坐小轮，离芜赴省”，“发交特种刑事法庭审讯法办”（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芜湖《工商日报》）。在这三十几名“罪犯”中，民生中学的学生占了三分之一。因此，这个被芜湖警察局视为眼中钉、“赤党窝子”的民生中学，也被包围查抄，勒令停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