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沐昌根
在我国水利工程发展史上，北宋时期芜湖县万春圩有着重要的一页。万春圩是当时江南规模最大的圩田，曾几经废建。宋代围绕着该圩兴荒废与修建，在朝野之间引起了激烈争议，“圩田五说”正是在争议过程中产生的我国古代著名的浓耕灌溉工程技术理论。这一理论对此后江南圩田的兴建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直至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北宋政府鼓励圩田开发
北宋王朝建立以后，面对战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土地荒芜、饥民遍野、满目疮痍、社会经济凋弊的情况，为巩固其统治，制订了一系列休养生息、奖励农耕的政策。首先，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宋大诏令集》卷182载宋太祖《劝栽植开垦诏》规定：“自今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荒田者，并令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宋太宗《募民垦旷土诏》规定：各州军的旷土，允许农民请佃，“便为永业”，并可免除三年租税，三年后输税十之三。太宗淳化和仁宗天圣年间，也颁布了不少鼓励农耕的优惠政策。其二，奖励垦荒有成绩的地方官员。要求地方官吏“劝课种艺”，重视兴修圩田，作为“郡县之政经”（《宋大诏令集》卷182）。到真宗时期，地方设劝农官，景德三年（1006年），诸路运使兼本路劝农使（《宋史・食货志》），对开辟荒田达万顷的官升一级。其三，为保证国家财赋来源，政府提倡兴筑圩田。北宋时，“国家根本仰给东南”（《宗史・范祖禹传》），因此，更重视河道纵横，湖泊众多，地势低平，土地肥沃的江南“修筑圩垾堤防”，“开异沟洫”，并颁布了《管干圩岸围岸官法》（《宋会要辑稿》食货一）。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嘉祐六年（1061年），江东转运使张颙，判官谢景温力主修复芜湖县万春圩，并委派宁国县令沈披实地查勘。
二、万春圩修复与圩田五说
万春圩修筑历史悠久，10世纪前为土豪“秦氏世擅其利”（《万春圩图记》），名为秦家圩。南唐时收为官有。当时，置荆山、黄春、黄池三曹官管辖，“调其租以给赐后宫”。北宋时归属芜湖县所有，租税上缴大司农。北宋太平兴国中期（976－983年），江南大水，圩吏欧阳某护圩不谨，万春圩决口破圩，荒废达八十年之久。这期间主张修复和反对修复各执一端的争议一直未止，“有司藏其议，一车不能载”（《万春圩图记》）。沈披精水利，有吏才，他考察后，将自然地势绘画成图，回来呈报给张颙、谢景温，三人均极力主张重修万春圩，并上报朝廷，向皇上保证，修圩不成“愿重坐之”（《万春圩图记》）。
可是，修圩消息一经传出，各种非难纷至沓来，一场激烈的争辩再次展开了。反对修筑的人来势汹汹，争吵不绝，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但是，沈披并没有气馁，他理直气壮地起来辩论，将反对派意见归纳为五条，逐条加以驳斥，有名的“圩田五说”正是沈披力排众议而产生的，表达了他在水利工程学上的卓越见解。客居宁国县的沈披胞弟沈括写出了《万春圩图记》，归纳了其兄沈披驳斥反对派提出的五种不利，它的内容大略是：
第一，当夏秋汛期来临，亟需要广大湖泽，来容纳汹涌的洪峰。排去二十里的水面为圩，就会使二十里的洪水没有归宿，当上流水涨，洪峰泛滥，便会造成水灾，重修万春圩是得不偿失。第二，有的说圩的西南靠近荆山，沿着山麓来作堤坊，长江之水从山峡流过，遭到阻塞，便会直灌山东造成灾害。第三，有人认为圩水流经的地方，底下必有蛟龙潜伏，会造成圩堤的崩溃。万春圩过去的被毁，未尝不是这个缘故。第四，万春圩前身荒废以后，在这里纳租从事采茭牧养的人共有100多家，一旦恢复成圩田，他们都要失业，势必迫使他们起来反抗。第五，也有人说，圩的东南濒临大湖，堤岸不断被风浪冲击，时间久了就难以保持坚固。
针对以上五点非议，对于第一点，沈披认为这种观点没有根据。他经过勘察，发现汛期来临时水位虽高，但在圩的北界之外有丹阳、石臼等湖，延绵三四百里可容洪水。此外，当每次大水时，圩的周围也都漫衍成湖，面积象丹阳湖那样大小的不下三四个之多。何况万春圩的西面又和长江连接，划出二十里水面来恢复旧圩，这对洪水消长不会产生多大问题。
关于第二点，沈披指出：“我看到荆山之西，水流宽广不及百步，如果将圩堤岸冲着荆山折筑，这样就让出两百尺宽度，来扩大长江容量，大大减少水流的压力。万一不幸发生阻塞，障碍产生在荆山之西，水患并非来自圩田。如果在东方分出支流，便可以引导洪水渲泄，有了这些办法，也用不着顾虑了”。
第三点纯属迷信的无稽之谈。沈披对堤防崩坏的原因作了合乎科学的解释。他说：堤岸易于破坏并非有什么蛟龙在作怪，其实是圩水穿堤流出，天长日久堤底会形成水潭，水潭愈来愈深，便使堤岸下塌，不值得大惊小怪。对此可以在堤岸下边筑一道复堤，引导水流流向几十步以外，然后注入江心。这样可以把水潭远移到几十步外，自然不会影响到距离较远的堤岸了。
对于第四点沈披驳斥道：圩田修复后要将其分佃给农民，让那些原来在这儿采茭牧养的农民来耕种圩田，他们乐于致业，就不会起来反抗了。
针对最后一点，沈披他说从自然条件来看，这里地势低平，并不陡峭，只有一道宽约100多步的缓坡，附堤还种植一行行杨柳，堤下将种值一排排芦苇，可以挡住风浪冲击。此外，堤身基础宽广，厚达几丈。堤身并不是笔直，堤外又有缓滩，杂生草木，使水势得到缓冲，对风浪冲击堤岸完全可以不必担忧（《万春圩图记》）。
沈括根据其兄沈披的意见，将其整理后形成了“圩田五说”，成为对圩田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圩田理论。
经过沈披的逐一反驳，恢复万春圩的设想得到张颙、谢景温等普遍认可。于是立即上报朝延，被很快批准开工。随后开始发官粟募穷民，“旬日得丁万四千人”，民夫来自宣城、宁国、南陵、当涂、芜湖、繁昌、广德、建平（今郎溪）八县，分别由各县主薄统领，沈披负责施工方略事宜。此时江东转运司也移治于芜湖，转运使张颙、判官谢景温也“比日一自临视”，经过一万四千名民夫，用了八十天时间，使一座荒废八十年的古圩终于巍然屹立起来，万顷沼泽之地变为良田，宋仁宗特别赐名“万春圩”。
沈括在《万春圩图记》中对万春圩的规模和圩中技术工程记载说：“（堤）博六丈，崇丈有二尺，八十四里以长。夹堤之脊列植以桑，为桑若干万。圩中为田千二百七十顷，取天、地、日、月、山、川、草、木，杂字千二百七十名其顷。方顷而沟之、四沟、浍之为一区，一家之浍可以舫舟矣。隅落部伍，直曲相望，皆应法度。圩中为通途二十二里以长，北与堤会。其袤可以两车，列植以柳。为水门五”。可见圩堤底宽为六丈，高一丈二尺。这是因为江东（芜湖地区古称）“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濒江规其地以堤而艺其中谓之圩”（《万春圩图记》）。圩田汛期要受江水的倒灌和威胁。万春圩中地面高程7-8米，而长江最高洪水位可达12米以上，高出圩田四五米，因此必须将圩堤修筑得高大宽广，才能抗御大水。万春圩圩堤周长84里，圩中有田1270顷，以顷为单位编号，每顷成一方块，四周有沟，四顷为一区，四周开有浍（即大沟），沟水汇入浍，每家有浍可停靠舟船。组成了整齐的沟浍水利系统，排灌行船都方便。圩中还建有贯穿全圩的通途大道，长22公里，道路宽阔，可两车并行，路边植有柳树。陆路有利于圩中交通，也起到分隔高低田块作用。外堤上建有水门五个，“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涝则闭闸拒江水之害”（范仲淹语）。如遇圩内积水过多，外河水位低于水门，亦可以打开水门向外河排泄。所以史称万春圩“筑堤于外以捍江流，四旁开闸以泄积水”（《张颙墓志铭》）。由此可见，万春圩圩中农田和沟渠组成棋盘式格局，圩堤、涵闸、沟渠配套完备，造圩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三、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万春圩由于设计得体，施工精心，蓄水排水科学，因此修复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高。据沈括《万春圩图记》记载该圩兼有蓄水排水的便利，具有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每年出租二十而三，总计收获稻谷三万六千斛。此外还有收获菰蒲桑枲（蔴）之利，为钱五十余万。即每年产米23万石，入官租米3.6万石。万春圩水利工程完成后第四年，即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郡国十八大水，江、浙、汉、沔间所在泛人庐舍，流徒者皆以万计，宣（城）池（州）之间，圩之沉者千余区，而万春圩独屹然藩其一方，群小圩皆恃以无毁”。这是说江南东路宣城、池州等州间大小一千多个圩惨遭淹没，独有万春圩屹立无恙，并且屏蔽了附近众多小圩，使它们幸免被洪水吞没，万春圩的功劳由此可见。
但是，主持修筑万春圩的转运使张颙和判官谢景温，却因为这场水灾遭到谴责和贬谪。圩田的反对派也多了一个理由，圩田的推广受到挫折。可是，沈括对其兄沈披和张颙、谢景温主持修建万春圩是支持的，在这件事发生后仍然写出了《万春圩图记》，用来广泛宣传圩田的好处。
《万春圩图记》阐明了圩田理论、工程开展的详情和万春圩的大致面貌。并说此圩在南唐以前就有，这是中国关于圩田的最早历史记载。记中叙述了修圩的动机，表明作者欲以万春圩为样板，在各地推广圩田修筑，发展农业的理念。他说：“江南地区的闲土，象万春圩那样的多至数百，襄、汉、青、徐之间，人口更稀少，他们渡过江南的不计其数。从前凡说到这些土地可耕的，国内都没有人响应。想使天下人相信这种说法，所以极力主张恢复万春圩。甚至挑众独任，犯患难而不顾，目的难道只是为了一个万春圩吗？”由此可知，沈括的用心之良苦、精神之可贵。
据《中国古代灌溉工程技术史》一书记载：万春圩自北宋修复后，一直延续到明代。明正统中（1436－1449年），巡抚周忱筑胥溪东坝，因西水不再东下，皖南圩区水患增加，遂破万春圩蓄水，名为万顷湖，又称青风草场。以后又修复。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实测堤长10980丈（约61公里），护田101962亩。
关于万春圩修复，有一个重要史实需要说明一下，这就是自清初至今数百年，尤其是近现代，人们都说沈括是万春圩的主修者。对此，此京大学教授邓广铭在1979年第一期发表了题为《不要为沈括锦上添花——万春圩并非沈括兴建小考》一文，以众多证据证明万春圩修复主持人是沈括的胞兄沈披。他还考证出这一错误源自清初学者吴允嘉，吴在重编《沈氏三先生集》中校勘其中沈括《长兴集・万春圩图记》时，将“宣州宁国县令沈披”，一律改为“沈括”。这一改，致使宁国县令不是沈披，而是沈括。那么，主持修复万春圩也变成沈括了。这一错误以讹传讹，使不少学者受骗上当。
首先是清华大学教授张荫麟，他在1936年《清华学报》第11卷发表的《沈括编年事辑》一文中说：嘉祐六年沈括“官宣州宁国县令”，是万春圩的主修者；第二是著名学者胡道静，他在《梦溪笔谈校证》卷三中说沈括“正是为县令于宁国也”，曾主修过万春圩；第三是张家驹，他在自著的《沈括》（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关圩田的理论与实践”一节和书后《沈括事迹年表》中，将“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的“客”字误判为“官”宁国县。此后，以讹传讹者仍不乏其人。
那么，沈括与万春圩是什么关系呢？1979年第8期《学术月刊》发表了天津大学教授刘尚恒（芜湖县人）的《也谈万春圩的兴建——试与邓广铭先生商榷》一文，提出沈括应当是修复万春圩的参予者之说。他说：第一，嘉祐六年修万春圩时，沈括确实客居其胞兄沈披处，《万春圩图记》中有“予嘉祐中客宣州宁国县”、“嘉祐中予客宣之宁国”为证。沈括是“客”而不是“官”宁国县；第二，沈括擅长水利，曾于至和元年（1054年）任海洲县主薄时，治理过沭、沂二水，使7000克良田得灌溉之利；第三，沈括曾任宣州监税务，在皖南工作过一二十年，了解皖南地理，此事《宁国县志》有记载；第四，沈括《万春圩图记》对其附近山水地理有详细记载，没有到过现场的人，很难作此描述的；第五，沈括在《万春圩图记》中对世事的针砭，对修圩遭到无端指责的愤慨，这不是代人立言人能写出来的。因此，刘尚恒认为沈括参予其兄沈披主持的万春圩修复工程，助其足一臂之力是合理的、可信的。
邓广铭教授也同意“参予”说，他曾指示李群在1975年编写的《梦溪笔谈选读》一书未附《沈括主要事迹简表》中写有“嘉祐六年其兄沈括任宁国县令，沈括也客居其地，参予了修复万春圩工程”一段文字。
附：沈括《万春圩图记》
《万春圩图记》
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濒江规其地以堤，而艺其中谓之圩。芜湖县圩之大者，唯荆山之北，土豪秦氏世擅其饶，谓之秦家圩。李氏据有江南，置官领之，裂为荆山、黄春、黄池三曹，调其租以给赐后宫。本朝以属芜湖县，租还大农。太平兴国中，江南大水，圩吏欧阳某护圩不谨，圩以废。废且八十年，其间数欲治之，辄为游说所格。有司藏其议，一车不能载。嘉祐六年，转运使武陵张颙、判官南阳谢景温复会其议，使宣州宁国县令沈披图视其状。披还，以谓前之不可兴者说，皆可耕也。以谓“夏秋交之水，非广泽无所容，排其二十里以为墟，则二十里之水将无所受，溢则为害，不补所得”。夫丹阳、石臼诸湖，圩之比藩也。其绵浸三四百里，当水发时，环圩之壤皆湖也。如丹阳者尚三四。其西，则属于大江，而规其二十里以为圩，岂遽能为水消长？是说之无足患一也。又曰：“圩之西南，迫荆山为防，江出峡中，则水壅以灌山东”。今其下，荆山之西流，皆不能百步。折其堤以违荆山之冲，弃以与江二百步之广，则水无所迫，不幸而壅，则其阻在荆山之西，非圩之为祸。其东则播为支流，以分其委。是说之无足患二也。又曰：“圩水之所赴，皆有蛟龙伏其下，而岸善崩。向之败未尝不以此。”盖圩之水凿堤而出，酾于堤外，其下不得不为渊，渊深而岸溃其中，非所当怪也。今当凿下为复圩，障水出于数十步之外，注之江中，则渊者在数十步之外，其淫衍渐溃，不能数十步以为圩败，是说之无患三也。又曰：“自圩之废，纳租而茭牧其间者百余家矣。一日皆罢迁其业，势迫必且为奸”。此尤不然。圩成固且与人，夺之人而与人，虽力不足为圩害，何必取于义？昔之茭牧者，今使之得耕其中，势不以耕而易茭牧，故茭牧之所愿，非得使之为奸。其说之无足患四也。又曰：“圩之东南滨于大泽，风水之所排，堤不能久坚也”。此其地非有斩然崛起之势，陵迟而来者皆百步，傅堤为柳百行，其下寒苇以列艺之，则水之所齿者，在百步之外，而堤未尝与水遇，其为堤之址数丈以广，而末锐才数尺，无与水忤，使其势不得与我争。是说之无足患五也。谢君雅知其可为，及是请之，奏其词上，即报可赐作者粟三万斛。使者持诏书，径发属县，不复关白比司。比司以为望，上书言其不利。书三上，果诏迫罢前报转运使可者，使判官上对，以谓役且起，所发己万计，业不可罢。圩且成，归罪所属，即败者重坐之无敢辞，乃遂兴之。方是时岁饥，百姓流冗，县官方议发粟，因重其庸，以募穷民，旬日得丁万四千人、分隶宣城、宁国、南陵、当涂、芜湖、繁昌、广德、建平八县。主簿宣子骏、舜元泽、瑾杰载分部作治议。披总五县之丁，授其方略，转运司移其治于芜湖。比日，一自临观，于是发原决薮，焚其菑翳，五日而野开。表堤行水，称材赋工，凡四十日而毕。其为博六丈，崇丈有二尺，八十四里以长。夹堤之脊，列植以桑，为桑若干万。圩中为田千二百七十顷，取天、地、日、月、山、川、草、木杂字千二百七十名其顷，方顷而沟之，四沟浍之为一区。一家之浍，可以舫舟矣。隅落部伍，直曲相望，皆应法度。圩中为通途二十二里以长，北与堤会，其袤可以两车，列植以柳。为水门五，又四十日而成。凡发县粟官三万斛，钱四万。岁出租二十而三，总为粟三万六千斛，菰蒲桑枲之利，为钱五十余万。圩既成，天子赐其名曰“万春”，其始格议者滋不快，更造异说，务危伤之。后四岁，郡国十八大水，江、浙、汉、沔间所在泛人庐舍，流徒皆以万计。宣、池之间圩之沉者千余区，而万春独屹然藩其一方，群小圩皆恃以无毁。先是万春适就，又过其东十五里，筑圩曰百丈，其工半万春，因其旧器材藁，委之郡邑，使者不复亲临矣。典议复非老习，多少年喜事易之弗为意。方大水也，百丈在沉中，欲中伤有司者，漫言万春亦没，御史以为言，天子遣使者临视之，使者新用事，欲立威，不肯直有司，盛论百丈不当立，劾奏转运使，追其前对诏书无状，使判官皆坐谪。而百丈会废，或者以谓水害衡被天下，如是十年、百年，倘一有之，宣、池之间圩之亡者千数，而百丈独蒙其名，使者义不直，虽然水之为祸不常，而百丈适遇其不幸。始时人固有以为不可兴，兴且复败者，百丈岂不既败矣乎！是欲使听者不惑，不可得；而又欲廷中悬决其是非得失于千里之外，置弗治。有司晏然视其败而不为意，此固理之难蕲者。予独悲夫作者之意，尝谓予言天下之财不足以相养，岂独野人之忧，在上者所当任也。江南之斥土，如万春者数百，襄、汉、青、徐之间人益稀。其过江南者不赀，异时有言其可耕者，天下莫之应也。予且使天下信之，故其治万春甚力，其挑众独任，犯患难而不顾者，意岂独万春而已也。一万春之成，未足信于人，而人固己信。百丈之败矣，始之欲以唱者，乃所以实天下之毁者也。予以谓天下之事，其势常若，临危之物，众人引之不能进，一人排之则哗然往矣。盖处于顺势者易为其力，矫众违者难为功。成功者常处于顺势，至其不偶，乃出于异端，固君子谓之有命也与欠！予观万春圩图乐其成功，而又悲百丈之不幸，乃辑其说，而序其下。
