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泰英
（一）进山之前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从和平建设祖国的愿望出发，向国民党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决定皖南新四军撤到苏北解放区。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我皖南地委和新四军皖南支队奉命北撤，仅留下尹彬、张良仕率领二十多人的游击队，就地坚持在铜陵地区。
十月初，华东局考虑到地方斗争的需要，从更好地坚持地方游击战争的实际出发，派杨明同志率新四军皖南支队三团两个主力连和警卫连大部约三百人返回铜陵。随后，朱农、陈爱曦、陈尚和等同志也奉命回到铜陵，成立了中共沿江中心县委。十月十日，沿江中心县委在铜陵雁门肖家村召开的县委会议上，据据皖江区党委电报指示：“我们进山，坚持皖南游击战争，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紧密依靠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武装斗争配合政治斗争，以便站住脚跟，建立隐蔽的游击根据地”。针对当时敌我双方的形势，县委确定了“背靠山区、面向平原、积蓄力量、隐蔽坚持、争取时机与胡明同志打通联系”的方针。会后，派张良仕、姚生等同志化装到泾县、青阳、南陵山区侦察地形，调查情况，联络当地党组织，到盘台和我党搞交通的张贵同志取得了联系，为日后部队进山开展游击战争作准备。
张良仕、姚生等同志从泾青南回到铜陵后，沿江中心县委根据他们侦察的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皖南宾山作为游击根据地条件比较优越：宾山地处泾青南三县交界，那里群山连绵，层峦起伏，开展游击战争有广阔的回旋余地。
因此，沿江中心县委果断决定主力部队撤离铜陵，转移到宾山地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陈爱曦、姚生等同志先进山，随后杨明同志进山到盘台和陈爱曦等同志去太平樵山，朱农同志和我们县大队机关干部、战士四十多人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最后离开铜陵。
（二）宾山扎根
一九四五年农历十二月初的一天夜里，朱农、我和县大队机关干部战士一行四十多人，突破敌人的警戒，离开铜陵向泾、青、南三县交界的宾山地区进发，夜幕沉沉，没有向导，只好在部队里找了一个叫吴驼子的青阳人带路，没有路标，我们就凭借着张良仕同志临走时留下的一张草图，脚踩生地，摸索着前进。在无畏的战士脚下，崎岖的山路似乎平坦了许多。拂晓前朱农同志在手电筒的光亮下打开地图查看，已到了宾山脚下，二酉保的水家冲就在我们的前头。
一到水家冲，我们就在冲头冲后布了岗哨。只见冲里还有灯火，我们留多数战士在冲里就地等候，带了侦察、警卫七、八人向着那灯火的方向走去。近前一看，才知道这里原是一个纸槽，纸槽里还有几个工人在干活。他们突然看见我们，又是惊讶，又是恐惧，畏怯地望着我们谁也不说一句话。为了打消群众的顾虑，朱农同志笑着问：“哪个是这里带班的？”工人们指着年龄稍长的一个黑脸汉子说：“他，张聋子。”
朱农同志又笑着对他说：“我们是新四军，是人民群众的队伍，是执行党中央的命令到皖南来配合大部队做后方工作的，是你们的子弟兵，为你们做工作的，大家不要怕，都是自家人”。
纸槽的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原来他们是新四军啊”。“怪不得哩，看上去象老百姓，和我们差不多；挺和气的，不象是坏人。”“戒备”已经解除，怀疑很快消失，朱农同志就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我们的要求。他说，我们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也要求你们掩护我们，要为我们保密，工人们表示同意。
这时纸槽工人主动通知在门外的同志进来休息。接着，我们和张聋子单独谈了一些情况，要求他帮助我们买米买菜，提供一些敌人活动的情况。张聋子满口答应了。接着朱农同志布置一部分战士在山冲里盖山棚，随后便和我们一起到山上去察看地形。
水家冲这地方，山不高，但山冲较深，背靠大宾山，从冲里到山顶有一条曲折窄小的路。老百姓说，那是野兽走出来的山路，翻过宾山，就是四出之地：东可通泾县，西可到青阳，北可去南陵，南可达太平。这里可真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之处，我们决定在水家冲住下来。
水家冲这个纸槽，既是生产纸的作坊，也是做买卖的地方，与外界交往广泛，每天人来客往不断，我们在这里进进出出，不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我们以纸槽为立脚点，白天在山棚里休息，夜晚组织外出活动，宣传、访问群众、了解敌情，进而渐渐地扩大活动范围。我们从青阳的水家冲、苏家冲、金家冲、宋冲一直到南陵的大格里，收集了不少情况。主要有三点：（1）早在土地革命时期，那里就有红军的活动，建立过红色革命组织，领导群众与地主、土豪劣绅开展过斗争；抗日战争时期，还建立过农会、妇联会、青先队、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当地的群众对革命有一定的认识，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感情；虽然皖南事变后失去联系，但地方党员有些还没有自首，隐蔽下来了。（2）国民党反动派谣言：“皖南新四军巳经全部撤走了，现在是一些坏人、土匪在作乱”。群众由于不明真相，不敢接近我们。（3）从敌人过去的情况来看，县与县之间争地盘、拉山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矛盾重重，这倒便于我们利用敌人矛盾，见机行事。
我们把收集的一些情况综合研究，决定从几个方面着手，把群众发动起来，开展斗争。
首先，在县大队内部统一思想认识，俗话说“打铁要靠本身硬”。我们教育干部战士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针对敌情结合我们的任务，进行“三员”，“三多”的教育和动员，要求我们的干部战士一定要明确武装斗争为政治斗争服务的原则，把群众工作放在首位，当好“三员”。即既是战斗员，群众工作队员，又是党的政策宣传员。我们特别强调部队内部的团结互助，谁有缺点要及时反映，及时帮助他改进，决不能在群众中留下不好的印象。“三多”即交际朋友要多，活动地方要多，控制地盘要多。要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争取多数，孤立和打击极少数顽固分子。无论在什么恶劣的环境下，宣传、教育群众的工作都不能放松。敌人如果到这边来“清剿”，我们可以转移到那边去做工作，“东方不亮西方亮”；敌人用武力来“清剿”，我们就发动群众用政治攻势去粉碎它。
具体的办法是，一个村一个村的宣传，挨家挨户的搞调查研究，个别谈话交朋友，对群众进行形势教育。经过几次教育和宣传，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见到我们也不再躲避了。
第二，找“革命种子”、“望远镜”。敌人有正规军、地方部队，有特务人员。我们力量单薄不能公开活动，要想知道敌人的活动情况，就得到处有我们的人，有我们的“眼睛”。我们先从纸槽着手，我们了解到纸槽工人，虽然心向我们，但他们怕老板方忠秀。因此做好方忠秀的工作，有利于我们发动群众起来斗争。方忠秀是国民党宾阴乡乡长，水家冲竹山是他家的，他开的这个纸坊很赚钱。我们叫张聋子去报告方忠秀，就说来了新四军，即使现在走了，以后还要来。
方忠秀听说来了新四军，连忙问：“他们讲了些什么？”张聋子说：“他们叫我带个信给你，叫你不要反对新四军。否则以后不好办，说不定纸槽也保不住。”
方忠秀非常害怕。纸槽是他的摇钱树，他怕毁掉纸槽砸了锅，更怕新四军神出鬼没地去找他算帐，就答应了我们三个条件：一是不向敌人报告我们的活动；二是及时向我们提供敌人的活动情况；三是不残害群众，经过这次考验，张聋子和我们的心贴得更近了。
十二月上旬，国民党主力四十四军所属一五〇、一六二两个师在军长王浚率领下，以“收复失地”为名，杀气腾腾地闯入铜陵、贵池、青阳、大通等地，狂嚣着“三个月内消灭皖南共匪”。他们伙同国民党地方武装大肆“清剿”，杀害我干部和当年积极抗战、支持帮助新四军抗日的革命群众。由于我们早有预料作了进山准备，离开铜陵军队，番号领导姓名都改了（朱农改为孙兵，部队到一个地方一个番号）使敌人摸不着头脑。四十四军在铜陵、贵池“清剿”两个月扑空后，得知我们巳经转移的消息，翌年二月间就转移到泾青南地区，把我县大队作为主要目标，在青阳、南陵县常备队配合下，进行“清剿”，并在每个区乡都筑了碉堡，配备三、五十人枪，对我们严密封锁；他们还成立了以青阳县调查室为中心的特务组织，开展特务活动，各村又有村民“巡逻队”，发现情况就鸣锣向他们报警。如果哪个村的“巡逻队”知情不报，就以私通共匪论处。群众整天提心吊胆过日子，生怕村庄不宁，家人被害。
针对以上敌情，我们把四十来人化整为零分成几个小分队，分派到宾山几个冲的外围去活动，以转移敌人视线，相机开展群众工作。王克祥同志带小分队到南陵、泾县一带；孙林、姚生同志带小分队到青阳的杨田、东堡、陵阳、泾县的查村、万脚岭一带活动。以后又派胡江水、章贵、孙举东带一部分人分别到贵池、九华山等地去活动。这些小分队白天隐蔽，夜晚活动，宣传教育群众，灵活机动地避开敌人的“清剿”。
三个月过去了，严寒的冬天渐渐消失，山风给人送来阵阵暖意。我们在宾山稳稳地扎下根来。同志们望着日渐发绿的群山，分外苍翠的竹林，拉着纸槽工人们的手说：“敌人说三个月内消灭我们，到现在连我们的一根毫毛也没有拔掉，算盘子又拨空了！”说着大家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群山间久久回荡着我们和宾山人民胜利欢快的笑声……
（三）深入发展
一、鱼水情深
俗话说：“水深养鱼”。在那艰苦的岁月里，我们在群众中如鱼得水，开展各种形式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同时又发动了群众，壮大了革命力量。
在斗争中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在宾山地区群众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新四军。记得一九四六年秋，敌保安团配合泾县土顽向我根据地突然进攻，我一连战士突围到了汪家山头上的汪老大家，村上也只有三、四户人家，干部、战士已有两天多没有吃上饭，情况又非常紧急，汪老大就动员他们把仅有的三十多斤米和早熟玉米煮给我们吃了，而他们自家的老小只好饿着肚子。大家知道后都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而他们却说：你们为我们打仗，保证你们吃上一顿饭，只是表示我们支援的一点心意。后来敌人发现了这一情况，放火烧了他们几家的房子，又将汪老大逮到章渡乡公所严刑拷打，他没有说出一句不利于新四军的话，充分表现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气节。
二、发展组织
在粉碎敌四十四军“清剿”后，我们在宾山周围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入党。青阳第一个发展了纸槽工人张聋子（张银根）这样优秀分子入党，以后又发展彭国喜、林毛子（林运青）、王驼子（王春香）、金家冲程新荣、宋冲梅继忠、张炳南等同志入党；南陵大格里发展胡来保、胡宣福同志入党；泾县勘上发展董生坞、王德科、王学文等同志入党；皖南事变后失去党的关系的洪秀荣、开化、张可钦等七名地下党员接上了关系。王克祥、孙林、胡永安、胡江水等同志也发展了几名党员，在这段时间共发展三十几名党员。在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种子。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七一指示》下达了。根据《七一指示》和形势的需要，成立了泾青南工作委员会。朱农同志任书记，王克祥、孙林、姚生和我为委员。部队由姚生（连长）、王克祥（教导员）、孙林（指导员）负责，加强了群众工作的领导。
当时，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积极分子不断涌现，工委研究决定趁热打铁，积极发展新党员，要求在宾山周围每个村有党员，每个保建立党小组，有条件的就成立党支部。在泾青南工委的领导下，群众工作很有成效，泾县董生坞发展一批积极分子入党，大格里胡来保发展黄永安等数人入党；青阳发展了新党员十几人。同时从新党员中选了王德科、王学文等八位同志参加了部队工作。我们进山时播下的革命种子，开花结果了。
三、反特斗争
在宾山地区，有些地方的特务和国民党的乡、保长为非作歹，群众恨之入骨。为此，我们布置了群众性的反特斗争。青坑保有个国民党的保长叫王献忠，我们对他曾经进行多次教育，并派人带口信瞥告过他，但他屡教屡犯，仍然坚持与我们为敌，到处派人打听，收集我们的活动情况，我们决定拿他开刀，杀一做百。杀了王献忠之后，群众拍手称快，我们又抓住时机，向群众宣传，继续揭露王献忠反革命的罪行，对敌人震动很大，使一些原来与我们为敌的家伙，也表示不再做坏事了，乡保长主动来和我们联系，表示拥护我们。
接着，我们因势利导，对一些可以争取的人主动做工作，使他们站在我们一边来。乌谭区的区长叫郑康仁，过去政治态度不十分反动。我们认为可以对他进行教育、争取。杀了那个保长后，朱农同志亲自找郑康仁的岳父做工作，说明我们的政策，希望他的女婿能够和我们合作，争取有个好前途。郑康仁的岳父当然不希望女婿落下个坏下场，就去找郑康仁，劝他不要反对新四军，不能象姓王的保长那样做坏事。郑康仁在他岳父的开导下，表示愿意和我们合作，他说：“你们活动，我装作不知道。”实际情况也如他所说那样。从那以后，郑健仁表现确实不错。
惩办首恶分子，争取可以争取的中间分子，而对于广大的群众则采取不断的正面教育，强调军民一条心的重要性，使群众懂得：只有大家团结一条心，敌人才不敢欺侮我们，才打不垮我们，而我们却能打垮敌人，我们在那时，经常和群众谈心，给大家讲革命道理。俗话说：“兄弟四个四条心，家里吵的乱纷纷；兄弟四个一条心，门前黄土变成金”。这些道理群众一听就懂。群众觉悟提高了，把我们真正当作自家人看待，一听敌人活动的消息，就向我们报告。而我们在群众中开展活动，敌人却一无所知。一九四六年六月，青阳常备队一百多人枪，还配备两挺机枪，由国民党青阳县县长亲自率领，天黑时赶到平延周。张银根同志得知消息后，立即给我们送来情报，我们迅即转移到几十里外的杨田坑。敌人赶到宾山扑了空，胡乱放了几枪，抓了五个老百姓，在宾阴乡住了一晚。第二天垂头丧气地回青阳去了。
（四）点燃烈火
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反人民的内战不得人心，在战场上屡遭失败，国内形势越来越有利于我方。中共中央于三月八日发出关于开展蒋管区农村游击战争的指示：要求各游击根据地由原来的分散隐蔽走向公开地、大胆地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由积蓄保存力量走向积极地壮大力量，由单纯的军事游击战争转向广泛的，多种斗争形式的群众性革命游击战争。中央的“三八指示”很快传达下来，极大的鼓舞了群众，从而使群众性的革命游击战争犹如火星落在干草上，一处点火，到处燃烧。泾青南工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抓住有利时机，结合泾青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拖、二清、一抢”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横征暴敛和地主的剥削，农民的生活得不到温饱，不少群众处于饥饿状态。国民党反动派却照样征丁征粮征税。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发动群众给他们来了个拖的办法，他们搞“三征”，我们就搞“三拖”，拖得他们没有一点法子。
在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群众无米下锅。解决广大贫苦群众的燃眉之急，最好的办法就是“抢粮”。我们根据群众的要求决定部队配合先抢刘店乡的一个大仓库。
刘店乡粮库在宾山脚下，那里有一个国民党的碉堡，群众想去抢，又害怕碉堡里的乡自卫队，开始时犹豫不决，后来知道有我们支持派部队保护他们，和他们一起行动，胆子就壮了。一天夜里，几百个贫苦农民带着口袋、稻箩等工具，呐喊着一拥而上，倾刻间把仓库里一万多斤粮食一抢而空。
刘店乡粮库被抢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泾、青、南地区，各地群众闻风而动，不几天贵池、青阳、泾县等地国民党的粮库都被抢空了，连青阳和铜陵交界处朱村国民党军粮库里一万八千多斤粮食也被抢空了，参加抢粮的群众多达几万人，共抢了一百多万斤粮食，解决了当时群众的春荒问题。
但是，国民党的粮库不是到处都有，那些没有粮库的地方，群众的春荒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我们在做群众工作过程中，了解到一些地主、恶霸、乡保长贪污、侵吞祠堂地租和积谷的事实，就引导群众开展“二清”斗争。但二清斗争不象抢粮斗争那样容易，广大群众要打破情面，和地主恶霸面对面斗争。我们没有经验，怎么办呢，就决定搞试点。经我们调查，二酉保董村可作为试点，清算对象是保长董维文。
工委决定由我负责具体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斗争，挑选了吴兆春（搞群众工作有经验）、洪秀荣、张银根、程新荣组成五人工作队，先在宋冲开会研究斗争方案。洪秀荣同志提出搞诉苦、搞串连，把一些知情人和董姓的赤贫户串连发动起来，开展斗争。
我们到了二酉保后就分头访贫问苦，同群众一起挖苦根。结果大家一致要求组织起来成立农会。第三天，我们就把农会建立起来了，群众推选张银根当主任，清算董维文侵吞积谷问题。布置由农会出面召开群众大会。要求：（1）不打不骂，说理斗争，从道理上战胜他。我们也参加，但不出面讲话。（2）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因此要先研究董维文这个人在会上可能表现的态度。董维文不仅是二酉保长，而且管祠堂地租和积谷多年。由于董姓血缘关系，一部分群众可能知情不揭，或者碍于面子不敢斗争。要使董维文低头认罪，必须深入发动群众，特别要发动知情人当面揭发问题。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由张银根主持群众斗争大会。张银根在大会上揭露董维文侵吞大批祠堂积谷的事实，说的有理有据，慷慨激昂，群众听了非常气愤。有的说，原来你侵吞了这么多谷子，真是罪大恶极，你把祠堂的谷子搞到那里去了？董维文的本家董××说，因为揭不开锅了，去向董维文借粮，他就是不肯借。我和他拚命，他不但无动于衷，还洋洋得意，坐在那里冷笑！会场上气氛热烈，群众义愤填膺，质问声此起彼伏，震憾天地，但董维文一直不开口，既不认帐，也不否定，满以为群众不明底细。我们看到他如此目无群众的样子，心里都很气愤。洪秀英同志说，请粮管当面揭发董维文侵吞积谷的事实。董维文万万想不到粮管会出面揭发他。在一笔笔事实面前，在广大群众的怒吼声中，他终于低下头来认罪了。
张银根质问董维文：“你侵吞的祠堂谷子，打算怎么办”？
群众喊叫着“叫他退出来！”“对！叫他退出来！”几乎所有的群众齐声高呼，董维文害怕了，只得同意把侵吞的谷子退给群众。帐房一算帐，董维文总共侵吞祠堂租谷一万二千多斤。农会宣布这些谷子全部分给群众。
打这以后，二酉保农会的威信树立起来了。我们通过农会进一步动员群众组织保家队、民兵武装；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不久，这个乡有二十五个村庄成立了农会、妇联会、保家队、民兵组织。
（五）壮大武装
二酉保的经验很快在各地开花结果，各地群众不仅有了自己的农会组织，而且有了自己的武装——保家队和民兵是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力量，主要任务是打击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各乡、保公所自卫队、特务分子。这时，我们的游击队巳由隐蔽走向公开，大胆地公开地带领民兵杀敌夺堡。
一九四七年秋天开始，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连续攻打了十几个乡、保公所（其中青阳打掉了七个乡公所，一个保公所自卫队。如有一天夜里决定姚生、柯斌带领县大队主力三十多人枪去攻打杜村乡公所自卫队。我们机关只剩下几个干部和后勤人员共十来个人，朱农、我和吴永安几个同志研究决定在同一天晚上去打宾阴乡公所。这个乡公所有三座碉堡，自卫队有三十几条枪，硬打是不行的。要里应外合和利用民兵的力量才能取得胜利。经过周密的考虑，我们叫彭国喜把自卫队副队长戴光新找来，动员他配合我们打宾阴乡公所。戴光新经过动员，同意配合我们行动，并为带路。彭国喜同志动员附近民兵五十多人，加上机关干部和警卫人员、炊事员和五十多个民兵，智取了宾阴乡公所，当场缴获三十几条步枪。宾阴乡公所旁边有一座粮库，打掉乡公所后，民兵们打开库门，把库内存放的粮食全部分给当地群众。这天晚上打两个乡公所，都获得胜利。
敌人惊惶失措，连忙下令把乡公所的武装集中到县城、木镇和庙前三个据点，妄图保存实力。由于乡公所的武装都集中到县、镇，其它地方便全部成了我们的地盘。
武装斗争的胜利，给泾青南地区群众以极大的鼓舞。那里的群众就象亲人一样对待我们。斗争生活是艰苦的，胜利果实也是甜蜜的。经过两年多时间艰苦的斗争，群众深深地感到新四军是自己的部队，不久，泾青南地区掀起了一个参军的热潮。最典型的是泾县中村董。一九四七年八月间，我们组织武工队和地方党员分头到群众中去动员新兵，宣传参军保家乡的道理，并鼓动党员带头。中村董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哥哥送弟弟参军的动人场面。仅一天就有八十多个青年报名参军，成立了一个新兵连。这个新兵连后来编入工委大队第三连。当时，这种动人事例到处都有。王子奎同志就是由他妻子送到部队来的。他妻子对他说了很多道理：共产党为我们，我们就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你去参加新四军，有枪就可以为民除害，保国又保家。后来，王子奎同志在部队表现很出色，先当排长，不久当上了连领导员。泾县北贡乡杨廷伦同志，是全家老小送来部队当兵的。杨廷伦同志不仅自己勇跃参军，还动员和他要好的青年一块参加新四军。我们把这些新兵编成一个排，就指定杨廷伦当排长，有计划地培养他。不久杨廷伦同志当上了副连长。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泾青南地区除县城几个孤立据点外，区、乡都普遍地建立了人民政权，农、青、妇、儿童团组织也相继建立，各种支前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如勘上保（村）妇女主任杨万宜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发动全村妇女做军鞋三百多双，家里无钱买鞋料布，就把两只生蛋的鸡和一些鸡蛋拿去卖了，她们还为我们及时赶制服装。群众对我们诚心诚意的支援，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对敌斗争的信心和决心。
在近三年时间里，我们的游击队和干部由四十多人发展到五、六百人，各地民兵组织也不断扩大，民兵总数达五千多人。其间，我们共缴获敌人各种枪支四百多条，机枪四挺，弹药不计其数。
在艰苦的斗争中，我们发展党员四百多人，先后建立了三十多个党支部，一百二十多个党小组，同时培养了六百多个干部（包括脱产和半脱产的）。一九四七年十月间，泾青南工委撤销成立泾青南县委，同时建立了县、区、乡三级党、政组织机构。朱农同志任泾青南县委书记兼县长，泾青南县委下辖三个工委、五个区委，我任县委组织科长（当时不设部）兼厚岸区委书记、区队教导员。县政府下辖三个办事处和五个区政府，区以下建有二十多个乡级人民政权，都配备了当地的干部。各区、乡都有自己的武装。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我奉命离开泾青南去江西婺源、德兴、浙江开辟工作。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到，如今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的全面改革是我国的第二次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我们党如何发动和带领人民群众探索改革的新路，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这就是我回忆之余的一点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