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化新
（一）
一九三九年八月，我在无（为）繁（昌）沿江新四军三支队游击队任文化教员。四〇年三月，张伟烈、苏拓夫同志决定从游击队调我和黄继培（沿江游击队文书），去泾县军部教导总队学习，三支队所属各部队调去学习的还有一大批同志。我们沿途由兵站一站站转送，到了泾县云岭军部，在中村招待所住了两天，我和黄继培就被分到教导总队二大队四中队学习。
四队队部驻在中村董家祠堂，后移武朝门九祠堂里（现改建为中村乡政府）。从三月开学到十月结业，我们在这座祠堂里生活学习了八个月，即重新上前线去工作。
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是“抗大”新四军分校。新四军在皖南抗日前线先后创办“抗大”式学校三期，我们是第四期。每期学制六至八个月，第四期学制八个月。
教导总队队本部驻云岭中村，总队长由军部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教育长是冯达飞，政治部主任是余立金，队列处处长为张元寿，训练处处长为赵希中。该队另设有管理科、队列科、供给科、油印所、警卫班、招待所等单位。总队下设三个大队，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新四军四今支队的班、排、连级军事和政治干部；有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京、沪沦陷区的爱国青年；有海外华侨和流亡我国的朝鲜青年。文化程度有大学、中学，也有小学文化水平，还有的学员只读过几年私塾，军队来的文化水平一般都偏低。
（二）
第四期教导总队有三个大队（共有九个中队）。第一、三五、七、九中队为军事队，以学习军事战术为主；第二、四、六、八队是政治队，以学政治为主。一中队为连干，二队为政治干部，三队为排干，四队为学生队，五队为连干，六队为政指，七队不详，八队为女生队，九队为营级及营以上干部。担任九队队长的先是林维先（解放后曾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后为梅嘉生。
我在二大队四中队（政治队）第三班学习，四队队长先为蔡园，后为刘奎（解放后任过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已病故），指导员是胡继庭（红军干部）。三班长为赵汝祥、陈天赐，同学有吴新采、许呈炜、张祖池、李漱泉、刘祖德等。在学习期间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四队同学还有：杨刚、贾政、高醒潮、项璞、张桢琪、王华，菲津滨华侨有吴新采、许呈炜，朝鲜同学有李仁平、李弘、李世民，他们在队里曾为我们演出红军舞与朝鲜舞。上海同学有高虹、匡洪、王斌、朱士俊、陆惠平、彭醒霞、王政，前方调来的有彭国斌、王律艺、方刚、罗琼、郑聘昌、李桐铭、施玉意。四队大部分学员是学生出身。
教导总队的教学方式以自学、互学、讲课并重，教材以编写讲义为主。抗战时期印刷条件差，大部分教材都是油印的。《政治经济学》每班只发一、二本，专人保管，轮流传阅。树荫下是课堂，背包是板凳，膝盖是课桌。
尽管学习的物质条件很差，但大家学习积极性很高，加上教师在全国都是第一流的，因此，学员的进步很快。当时政治课程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发展史，担任讲授政治经济学的是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同志，社会发展史是姚耐同志讲授。军事战术课由军部军事教官陶炳坤同志主讲。我们的学习，以笔记、开讨论会为主，以打野外（即野外军事演习，群众叫打野操）和出墙报问答等方式为辅。政治队每周四天学习政治课，两天学习军事。军事队四天学习军事课，两天学习政治。军事课从站岗放哨、利用地形、地物、打靶、投弹、侦察判断、哨兵任务等基础知识学起，接着讲班排连防御、进攻、退却、侦察，行军时的尖兵、前卫、后卫宿营时观察地形、派出哨兵等军事行动。在战术上有山川、河流、迂回、巷道、地雷、地道、攻坚、阵地、运动、游击、攻点打援等课程，此外还学习绘制作战地图、沙盘作业、用重叠排枪打骑兵等项目。
学习的最后阶段，军部首长还亲自来讲课。我记得叶挺军长讲授“游击战术”，项英政委讲授“论政党”，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讲授“中国的农民问题”，参谋长周子昆讲授“掷弹筒、迫击炮学”，敌工部长林植夫讲敌工工作，民运、统战工作课程由军部其他首长分别担任。
教导队按照“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严格要求学员，男女学员每人配发步枪一枝、子弹两百发、手榴弹两枚、挂包一只、背包一只、米三斤、笠帽一顶、锹一把，总负荷为35至45市斤。这些装备全部随身携带。
作息时间以吹军号为准，五点半起床，六点全副武装集合，跑步上操场。二大队的三个中队在一起出操，冯大队副喊口令，他声音洪亮，口令准确。五队队长×××（南洋群岛归国华侨）也经常喊早操口令。全教导总队在一起会操，冯大队副喊口令为多。七点半洗面早餐。上午整天上课，晚上开讨论会，按学习提纲进行讨论，解决学习上的问题。还举行生活检讨会：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解决生活上问题。夜间紧急集合，一、二个月当中就举行一次，谁不认真，没有敌情观念，谁就会随时受到领导的批评教育。我刚入学不久，参加第一次紧急集合，我认为日本鬼子真的进攻山区，紧急集合军号吹响后，我从睡梦中惊醒，思想十分紧张，黑夜里背包打不起来，全队已跑步占领前面大山，机枪、步枪进入阵地，严阵以待，我急忙丢下背包，携带武器弹药，向部队跑过的方向追赶，后来才知道是夜间紧急集合演习，闹了一场笑话，受到了队领导的批评。当时有的同学鞋子跑掉，有的衣物丢失，有的绑腿未打，通过多次地紧急集合的锻炼，最后纠正了在紧急集合中的忙乱和丢失情况。
（三）
全校教职员工全是部队编制，每人根据原来职务发少量津贴。当时由国民党第三战区统一发少量津贴，排级二元五角，连级三元，新学员二元，我是游击队文化教员，每月三元。津贴只能购日用品，每人每天三钱油、三钱盐、少量菜金，生活十分艰苦。早上冷水洗盥，还利用山涧溪水洗澡。大家都穿草鞋，我每次打野外要穿草鞋一双。学员每月定量小米四十五斤，每天三餐干饭（很少吃稀饭）。一个班十二人围绕一桌，没有板凳，全班仅有一盆菜，为防止传染病，吃菜时备有几双公筷。吃饭时间也由20分钟缩短到每餐5分钟，同学们都把饭盛好放在桌上，值日排长一声哨音，大家一齐吃起来，吃完以后还站队集合。有时也在山上野飧，为去前方打仗打下良好基础。为了改善伙食，学员们就利用星期日时间，轮流分班上山砍柴、两人拾一担柴下山。炊事班同志自己喂猪，做豆腐、生豆芽以改善伙食，每周加餐一次：一桌一盆猪肉。面对艰苦的生活，学员们无人叫苦，经常放声高歌。
队部门前，日夜站岗放哨，夜晚还派出哨兵过石桥，到对面青山、西墩山放哨。当年没有计时钟表，只得点香为记，一班岗站两支香的时间，两支香烧完，班长就率领哨兵到山上换岗。年轻人睡着了就难以醒来，同学们最害怕夜间起床站岗放哨。
教导总队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体育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多彩，每天傍晚都要进行体育活动，如过天桥、跳沙坑、爬木城、走梅花桩、翻围墙、溜滑梯、跳障碍等。总队部在中村设有俱乐部，常打篮球、乒乓球，文艺活动更为活跃，著名作曲家“渔光曲”作者任光、小提琴家何士德等同志均在新四军军部云岭工作，何士德曾为教导队演奏“高尔基挽曲”。歌咏活动在教导队开展得很活跃，四队和女生队尤为突出，皖南新四军部队经常流行唱的“抗战歌曲”有“反扫荡”“繁昌之战”、“我们是工农自己的队伍”、“游击队之歌”、“毕业上前线”、“新四军军歌”、“流亡三部曲”、“青年之歌”、“太行山上”、“延水谣”、“黄河颂”。这些革命歌曲高亢游越，能陶冶人的情操，鼓舞干部战士的斗志。教导总队的学习是那样紧张，生活是那样的艰苦，但是没有人情绪消沉，更没有人中途退学，除了前面所说的大家有高尚的无产阶级革命理想，懂得为谁吃苦，为谁牺性之外，还与平时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消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有关，另外，这些革命歌曲的鼓舞、激励，也起着巨大的作用。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我们结束了八个月的学习生活，在“毕业上前线”的悲壮歌声中，同学们依依惜别，各自奔赴自己的战斗岗位。我分配到一支队新一团一营担任文化教员，投入拯救民族危亡的血战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