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绍儒
私塾历史久远。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开馆授徒，教授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古人尊为典范。塾师“传道、授业、解惑”，为培养封建人才，传播文化知识，提高民族素质，在历史上有一定贡献。
有史料可查，芜湖私塾始于北宋元符午间。一般是一个大自然村设立1所，几个小自然村合设1所，治世丰年较多，乱世歉年锐减。塾师有糊口的冬烘先生，也有精通古典文学的名儒及秀才、廪生、贡生、举人等。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旧教育制度逐渐崩溃，科举被废除，全国各地办起了学堂。但由于学校数量少，数学质量低，不受民众欢迎，因而清末和民国时期私塾仍相当发达。据1928年（民国十七年）芜湖县教育局统计，城乡共有私塾500所，城区（市）约200所，乡区（县）约300所，塾师500余人，学生8000余名。以后私塾略有减少，但城乡仍保持300余所。抗日战争时期，芜湖沧陷，尚有私塾86所，抗战胜利后复增加到200余所。
私塾的办学形式可分为四种：1、由豪门富户聘请名师来家坐馆，教授自己的子弟，称家塾或坐馆。2、由声望较高的名儒在家中设馆，教授负笈从游的学子，称私塾。3、由家族族长利用文司堂公房，聘请塾师教授本姓子弟，所有开支大部分由本姓公堂负担称族塾。4、由地方关心教育的人士，收集学费聘请塾师，教授贫寒子弟，称村塾，按教学内容分，有“蒙馆”、“经馆”两种，蒙馆教授启蒙课程，主要是读书识字；经馆讲授四书五经、古文，练习作诗文。芜湖私塾前二者以城区为多，后二者以乡区为多。
私塾教材，蒙馆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贤文》、《女儿经》等只求背诵，不作讲解。经馆教读四书五经，即《孟子》、《论语》、《大学》、《中庸》和《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间或讲授《左传》、《古文观止》、《论说精华》、《东莱博议》、《唐诗三百首》等。民国后期私塾改良，蒙馆改教小学低年级课本，先是《国文》，其第一课为“人、手、足、刀、尺”；后为《国语》，其第一课为“弟弟来、妹妹来，来、来、来。”经馆改教小文高年级和初中课本，先是文言文后为语体学。用黑板粉笔上课一改“坐学点书”的旧习。
私塾的教法，蒙学先教识字。其法以楷书将笔划简单的字写于一寸余的红色方块纸上，每天教认单字。教认字数按学生接受能力而定，每天周而复始地反复练习。认到数百字才教《三字经》等韵文书。接着教四书五经，学生捧着书本到塾师座前，由塾师教读，学生随之轻声默读，读多少课文，亦随接受能力而定。读到哪儿用红笔圈点到哪儿。教读数遍，学生回到座位上自读，读熟后到塾师席前背诵无误，再教新课。一般每天上午读三课，当天把三课读熟，第二天早上背诵。学生每读一本书，要反复地读，直到能通本背诵为止。学生熟读背诵若干本书以后，开始讲解《二论引端》和《古文观止》等。其法塾师逐字逐句串讲，学生一字一句默记。一般是因材施教，对学生分程度个别讲；有时也集合程度相同的几个学生一道听讲。每天讲一次，讲多少不定。学生听讲后，回到座位上默讲，第二天向塾师回讲，以验证有无错误。
学生进入读经讲经阶段，能理解字词含义后，便教他们对“对子”为学诗作准备；读讲《古文观止》、《论说精华》，教学生造句联句，为作文打基础。一般每十天写两次作文，或逢二七，或逢三八。作文由塾师批改后再令学生誊写在窗课（作文本）上，送请塾师圈点，加眉批和尾批。
私塾重视习字教学，蒙童入学塾师手把手教学直、横、勾、点等笔划和笔划以及执笔姿势和运笔转折轻重方法、令学生自己练习。开始描红，用墨笔在笔划少结构简单的红色字上描摹。接着是影写，即用写好的摹本（又叫仿影），蒙上竹箱纸，照样摹写下来。“仿影”多是四句韵文，如“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天地分上下，日月明今古。”“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等。再后是临帖。学生练写一段时间后，塾师根据学生的笔力，选欧（阳洵）、柳（公权）、颜（鲁公）、赵（孟頫）等字帖，供学生临摹。写字时间安排在上午讲读之后，写字作业要交由塾师批改。方法是在笔划正确，结构匀称的字旁，用红笔圈个圈，以示鼓励；在有错误或结构松散的字旁加×，或用红笔改正；在有严重错误的字旁批明“重写”。
私塾的学规很严。每天放学，学生要列队到孔子圣牌前作个揖，方能离开。学生同塾师交谈，要垂手而立，“不谓之进不敢进，不谓之退不敢退。”除谈论课文外，不苟言笑。学生有错，有训斥、罚站、罚跪、面壁、留堂罚饿、拧耳朵、戒尺打手心等体罚。“严师出好徒”，“教不严，师之惰”是大多数塾师执教的信条，也是学生家长最崇拜的信条。
私塾每一年为一馆，过了正月十五开学，到腊月中旬放假。一年开始要吃“签关酒”，叫“签关如下种”。签关酒家塾由东家办，私塾由塾师自家办，族由公堂办，村塾则由学东办。塾师同学生家长见面，商定学生名额及“束修”（塾师工资）多少。达成协议，写成书面文书，叫“关书”。每逢清明、端午、中秋、春节，学生要向塾师送节礼，礼品或现钞多少，视学生家庭经济状况而定。塾师要回赠笔墨（清明）纸折扇（端午），以表情谊。
塾师的生活是清苦的，也是无保障的。俗话说：“家有三石粮，不作孩子王”。一旦丢馆赋闲，生活更窘。有一位塾师的打油诗写道：“自古教书最下流，依人门户度春秋。半饥半饱寻常事，独坐寒窗似楚囚。”这是旧社会塾师的真实写照，一般经馆先生待遇较高，当年县城最有名气的经馆先生束二先生（寿臣）三先生（鼎臣），一位是前清贡生，一位是前清举人（乃已故安师大教授胡凝咸夫人束际洪的祖父、叔祖父）。他俩在家坐馆，每年束修（工资）都在千枚银元以上。稍晚有蒋凤仪（书法家，解放后住上海）也很有名，年束修达七、八百枚银元。乡区先族兄鹤年（秀才）老先生在夏家山尹品三家教私塾；先伯墨安公在大荆山谈佐庭家和五陶村陶大信家设馆，年收入都有三百至五百银元。所以，经馆先生生活比较优裕。蒙馆先生待遇较低，一般仅够糊口。笔者十七岁在本乡老韦村教私塾，年收入不足一百银元，生活较为艰苦。
有的有名气的塾师；由于文笔通顺，熟读《六法全书》，熟悉诉讼程序，还包揽词讼替人家打官司，另有优厚收入。有的是地方士绅，出入官府，幕后操纵地方政权。有的是宗族族长，把持公堂，充当封建卫道者。
民国建立以后，教育行政机关曾明令取缔私塾。可是各地私塾不仅大量存在！有些地方还有所发展。芜湖私塾之数多于学校十倍。有几所有名气的私塾所教学生不足十名，束修竞达千枚银元以上。1922年（民国十一年）芜湖商埠义务教育筹办员崔祥鸿（名绅崔祥鸠堂弟）认为私塾得以存在于今日，有其不可埋没之特点。“一曰假日不多，除年假外仅数日之节假而已。二曰无不急之课目，除国文、算学外，如图画、手工、唱歌等或竞无之。三曰实行个别教授，学生程度无过与不及之弊。四曰无结队游行。五曰实行家庭联络。”私塾有以上五个特点，他反对取缔私塾，主张“吸收私塾之信用，籍以更张学校之实施。”他条呈缕析，洋洋数千言，呈请省教育厅长采纳。于是改良私塾之举便在省内展开。但是由于执行不善，徒有改良之名，未见改良之实。芜湖有的私塾竞然领取政府补贴，流弊甚多。1927年（民国十六年）6月，安徽省政务委员会教育科颁发取缔私塾条例十条，严行取缔在案。然而，在当时的条件和实际情况下，取缔私塾毕竟是行不通的。1928年（民国十七年）安徽省教育厅将取缔私塾条例十条改订为《安徽省改进私塾规程十二条》，籍资改进。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1月11日，省教育厅复制订《安徽省二十四年度改进私塾办法》，对改良私塾有成绩的还有奖励的规定。芜湖有部分私塾受到了奖励。
塾师培训起步较早。1917年（民国六年），即在学宫（夫子庙）开办一期塾师培训班。1921年（民国十年），成立“芜湖师范讲习所”，学习时期一年，学员都是塾师。1922年（民国十一年）开始，曾选用各区最受信仰的塾师12人，使办各该区学校。也就是说，从十一年起，有的塾师经过讲习，已经成为小学教员和小学校长了。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暑假，在城区、方村镇、清水镇分别集中全县塾师进行考试和短期训培。芜湖沦陷期间，汪伪虽有私塾改进会的组织，只是徒有形式，没有开展工作。抗战胜利后，私塾复兴，普遍设立，乡中心国民学校除辅导国民学校外，对私塾亦进行辅导。部分私塾还改为国民学校。
芜湖解放前夕，部分私塾自动解散了，消失了。建国后，经过调查登记的私塾有177所，塾师177人，学生1377名。芜湖全体教育工作者在做好中小学教育工作的同时，还加强了对私塾的辅导和改造工作。改造办法是：1.统一用小学课本；2.改进私塾的教学方法；3.塾师参加中心学区辅导会；4.观摩小学教师课堂示范教学。到1950年暑期，私塾只剩下74所，塾师74人，学生787名。随着改造工作逐步深入，1951年以后，有的私塾消失了，有条件的逐步改村小（初级小学），私塾学生成为小学学生，塾师成了小学教师。私塾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仅是文化教育史上一个名词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