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向荣
一、益新创建人生平简述
益新公司创建人章维藩，字赣岑（通用幹臣），号惕斋，又号邴如，晚年自号清芬主人。原籍浙江省吴兴县荻港镇（今浙江省湖州市）。清咸丰八年（公元一八五九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日诞生于山西省太原府。青年时期随父始堂老人在左宗棠部下驻节西北（贻老为左宗棠幕府一一师爷），襄理军运粮饷。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在兰州军次以军功赏授安徽怀宁（安庆）牙厘局提调（类似财税局局长）。旋以政绩卓著调升无为知州。在任六年，以处事公正，深为地方父老所称颂。后因与朝廷政见不合，被贬为宣城知县，（据作者忆述，乃父当年因“无为教案”问题，引起外国传教士交涉，清廷屈于外力而被贬官。史实待考——编者注）乃萌脱离宦海创办实业之志。因而辞官退居芜湖，着手筹建益新公司，克服重重阻力，始得开业。之后，传闻当涂县境发现铁矿矿苗，公不顾垂老之年，亲偕矿师不辞劳苦，多次前往矿区（即今马鞍山市），登山涉水，实地勘查，筹集资金，又兴办了一所当年颇具规模的宝兴铁矿公司。另广招工匠，在芜湖三街开办一家新式家具工厂，专产西式、苏式、宁波式高档家具，行销省内外，事业盛极一时。溯自公弃官创办实业，历尽艰辛，备受挫折，方庆事业初成，突于民国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日因病去世，终年六十有四。旋由后人归葬杭州祖茔。公秉性刚正、豪爽，晚年受成戌变法的影响，思想趋向开明，热心地方公益，捐资育婴堂、学堂等，办理慈善文教事业，深为各界所推崇。公生三子，长子兆奎，号朗熙，公殁，继任益新、宝兴两公司总经理，一九五六年病故于南京。朗熙之孙开沅，从事教育工作，现为华中师范学院中国近代史教授兼院长。次子兆彬，号述均，在一九二六至三七年间，主持宝兴公司。“文革”后期在上海去世。述均之子学澄，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从事面粉业有年，对面粉加工工艺有独创之处，现为中央粮食加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祖业后继且有创新，公可谓有后矣！幼子兆森号向荣，乃父殁时尚在稚年，继又丧生母，幸公之遗孀谢氏视同己出，一心抚育，在兄嫂监护之下得以成长；抗战胜利后，虽曾参与益新公司事务，但因幼失庭训，学无专长，未有建树，现已年近古稀，寄居金陵。
二、益新创业的种种遭遇
益新面粉公司创建于清末光绪十六年（公元一八九零年），原择定青弋江下游入长江口以北一带为厂址（今江边长航码头），由于清廷实行闭关锁国与愚民欺民政策，致使民间迷信积习根深蒂固，认为开设工厂安装机器将破坏“风水，竖立烟囱要用童男童女活祭。是以一时地方乡绅愚氓坚决反对建厂，于是不得不一再内移建厂基地，最终购置金马门外袁泽桥一片芦苇荒滩，始得奠基。而在土建安装快要竣工时，芜湖道道尹又以“使用机器碾米磨粉，影响本地砻坊生计”为名，不许开工。至此，骑虎之势迫使公作违心之举，改向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办理注册，还向太古洋行借来一名犹太佣工留住厂内，充作“保护伞”。几经周折，始在光绪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开工投产。最初安装三台直径1.2公尺的石磨，以后由于面粉供不应求，改用钢磨，并另建了一幢三层面楼。营建时，曾有外籍技师临场指导，参与调试。
正在生产逐步发展之时，公司面楼不幸于宣统元年（公元一九零九年）突遭火灾，厂房和机器设备付之一炬，公司濒临破产，而公之志不稍殆，劝说家族人等倾私蓄资助（包括女眷的金银饰品全部折合银元列入公司借款，以后各自凭摺付还本息），另多方筹措，重整旗鼓，购置一套当时英国最新制造的面粉机器，并在原地重建了面楼（即今之面楼），迅速恢复了生产。劫后，资金短缺，一度兼营代客加工业务，客户中以当年两江总督周馥（人们称他为周帅）及其眷属为最，致有周帅资助益新恢复生产之传说。笔者亲闻长兄所云，益新于火灾之后，创建人原有邀约周帅增资入股之议，只因当时周帅之子周学熙先生（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已在华北开办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厂等大型企业，不欲资金分散。加之周帅与创建人既为近邻，又属知己，为避“喧宾夺主”之嫌而未果。正是由于创建人的艰辛创业，惨淡经营，益新所产“飞鹰”商标面粉畅销于长江流域以及华北各埠，被誉为全国头牌面粉。因为当年益新是芜湖最早使用机器碾米磨面的最大工厂，所以当地习惯称益新为“机器砻坊”或“大著坊”。这也就是今天芜湖“大砻坊”一地地名之由来。
三、内部分工与生产经营的变化
益新在前农商部、工商部、实业部注册为“芜湖益新米面机器公司”和“芜湖益新榨油机器公司”。以后改为“芜湖益新机器磨面碾米榨油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益新公司”。最初申报资本额纹银十万两，共有股份一千股，每股一百两（实收仅五万两，以后益新与宝兴相互调剂额未计）。当年益新大门额石刻“山辉川媚”的题字为创建人手笔，东西两侧各有中英文上述全称之长方形铜质招牌一块嵌于墙面。由于创建人系由官场转入实业界，以及封建时代的沿袭，工厂虽采用外国机器，而内部管理方法却是陈旧的。要想探述初创情景，笔者当年所闻多于所见，是以难陈全貌。现仅就追忆的零碎情况以饷读者：一九二四年以后，益新公司下设：（1）办事房。除经理章朗熙日常在此办事外，（述均业已全家出走）尚有学海（朗熙子）、李树文（朗熙内弟）以及李少文、余芷江、余幼江父子（余幼江一度受朗熙重托出任益新经理），协助办事。（2）账房间。有司账王车平及魏某负责银钱出纳；仓库保管员姚二（姚同孚堂兄）和易某共同负责面、麦以及油料、燃料、材料零件的保管收发；小麦看样及出外采购二人（原由述均主其事）；总务一人负责全厂三所厨房的管理。此外尚有零星采购一人，共约八人在此办事。（3）面楼。有技师汪应福、领班李荣智以及面、麦间技工共约二十余人，负责面粉生产。（4）修理间。领班郑怀德及车工、电工、木工、白铁工等十余人，负责机器保全检修工作。（5）店堂门市。管事老周以及员司金大力等共约十人，负责面粉零售及零星小麦收购工作。（6）木驳两艘。共有船工十余人，负责面粉出厂外销。（后裁撤）（7）分栈（店）。西门、南门各有一所，共有员司八人。（8）锅炉工。在改用马达前共有八人。（9）壮工。领班鲍顺宏，鲍绍友及其他壮工共二十余人，负责小麦进仓，面粉出厂以及厂区的清洁卫生等工作。（10）挂面制作。共有工人四人。（11）粉袋裁制。共有工人七人。（12）杂役。共有厨司、烧饭、烧水、挑水以及巡更、门卫等四十余人。此外，尚有当年由官衙跟来的衙吏如金顺、杨冰、高怀仁等七、八人。估计当年全公司共有二百人上下，在当时确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工厂。
然而，由于内部组织松散，冗员过多，浪费巨大，危机隐伏。创建人一旦去世，家庭矛盾顿时暴露。而继承主事者既欠谦让团结之雅量，又乏经营管理之才智，一味“好大”“务空”，终于导致兄弟出走，资力分散。继又发生西门分栈负责人老朱亏空贪污六千余元，无法追讨。从此周转失灵，不得不向私营钱庄挪借高利贷，饮鸩止渴，年年亏损，每况愈下。至民国二十年（一九三一年）益新负债已高达十四万元，超出全部资产。在这种情况下，无法继续经营，被迫交由债权团代表苏紫封、朱晋侯（均为当年芜湖银钱业徽帮代表人物）组织“复兴公”进厂代管，形似破产处理。直至抗战前夕，由宝兴（系益新的分支机构）拨款清偿了全部债务，益新产权始得收回。
抗日战争爆发后，淞沪局势紧张，芜湖危急，朗熙全家被迫逃奔黟县。益新一时陷于无人问事状态。此时幸有创建人遗媚谢氏老人（工人呼为：二老师太），受朗熙临行之恳托，独留厂内与老工人郑怀德、余得胜、张来轩、马兰贵等，共同守护，使益新得以未受重大损失。芜湖沦陷后，益新被日寇“华友厂”占领八年。
日寇投降后，益新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继由国民党经济部委派该部专员马奔等进厂接收。在备受其敲诈勒索之后，总算把这个“劫收”之后、设备残缺的空厂发还了业主。其后章氏积极谋划复工，在由武汉赶回的学澄（述均子）竭力抢修后，终于在一九四六年秋复工。但因抗战胜利之初，情况混乱，资金筹措既难，面粉销路又滞，复工数月又告停产。以后经由武汉福新面粉公司李国伟先生（荣德生先生之长婿，前武汉工商联主委）亲自来芜商谈承租事宜。双方签订租赁合约。由福新组织“福五公司”开始生产。到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华北相继解放。福新有意退租。当时蚌埠宝兴面粉厂厂主杨树成以为长江天险可恃，有意转移江南，主动与益新联系“合作”。只因杨氏所列条款过苛，未能谈妥。此时张治中将军长公子张一真，在其岳父扶持下（张之岳父为前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有意办厂，乃经潘维浩同志介绍与益新洽商承租。不久张以上海轻便实业公司名义与益新签订租赁协议。（详见潘维浩《回忆张一真租赁芜湖益新面粉厂的经过》一文——编者注）张并选派李乃纲、潘维浩进厂接收（实际上是由他们代表益新直接从福新手中办清交接，再录制一份目录清册交与益新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长江以北蒋军或覆灭或溃退，南京已岌发可危。张一真至此进退失据，一筹莫展；直至芜湖解放未开工。
一九四九年四月，芜湖解放之后，当时军管会领导人李步新、江靖宇、张君武等同志多次前来益新视察，并向工人及业主详细询问工厂状况，随后派军代表姜璠溪同志主持筹备开工，在益新全体工人积极努力之下，很快恢复生产。一九五零年，市人民政府将益新发还业主。继由上海粮商沈永清先生组织“益新永”与益新签立承租协议，终因沈之可调资金有限，不久“益新永”亦奄奄一息。幸赖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和发展皖南地区的面粉生产，保证民食军需的供应，以及维持益新全体工人的生计，乃于一九五一年由皖南粮食公司将益新收购为国有，并改为国营芜湖面粉厂。从此产量倍增，厂区建设日新月异，今已列为皖南面粉工业的重要基地。
四、益新分支——宝兴铁矿公司
宝兴铁矿为益新创建人于民国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与上海朱志尧先生（上海求新机械厂厂主）共同创建。定名为“安徽当涂马鞍山宝兴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资本总额为银元二百万元（实收不足半数，求新约占全股三分之一，益新占三分之二）。成立之初，在芜湖、采石各设办事机构。在平岘冈等地用土法采集矿砂，藉手推翻斗矿车沿小铁道送至茅家桥，再用木驳运至采石江边转载货轮出口（主要买主是日本八幡市各钢铁厂，求新厂因宝兴矿砂含硫较多，故所用不多）。后与华北开滦煤矿签立在秦皇岛共建化铁炉合约，预计矿砂需量将激增，乃着手扩建大凹山矿，并在矿区安设吊车和铺设轻便铁道，购置火车头和车厢等。仅此即耗资近十万元。以后宝兴又与“利民”、“益华”二矿各投资五万元，将轻便铁道延伸至江边，并组成三公司共管的专用铁路管理处，负责管理矿砂运输。后因开滦爽约，矿砂积压甚多，损失很大。宝兴矿砂最初年产量不及万吨，自打凹山矿投产后，产量逐年上升，至抗战前夕，年产已逾五万吨。当年采矿工常年约有三至四百人，沿用包工包产制。除聘有矿业工程师文觉非先生主持采矿外，并在凹山设管理机构，共有办事人员数十人。此外，上海、芜湖均设有办事处。决策机构原在芜湖，后因述均接手主持，遂移上海，芜湖办事处成为后勤供应机构。宝兴兴建之初，正值欧战爆发，铁矿价格飞涨，一时盈利甚丰。战后铁砂滞销，加以经营无方，开支巨大，负债累累，一度停产。后由述均接手主持，着意整顿，渐收成效，销售逐渐回升，矿砂价格渐涨，因而产销两旺。至抗战前夕，宝兴除偿清积欠二十余万元外，并为益新结清了全部债务，确非易事。日寇投降后，宝兴为国民党经济部接收。经业主多方交涉，该部虽原则同意发还，但在所谓“敌伪增建物资”上，开价勒索过多，终未实现。直至解放后始改为“马鞍山钢铁公司”。
五、益新兴衰小议
益新创建于晚清，属全国最早采用机器制作面粉的工业之一。据无锡荣德生先生生前自述：在其未创福新面粉公司之前，曾专程至芜湖益新参观借鉴。可知益新开创当远在尔后号称中国面粉大王的荣氏福新之先。素以制造面粉机器驰誉全球的英国亨利西蒙公司年鉴中，至今尚刊有益新面楼以及安设该公司所产机器之照片，并称：益新为该公司远东第一个用户。由于创建人的卓有才略，虽备受挫折，该厂仍能屹立鸠江。无愧列为芜湖两个半烟囱之内的称号。此外，创建人复邀上海朱志尧先生集资兴创马鞍山宝兴铁矿公司；与华北开滦议定于秦皇岛共建化铁炉，真是壮志凌云，前程似锦！无奈天不假年，殊堪慨叹！从此益新每况愈下，至三十年代即已濒临破产。凡此种种，除因受当时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外，主要根源在于后人不能相互谦让，同舟共济，益以经营不当，终至产权几度旁落。此虽为创建人生前始料所不及，但亦属没落阶级富家衰败之通例。所幸昔日之益新在人民治理之下，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一步发挥其积极作用。创建人有知，亦当含笑于地下。
一九八四年八月
附录：回忆张一真租赁芜湖益新面粉厂的经过
张一真是爱国将领张治中先生的长子，曾留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归国后，于一九四八年在上海从事进出口贸易工作，任“上海轻便实业公司”兼“西北民生实业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嗣因所经营的出口物资货源不畅，水陆运输又时有困难，决定弃商务从事工业。其时，我系分公司业务课长。是年九月，张嘱我去芜湖、蚌埠等城市探索办厂途径。我返芜湖时，正值芜湖益新面粉厂因原租赁该厂的“福兴面粉公司”经理刘洪元无意继续经营，广告召盘。我当即与刘接触，得知益新厂设备齐全，机器完好，技工力量亦较强，只需投入原料——小麦，即可开工。根据这一信息，我即赶回上海向张面述详情。张认为现有条件可取，是办厂捷径。拟俟亲自去芜察看后，再作定夺。
九月下旬，我陪同张一真来到芜湖后，即与召盘人刘洪元面谈。刘介绍了该厂的具体情况，以及他本人不再继续经营的原委。张随即表示有意租赁继续经营。数日后，由刘陪同张和我二人往见该厂主人章朗熙老先生（其家住在厂内），双方开诚相见，谈话十分融洽；随即引导我们察看了全部粉楼、机器和动力设备，以及仓库、办公室和一些附属设施。张看后均感满意，乃决定租赁该厂独资经营。
方针既定，张乃委派李乃纲（系张的留美同学）和我二人尽快办理租赁手续，以“上海轻便实业公司”经理张一真名义与益新面粉厂厂主章朗熙签订租赁合约。合约主要内容经张本人审查同意后，于十月某日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项：
1、益新面粉厂厂主章朗熙（甲方）愿将本厂厂房、设备及有关附属设施出租给上海轻便实业公司经理张一真（乙方）全权使用。
2、自合约签订之日起，由乙方一次付给甲方租用押金一千袋面粉；并按月付给月租二百袋面粉（均按市价折款付给）。
3、甲方原有益新面粉厂老工人九十三名，由乙方全部留用。
4、厂名经甲方同意，在乙方租赁经营期内，仍沿用益新面粉厂原名。
此外，前租赁该厂的福兴面粉公司经理刘洪元，在其经营期间所购置“生财”（包括办公用具、用品、照明安装及有关生活用的各种设施等），经协商决定，按和米一百四十石折价全部转让给现租赁人张一真。
张一真付清押金、月租及转让“生财”各折价款后，于11月初开始筹备开工事宜，并聘用了各类管理人员八人，由李乃纲任厂务主任，我任营业主任，分别负责各项具体工作。
在筹备开工过程中，正当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军队面临土崩瓦解之时，尚未解放的芜湖及其附近地区，城乡市面萧条，无从购买小麦，该厂一直处于停工状态。延至十二月上旬，开工问题仍无法解决，乃经张一真决定暂停筹备，并派李乃纲和我二人作为厂方代表与工人代表鲍昭友、张隆玉等协商解决留用九十三名工人的生活问题。经过双方多次商讨，最终达成协议，按当时有关劳动法规规定，对留用的九十三名工人每人先发给三个月工资的遣散费。一俟该厂筹备成熟、开工生产时，再回厂上班。
全部工人遣散后不久，已临近解放大军渡江前夕，厂房均被国民党军队占据，开工无望。除留有两名看管厂房人员外，其余几个职员亦各自散去。张一真本人则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前夕，去台湾另行经营造漆工厂了。
潘维浩，一九八四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