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鼎元
一、军妓之产生
日本军妓制度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战争，实行军国主义、法西斯制度的产物。
日本法西斯为了配合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引诱广大青壮年投入“圣战”，进一步毒化、腐蚀他们的灵魂，于是，在日本侵略军的前沿和驻地普遍设立“慰安所”：即日本军妓院（又叫东洋娼妓院），在前沿叫战地慰安所或皇军慰安所，在驻地叫军地慰安所。为了保证军妓的来源，日本当局规定，凡服兵役男子的妻子或未婚妻，包括朝鲜、台湾等在日本占领地服役军人的妻子和未婚妻，均需服军役三年，随军充当军妓。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战争的扩大化，又规定，凡成年女子均需服军役三年为“圣战”效劳。因而，东洋娼妓的人数大大增加，仅安徽芜湖一地就有军妓三百余人。
二、分布地点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芜湖沦陷。翌年，日寇在芜湖设立军地慰安所数处，即所谓东洋娼妓院。东洋娼妓院彼此相距很近，这样相对集中的布局，一是方便日军兵舰、兵船上的官兵和过往暂时住宿的日军官兵；二是有利于日本军营里的官兵就近嫖妓，因中江塔附近，今之江岸路小学和六中等处是日军的重要兵营所在。
芜湖东洋娼妓院的分布地点有下列数处：
（一）原顺泰五金店（二层楼房），座落在中江塔旁防水墙处，该屋在修长江防水墙时拆除。
（二）原萧达三寓所（二层楼房），萧达三是旧社会芜湖青帮头目，他的寓所在今下二街58号。该处和“不知火馆”前后相望，原有巷相通，现已盖了宿舍。
（三）第一福明楼（二层楼房），在今下二街78号。
（四）第二福明楼（二层楼房），在今下二街76号，它和第一福明楼相邻，均在吉庆里（该巷与外道不通），巷口原有排楼和大门，后被毁，但排楼基石仍在原处。
（五）原大安栈旅社（二层楼房），在今华盛街27号安徽省长江修防局所在地，有后门通向江岸路。
（六）原交通旅馆（三层楼房），在今公安街34号新芜区税务分局宿舍。该处是日军盲人妓院，叫“不知火馆”，意思是看不见火光的妓女馆舍，这里有巷道和萧达三寓所相联。
（七）原新田旅社（三层楼房），在今藕香居7号中山路派出所所在地。芜湖沦陷前由日商开设新田旅社。芜湖沦陷后，该旅社迁到今中山路凤凰厅理发店。
（八）湖洋阁（二层楼房），在今上二街54号煤基厂，有后门通向小营盘。
（九）原日本驻芜通讯社（三层楼房），在今中二街133号。它和今中二街135号中二街邮电局相邻，是该局职工宿舍，有后门通向下长街。
芜湖东洋妓院的房屋均系砖木结构、木板地的楼房，至少二层，有的三层，其上有凉台。这些妓院均座落在里弄巷道里、较为幽静和别致。几乎东洋妓院都有后门通向邻近的街道和巷里，它便于日本官兵、政客和商人进出妓院。每一东洋娼妓院约有房十余间至三十余间不等，但每个房间的面积很小，陈设简单，每一房间仅放一张床铺、一张二屉桌及一些椅子，另外还有茶几、茶杯、面盆、毛巾和肥皂等。东洋娼妓院都自设厨房和露天浴室。司厨、烧水、买菜和勤杂工多为中国工人，男工多于女工，每处三、五人不等，烧水和打杂工有时还得为“慰安妇”擦背、冲水淋浴，但不准笑，否则将受到处罚。
三、血泪之恨
芜湖东洋娼妓院有十余处，东洋妓女有三百余人，其中，湖洋阁、原日本驻芜通讯社和原大安栈旅社等东洋妓院是高级的，原萧达三寓所、第一福明楼和第二福明楼等东洋妓院次之，其他又次之。高级的东洋妓院接待日本高级军官和政界名流，中下级的东洋妓院接待下级军官、士兵和日商。每个妓院约有东洋妓女二、三十人至五、六十人，年龄一般都在二、三十岁之间，但歌妓有的年岁大些，如湖洋阁的歌妓有的四、五十岁。东洋妓女有的嗜食“白面”（一种比鸦片更毒的毒品），因怕被鸨子看见，故往往在楼上门后或到对门邻居处躲起来吸食。东洋妓女畏鸨子如虎狼，有时在谈话之间，忽听到鸨子上楼的响声就立即中止谈话。东洋娼妓院里都是男子作掌柜，管帐的也都是男的，年龄都在四十至六十岁之间，如第一福楼男管帐的叫拉杉野，四十余岁。日本盲妓院叫“不知火馆”，盲妓善弹唱，上二街“湖洋阁”是较出名的东洋歌妓院，每晚七点三十分开始，到夜里十二点才散去。
东洋娼妓都是被迫被骗来华的，她们处境悲惨，心存血泪之恨。日本妓院每天开业时间是从早上七点三十分到深夜十二点，逢星期日则通宵达旦地接客。鸨子强迫妓女们每天接客四、五十人，有的多达六十余人，至少每人每日要接客十四、五人。来慰安所的大多是日本官兵，据日本官方宣传机关同盟社的特派战地记者报导：当时，侵占芜湖的日军部队有长冈部队、富士山部队、片冈部队、浅野部队、小酒井部队、井泽部队、副野部队和小池部队等。因而在芜湖的东洋娼妓以接待上述驻芜日军官兵为主，以接待过往日军为辅。进入东洋娼妓院的日军官曹，多是亡命之徒和衣冠禽兽，他们对待“慰安妇”，任意侮辱其人格、蹂躏其身体、摧残其生命，使“慰安妇”过着悲惨的生活。
妓女接待日本官兵、政客和商人稍有差池，就要受到他们的打骂。当大醉酩酊的官兵纠缠不休时，她们除了喊叫和央求打杂工人解救之外，只有强忍苦楚，含泪奉承，否则，又将受到鸨子的拳打脚踢、或饿饭等处罚。东洋妓女哭泣之声，邻居时有所闻。
日本官兵进入慰安所，系按官衔等级排队付钱买牌子，牌子分二元、一元二角、一元和八角不等，买到牌子才准进入内院按号入室。当听到锣声响时，男的就得从室内出来，换一批再进入，这样轮番进出，以锣声为号，便于控制时数，多作营业，加强对妓女的剥削。东洋妓女接过一客要亲至帐房，向管帐报号，由帐房管理人在各妓名下划“正”字计数，并逐日将每妓接客人数报给鸨子掌握。所以，东洋妓女常被折磨得精疲力尽，每到休息日这天往往跪请烧饭、挑水或勤杂工人反锁房
门，蒙头熟睡，享受难得的一时轻松。病妓痛苦更深，因不能接客没有收入，受到鸨子的歧视，从而降低了伙食和衣着标准，种种苦楚还不能外露，否则，又要遭到鸨子的进一步虐待。
星期日是东洋娼妓遭罪受难的劫期，这日全市的东洋妓女都要分批到设在刘郭山（北门上坎坡的高地）的日军医院——同仁会医院接受妇科检查。一般妓女穿木屐步行前往，高级的东洋妓女则乘坐人力车到达。受检的妓女，须先排队挂号，在交纳挂号费和检查费之后，再到候检室听号，二人一组分别入内室受检，约半小时方得出来。据当时曾随军医进入受检室的第一福明楼烧水打杂工人聂大个子说：“检查的医生手段极为粗暴，技术低劣，受检的妓女如遭劫数，痛苦难以启齿。”医院在检查中，如发现妓女有怀孕者，立即通知妓院，将她送回本国待产，产后期满仍需返回。病妓停止接客，待治愈后继续操业。
平日，东洋妓女在言谈中常诉说自己内心的苦楚，流露出不满现实的情绪。她们对侵略战争和军妓制度有着深刻的仇恨。譬如，第一福明楼的妓女有的就把日本当局颁发给她们的裕仁天皇御照烧毁，以泄心中的愤恨。该妓院的东洋妓女卡里玛露（二十四岁），有一次她对勤杂工聂振新说：“我丈夫在日本是一个普通商人，家里有一男孩和一女孩，我是被迫服役的，我想家、想小孩。”还有沙达依和塔必罗等东洋妓女，她们都深有同感。湖洋阁里的歌妓亚米妮，三十一岁，皮肤较黑，洗衣女工喊她“黑米妮”。有一次，外包洗衣女工李文英（当时二十六岁）和亚米妮谈家常时，听到她说过：“我家丈夫战死了，不久我也被征当了军妓，我有三个孩子，我很想念她们，但是，要三年才能回家看孩子。”说时，泪水不禁夺眶而出，心情极为悲伤。
在日本侵略军前沿的战地慰安所，妓女悲惨处境比之上述军地慰安所妓女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的军妓除了接待战地前沿的官兵之外，还要随时接待大批即将投入侵略战争的新兵。参战前夕，新兵都必须响应上级号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因为根据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说法是：“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养精蓄锐”就是去体验女人。于是，大批新兵成群地涌向慰安所。慰安所里的房间就象日本医院那种造价低廉的大病房。在一条走廊的两侧拉着帘子，里面是细长的房间，约有五十张左右的床，“慰安妇”在各自的房间里等待着接客。士兵们在帘子前面排队，每隔十分钟轮流入内，有的帘子上面还标着红色的记号，这表明这小屋里的慰安妇带有性病。可想而知，战地慰安妇要遭受着多可怕的痛苦！
在东洋妓院里，日寇不仅压迫、剥削和蹂躏日本军妓，也同时坑害中国年轻女子。凡被抓到的中国年轻女子先要张开双手，让日寇仔细检查手掌，如果是农民或工人的手，就当场作为“消遣品”而被奸污，或被送到慰安所当妓女。如果是个白手女人，就以八路军密探的嫌疑交给日本宪兵队严加拷问，然后处死。
在军地慰安所里，日寇常迫使中国妇女充当军妓。譬如，新田旅社慰安所，鸨子经常出“条子”派人送往集益里头排或二排，点名要地方名妓充当慰安妇，以补充日本军妓的不足。
日本军妓初到芜湖时，经常到附近的男浴室洗澡，并喊男工人为她擦背和冲水沐浴，使已下池的男人惊讶异常，急速穿戴离去，然而，日本妓女却习以为常，继续到男浴池洗澡。一九三八年上半年，第一福明楼和第二福明楼的东洋妓女经常到附近的嘉国澡堂（男浴室，在今寺码头41号，是旧社会芜湖青帮小头目王炳南开设的）洗澡。后来，各东洋娼妓院自设浴室，如今下二街76号，第二福明楼后院的两处浴池仍在原处，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本国广大妇女和朝鲜、台湾等妇女所造成灾难和耻辱的历史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