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明钰口述，金弌整理
斛工，在我们这个曾以米市闻名于世的城市，已消声匿迹四十年了。如今，知道斛工与斛行是怎么回事的人不多了。当年斛行里的老伙计，今天仍健在的也只有两三个人，而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斛工在米市的历史上曾留下了漫长的一页，为了有助于人们对历史这一页的了解，我把我在斛行数十年的所见所闻所历讲出来，以飨读者。
一
我今年66岁，祖籍安徽巢县。父亲19岁那年来到芜湖，先是在码头上扛包打杂工。大约在民国初年，父亲22岁时，花了20石米买了外江唐注太斛行的一份股，入了斛行，当上了斛工。
当时，芜湖有三家斛行，他们是汪万源、汪有林和唐注太，分别位于芜湖沿河的上、中、下三段地带。上段为汪万源，控制着大砻坊至金马门一带的码头；中段为汪有林，控制着金马门至江口一带码头；而唐注太则在河南泗关街一带，控制着外江码头。据说，这三家斛行都是在清咸丰年间就已存在，得到官方批准得以营业的。在清朝，领有官方颁发的龙帖，民国则有县政府发的牙帖即执照。三家斛行中，汪有林与汪万源是叔侄俩，而唐注太的老板则为唐大河、唐小河兄弟。
这三家斛行分别拥有一百多个股份，每股20石米。入斛行的规矩很多，得有人引进，花20石米买下一股，再摆上几桌酒请斛行的老板和工友。酒桌上，老板向在座的斛工介绍新来的人，请大家多多关照。这样，就算入了斛行当上斛工了，斛行并不给斛工发工资，20石米买的股份也不分红，斛工的收入是靠上码头为米号斛米挣得的力资。其实，入了斛行就等于获得了上码头斛米挣钱的资格，不是斛行的斛工是不能上码头斛米的。
我的童年是跟着父亲在码头上混过来的。后来，上了几年私塾，因家境困难，十几岁就在码头上打杂工了。先是帮着绞包工提包、张包、绞包，收入很少。廿来岁时，父亲的一些老朋友劝父亲说：孩子大了，长期这样混下去不是事。进斛行搞碗饭吃，也能改善家境。于是，父亲找到老板唐小河求情，唐较爽快，一口答应，免交廿石米股钱。于是，父亲请了几桌酒，我就正式成为斛工了。当年，为了进斛行，父亲买了五斗米在家教我练斛米。一斛米为二斗半，需要不停地提起放下，得有把臂力。还要求迅速地将斛子装得满而均匀。几天里，我不停地用笆斗插米往斛里装，很快就学会了“旋斛”和“扑斛”这两种斛法。旋斛，就是把笆斗或簸箕中的米倒入斛子的最后一刹，手腕一旋，米均匀地铺洒在斛面上。扑斛，则是将米倒入斛子的最后一刹往前一扑，斛面的米平平整整。
记得，我第一次上码头斛米是在大巷口（宝塔根对面）的一艘小船上。那天，一个斛工有事未来，临时由我顶替。谁知，上船一看，我的头皮都麻了。船上装了七、八十石黄豆。我在家练的是斛米，可没练过斛豆啊。更何况圆溜溜、光滑滑的豆子比米要难斛得多。可是，既然来了，就得撑着。我不慌不忙地放下斛子，用笆斗插起豆子往斛里装。只见，手一斜，黄豆哗啦一下把斛子撞得往前一跄，很快漫过斛面沙沙地落在船板上。一旁的船老板急了，忙喊起来：斛师付，帮帮忙！我哼了声，可手仍无法控制住笆斗里的豆子。几石斛下来，船老板再也按捺不住了，大声叫超来：这豆子不能卖了，象你这样斛，我连船都得赔进去。那时，我年少气盛，心服口不服，嘴上还很硬：你不卖，我还不意斛呢。双方一闹开，米号、米行的老板都上来了。这时，一直坐在旁边的斛工胡克敖心里明白，连忙走上来说：“别吵别吵，船老板，我来斛吧。”于是，我也就顺势下了台。
第二次，我到春安码头（今四号码头）上工，又遇上了斛玉米。玉米虽然比黄豆好斛些，可对我这个生手来说也算难的。手稍一松，斛面上就堆起了一个小坟包。结果，还是别的斛工帮了忙。这之后，父亲在家弄了些黄豆，玉米等，教我斛，并嘱我在斛这些杂粮时，手里的笆斗要放平一点。通过苦练，我终于过了关。经过这两次周折，我重新走上码头，成为合格的斛工。
二
在旧芜湖米市上，经营米的买卖的行业主要为米号和米行。米号以代各地米商采运米粮出口为主要业务，有广州、潮州、烟台、宁波四大米帮，四十余号。米行则以介绍卖方出售粮给采运商（米号）为业务。而斛行则为买米方提供斛米服务，相当于今天的过磅。
每天早上，斛行都要将斛工们名单开列出来，挂在外面。米市开始了，米号和米行两家的出水（米号的出水又叫挡手，是负责检视米样的人，米行的出水又叫卖样），都是经验丰富、尺码极精的人，米抓在手中一看，就能分辨出米的糙细、干湿、碎整及种子含量多少，分别代表买、卖双方开价杀价。当价格谈妥后，就由为号家服务的绞包工去斛行喊斛工。绞包工根据排出的斛工名单任意抽叫，叫到名字的斛工便上船斛米。
装米来的船有大有小，大则数百石上千石，小则几十石。碰到大船一下就能挣上可观的收入，小船的生活则少得多，这全凭运气。一般来说，斛一石米，工钱在3分6厘左右（随米价上下浮动），由米号支付。斛工只记帐不直接从买方取钱。钱由米号给斛行，斛行老板按三七或二八扣的规矩，抽去一部分（每石约1分多），再支付给斛工。
经斛行老板这一扣，斛工到手的工资就不多了，加上不是每天都能干满活，因此，斛工的生活都很困难。于是，斛工们总得想法子弄点外贴。斛米是一个门道很多的行当，一石米可以斛成八、九斗，也可以斛成一石一、二，全在斛工的手上。那时，船家运米来芜有两种。一种为包壳子，即卖主将米实数包给船家运至米市卖掉，多了是船家的，少了得由船家赔。这种运输费较高。另一种叫不包壳子，即船家只管运，多少不管。这种运费低但途中米的损耗大，即便卖家押船而行，也无法堵住船家途中放包的漏洞。因此，当时船家运米来芜基本上都是包壳子。这样，船家在斛米时，对斛工就格外客气，都希望斛工手下留情，照顾一点。斛工们就利用船家们这一心理弄点外贴。
一般情况是，斛工上船后，斛上几斛米，船老板就会喊道：斛师付，手上帮帮忙。斛工停下答曰：好说，好说。当下看看仓里的米，伸出指头示意30或50，船老板认为可以，一点头“就这样”，于是斛米方才正式开始。
只见，斛工双腿叉开在船板上站住，船仓里的船工用一个大簸箕插入米中，然后将装满米的簸箕抛上船板，斛工一把接住，倒入斛中，双手手腕一旋，米匀称地铺盖在斛面上。接着，斛工一手提斛，一手用趟子（一种圆木棍）在斛面上一刮，米象无数白色的蚂蚁在斛面上爬动，尚未停下，斛工已将米倒入麻袋。麻袋装满后，绞包工将麻袋口绞好，运下船去。当米斛完后，船家立即把外贴钱支付给斛工，从不失信；另外，将船仓底的潮湿米送上一斛日“空仓米”，以酬劳斛工。
作为经营米粮采运业的米号，在斛米过程中要派人对斛工进行监督。通常的情况是，当一船米斛到一半时，米号会从斛好的米中抽出几麻袋，进行过秤。如果，上下稍差一点也就算合格了，误差过大就要全部重斛。不过，这种事几乎不会出现。
对斛工来说，最怕碰上的事是“校斛”。所谓“校斛”，就是来号的监督人发现斛工斛米时有明显的克扣现象，要求停斛并立刻对刚斛过的米进行重斛。如果校解后误差达到数升以上，号家就会二话不说，提起斛子就走。上了码头，好说的将斛子交给斛行老板，不好说的则当下砸烂斛子。此时，斛行老板就要出面了，除了训斥斛工外，米号要对该斛工予以罚款，斛行还得请酒陪不是。这些钱都得从斛工工资中扣。因此，斛工们都很谨慎，避免被米号发现自己做的手脚。既使遇上了校斛，也要想方设法使校斛合格。为此，斛工与绞包工关系甚密，相互配合。当米号监督人临近时，绞包工便示意斛工，斛工会以旁人难以察觉地速度将米操起呈上浮感，同时迅速地把米倒入麻袋。如果出现了校斛，绞包工就利用换撤麻袋的机会，将手插入米中用袖筒偷偷带米进去，使校斛无法发现问题。
在斛米的过程中，出现装头盖面的情况，也要停斛，所谓装头盖面，就是船上的米与样米不符。米号监督人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便会下令停斛，要求退货。于是，米行与米号双方重新交涉，一般是不会退货的，但价要往下压，直到重定的价格双方都能接受才可开斛。斛工在斛米时，发现潮湿霉变的米是不能斛进麻袋的；否则，被米号发现，麻烦就大了。
三
旧芜湖的三家斛行，在1937年以前彼此是各占一块地盘，井水不犯河水。抗战爆发后，芜湖沦陷，三家斛行合为一，打唐注太行号，加强了内部的联系。
在我的记忆里，三家斛行的老板以唐家老大唐大河最为奸诈。其人五十来岁，有鸦片烟瘾，黄皮邋遢，骨瘦如柴，终日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然其肚里装满了坏水，总是想着法子搜刮斛工。当鸦片抽得手头紧张了，唐大河就得想着法子找借口卖股份，这种卖股份完全是卖空头，老板什么都不出就能获得几十石米，还有吃有喝。而斛工人数增加了，活计还是那么多，斛工的饭碗不断地缩小。特别是三家合并后，唐大河要卖股，其他两家也要卖，一卖起码就是三股。斛工们对此深恶痛绝，但又敢怒不敢言，只能在私下里骂骂消消气。平日里，老板家添丁进口、红白喜事，生日做寿，斛工们都得凑份子，每次一人得出几块袁大头，一年下来，对斛工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因此，斛工的经济都很拮据，家庭生活非常困难。
民国廿几年，在码头上曾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械斗，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至今仍历历在目。械斗的起因，皆源于码头上抢饭碗。
第一次是绞包工的正帮与散帮之间的械斗。芜湖码头上的绞包工，分属于各家米号，约有三、四百人。米粮过斛后，由绞包工用针、麻皮缝合粮袋口，按缝合粮袋的件数向买方收取绞包费作为工资。民国廿年左右，码头上来了一些打散工的，他们袖口别着一根铁针，手里抓着一卷麻皮，在码头上逛荡，看见有绞包的活计、抢上去就干。这些人日渐增多，挤占了不少正式绞包工的活计。这样，便引起了隶属于各家米号的绞包工的不满，彼此之间时常发生口角和争斗。当时，称这些隶属米号的绞包工为广帮，称打散工的为散帮。散帮的人数愈益增多，双方的磨擦不断扩大。大约在1933年秋天，正帮与散帮都感到长期争执下去不是事，于是各派代表相约于老洋桥下（今中山桥南榨油厂）谈判。届时，正帮的代表马老小由陶再树等绞包工陪同，来到了老洋桥与散帮代表会面。双方正谈着，突然，一群散工（约数十人）从老洋桥上下来，看见正帮的人，立刻冲到附近的杂木市场上，抢了碗口粗的杂木棍，人手一根，叫骂着向马老小等人扑来。马老小未及逃跑就当头挨了一棒，头颅破裂，倒地而亡。陶再树等一看不妙，撒腿就跑。陶跑到老洋桥下被追上，乱棍打倒。陶遂即装死，方才保住了一条命。
此事发生后，在芜湖引起了轰动。正帮与散帮的官司打到了县政府。县长老爷可不管工人们之间的纠纷。米号老板也撒手不问。双方之间相互指责，不断扯皮，马老小的尸体放在老洋桥下，盖了一块芦席搁了许多天，当时天气较热，尸体已腐烂发臭。绞包工们再也看不下去，凑了些钱把马老小给安葬了。被打成重伤的陶再树就更惨了。米号老板不闻不问，陶作为一个穷绞包工，哪有钱治伤。后来，双眼瞎了，只得沿街叫喊乞讨，了却一生。而正帮与散帮之间的这场械斗则不了了之。
第二次是斛行与砻坊之间的纷争。旧芜湖的砻坊业一直很发达，有数十家之多，最大的有雷丰、崇余、恽氏等砻坊。每家砻坊因代客加工稻米，都备有自家的斛工。按规矩，这些斛工只能在砻坊内斛米，不能下河、上码头。后来，砻坊自家买米就让自家的斛工下河斛。这一来，就抢了斛行的生活，斛行当然不答应。有些青年斛工血气方刚，看见砻坊的斛工下河，就砸他的斛子。双方矛盾愈结愈大。约在1934年的某天（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各家砻坊集中了自己的斛工，又在外面请了一些地痞流氓作帮手，聚集于雷丰砻坊，各持木棍、匕首、大刀、长矛、九节鞭、三节棍等，准备与斛行大打一场。三家斛行老板发现事情不妙，也把各家的斛工集中起来，配备了各种凶器，准备迎战。老板对斛工们说：“砻坊要抢我们的饭碗，我们必须跟他们干。站着是你们的，躺倒是我们的。”（意为：打伤了由老板出钱治，打死了由老板出安葬费、抚恤费）。鼓动斛工与砻坊的斛工械斗。从那天起，老板便将斛工的工资停发，集中备用。同时，又由唐小河、汪万源俩人出面，邀集了一批社会上的混世魔王，双方摩拳擦掌，一场大规模的械斗随时都可能发生。
那年，我只有十岁，跟着父亲后面跑来跑去。我记得，当时从老洋桥到箱子拐一带的茶馆、酒楼，全被砻坊和斛行包了下来，整天开着流水席。以泗关街为界，向北为斛行包了，向南为砻坊包了。双方相持了几天，钱花得象流水。这时，双方请来的人彼此都相识，他们之间不愿兵刃相见，于是出来圆场。最后，双方以谈判了结了此事。谈判的结果确定：此后，砻坊买的米少（三、四十石）由自家斛，多则由斛行斛。外面买的米，砻坊不得插手斛。
1938年日寇占领芜湖后，三家斛行合并，斛工们自发地成立了斛业工会，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砻坊重新向外扩张，斛行与砻坊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与此同时，码头上绞包工的正帮与散帮之间亦加剧了磨擦。正帮与散帮为了组织起来与对方斗，分别成立了“大公堂”，“小公堂”。
就在码头上的多种矛盾纠葛中，有一个人却因此出人头地，大发横财。此人叫黄公明，安徽寿州人，身高1米8开外，大块头、方脸，明眼瞎，操一口浓厚的寿州腔。强记博闻，凡与之说过话的，第二次相见，他一听声音就能叫出人的名字来。黄1939年左右来芜，以算命为生，住四明路（今廿三中对面）。码头上的各色人等都到他那儿去算命。几次下来，颇为灵验，遂名声大噪。当时，大、小公堂的绞包工都常去黄瞎子处算命或问事。久而久之，黄与双方都有了交情。双方的工人遇到困难和矛盾也都去找黄瞎子商量。黄对双方说：你们这样斗来斗去，两败俱伤，对谁都不利。不如你们联合起来，有饭大家吃，有活大家干。经他这么一撮合，大小公堂便合并成立了包扎工会，黄瞎子任理事长，他又乘机将自己的堂弟黄老六安排到包扎工会中当帐房。大、小公堂的绞包工，白天平了活，晚上就要把收入的二成交给黄瞎子，相当于管理费。这样，黄便把包扎工会控制在手中，有了相当可观的固定收入；以此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势力。与此同时，黄瞎子又开始插手生意。新横街有个杨姓麻袋行，专门收购加工旧麻袋。黄瞎子插入了几股，成为老板之一。后来，黄又单独开了一家麻袋行，生意做得很大，不仅米号里经常上门买货，还销往外地。
当时，我十几岁，在斛业工会和包扎工会中当过茶房。黄瞎子外出访亲拜友或做生意上的事，都让我领路。一年到头，黄还给上几个钱，说是让我买双鞋穿。斛业工会与包扎工会都设在曾家塘，彼此相邻。当时，斛业工会为与砻坊的磨擦正闹着打官司。斛工们不懂法律，无人出头。黄瞎子在一些场合表示，愿意出头代表斛业工会与砻坊打官司；并夸下海口说：“打赢这场官司没问题”。斛业工会的工人们考虑到黄瞎子平日里与律师过从甚密，颇懂法律。又能言善辩，决定请黄瞎子代表斛业工会与砻坊打一场官司，谁知，这场官司成了马拉松，一直打到国民党政府垮台也未能解决。而黄则借此把斛业工会抓在手中，弄了不少钱。
黄瞎子在日本人投降后，混入了国民党的外围特务组织——皖南工作队，又与侦缉队有联系。长年肩挎短枪，招摇过市。记得那时候黄瞎子下澡堂洗澡，也要佩戴手枪。到了柜台，把枪往台上一放，说声“澡票”，好不威风。
黄大发横财后，广置私产。他在华盛街买下了一幢小洋楼，颇招人耳目。约在1948年前后，黄的小洋楼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受到一群身份不明的彪形大汉的光顾，家里洗劫一空，老母亲也被打死。黄空握一支短枪不知往何处打，战战兢兢地渡过了一个恐怖的夜晚。此事发生后，虽黄与旧芜湖军政界要人和社会头面人物均有交往，苦于毫无头绪，一直未能破案。黄的行为亦有所收敛。解放后，此人被镇压。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粮食实行了统购统销，米市始告终结，斛业也从此消失。斛工们得到了政府的妥善安排，我到了搬运公司。如今，我已退休，和儿孙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然而，那远远逝去的岁月和码头生活，却不时地惊扰着我的晚年之梦，促使我把它们叙述出来，留给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