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勇
初夏的一天，我慕名来到芜湖市三圣坊11号走访了年逾八旬的市民革老党员陈华英先生。正在伏案写作的陈老，见到我的到来，一边热情地起身让座，一边忙着沏茶。座落后，我环顾客厅，见墙壁四周挂满了名人字画，靠南墙的一边是一排书橱，里面摆放了许多线装书。书橱一侧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不同于一般的奖状，奖状是1984年绍兴市文物管理处颁发的，内容是：“热心文物事业，感谢陈华英先生慷慨捐献秋瑾读书出剑玉章壹枚。”陈老见我对这幅奖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边品茗，边和我聊起了秋瑾玉章从保存到捐献经过的感人故事。
秋瑾（1879—1907）是辛亥革命时期女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别署鉴湖女侠。她自幼性格刚强豪爽，25岁时东渡日本，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回国后继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7年为清政府杀害于绍兴轩亭口，就义前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悲壮诗句，时年28岁。
秋瑾就义后所留下遗物甚少，而她的“读书击剑”玉章得以完好保存下来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了。说着，陈老随手取来玉章赠献前所盖印蜕向我介绍起来。
“这是一枚正方形20×20毫米，高25毫米的黑玉白文闲章，上边篆刻有“读书击剑”四字，玉章上有一个小纽，纽上有一孔，秋瑾生前将这枚玉章视为心爱之物，常常用丝带系在上面随身佩戴。”
“那么，这方玉章是怎样辗转流传到你手里的呢？”我问。
陈老扶了扶戴在耳朵上的助听器，向我谈起了这件珍贵文物得以流传的经过。
“我最初知道这方玉章还只有19岁。我父亲陈梦兰有位同乡挚友，名冯翊，字易清。冯翊和其妹夫楼瑞麟同为绍兴大通学堂毕业生，他们三人同里、同年，并有金兰之交，从髫年到耄耄相处甚久，且情趣十分相投。那是北伐战争前夕，冯翊任国民革命军东北先遣军第六师副师长，他回到家乡浙江诸暨招募新兵。一天，他来和家父一叙别情。他在翻阅我的功课时，偶尔看到一本《何绍基字帖》十分诧异，忙问这本字帖是哪里来的？我答是向子祥叔（楼瑞麟字）处借来的。他感慨地说：“我离乡多年，此帖遍找无着，想不到却在瑞麟处。”他指着字帖扉页所盖“读书击剑”印章，说起了一段往事。
1906年初，秋瑾从日本回国，第二年接替徐锡麟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她以学堂为营地，积极培训光复军武装骨干，联络浙江会党，准备起义，推翻清王朝。
秋瑾虽致力于革命，但也酷爱书法，剑术，尤其喜欢狂草，她曾草书“读书击剑”四字横幅，悬挂于学堂校长室。当时冯翊正在大通学堂读书，任学堂区队长，经常出入校长室。冯也酷爱书画，时常临摹这四个字，久而久之，其字竟模仿得出神入化，真伪难辨。他曾撰一幅对联“击剑尽杯酒，读书挑夜灯”用草字书就送请秋瑾指教。秋瑾阅后极为高兴，赞扬和勉励了几句，并当场赠给冯翊一方随身所佩玉章和几本字帖，其中的一本就是《何绍基字帖》。过了几天，秋瑾又将冯翊写的对联改动了两字，成为“击剑尽樽酒，读书贪夜灯”，并让冯翊重写了一幅。秋瑾虽只改了两字，气魄顿显宏大，不同凡响。
说到这里，陈老站起身来，指着墙壁上挂着的草书条幅说：“这幅字就是冯翊当年书就送给我的。”望着这幅微微泛黄的条幅，见其字苍劲有力，可见冯翊先生当年书法功底的深厚。
陈老虽年逾八旬，但思路清晰，记忆力惊人，忆起往事，如数家珍，滔滔不绝，陈老呷了一口茶继续说道：“北伐以后，冯翊厌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遂弃官而去，靠鬻字为生。他没有亲属、子女，晚景孑然一身，甚为凄凉。解放后，冯翊受到人民政府的照顾，直至六十年代初才因病去世。冯翊临终之前，他把自己的私章、手稿及翰墨数件，以及秋瑾烈士生前赠予的玉章和几本字帖，都悉数交给我父亲。我父亲视这方玉章为珍宝，深感保存好它的意义与责任，终日系在身上，须臾不离。由于历史的风风雨雨，秋瑾烈士的几本字帖都在“文革”中惨遭毁坏，只剩下一本《怀素帖》、《千字文》，所幸的是玉章却安然无羔。如果不是我父亲整日佩戴于身，玉章也难逃“文革”的劫难。父亲去世前，将我喊到他的病榻前，解下这枚玉章，谆谆告诫我要妥为保存。
听了陈老的介绍，深感这枚玉章得以保存下来真是不容易。那么，外界又是怎么知道你保存有这件珍贵文物的呢？
陈老告诉我：“秋瑾烈士有位侄孙叫秋仲英，字继武，现任绍兴市政协委员，他过去与我家就常有往来，先父在时与冯翊多年友好，继武也常来我家向冯翊求教，故知之甚详。1984年继武先生在《华声报》上撰文，提到秋瑾烈士的玉章在芜湖一事。引起浙江政协、绍兴文物管理处等曾多次来函查问，绍兴市政协的胡理同志专程来到芜湖，要求一睹烈士之遗物。文物属于国家。何况我还是一名民革老党员，能为国家做点贡献是我应尽之责。为了使这件文物得以永久保存下去，我将印章送给绍兴市文物管理处，现保存在秋瑾纪念馆和畅堂供人瞻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