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持华遗稿
前言
一九一九年，芜湖学生响应北京“五四”运动，展开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芜湖地处长江中游，又与江苏接壤，为安徽经济的枢纽。内地物资、外埠商品，都以此为集散地。商业贸易，最为繁荣。过去常被称为中国四大米市之一。
紧接“五四”运动的发生，芜湖教育界先进人士创刊《皖江新潮》，大量发表关于文体改革和社会问题的文章，思潮流播，风靡一时，社会人士和青年都成了这个刊物的爱好者。它是启蒙运动时期一支响亮的号角，因之芜湖曾获得“安徽新文化运动中心”的评价。
英、日、法、美等帝国主义把芜湖当作它们在长江流域进行侵略的据点之一。英、日两国还在这里设有领事馆，名义上是管理商务和保护侨民，实质上是干涉芜湖地方司法、行政和进行种种阴谋破坏勾当。他们还派兵舰常在江上往来游弋，肆其武力威胁。所以这里又是外力内侵，洋货输入的一个港口。
北洋军阀统治，也把芜湖当作重点，除按“道”（当时各省划分几个“道”，类似后来的专区）、县、市建制，设立各级司法、警察、行政等机构外，并派有军事首脑率领重兵驻在这里，因而芜湖又是军事重镇。
基于上述各方面的情况，可以想见芜湖当时在安徽确占有它的一定地位，所以芜湖学生斗争复杂而艰巨，而它的每一个运动，都对安徽全省学生运动起着重大影响和作用。在南京上海等地，也显示了它一定的分量，因为芜湖学联与宁、沪学联常常直接联系。
芜湖学生运动的史实，可以概括叙述的是：“冲击日本领事馆”、“打盐冈洋行”、“劈招牌和打商会”、“组织对日外交后援会”（包括检查日货）、“支援‘六二’运动及‘驱李’运动”、“反对贿选省议员的召集”、“反对曹锟贿选”、“反对设置和尚港米捐局”、“支援黄包车工人大罢工”、“组织非宗教大同盟”等等。就其特点来说，是以经济性的斗争为最多，政治性的斗争则较少。这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因为芜湖是商业城市，而不是政治中心。在历次斗争中，特别具有“阶级斗争”与“思想解放”意义的，是“支援黄包车工人大罢工”和“组织非宗教大同盟”。这在芜湖要算是突出的事件。
作为芜湖学生运动参与者之一，我应当很有条件来写这段历史，但是现在距“五四”已有四十六年之久，少年时代的情景，印象已渐模糊，要把所有情况如实地反映出来，固属不易办到，就是较大事件，都只能略述梗概，不能求其全面。而由于记忆力薄弱，水平又低，只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芜杂支离，在所难免。这不过是些原始材料只能提供编辑史料的同志参考而已。我想，当年在一起斗争的伙伴，健在的一定还多，只要大家肯动笔，写成一篇完整的史料，是有很大可能的。
一、“五四”前的芜湖情况
（一）帝国主义的角逐场
芜湖远在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清廷与英国签订“烟台条约”时，就被辟为商埠。从此，英、日、法（天主堂还有意大利、西班牙传教士）、美等帝国主义的魔爪就伸了进来，使用宗教、文化、经济等各种手段，渗透到芜湖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个古朴的中小城市就被“支解”了。
到了“五四”前夕，距“烟台条约”的签订，已有四十余年了。帝国主义势力在芜湖已经“根深蒂固”，各种设施，日渐其多。具体情况，略如下表（见60—61页）：
表列各项名目，系就记忆所及，遗漏的地方一定很多。其中如领事馆（日本领事馆设在河南）、学校、医院都设在关系到芜湖门户的几座山上，如果你在早年乘轮船从下游来，看到那些矗立高空的建筑物，不能不有“此地名山‘洋’占多”的感触。从弋矶山下到吉和街口江沿一带的横长地段，都是英商太古、怡和公司的码头和堆栈。从四明路（今新芜路）到洋码头（今华盛街），大片土地都是天主堂的产业，天主堂除了在此建立规模宏大的教堂，并在交通路口竖着天主堂的界石，向那一带民房收取地租。法国神甫俨然成了中国土地上的“主人”。英、日两国兵舰不时耀武扬威地游弋在江上。太古、怡和以及日清公司的大阪、盛京丸等商轮包揽着长江的客货航运。内河小轮公司，它们也占最大的股份。至于洋行、商店、煤油栈……除部分属于英、美、德商外，全系日商所经营。芜湖马路长街大小商店以及街头巷尾的小摊、小贩所经售的商品，绝大部分都是日本货。这里也象其他各大通商口岸一样，成了帝国主义的角逐场。欧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更成为芜湖市场的垄断者。
（二）政治和社会剪影
当时安徽督军倪嗣冲，是以残酷著名的北洋系军阀。在他统辖之下的，是皖南镇守使马联甲。马带有一个混成旅驻在芜湖。直接属于马联甲的一群爪牙，有芜湖警察厅长及其所辖的分支局署。还有军警督察处、军务稽查处等等。司法机关，有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地方检察厅、审判厅。行政官吏，有道尹、县知事，还有一个名义上办理外交而实质上分享“关余”的关监督兼交涉员。这些机关和官吏，虽并不一定属于马联甲的系统，但实际上都是仰承他的鼻息。
社团方面，占着头等重要地位的是芜湖总商会，会长汤善福，副会长吴兴周。所谓商会，并不代表商人的利益，而是军阀官僚的“金库”和奸商、滑贾的代表者。当时在名目繁多的捐税之外，还常有军费、政费等项临时巨额派款，这些都是通过商会向商人勒索的。商会董事又从而架空分赃，养肥自己，商人又把自己的负担转嫁给他们的主顾。层层都为他们的口袋打算，倒霉的只是一般贫苦人民。商人要到外埠购货，须向商会领取证件，而外商经营的大宗商品又多经商会统购派销。他如内地大批物资私向国外运售的（例如大宗菜籽售给日本）也经商会证明包运。所以它常与一般狡黠商人狼狈为奸，包庇一切。还有教育会、农会……都是豪绅、地主的地盘。他们借此跟在所谓“军政当局”后面跑跑龙套，捧捧场面，讨些“残羹冷炙”。
社会基层，这时还没有产业工人的组织，因为，这里只有一个日资（中国人出面）经营的裕中纱厂和益新面粉厂、大昌火柴厂等三家，工人在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下，成天做着奴隶的劳动，还不够维持最低生活。工人运动在这里也还没有展开，他们的人数也还不多，不可能自发地起来斗争。其他行业工人大多零零落落，也都没有组织起来。相反，这里“道、会、门”的神秘组织倒有很多，什么“同善社”、“理门”以及不明不暗的帮会组织，到处皆是；一批恶霸、豪绅以及下台官僚为着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都参加这类组织。而流氓、地宿也就倚仗这种势力，欺侮善良人民，闹得乌烟瘴气。
芜湖社会文化，当时也很低落，没有供市民阅览的图书馆或其他文化设施。报馆虽有“工商”、“皖江”二家，内容都是些军、政要闻和一般的琐碎消息。副刊上也只是些故事趣闻和黄色小说，以《啼笑姻缘》成名的张恨水，其作品的发表，就是从《皖江日报》发端的。书店倒有几家，都是卖些古旧书籍或《玉梨魂》、《雪鸿泪史》之类的小说。规模较大的是商务印书馆（那时中华书局尚未在芜湖设分店），它的主要业务是发售教科书。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科学图书社（在徽州码头附近），店很小，但对新文化的贡献却很大。据说，陈独秀清末就在它的小楼上办过《安徽白话报》，所以后来它成为这里书业当中的一支劲军。
一般市民，由于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宗教的麻醉和军阀官僚、巨商豪绅的压迫剥削，陷于贫困愚昧的状态，终日只在劳动挣扎，求取生存。也有一部分人沉迷于醉生梦死的生活，形成腐化堕落的风气。什么国家大事、社会问题，好象对于他们并无关涉。
（三）学校风气和学生生活
芜湖当时教育很落后，高等学校未曾建立，中等学校也只六所，省立的三所，外国人办的二所，还有一所名义上是“公立”，其实是分润关税节余办的。各校概况附表如下：
表内所列各校学生人数略有等差，举其概数约为一百八十至二百四十人，全市中等学校学生总数约计一千二百余人。
学校风气各不相同。主管人有的办学很认真，而思想却很单纯，只想把自己的学校办好，那怕“天塌下来”也不管，二农校长吴光祖就是这样。他只要听到谁能把书教得好，总是千方百计把他请来。农科教员吴觉农、汤蕙荪、沈宗翰现在还是国内有名的农学家。教文、理的教员高语罕、恽代贤（恽代英的弟弟）多少都是被认为有些“锋芒”的人物，他也敢于聘请他们。他对学生的课堂学习、田间劳动，要求都很严格，而他自己也是终日奔忙于田头、桑园、课堂、蚕室。可是他只要学生读死书、学技术，什么世界潮流、国家大事，一概不让学生闻问。有的简直把学校当作“衙门”，自己在“做官”，还要伸着黑手捞一把。五中校长潘仰仙就是这样的人。不但如此，他对触犯他的威严，违反他的利益的人，就尽量排斥。高语罕愤而走开，就是一个实例。潘死时，高送他一副挽联有：生前怕读“朋党论”，死后愁听“好了歌”的妙句，写尽了这个人的灵魂。潘死后，原在学校担任学监的刘希平接任了校长（据胡苏明说：“刘希平、高语罕在五中都教国文课，高兼英文，后任学监。”据此，刘似未担任学监——编者注），才把五中的风气振作起来。他的思想比较进步，对青年尤其爱护。一个住在市内的学生，因为成绩太差被开除，他不时上他家，问他这门那门功课温习好了没有。当他知道这个学生学习有了进步，就仍然把这个学生召回学校，使之终于完成了学业。这是何等可贵的教育精神！把他和潘仰仙相比，有天地之别。有的则头脑冬烘，态度顽固，二女师的学监姚慎思，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他仿佛是“圣贤的化身”，处处遵着“经训”办事。他把女校当成“闺阃”。一道朝着大厅的园门常年总是闩闭着，学生要会亲友，一定要经他准许方能把门打开，他还陪坐在学生旁边，倾听她们的谈话，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监。这个学校的学风锢蔽，可见一斑。至于萃文、圣雅各两校，都是帝国主义为着达到它们的特殊目的，利用中国人的钱来培养为它们服务的奴才而办的，它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利用高大洋楼，幽美园地来招徕中国学生，可是你一进了学校，便得按照他们的方式去学习和生活。“圣经”是一门主课，吃饭也要祷告，星期要做“礼拜”，不论是教徒或非教徒，一切都听命于“主”。主，就是死钉在墙上的“十字架”，它侵占着学生的整个心灵。当然，这两个学校也有少数教员如禹子鬯、陶枕秋、宫乔岩等人都是很好的。
那些年间，芜湖学生的生活是最枯索、最单调的，电影院、公园和公共文化场所，全是一个“空白”。他们不但与社会很少接触，学校与学校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系，男校和女校更是“比邻参商”，从不碰面。就在一个学校里，高班与低班也不多接近。各人只是埋头读书，追求知识，希望学得一些本领，将来升学找事（事就是工作），好有可靠的“本钱”。因之，根本不知道有什么“群众关系”、“集体观念”。即使他们在校内、校外有些个人间的往来，也离不开“乡土的”或“血缘的”关系。所谓“活动”，不过是校际和班际的球赛。而由于没有正确的体育目标，往往因为争强好胜而造成纠纷怨隙，谈不上什么增进友谊。那时用以培养学生品德思想的，也有“修身”一门课，但那是从儒家的经典中抄袭些断章残句，给学生说教，有的先生还摘取王阳明“格物致知”的理论编成教材，显示他的渊博。这类空无边际的深文奥义，使人听得莫名其妙。这种教育方法使得有些同学迷恋于“才子佳人，风花雪月”之类的东西，让自己的精神弄得颓废消沉。也有的烦闷不过，唱一出“文昭关”或者其他什么什么了事。当然也有些人从他们本身所感受到的具体问题（最多是经济的、婚姻的），因而对当时的现实社会感到不满，可是那些问题怎样产生，该应怎样去解决，那里有出路，什么才是真正的出路，思想上都是模模糊糊的。
二、芜湖学生运动实事
（一）近接“五四”运动的浪潮
波渊壮阔的“五四”运动象一股巨大浪潮冲击到芜湖，各中等学校经过多次相互接头和酝酿，就在“五四”后几天，教员代表刘希平、高语罕、王肖山、陶枕秋、李子寿、姚慎思、禹子鬯……学生代表何其巩、朱大猷、蒋侠僧、李宗邺、郑协之、翟宗文、潘序祖、方金銮、李相珏等……数十人，齐集在西门詹家巷乙种商业学校内，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决议：“组织芜湖市教职员联合会”、“组织芜湖市学生联合会”、“致电北京各大学表示极力支援”、“致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施肇基等请其对损害中国主权利益的任何决定拒绝签字”、“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惩办曹汝霖等卖国贼”、“通电全国大中学校请其一致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决定派代表与宁、沪学生取得联系”、“决定全市罢市、罢工、罢课”、“决定举行示威游行”、“决定要求全市商人抵制日货”，并选定了学联正会长何其巩、副会长蒋侠僧（即蒋光慈）、郑协之。芜湖学生运动，从此正面展开了。
各校实行罢课后，接着就要举行示威游行。这时碰到的最大困难问题，就是商人不愿罢市。学联代表多次与商会洽商，都得不到结果。于是学生大队开往商会请愿，有的声泪俱下，有的跪在地上请求，这才使他们受到感动，终于答应罢市。
为求第一次出马就能取得绝对胜利，作了严密的布置。各校组织纠察队，编配游行队伍及童子军，印刷“鸡毛报”（用黄表纸粘上鸡毛，滴着鸡血，印有“爱国商人就要罢市，谁要不肯，就是甘心做亡国奴”的文字）及传单。并准备应付可能与军警、奸商及日本鬼子发生的正面的冲突。大游行的头天晚上，担任“前哨”的同学，先进了城，他们乘着更深人静，把鸡毛报投进各家商店，并划定分布各校大队及童子军守卫的重点地段。
当天早晨六点多钟，全市学生队伍分路汇集商业中心的长街，各校排列在指定地段，童子军把守着规模最大的各家商店，用长绳横拦在它们的门口，手持军棍在那里守卫。纠察队不断来往梭巡，气势非常伟壮。市，就是这样罢成的。由于商店不能开门，街上挤满了人，车辆也无法通行。不用说，店员和人力车工人以及肩担手提的劳动者，也都罢了工。
十点多钟，商店全关了门，学生队伍集中起来示威游行，加上临时参加的市民群众，汇成了一支大军。队伍开往留春园（皖南镇守使署所在地），经过了大马路、江口折转到河南，包围了日本领事馆，它的警卫撤除了，大门紧闭着，任你怎样冲击，里面寂无回声。碎砖石块象雨点一样抛向日本领事馆的屋顶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走”、“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旅顺大连湾”……的口号喊得震天动地，真叫日本鬼子胆战心惊。市民当中有人说：“东洋佬平常多么凶，今天也比我们矮三分”。人民对自己的力量感到多么自豪，芜湖空前示威大游行，就是这样胜利结束了。
（二）劈招牌和打商会
芜湖学联继第一次示威游行之后，就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各校同学自动表示“不买日本货”、“不坐日本船”，并订定具体办法，互相监督、互相检查。同时组织宣传队，不断上街宣传，要求商家立即停进日货，并将余货售完为止，以后不再经售。经过几个月的宣传劝告，商人置若罔闻，日货还是大宗的涌进。于是学联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促使他们憬悟。
当时各大市店和百货店除在门头上装置的总招牌（店号）外，并有直牌子镶在柜台旁边，上面漆有“东西洋货”或“欧美呢绒”的金字，充分表现它们“崇帝拜洋”的心理。
大约在七、八月里，一天下午，学联会长何其巩，蒋侠僧等领着各校的“劈牌子队”，带着斧头、钻子、小刀跑到各大商店，把“东西洋货……”的金字全部劈掉，一般市民都拍手称快。那些商店虽然停止营业一天，表示对抗，但因装有这类牌子的店家究属少数，其他商店照常营业，并不同情它们。几家大布店和百货店的老板很狡猾，过了几天，原招牌上都换上了“京广百货”、“国产呢绒”的闪亮金字，形式上是改变了，可是内容还是“原封不动”，照样进的是日货，卖的是日货。
一九二〇年三、四月间，学联看到宣传、警告，一点不起作用，那些狡猾商人唯利是图，根本没有什么国家观念。因此，写信给商会，要求它们提出保证：全市商家不再购进日货，现存余货，售完为止，以后如再进日货，即行焚毁。日子隔得很久，商会没有回答，学联决定再向商会请愿。
××日（日期记不清）上午八点钟左右，学生大队开往花津桥，把商会层层密密地包围起来。当时商会董事正在开会，讨论对待学生要求禁止日货进口的对策。学生翟宗文等说明来意，要求商会提出书面保证。商会会长汤善福坐在一把大椅子上，一点也不吭声，好象没有听见的样子。学生一批批涌进会场，有的连讲带哭地说服他，有的跪在地上请求他，他才勉强敷衍几句，全是强调商家困难的一套话。董事先生们当然跟他一鼻孔出气。从早到晚相持了一整天，还是得不出结果。外面下雨了，大家忍饥熬冷地在那里等待着。这时人群中发出一阵狂烈的呼喊：“要他签字，快点签……”。汤善福还是面不改色地“冷”坐在那里。大家冒火了。一个同学拿起一根木棍（可能是童子军棍）朝着汤善福打去，被一位姓徐的董事拦隔住。又一个同学抓起会议桌上的茶杯砸去，总算幸运，只擦破汤善福一块头皮，他躺在那里不动。董事先生们乱成一团，喊着：“请不要打，大家好商量。”
正当情势最紧张的时候，皖南镇守使马联甲派了一营兵荷枪实弹来镇压。同学们立刻调整了队形，把女生调到最前列。军队刚一开到，女生就放声大哭起来，全体高呼：“我们中国人要爱中国……”等口号。那些士兵听到哭声，有的感动得掉眼泪，有的说：“学生好，俺们不能跟他们为难。”就在这个时刻，商会会长汤善福在群众正义行动的面前，终于叫他的代表陶玉堂在保证书上签了字。
（三）支援“六二”和“驱李”运动
一九二一年，安徽督军倪嗣冲因老病不能问事，军权由其侄倪道烺代管、而以马联甲为军务帮办。六月二日，省议会开会、马联甲出席会议。安庆教职员和学生为着反对“盐斤加价”和“增加教育经费”问题向省议会请愿。教职员代表光升（明甫）、学生会代表方乐周（即方路舟）等与马联甲及议长赵继椿谈话发生冲突，马联甲挥令军队实行残酷的镇压。第一师范学生姜高琦身受枪伤多处，旋即殒命。第一中学学生周肇基被拖进议会内毒打，不久也就死去（据戴文秀“六二”学潮日志，姜高琦死于七月一日。又宋伟年说，周肇基受伤后半月伤愈，又隔了两月才死去。——编者注）。其他学生戴文秀等也遭到轻重不等的伤害。法专校长光升当时愤激万分，揪住马联甲的衣领，直批其颊，当也被他们击伤。消息传来，人们异常痛愤。教联、学联立即联名电省，表示坚决支援安庆学生的正义行动，抗议马联甲的血腥镇压。几天以后，安徽学联代表方乐周专送姜高琦血衣到芜湖，当天就抬着血衣游行。随即推派教职员代表王坦甫、毕仲翰、高语罕、佘小宋、王岳庐、王肖山、龚念祖，禹子鬯……及学生代表王积渲、朱大猷、马寅寿、薛卓汉、胡金台、翟宗文、翟光炽、张承猷、凌颂阁、洪兴荫、秦朵、沈绍芬……等数十人组织“芜湖援助姜案代表团”奔赴安庆，与省会教职员、学生联合斗争。
这时，芜湖“公职”、“甲商”两校又相次建立，学生运动阵容更见扩大。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代表团到省以后，即向省长公署投递意见书，要求“惩办凶犯并恤死抚伤”、“解散省议会”、“实现省教联、学联所提各项要求”。并在所谓“军务帮办”公署前，高呼“惩办杀害学生的主犯马联甲”、“逮捕杀人凶犯赵继椿”等口号，又到安庆检察厅、审判厅递交控诉书，要求对“姜案”主从各犯提起公诉，并尽速判定罪行。代表等几次往检、审两厅催办“姜案”，官方避不见面。七月四日，学生代表张承猷、翟光炽等恰与检查厅长刘以茀在省会警察厅门前相遇，翟宗文飞步赶上，扣住他的包车，说：“我们要同你谈谈‘姜案’的事，请你下来。”刘以茀神色慌张，催着他的车夫“快走”。大家蜂拥而上，有的抓住他的车把，有的拉他的膀子，把他拖下来。刘以茀的绸大褂子被扯破。大家把他拥向省长公署，经过警务处，他想往里面躲，卫士把他推出来。他终于被拖进省长公署，见了省长聂宪藩，哭诉学生打了他。聂笑笑，最后向学生代表说，你们让他回去罢。刘以茀于是踉踉跄跄地走了。
代表团住在安庆很久，直等到关于姜高琦葬事及教育经费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结论，才回到芜湖。但还留下少数人在那里，商讨今后为“姜案”继续进行斗争的办法。
“姜案”发生后，倪道烺、马联甲认为省长聂宪藩对学界“姑息纵容”，不与他们同声共气，觉得必须换成自己人，才好控制一切权力。遂用巨款运动北洋政府派李兆珍长皖。省芜学界听到消息，决定坚决抗拒。八月下旬，又组织“拒李代表团”前往安庆。等到知道李兆珍九月初来省的确讯，省芜学生日夜轮守江岸，准备等他一下轮船，便给以迎头痛击。不料他使用诡计，从对江大渡口下船，改乘小轮由五里庙溜进了城，偷偷地钻进省长公署。于是省芜教联、学联决定举行示威大游行，表示驱李决心。十六日上午结队游行后，随即驰至省长公署，将它前后包围。省署卫士进行镇压，群众怒不可遏，向前涌进不止，终于迫使他们放下武器，而紧闭省署大门。其时全城市民围观如堵，一致发出怒吼：“李兆珍不滚蛋，就连省长公署都烧掉它，看他这只老乌龟缩到那里去……”李兆珍在这样的巨大威势之下，知道干不下去，过了几天，就又偷偷地溜走了。从“六二”到“驱李”两次运动的胜利，安徽民气日渐高涨，军阀官僚的气焰稍稍下降。
（四）反对贿选省议员的召集
在“六二”运动后，省议会的议员任期已经届满，接着便要进行三届省议员的选举。当时安徽教育界及社会人士孙养癯、宋竹荪、洪子翊，周松圃、史恕卿、孙闻园、李光炯，光升、朱蕴山、刘希平、高语罕、王肖山、卢仲农等创设《评议报》，主张清除倪、马分子，希望能够选出比较开明公正的人士。同时全省学生也利用暑假进行广泛宣传，阻止各县豪绅活动“初选”。但是军阀爪牙、姜案凶犯，挟其强大背景与金钱势力，威胁利诱，无所不至，所以他们当选名额仍占多数。这批贿选议员以“民意代表”的名义，要挟省长聂宪藩召集开会，想达到他们推卸姜案责任与争权夺利的目的。省芜等地除揭发贿案，指名控诉外，并电北京政府及省长公署，请予撤销他们的当选资格和制止三届省议员的召集。但时隔数月，仍在拖延，因此，乃决定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
芜湖代表团紧接“驱李运动”之后，首先搜索“公益维持会”分子。因为他们不但是军阀的走狗，而且是贿选的包办者。其次，就直接“访问”贿选议员，进行正义的说服。他们都已闻风走避，遍觅不得。最后找到马仲武，他是前届议员又兼一农校长，素以议员当中“鹅毛扇子”著称，这次他又当选。学生代表翟宗文、薛卓汉、翟光炽、马寅寿等到他家时，等候很久，才被接见。在谈话中，大家劝他带头登报声明，放弃当选资格，他态度倨傲，昂头四顾，笑而不言，因之激起大家愤怒。有一位代表对他脸上吐了很多的口沫，他看情势奈何不得，只好默无一言，退入内室。一次不寻常的会见，要比十通电报、百张诉状，效果都大得多，以后就再也听不到“三届（贿选）省议员召集”的消息了。
（五）支援黄包车工人大罢工
一九二二年春间，二农学生薛卓汉、胡金台、王思（即王持华）等，一天在晚饭后散步到铁路埂（芜湖东门“启春关”外的一条大埂），看见黄包车工人三、五个一群的蹲在地上，发出低声的怨叹，“日子真过不下去，行里又加租了……”。薛、胡两位都是皖北人，他们语音相近，大家坐到一起，细谈原因，才知道车行老板因为警察厅增加黄包车牌照税，遂把这层负担转嫁给黄包车工人。于是薛卓汉等激发义愤，报告学联，决定予以大力支援。具体办法是：1.分区、分段组织黄包车工人实行大罢工；2.向教员、同学募捐现金，支持黄包车工人及其家属两天生活；3.推派代表向芜湖警察厅请愿；4.假歌舞台（今大众电影院地址）开“芜湖劳働大会”。各项办法决定后，薛卓汉、胡金台两同学深入黄包车工人群众当中，跟他们一道拉车，帮助他们组成十多个小队，推定指挥及联络人，作好一切准备。
在举行大会的头一天，佘文烈、翟光炽、赵宗汉、王崇典、刘长青、张承猷、翟宗文、王思、秦朵、马寅寿和以黄包车夫面貌出现的薛卓汉、胡金台及黄包车工人代表一百多人赴警察厅请愿，提出四点要求；1.批准假歌舞台开大会（当时任何集会都要呈经官厅核准）；2.取消增收黄包车牌照税及车行加租；3.命令车行退回已收的新加车租；4.车行应顾念车夫生活困苦，按照原租减少一成。警察厅长徐绍修表示除第二点可予考虑外，其他概不接受，尤其是不准开大会。他说“戒严期间（军事机关听到罢工的风声，先期宣布戒严）禁止任何集会，就是我不阻难你们，‘帮办’也决不许可。何况你们要开的是什么‘劳働大会’，这样的名称还没有听见过。不说别的，就是你们呈文上那个‘働’字，我就没有看见过。”大家同他相持了半天，最后，他板着铁青的面孔说：“我不能跟你们多谈，你们若是一定要开那个会，那就只有各行其是。”从他的神色和语气当中，就知道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了。当他送客出门的时候，二农的一位同学吐给他一脸唾沫，说了一声“看你的吧！”门前两边荷枪的卫士，也只有看着他们的厅长垂头丧气地回去。“愿”就是这样“请”过了。
第二天，天微微亮，大群的黄包车工人和学生大队在铁路埂上集合，临时做了混合编排，一队学生，一队工人……“前锋”和“殿军”都是学生。一支几千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向着预定的目标——大会会场的歌舞台前进。排在最前列的是“芜湖劳働大会”的旗帜，由学联代表翟宗文和黄包车工人代表扛着。一路呼着口号，散着传单，并向市民讲述罢工原因。走到半边街（今国货路）转上大马路的出口，一个担任“前哨”的同学，慌慌张张地跑来报告，“歌舞台门头上高挂着‘军务帮办’的大布告，两旁军警密布着，个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做好放射的姿势，歌舞台的铁栅子也拉满了……。”不消说，这是武装镇压的形势。
“冲！管他妈的什么”，全队愤怒了。行列里忽然跑出一个学生，一口气就冲到歌舞台门前，他把身子一纵，把那块用铁环挂在门上的木质长方大布告牌死命地扯下，朝地上一接，几脚就跺成了碎片。大队飞也似地赶来接应，那些老虎架子的军警呆若木鸡地死钉在那里，上了刺刀的枪支依然斜斜地托在他们的手上，好象人跟武器在那里相对嘲笑。
大会会场临时改在十三道门（今鸠江饭店地址）的广场上，周围环绕着的市民足有上万人，倒比在歌舞台开会气象要盛大得多。大会喊过口号（口号大致是：“打倒军阀”、“打倒资本家”、“劳工神圣”……），通过决议（决议是：“发表致全国工人通电”、“坚决要求集会自由”和“取消牌照税”、“减少车租”……），正在宣布散会的时候，一个同学跑来报告：“大批军警出动了”，大家立刻化整为零地散开。后来听说马联甲派了两营兵来镇压，想来他们只有向着一片空场“显显威风”。
大会过后的第二天，“军务帮办”的布告又出现在歌舞台对面的一块石碑上。内容是：“查戒严期间，禁止一切集会，××日竟有流氓乱党纠众滋事，胆敢毁坏本署布告……本署正在缉拿……”。一块木牌布告被打烂了，他倒变得聪明起来，还想依靠石碑来维持他的威信。但是，他的那位受过“口沫洗礼”的部下偏不替他争气，却把“流氓乱党”们那天所提的条件毫无折扣地办到了。
（六）打盐冈及泰和西
芜湖在对日本经济侵略的斗争方面，情况极为复杂。这里有日商直接经营业务的洋行，也有专门经销日货的奸商，前者如“盐冈”、“前田一二”等，都是规模最大的商行，它们公然运进大宗货物，就地供应中国商人，控制芜湖市场，后者如专卖日产玻璃或玻璃器皿与百货的商店“泰和西”，它是资本雄厚，臭名昭著的奸商。因此，一方面要劝阻这类商人专卖日货，一方面又要打断当地供应的货源，所以对它们要作特别尖锐的斗争。
一九二二年四月间，二农的一个同学，一天晚上经过大马路（三街头）日商盐冈洋行门前，发现它把大宗货物交给中国商人搬运（它们给中国商人交货，总在夜晚），就及时报告学联。第二天夜晚，学联派了一些同学前往察看，果然又有一批货物正在搬运。学生要求在那里提货的中国商人把那些货物送往商会封存，商人不愿。双方正在争持不下，盐冈的日本“管事”（即经理）出来干涉。他操着纯熟的中国语说：“货是我们行里的，你们管不着。”学生方面认为货物已经出门，就不属于该行所有。争论很久，不得结果。这时从盐冈出来了十几个人，对着学生大骂：“你们是什么东西，也配管我们的事……”时间已入深夜，学生人数又少，只得忍着气愤回来。
学联为着保持中国人的尊严，决定跟日本鬼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就在同学被辱骂的第二天（即发觉该行交货的第三天）上午，各校结成大队到了盐冈洋行，质问他们为什么昨天晚上胡乱骂人。盐冈洋行管事态度非常强硬，指着和他交涉的几个同学乱骂。行里一小撮日本鬼子也来帮腔，激起了学生的愤怒，就把它的帐桌踢翻。外面的大队也就把橱窗玻璃打毁。在群众威势的压力下，他们一个个地瑟缩着不敢动了。
事件发生后，日本领事出面干涉，跑到芜湖警察厅，提出惩办学生、赔偿损失及由中国官厅向日方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干涉日商销售货物自由等等要求，并提出“损失单”，上面开了大批东西，说是这些东西都被学生打坏、抢走了。他还不知道芜湖县知事余谊密已经在当天就到洋行查看过，在他所持的损坏器物单上，经过该行日本管事签过字的，就是橱窗上两块大玻璃。日本领事伪造栽诬的伎俩，终于被铁的事实粉碎了。
学联听到日本领事提出无理要求，立刻通知各校结队上警察厅，并请一位日语流利的教员华仲翰做他们的代表，同日本领事辩论。那个一点没有外交人员风度的日本外交官，气势汹汹地对待毕仲翰，讲了许多横蛮无理的话，毕仲输理直气壮地斥责他。于是那位日本领事气愤更大，举起拳头要想动武，学生代表薛卓汉迎上前去，把他一掌推开，周围的同学齐声喊着：“把日本鬼子拖下来，打死他……”。那位日本帝国外交官，脸色顿时变得灰白，一声不响了。这件事情后来就“不了了之”。同学们都自豪地说：“这是国民外交的胜利。”
同年的夏天，各校同学会同全市店员一道进行日货调查登记（详细办法见后），寺码头附近的泰和西商店，一贯是专卖日货的，所售的商品，是玻璃及玻璃器皿和百货。因之这里配置的调查小组也比别家要强些。调查人员走进该店，向他们说明来意。该店老板拒绝交出进货簿。大家婉言劝告，他不肯接受。有的同学翻查他的帐桌，拉开抽屉，看看进货簿是否藏在里面，他就破口大骂：“妈的×，你们今天闹这样，明天闹那样，天都给你们闹翻了，闹得我们生意都不能做。又要登什么记。我们这里没有进货簿，你们到别处去要吧！”这时一个同学很气愤，牵了一下他的袖子说：“这是外交后援会决定的，家家都这样办。你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肯把进货簿交出来？……”那位老板把袖子一甩，怒气冲天地说：“你们还想打架吗？”顿时店里有五、六个人拥上来，推的推、拉的拉，把学生张泰康挤晕倒了，他和另一同学胸部都被他们的膀子撞伤。一位同学赶往附近商店告知其他几个小组，很快就集中二、三十人。当他们听说这家商店蛮不讲理，激愤之下，把店堂里玻璃和器皿全都打光。
之后，泰和西向芜湖地方检察厅控告。法官起初还想偏袒他们，说：“闯入商家，毁坏器物，应负法律责任。”但经受伤同学说明原委，并验明他们确实受有伤害，乃以“免予处分”了却这件公案。同时外交后援会征得商会同意，在该店门前张贴通告，将其封闭，堵塞了日货倾销的一条门路，也使一般奸商知所警惕了。
（七）组织对日外交后援会
一九二二年五月，芜湖各社团，为集中爱国群众力量，统一抵制日货行动，假北门农会（今北内小学地址）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组织“芜湖对日外交后援会”。教联和学联首先表示支持。商会代表姜少廷、佘策琴及各团体代表一致赞成。当场选定姜少廷、佘策琴、王子勤、朱棣庵、汪耀侯、马春霆、李克农、佘小宋、王持华、薛卓汉、唐道海、台贻谷、秦朵、吕素蟾等二十余人为委员。决议：1.与沪、宁各地外交后援会联络一致，进行抵制日货运动；2.办理芜湖各商店现存日货登记；3.设立检查组，在海关及大、小轮船码头及港汊地带检查日货；4.设立鉴定组，聘请富有经验的各业正派商人担任鉴定工作，必要时，经过全体委员会同鉴定；5.设立宣传组，用文字和口头宣传，劝告商家不要购进日货，劝告旅客不要坐日本船；6.印刷分类套色“货样簿”分发各商家及鉴定、检查两组，以凭核对货物种类、质料及样式。
外交后援会成立后，首先就开展调查登记工作。因为各商店的“同事”（一般商店对店员的称呼）大多彼此认识，不好破除情面，所以这项工作主要依靠学联，并配少数店员一道进行，按照长街各地段，分成若干小组，在同一期间携带登记表及“印章”分至各家商店进行调查登记。办法是：先由商店交出进货簿及“提单”（又叫“派司”），然后据以核对货物存量，逐一登记，加盖印章及注明登记日期。现存货物，仍准出售，登记的作用，是防止再进新货，并不影响商人当前利益，所以一般商店都乐意照办。
同年秋间，成立检查组，办事地点在洋码头（今华盛街）“中江旅馆”。检查组的基干是学生、店员和正派商人。他们轮流值日，每天早上交班，每周汇报一次。各校每天分别派出五至七人，商店每天每家派出店员二人，汇集检查组分配地点，并带货物检查表分头检查，查获日货，即时会同货物所有人送至商会或商团存放，再经鉴定组鉴定后分别处理。
第一批查获的货物，就有几十箱，以布匹、百货为最多。通过仔细鉴定，确可证明并非日货的商品，由商家出具领条，分别领回。如确系日货，则由鉴定组及鉴定人会同盖章签字，经过商会派人检验，并经货主承认，再由各社团代表会同按单、按箱（或包装）逐一点件，临场监视，在十三道门空场焚烧（后来还在西门烧过一次，数量较少）。商家屡经事实教训，日货几于绝迹，因之本国产品也就逐渐有了市场。
同时，检查组还和宣传组配合，分派小组带着文字简明的传单，在各轮船码头上散给旅客，劝告他们不要坐日本船、不要买日本货。后见还有很多旅客从大阪、盛京丸等日轮下岸，各小组又带有镶嵌“亡国奴”三字的棕制及烟墨提盒，在日轮码头等候，见有服装华丽的旅客走下日轮，就在他背上盖着这个印记。当时，长江各大、中商埠，一致实行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几艘客、货俱空的日本轮船开到芜湖，只有在江上发出它的“哀鸣”。
同年七月，上海爱国商人发起组织“全国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函请各埠爱国团体参加。重庆、宜昌、沙市、汉口、九江、南京、镇江、通州等地都有代表前往，芜湖外交后援会也派有代表参加。当时反日爱国运动，已经由各个地区的局部运动，扩大成为全国性的、大规模的运动。
（八）反对许世英的苛政
安徽的局势几经演变，李兆珍被赶走后，省内、外人士提出“皖贤治皖”的要求。北洋政府因派许世英任安徽省长。这是一个貌似开明而其实十分圆滑的老官僚，所以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足有几十年之久，一直是“不倒翁”。他到省后，一面表示同情教育界人士和学生的正义行动；另一面却用“八面玲珑”的手腕，分散他们的阵容。当时芜湖教育界中坚人物如×××（据宋伟年云：此人是指高语罕、当时被派官费留学德国——编者注）负着“一时清望”，出国远游。×××（据宋伟年云，此人是指王肖山，当时被任为繁昌铁矿监督——编者注）则受他的拉拢而“舍教从政”。也有的先生，因为他能对抗倪、马，而把他当作一块盾牌。学生当中的骨干分子，只要是当届毕业的，他都给以官费派往日本留学，让他们“各奔前程”。这些做法，当然与倪、马摧残教育、残害青年，有着根本不同。但在他的主观意图上，则是为着取得学界的好感，提高自己的威信，而使他的行政措施得以畅行无阻。这可以说是他的“政治技巧”。但是事实不能尽如他的想象，芜湖学生斗争的猛劲，并不因此而削弱。他们坚持崇信真理，分清是非的原则，遇善则相从，遇恶则必争，不论谁来主管省政，都是这样对待的。在他们看来，北洋政府的官吏，都是“一丘之貉”，只不过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的方法与手段各有程度上的差别罢了。
大概在一九二二年八、九月间，许世英借口本省财政支细，决定设置“和尚港米捐局”，向来往过境米商抽征税款。他只顾到增加税收的一面，并不考虑它所产生的后果。商人以牟取高利为目的，多出一道税，必然抬高米价，把这项负担转嫁给劳动人民。这种层层剥削，将更增加人民生活痛苦。芜湖学联得到这个消息，立即致电省署，表示坚决反对，同时，电请省学联就近向省署力争，阻止这项设置。后来省、县各法团纷纷电省一致反对，在民气沸腾的压力下，设置米捐局的决定，终于被打消了。
平心地说，这还是基于许世英一贯善于“观测气象”、“见风转舵”的圆滑作风而获得的结果。他比那些愚蠢而贪婪的家伙毕竟要聪明得多，这是值得给许世英题下的一行“碑铭”。
（九）反对曹锟贿选
一九二三年，直系军阀头子曹锟，挟其强大军事力量，企图篡窃国柄，控驭一切。国会议员吴景濂等卖身投靠，受其贿买，所以曹锟居然当选“大总统”。当时反对军阀窃据政权，要求解散国会的声浪弥漫全国。广东方面，孙中山先生更是主张声讨曹、吴，奠定国本。皖直战争也有一触即发的趋势。芜湖学联也和各地学联一样，投入了反对贿选的斗争。
国会议员彭昌福、吕祖翼家都住在芜湖。学联决定一面分电京、沪、粤、汉各报，否认曹锟当选，要求惩办“猪仔议员”；一面采取直接行动，对彭、吕二人给以沉重的打击。作用是促使各地闻风兴起，都来痛创“虎伥”，藉以伸张民气，好教曹贼胆寒。
学联通知各校，在一天早晨，汇集东门，组成两队，分途出发。一队驰往官沟沿彭昌福家；一队则至米市街吕祖翼家，问知彭、吕二人都在北京，因之临时决定清查他们的赃物。在彭昌福家，发现了装得满满的一箱沙票，大家认为那么多“造孽钱”，不是榨取人民血汗，就是贿选得来的。于是把它抬到院子里，倾箱倒出，举火焚烧。当时挤满四周的居民群众都说：“他们把许多钱藏在箱子里，怎么不叫老百姓穷死。把它烧掉，真是大快人心。”吕祖翼家早就把东西隐藏起来，连家具也锁在一间屋子里。大家没有找到人，总算是便宜了他。
第二天，本市两家报纸都以显著地位登载了“学生大打猪仔议员”的消息。芜湖反对曹锟的斗争，也成为全国巨大浪潮中的一股激流。
（十）组织非宗教大同盟
芜湖教会办的两所中学一一萃文、圣雅各，都规定“圣经”是一门必修课，星期天（教徒与非教徒）都要做“礼拜”。它们把实施奴化教育、宣传宗教迷信、当作办学的目的。不过，萃文方面由于中国教员禹子鬯、陶枕秋等（高语罕也在那里代过课）比较尚能迎合时代潮流，在学生中有相当的威信，因而能有左右学校行政的力量。萃文学生郑协之、翟宗文、翟光炽……等之能参加学生运动，并不是偶然的。虽然如此，外籍教员压迫和轻侮学生的情况，也还是相当严重的。一九二一年，英国人华尔登（主管教导）有一次把一个学生一脚踢得从楼上滚到楼下，遂激起了罢教、罢课的风潮。后经华尔登认错道歉，抚慰学生，风潮才告平息。圣雅各的情形不如萃文。校长卢义德及其继任者爱伦理一贯专横独断，控制一切，禁止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平时门禁森严，不准自由出入，因之各校同学同他们很少联系。学联组织初期，他们还有代表（潘序祖等）参加，不久便告绝迹。学生在校行动，也受极端压制。他们多次要求成立自治会，一直不能实现。有一个学生一天忘记做礼拜，校长就赏给他一记耳光。记过、开除，都是他独有的“特权”，中国教师不能过问。但是压力愈大，反抗力也就愈强。该校在一九二三年上学期终于爆发了特大的风潮（风潮起因很多，主要是反对外国人的压迫），全体学生对帝国主义分子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
大群学生在同一天把行李全部搬出学校，结队上街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揭露帝国主义分子假借办学名义，压迫中国学生，吸取中国人民血汗，供其高贵享受种种罪恶，并历述平日在校遭受打骂及被克扣伙食等等具体事实，希望社会人士予以同情，支援他们的正义斗争和学业前途。该校校长见事态扩大，恐将激起全芜湖教育界和学生、市民的公愤，再三派人挽劝学生回校，但是他们决心坚持到底，毫不妥协，从此与教会学校绝缘了。
这次风潮规模之大，在芜湖是从所未有的。一般学校发生风潮，不是开除几个带头的学生，便是学校当局说服抚慰了事，而他们则是全体出校，坚决脱离，这就说明他们对于奴化教育和宗教迷信有了深切的痛恨和真正的觉醒。
就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了“芜湖非宗教大同盟”。教育界的先进人士和各校的进步学生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全市掀起非宗教运动，发表宣言，主张“收回教育自主权”、“取消教会学校”、“打破宗教迷信”、“驱逐外国流氓骗棍”、“维护民族尊严”、“发扬爱国精神”……这个运动在芜湖是第一次出现，从此帝国主义分子再也不能依靠“上帝的威灵”吓唬老百姓。广大群众也逐渐了解宗教不过和鸦片烟一样，都是麻痹人民精神的毒素罢了。
接着，芜湖教育界人士决定，筹设新民、民生两个中学，容纳反宗教学生，并及时租定校舍于鲁港，让他们得所安顿。于是这群学生的正义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这篇东西，大致算写完了。时间过了几十年，往事真不容易追索清楚。虽然顺年编写，但遗漏一定还多，希望旧侣、新知能多给以补充和教正。我在芜湖读书时间仅至一九二二年为止，篇内临末两节，尚系根据友人所述，连带编成，至于更后的事件，只有留待其他同志来写，非我所能为力的了。
附录
完稿以后，又复忆起一些零星情节，但它既与学生运动有关，而又不便并入任何节目，只好把它汇在一起，作为“附录”。
（一）两种不同思想的斗争
“五四”运动发生的时期，也就是新、旧思想激烈斗争的时期。当然，那时所谓“新”，也只不过是把“小脚放成天足”的第一步，而旧的则还是睡在“古家”里一点没有觉醒。芜湖学联开始组织的时候，就碰到这样情况。
对于二女师参加学生运动，它们的学监姚慎思作出千方百计的阻挠，经过男校学生代表多少次的请求与说服和女同学们自己表示的热望与要求，才被允许派出代表。到了在乙商开会的那天，讨论到游行示威问题，姚慎思又提出他的“古典论据”，坚持女生不能参加游行。他用“斯文道地”的腔调说：“鄙人好文，鄙人还有一点意思，女生身体孱弱，最多只能列席会议，不能随同男生游行……”同他坐在对面的是高语罕，模仿他的腔调说：“鄙人好武，鄙人也还有一点意思”，接着就举拳击案说：“男女平等，法律上已经明白规定。国家到了这样危急的地步，不管男生、女生都是中国人，都有救国的权利和责任，为什么不让她们参加游行？”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终于通过了这项决议，连女生代表也发出一阵笑声。
从这个有趣的故事里，可以反映出新、旧交替的时代人们的思想的矛盾，更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学生运动是有多么大的困难。
（二）芜湖学生运动的中心
芜湖学生运动的基本力量，就其骨干分子来说，各校先后都出现过不少材质优秀、勇敢斗争的人，如郑协之、蒋侠僧、翟宗文、王崇典、薛卓汉、秦朵，他们都是有代表性的。但就其组织基础来说，则以二农、五中为支柱。这不仅仅因为它人数比较多，活动比较自由和没有教会的牵制，而且也有历史条件和教育作用等原因。
二农前身是“安徽公学”，而它又渊源于“安徽旅湘公学”。这个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李光炯先生在湖南长沙创办的。其后，因为他以身家性命为同盟会会员黄兴、周震霖、刘揆一等一百多人作保证，使他们得免于狱，而致自已处境艰困、于是迁校回芜，改称“安徽公学”，聘请刘申叔、陈独秀、苏曼殊、谢无量、柏烈武等担任教职，仍以学校为革命基地，策划长江一带革命工作（详见“晦庐遗稿”李先生事略）。方振武、李克农都是安徽公学的学生。在改建二农后，教员及先后任过校长的汪雨湘、王仁峰、卢仲农、王肖山等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者，所以学校里面还余存着一种革命气氛。这对青年人是一个很大的精神鼓舞。
五中前身是“皖江公学”，更早时期是“皖江书院”。刘申叔、苏曼殊也在里面兼过课。改建五中后、刘希平、卢伯森、高语罕都在学校任职。他们都是同盟会老会员，高语罕又尝以“钓叟”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所以在当时更被认为思想前进者（他后来背叛革命，变为托派。这里因叙述历史，不得不提到他）。他在一九一九年曾一度转到二农，第二年刘希平接任五中校长，他又回到原校，因之五中、二农学生都受着他的很大影响。
就由于历史的和教育的因素，培养了学生的思想和意志，所以二农、五中成为芜湖学生运动的中心。
（三）社会文化教育的推动
我在前面曾提到芜湖学生运动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为求比较全面，再作一些补充说明。
一九二〇年，《皖江日报》主笔郝耕仁与高语罕等把该报副刊改为《皖江新潮》，大致分为评论、小说、诗歌、戏剧、通讯等栏，主要内容是反对古文，提倡白话，反映社会生活，讨论婚姻问题……。当时蒋侠僧（即蒋光慈）、钱杏村（即阿英）等人，都是这个刊物的编撰者。社会各阶层人士及青年（最多是学生）争相订阅，风行一时。
随着《皖江新潮》的出观，鼓起各校学生兴趣，他们也出了些“油印”的小型刊物，如五中的《实践》，二农的《海灯》，都印行了相当长的时期。从此，校与校之间得以借它来起着知识交流和情感联系的作用。
同时，刘希平、高语罕等又创办了“工人夜校”，“商业夜校”。前者设在赭山脚下观音松（今皖大大门上首），听说还有一所，但不详其设置地点。学生是纱厂和黄包车工人及附近农民。后者共设二所，一在宁波会馆（今新芜路），一在长街青年会（今中长街）。学生是店员及社会青年（前工商报编辑张大荒就是商业夜校学生），工人夜校以后增设日班，改称“工读学校”，设有藤、木两科，专收工人子弟及贫苦青年，一直办到一九二二年。刘希平、高语罕，王肖山等都曾在这些学校兼课，不论风、晴、雨、雪，从来都没有间断过。
芜关、二农、五中继上述各校之后设立夜校，由热心同学分别担任教课。学生中青年、成人、妇女都有。
这些文化教育的设施和发展，对促使社会进步和人民觉醒，具有很大意义，特别是对于芜湖学生运动曾起着先导和翼助的作用。
（四）大浪潮中的小洄旋
芜湖学生运动开展不多久，二农就在当年冬间发生风潮。起因很简单，部分同学为了“伙食问题”，要求撤换庶务（庶务又兼会计），遭了校长吴光祖的严词训诫，因而闹成打饭厅。
正在这个时候，马联甲派人要去两盆菊花（在二农菊花展览后），虽然它不是校长主动赠予，却有把菊花送给马联甲的客观事实。于是认为校长“献媚军阀”，因而激怒了高语罕，全校也顿时起了波动，变成复杂化的新、旧思想斗争，风潮更加扩大。其实，吴光祖从来没有跟军阀打过交道，所以他给全体师生公开信上以“知我罪我，付之历史”两句表明他的心迹。但他一贯的“家长作风”给他造成了困难，人们是不容易谅解他的。
由于二农风潮当时还是芜湖第一个风潮，而又发生在学生运动开展不久的时候，所以引起马联甲的注意。他把情况电告督军倪嗣冲，接着又把倪嗣冲的语气十分严厉的回电送到二农公布（电文大意：限令风潮五日内平息，否则即以武力解散学校，并饬开除为首滋事的学生）。就在电文公布的当天下午，大批军队包围了学校。结果开除学生何其巩、王思、马寅寿……等五人，他们都是出席学联的代表。这就说明了马联甲有意打击学生运动。这次风潮，替军阀帮了大忙，使它开了敢于镇压学生的先例。
在一场哭别之后，高语罕、王肖山也和被开除的学生同时离开了二农。事后想来，吴光祖固然性情固执，不肯变通，但他究竟还不失为勤勤恳恳的教育者，把他和潘仰仙（当时五中校长）相比，不知相隔多远。高语罕太激动，也太轻率，既没有很好地分析问题，顾全大体，以致于吴光祖“骑上虎背”，欲罢不能，也没有很好地指导学生，因而使他们受到了学业中断的损失，最后用大哭一场来收场，更可见他是典型的“歇斯底里”而没有一点办法的人。
第二年，二农校长换了汪雨湘，一说是卢仲农，被开除的学生多数又回到学校。
其后，二女师在姚慎思及吕美荪（继任校长）的高压下，也开除过学生代表吕素蟾、莫瑛、郭玲等多人，这些不过是大浪潮中的一点小洄旋。芜湖学生运动，不是军阀和顽固派所能扼杀得了的。
（五）恽代英与非宗教同盟
芜湖非宗教大同盟的组织，据说与恽代英有深切关系，这可能不是出之于想象。大概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间，章伯钧任宣城第四师范校长，恽代英在四师教书。其后他的弟弟恽代贤在二农教数学，所以他不止一次地来过芜湖，在二农、五中都作过讲演，他和教育界一些人士是很熟悉的。
在非宗教大同盟组织前，他可能因为革命的需要到芜湖来，对它有所策划。但他与哪些人接头，怎样计划进行组织，因为没有材料根据，不能弄得清楚，只好作为一种“存疑”，留待将来考证。
（六）几个走在时代前面的人
芜湖学生当中，有几位同学后来都走在时代前面，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身。今天已是革命胜利十四周年，他们的理想完全实现，而祖国新面貌，他们竟不及见。缅怀当年学生时代的情景，真不胜“风雨故人”之感。兹谨略为叙其一、二遗事，以志追念之忱。
蒋侠僧：（即蒋光慈）霍邱人。芜湖学联首届副会长。他在五中读书时，爱好文学，曾在《皖江新潮》发表过很多新诗和小品文。旋赴苏联留学，写有《鸭绿江上》、《纪念碑》……等诗篇。归国后，在沪从事写作，参加革命文学运动，为“左翼作家联盟”健将之一。鲁迅、郭沫若皆推许之。后病逝于沪。
薛卓汉：（又名卓汗）寿县人。一九二一年来二农，他是最热情、最踏实的人。每次由家往返，皆自负行囊，为一般同学所不能为。他与人每一接触，辄受爱重，而对学生运动，无不勇往直前。为了“支援黄包车工人大罢工”，他投入工人群众中拉车多日，帮助他们进行组织。其后，“打盐冈洋行”，日本领事出面干涉，他在芜湖警察厅以其巨掌推开日本领事，凡此皆足见其勇敢精神特别过人。嗣于一九二二年秋，进上海大学，课余仍参加革命活动。自是以后，消息沉寂，大革命失败后，闻其竟已牺牲。
王崇典：蒙城人。他在芜关中学时，颇工文词。学联文稿，常出其手，为该校学生代表中之“翘楚”。他性情沉静，不轻发言，但“言必有中”，遇有重大问题，辄即争论不休，必至达成正确决定而后止。后入伪中央大学，闻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反动政府杀害。
台贻谷：（即台一谷）霍邱人。他与左翼文学家台静农大概是昆仲或叔侄关系，约于一九二一年由安庆转至五中，他年少俊逸，性情活泼，素为同学所信爱。而在学联反日斗争中，态度尤为激烈，后进南京金陵大学。一九二七年春，大革命失败，闻在南京被杀害。（据宋伟年说，台一谷的死因复杂，据了解是一九二七年春天在武汉失踪的，真相不得而知——编者注）
祖晨：（即祖懋林）宣城人。五中学生。他具有豪爽不羁的性格和勇敢无畏的精神。在学生运动中，往往挺身而前，带头冲击。其后不知消息，只听说为革命牺性。
陈原道：六安（或舒城）人。二农学生。在校时潜心学习，人多爱其厚重。旋与同学汪菊农等赴苏联留学，闻因参加革命，在南京牺性。
汪传模：桐城人。他在二农时期，年龄最小。其父汪佛耀时任二农会计，对他管教甚严，平时甚少活动。后进武昌师范大学，闻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时，在武汉牺性。
李尔珍：（即李味农）和县人。他在二农读书较早，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毕业，留校任技术员，后与尹宽（硕夫）、季苏、李宏谟、蒋步瀛等同时赴法，参加勤工俭学。回国后，闻因参加革命活动，在山东烟台（或青岛）遭军阀张宗昌杀害。
（此文系作者于1963年所写——编者注）
（作者原二农学生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