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的圩田在历史上是相当出名的。这有四个原因:

  一是早。据朱天珍《龟龙寺记》载,早在东吴赤乌二年(二三九年),孙权就从江北招来十万流民在芜湖一带围湖造田,世传芜湖市东四十里处的咸保圩,即为当时所筑(见《芜湖县志・庙祀志》)。

  二是大。北宋仁宗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年)重修的万春圩,周长达八十四里,共有田十二万七千亩,中间大道有二十里长,道阔可容两车并行,是芜湖诸圩之冠,也是长江南岸最大的圩田之一。北宋徽宗时(一一〇一年——一〇二五年)新筑的易泰、政和、陶辛、行春四大官圩也很大,后三个圩的周长,据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一书所说,就有一百四十五里。这些圩田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一一三一年——一一六二年)都曾重修并扩大过,到宋孝宗隆兴二年(一一六四年),实核其周长为二百九十余里,比同时期著名的太湖圩田(周长一百四十五里)和当涂圩田(周长一百九十里)要大得多(见马端临:《文献通考》)

  三是好。芜湖一带的圩田,其工程质量是很讲究的。就以万春圩来说,它的圩坝宽六丈,高一丈二尺,呈梯形,堤岸基址十分宽广厚实;它的堤外又筑有缓坡,堤上植有杨柳,堤下种有芦苇,起着加固堤防的作用;同时圩区内还以一百亩田为一方,四周有小沟环绕,每四方为一区,有大沟为界,使水流较为通畅。这个圩田在重修工程完成后的第四年(一〇六五年)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当时长江下游地区闹了一次很大的水灾,江南的宣州(安徽宣城等县)、池州(安徽贵池等县)等处大小一千多个圩惨遭淹没。唯有万春圩屹立无恙,并且屏障了附近诸小圩,可见其工程质量是很好的。

  四是有历史名人筹划其事。这个历史名人就是北宋中期的政治家和科学家沈括。沈括(一〇三一年——一〇九五年),字存中,杭州钱塘人(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祐年间(一〇五六年——一〇六三年)的进士。在政治上,他是王安石变法运动的“智囊”之一,积极参与新政规划,表现出勇于革新的精神;在学术上,他对天文、数学、历法、地理、生物、农学、医药、文学、史学、音乐等多门学科都有精深的研究,著有《梦溪笔谈》、《良方》、《长兴集》等书。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中积累的经验,热心提倡并参与兴修水利、改造器具等类活动。北宋仁宗嘉祐六年(一〇六一年)重新修筑的芜湖万春圩,虽然在名义上是沈括的哥哥沈披主持的,但其中的踏勘记录、自然地貌形势图以及驳斥修圩反对派意见的《圩田五说》等专业性极强的图纸、说明及论著,都曾得到沈括的指点和帮助。沈括在其后还专为这项工程写了《万春圩图记》,详细介绍了万春圩的情况,因此得以载诸史册,传之后世,为芜湖圩田起了极大的宣传作用。

  从历史资料来看,芜湖圩田在两宋时期发展最快,这不是偶然的。北宋末年,特别是徽宗时期,外族不断进犯和侵扰中原地区,中原百姓被迫纷纷南渡,到长江以南地区定居下来,使这里的耕地愈显不足,于是围湖造田就成了解决吃饭问题的重要手段。芜湖的易泰、政和、陶辛、行春四大圩田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另一方面赵宋王朝南渡后,为满足朝廷各种奢侈费用及南迁的皇亲国戚、内外文武大臣们私人占有土地的要求,也多次诏令宋臣部署围湖造田。这是宋时圩田、特别是官圩大发展的另一原因。

  古代的芜湖,称芜湖泊,是一个西至东南去向、绵亘三十多里的湖泊,与东北方向的古丹阳湖又紧紧相连,原为碧波浩渺之地。经过历代特别是两宋时期的大规模的围垦造田,到元代时,湖面收缩很多,只剩下天成、易泰、欧阳三个小湖,尽管如此,由于圩区内尚有大小不等的池塘,再加上滨临大江,河汊纵横,这就使芜湖成了“鱼米之乡”。

  芜湖圩田的现状如何呢,与旧时相比,它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更大。芜湖现有大小圩近六十个,其中万亩以上的圩有十来个,超出五万亩以上的有三个,这就是麻凤圩、十三连圩和万春圩。圩区的总面积近二千八百多平方里,圩堤周长有一千三百余里,超过旧时的许多倍。二是更好。旧时的圩堤都得到了加高增厚,险埂要段也都得到了治理。特别是解放以来兴建了大量防洪、排涝、灌溉及改土工程,仅电力排灌设施就有二百多个,大大地提高了抗御洪、涝、旱的能力,使芜湖圩区旱涝保收面积达到四十万亩以上,这在旧时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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