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的浆染业在明代就很有名。这可从明末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一书中看出,他说:“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而《太函集》一书则进一步具体地描述了芜湖浆染业的盛貌:“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毂遍于吴、越、荆、梁、豫、齐、鲁之间。”当代著名史学家翦伯赞也说:明代全国形成五大手工业区域,即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的丝织业,铅山的造纸业,景德镇的制瓷业和芜湖的浆染业(见《中国史纲要》第三册)。

  提起芜湖浆染业,就不能不说到阮弼和他所经营的大染坊(当时被称为“芜湖巨店”)。阮弼,号长公,安徽歙县人,明代中期徽州府有名的大地主,拥有千亩以上的地产。据传,明嘉靖年间(一五二二年——一五六六年),一天早上,阮长公坐在家中品茶,忽然有昔日友人来访。这个友人原来也是个拥有数十亩田地的小地主,后来出外经商,从事贩丝、贩绸、贩布的行业,没有几年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富商。在交谈中,他劝阮长公变卖家产,出外经商,并举出许多徽州人经商发财的事例,终于使阮长公动了心。阮长公问他:“不知经营何业,才能获利?”友人回答说:“可去芜湖经营浆染。”因为那里水陆交通发达,大小荆山又出产浆染所用“碾石”的“佳石”。于是阮长公就变卖了自己的大部地产,到了芜湖,开设了染坊。

  在明代手工生产条件下,“碾石”的好坏的确关系到浆染业的成败。《天工开物》一书曾说:当时棉布质量,除决定于织机外,还决定于棉布的浆染过程。而浆染的好坏,又主要决定于“碾石”质量的优劣,故有“芜湖巨店,首尚佳石”之说。质量好的碾石,在浆染时不易发热,可以使浆出的布缕紧而不松,而“布缕紧则坚,缓则脆”。芜湖大小荆山有一种石头,是制作这种碾石的最佳材料。但由于开采困难,不易获得,所以价钱昂贵,“每块佳石,值十余金”,抵得上当时一个小康人家的全部财产了。在阮弼到芜湖开设染坊前,芜湖也有十余家染坊,但都是些规模小、资金少、所用“碾石”质量也不高的小店。阮长公凭借他的雄厚资本,到处搜罗“佳石”,从而为他的浆染业的发达打下了坚实基础。

  由于阮长公的染坊,拥有大量的“佳石”,所以他家浆染的布帛、丝绸及头绳等,质量高、颜色鲜,很快就蜚声大江南北。在经营过程中,阮长公陆续兼并了芜湖的一些小染坊,开设起规模较大的手工工场,接着又在皖南一些地方设立分店,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获利越来越多,因此,他也就成了越来越富的巨商。

  阮弼开设的“芜湖巨店”,还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大手工工场代替了个体经营的小染坊,破产的小染坊主和城市贫民就成为“芜湖巨店”的“日工”。他们已与生产资料脱离,能够比较自由地支配自己,把劳动力出卖给“芜湖巨店”,然后“计日取值”,做一天工拿一天钱。这种关系已超出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或宗法关系,构成了中国最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因素之一,引起了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生产萌芽问题的史学工作者的重视。

  发达的芜湖浆染业历经三百多年,一直旺盛不衰。但在中国近代史上,它却遭到厄运,其原因是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据《芜湖县志》记载:芜湖染坊到光绪初年(一八七五年)“仅数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一九一八年)后,由于浆染所需之“靛”(颜料)“日渐昂贵”,每桶由四、五元涨到二十八、九元,所以染业“以货底太贵之故,遂为减色矣”。昔日驰名的红坊所染的大红头绳,“自洋绳入口,遂渐式微”,也处于一蹶不振的地位,以致当时有人慨叹,芜湖浆染业“不能专为一业矣”。这可看作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手工业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