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正东
日寇侵占芜湖、残害我同胞的罪行，馨竹难书。特别是一批汉奸、丧失民族大义，如芜湖“十一”号之类，认贼作父，为虎作伥，更是令人发指。五六年秋，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要我调查汪伪特工组织“芜湖十一号”的情况，有机会看到有关的档案材料，接触过该组织骨干分子肖×和特工人员周××、梁××等人。从他们的书面和口述的交待中，对“十一号”的内幕情况，略知梗概。最近又看到黄美真等三人合著的《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一书，对“芜湖十一号”隶属系统，更有明确的了解，特撰此文，张其罪行，诛其不义。
一、汪特“十一号”的成立与隶属关系
1、组织名称、代号、成立时间、地点。
汪伪特工总部南京等区自1939年成立后，即开始在长江中下游各地进行各种罪恶活动，特别在我省大江南北活动更为猖狂。芜湖离南京很近，便成为其活动的中心。1939年冬南京区区长苏成德即派潘元恺（原名庞道生）、郭建飞等人来芜筹划。成立了“特工总部南京区芜湖站”，并以芜湖站为核心，在本省主要城镇设立了特工分支机构。
“十一号”就是汪伪特务组织——“特工总部南京区芜湖站”。这个机关设在芜湖西内街十一号，便以这个机关门牌号码“十一号”为其代号。又因该站地处芜湖西门，所以又叫“芜湖西门站”。这就是该特组织名称的由来。
2、上下级隶属关系、组织演变、内部分工与人事变动。
“十一号”的上级组织，其根源很远。早在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当年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上海，上海滩上的社会渣滓、民族败类，在日寇的招降下，组成了一支汉奸特工队伍，企图以之为扑灭上海抗日力量的别动队。李士群、丁默村就当上了汪伪特工总部的卖国头目。
汪伪特工总部形成的三步曲：
萌芽阶段：1938年秋冬，国民党特务李士群、丁默村先后从国统区潜赴上海投敌。在日本驻沪大使馆的指挥下，从事情报活动。
初步形成阶段：李士群、丁默村这两个具有政治野心的职业特务，通过日本大使馆的引荐，拜会了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由土肥原介绍，于1939年二月获得日本大本营的赏识，两贼转归日本军方指挥。在日军的豢养和武器金钱的支持下，初步组成了一支武装特工队伍，从搜集情报扩大到从事恐怖行动，并正式建立了组织机构。
最后形成阶段：1938年12月22日晚，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所谓“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的三原则”，鼓吹“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七天后，十二月廿九日，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根据与日本事先签订的秘密协议，在河内发出臭名昭著的“艳电”、表示响应日酋近卫的声明，日汪双方加紧了勾结，上海被他们看作“和平运动”的中心。1939年五月汪精卫在上海筹组伪中央政权，日寇决定让李士群、丁默村的特务队伍与汪精卫集团合流。经过39年8月汪伪国民党“六大”决定，李、丁的汉奸特务组织，正式挂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的招牌。39年9月汪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决定由周佛海任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丁默村任副主任委员，李士群任秘书长。“特务委员会”下设“特工总部”，以丁默村为主任，李士群、唐惠民为副主任。这一阶段，汪伪特工组织的发展是惊人的，到1940年三月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时，它已发展成为一个完备而庞大的特务机构了。这个特务机关设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故称“七十六号”。它的内部设有四个厅、四个委员会、九处、廿四科、六室、三个总队十三个大队，还有各种看守所、院、训练班、学校、行会公司、新闻社等廿一个。另在全国各地设有南京、芜湖（即安徽）、上海苏北、杭州、武汉、华南等九个区和华北工作团等大型特务机构。
汪伪特工总部，是丁默村、李士群合伙创办、经营的。两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干下了数不尽的罪恶勾当。但是他们一面同恶相济，一面又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互相排挤，最后丁被排出“七十六号”，李当上了特工总部的主任委员，特工总部便成为李士群的一统天下了。可是好景不长，1943年9月6日晚，李应邀到他的日本主子——日本上海宪兵队特高科科长岗村家中吃饭。岗村指使其妻用了要经过三十六小时后才会发作的毒药放在牛肉饼里，诱李吃下，到八日下午五时，李的皮肤变黑，身体缩得只有一条死狗那么大，终于一命呜呼。
李士群死后，1943年十月汪伪把“特务委员会”改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命黄强为部长。特工总部“改为”政治保卫局”，隶属于“政治部”之下，由万里浪、胡均鹤分别担任正副局长。万、胡两人为了分赃占据点，在“政治保卫局”之下，又设了第一、二两个局，万兼任第一局局长，以上海为中心；胡兼第二局长，以南京为中心，兼管芜湖。又把“七十六号”改为上海分局，由万兼分局长。万、胡两人，楚河汉界各有地盘，甘当日寇鹰犬，继续破坏抗战，残害人民，无恶不作。
1944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治病无效而死，身败名裂，埋骨异域，这就是大汉奸的下场。汪死后引起汪伪政特机构的大改组。陈公博就任伪“国民党政府”主席后，于1945年一月将伪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改为伪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总署，后又改为“政治保卫部”自任总监。丁默村、周学昌为副总监。不久周辞职，由万里浪接任，胡均鹤为秘书长，直到1945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政权崩溃，该特务组织遂告消亡。在我国现代史上留下肮脏的一页，长期为国人唾骂。
“十一号”特务组织自1939年冬成立到1945年秋消亡，计有六个年头的罪恶历史。在这六年中，外人都叫它“十一号”，其实它的内部名称已更改了三次。
第一次更名“特工总部南京区芜湖站”。从1939年冬到1942年七月左右，不到三年时间，前后有三任站长：第一任潘元恺，第二任郭梦龄，第三任廖克远。三任副站长均是郭建飞。
该站机关内部设有四股、一队、一台，即：总务股，股长郭俊卿；组训股，股长先是吴强华，后是肖洒（又名肖国琏）；情报股，股长管巨川；侦行股，股长壮耀明；警卫队，队长惠锡良；电台台长桑榆。还有一个外围组织——“芜社”，社长由潘元恺兼任。另外在宣城、当涂、广德、运漕、荻港、湾址、和县以及本市河南等地都设有芜湖站的下属特工站、组。
第二次更名“特工总部安徽区”。从42年7月到43年冬，约一年半的时间。
42年七月汪伪特工总部将原来华南、武汉两个区与芜湖站合并，改名为“特工总部安徽区（因其地处芜湖，又叫芜湖区）。区长由华南区区长王玉华担任，副区长郭梦龄，秘书高谦。
随着“芜湖站”改为“安徽区”，其机关内部编制亦随之扩大。其下级组织名称也有改变。
在特工总部安徽区内设四科、一队、一台两室以及一个外围组织“皖社”。
第一科——总务科，科长郭俊卿。该科下设文书、事务等股。
第二科——组训科，科长赵子畲（又名赵再康）。该科负责组织工作，对被捕、释放和自首人员进行管制、监视等工作。下设组织、训练等股。
第三科——情报科，科长庄鹤。该科专门负责收集情报，综合编审转送有关部门。下设情报、编审等股。
第四科——侦行科，科长郭建飞。该科专门进行侦探、逮捕、刑讯等工作，下设侦察、审讯等股。
警卫队队长由刘萍等人担任。该队负责警卫、看守等工作。下有六个班。
安徽区的下级特工组织有蚌埠、宣城、合肥、当涂、运漕等站和广德、荻港、和县等组。
第三次更名“政治保卫局第二局芜湖分局”。从43年冬到45年8月计一年多时间。前后任分局长有裘君牧、姜颂平、章韬等人，副局长有苏麟阁、赵光涛等人，秘书有秦汉云等人。
分局机关内部编制与安徽区基本相同，仍设总务、组训、情报、侦行等四个科及一个瞥卫队、电台、秘书室等。总务科长刘志春，情报科长陈德懿、副科长管巨川，组训科长赵子畲、秦汉云，侦行科长汪鹤、副科长杨德义，警卫队长侯××，电台台长张唯逸。
芜湖分局下设宣城、当涂、合肥、繁昌四个支局和无含直属组、巢县支组、和县直属组等。
二、汪特的外围组织及其任务
1、外围组织名称与演变情况。
汪伪特工总部及其下属特务机关的外围组织很多，哪里有汪特机关，那里就有其外围组织。如上海特务机关的外围组织名叫“海社”，南京的叫“京社”，无锡的叫“毅社”，芜湖的叫“芜社”（后改为“皖社”）。
“十一号”成立不久，约在40年春夏之间即在本市成立一个公开的外围组织名叫“芜社”。这是由芜湖站站长潘元恺等人亲自组成的。当时社址在柳春园九号，故又称为“九号”。该社设社长、书记长各一人。下设组织、情报、总务三个组。每组有组长、干事各一个人。起初这些人员大多数都是由芜湖站派的，如社长是由芜湖站站长潘元恺兼任，书记长先后由吴强华、肖洒等人兼任。随着“芜湖站”改为“安徽区”后，约在42年12月“芜社”即改为“皖社”。从柳春园九号搬到铁锁巷四号民众教育馆内，在楼上办公。其内部组织比以前扩大了一些，组织人事安排如下：
社长由安徽区区长王玉华兼任，书记长由肖洒等人兼任。下设总务、组训、情报、调查和游艺等五个组，每组设组长一人，成员若干人。
2、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收集情报。
该社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社员。发展时要有一个社员介绍，填写两张社员登记表、交两张照片，一份存社，一份送“十一号”备案。
从“芜社”到“皖社”都是不断吸收成员，发展组织，按照行业、地区等情况，编成文化、教育、市党部、河南、东门、吉和街、法华庵等小组。每组有组长一人，组员七人左右。每月召开小组会议1-2次，时间、地点由组长决定和通知，并请“皖社”派人参加，听取汇报、布置任务。这些小组成员散布在全市各个角落，收集情报向“十一号”汇报。
当时该组织收集情报的范围：
1、新四军及其江北纵队的军事调动、驻扎地点以及人数、枪枝、马匹等情报；
2、芜湖地方物资流动及经济情报；
3、芜湖汪伪各行政机关人员调动、思想状况等情报；
4、渝方三战区在芜附近军事移动等情报；
5、在芜湖日本人掌握的江南淮南铁路运输情况。
这些情报由各小组收集后送给“芜社（皖社）”情报组，审编纠正后再送“十一号”情报科查核。
汪特“十一号”外围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组织，在各阶层中收集情报并对其成员灌输“和平反共建国”、“中日亲善”等反动思想。
三、汪特“十一号”发展特工人员的情况
“十一号”特务机关为了发展组织扩大其反动实力，采取多种手法，在沦陷区发展一些昧了良心的败类和地痞、流氓等为其爪牙。吸收前对其发展对象要察言观行。看他们是否能进行亲日反共等反动宣传，是否愿意做坑害人民出买祖国的勾当。如认为可以，要有一个介绍人，填写登记表一式两分，交照片两张。这种表与外围组织社员登记表不同：是道林纸蓝色铅印的，社员登记表是用白报纸油印的；它的内容除对于“和平反共建国运动”有认识外，还有今后之志愿（包括宣誓词），一般社员登记表上没有志愿这栏。以上手续完备后，要举行特工人员宣誓仪式，这种仪式极神秘鬼崇。只三个人参加：一是宣誓人，二是监誓人，三是司仪。这三个人站在孙中山遗像前举手宣誓，由宣誓人读誓词。宣誓词的大意是：
余誓以致诚参加和平反共建国运动，以求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并以法西斯精神来求实现。如违背誓言，甘愿受组织最严厉的处分！谨誓。
宣誓人签名盖章
监誓人
签名盖章年月日
宣誓仪式都是在监誓人——站、区、局长领导下进行的，组训股（科）长当司仪，宣誓后成为正式特工人员。有的特工人员还由日本宪兵营长安田（据说安是“十一号”的顾问）发一张名片给他们，盖上安田的私章就起特殊通行证的作用。
四、汪特“十一号”的罪行
中国全体军民浴血奋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但是“十一号”的汉奸、特务在日寇和汪伪政权的指使下，进行了亲日卖国、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刺探我军事情报、配合日寇清乡、围剿、镇压、残害芜湖人民，破坏抗日战争，犯下了滔天罪行。它们杀人不眨眼，芜湖人民提到“十一号”莫不义愤填膺。现将其主要罪行揭露如下：
1、进行反动宣传，毒害人民
“十一号”特务组织打着汪伪政权“和平反共建国”的旗号，在沦陷区进行“和平反共建国运动”、“中日亲善”、“大东亚共存共荣”、“经济提携”等反动买国宜传，向人民灌输毒素，企图麻痹和欺骗人民相信它的那一套，甘当亡国奴。
2、搜集情报
主要收集共方（指共产党）、渝方（指蒋方国民政府）、友方（指日本）、己方（指汪伪）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他们讲的虽然是五个方面，而实际上是以搜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游击队和爱国人士活动为主；其次是行商坐贾的行踪行情。为什么呢？因为“十一号”的主要任务是反共，侦探逮捕党的地下工作者、爱国志士以及诈取商人等钱财。
3、配合日寇“清乡”、“扫荡”，杀害中国人。
“十一号”搜集情报的目的，是助纣为虐，逮捕革命干部、爱国民主人士和群众严刑逼供、摧残杀害。例如45年八月日本快要投降时，“十一号”的警卫队配合日寇在本市南关和清水河一带阻击新四军，当场打死我新四军五人。又把抓来的所谓嫌疑分子五人，严刑拷打后分两次杀害：先杀一人，后杀四人。为了掩人耳目，竟断尸数段，装入麻袋，投入江中。又如“十一”号”与汪伪县长策划在卡子口设立检查站，搜查行人。后与县清乡大队配合，在日寇的支持下，进行两次清乡扫荡，杀伤群众数十人。
“十一号”是个杀人的魔窟，在侦行科的审讯室里布满各种刑具：老虎凳、皮鞭、辣水汤、电刑具等。对所谓“案犯”，动用各种刑具，往往致伤致残而至死亡。一个名叫赵小狗子的含山县人，只有廿四五岁，由于敌探告发，说他是新四军，被捕施加酷刑，遍体鳞伤，最后把他枪决了。也有的被打得死去活来，送到南京“感化院”，有的受过严刑后，被迫自首，成为受监视的所谓“自新分子”。
4、搜刮民脂民膏，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
“十一号”的汉奸特务对芜湖人民进行种种敲诈勒索的罪行是不胜枚举的。如侦知行商运输货物情报，便以检查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有时扣顶帽子，将商人的物资全部没收，勒迫交钱后才能放行。对坐商则先加罪名，逮捕上刑，开出价码，交钱取保释放。如坐商范长茂就是当时受害者之一。最近笔者访问了范老，他说：1942年我家住在桑枣园38号，当时我在新安街开设一月益兴昌颜料店。约在43年八月的一天早上，“十一号”行动队长杨德义带领一班爪牙到我处破门而入，气势汹汹，说我‘资敌’，扬言是“要犯”，于是就以“资敌”的罪名，把我连同货物都带到“十一号”去了。头一天三进审讯室受审，第二天把我带上手铐押送到后家巷九号（“十一号”的牢房）。家人四处奔走，托人花钱疏通，前后一共花去价值一万多斤大米的钱，才把我保释出来。范老谈到这节往事，至今还为之切齿。
最近我到含山县访问了芜湖一中离休教师李卓同志。他说：1943年11月，我在运漕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打入了运漕“十一号”特务组织。在44年元月十七日就被运漕站“禁足”起来（实是拘留），不到二十天，又被押送到芜湖“十一号”，关了四十多天。44年春我托人找到了汪特苏皖局局长姜颂平说情才获释。名义上将我留在“十一号”组训科当办事员，实际上该科科长指使其侄赵馨山监视我。我发觉后，一跑了之。接着他又补充两例说：1943年初，我新四军七师《大江报》社工作人员孙克明同志回家（住芜湖上二街43号）到大观园洗澡，被“十一号”特工抓去，关押一夜，因他只承认来自渝方，托人花了很多钱才释放出来。孙同志现在东北大连教书。还有二个是在1945年春，运漕照相馆老板范锦章来芜湖买材料，“十一号”以“通匪罪”，把范关了五、六天，受尽了酷刑，花了许多钱财才保释出来。
还有一种敲诈勒索的方法，叫做“文明刮钱”，如市政协常委、本市面粉厂工程师龚佛龙同志说，旧社会恶势力惯用做寿的名目向人诈取财物。假如你不识“抬举”，就要惹祸上身。龚老讲到当年“十一号”副区长郭梦龄做生日收礼的情景时又说：“我当时受一个粮商邀请，备了一分重礼来到后家巷，见人群拥挤，进门登记收礼帐，随众进入喜堂行鞠躬礼，即鱼贯退出。我认得的长街大商号和钱庄的老板几乎都到了。后来得知这是郭梦龄普遍邀请的，他用这种办法搜刮的礼钱，着实可观。有人称之为‘文明刮钱’。”
汪特“十一号”各级头目，依仗日寇和汪伪势力，烧杀淫掳，作恶多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搜刮民脂民膏以饱私囊，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如王玉华、郭梦龄、高谦等均有妻妾二三人。裘君牧、赵光涛等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这班民族败类，生前罪恶累累，馨竹难书，死后臭名远扬，遗臭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